肝胆相照的朋友——鲁迅与瞿秋白交往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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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同志相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功过是非的纠缠，让瞿秋白十分厌倦。他在《多余的话》中，毫不掩饰地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在上海，瞿秋白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面。久别重逢，两人分外高兴，有说不完的话。瞿秋白高兴地对茅盾说：“雁冰，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只是一直不得机会。现在好了，我也可以从事写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

还在离开苏区时，他就悄悄地向夫人杨之华透露了这样的心愿，即到上海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见到鲁迅。他恳切地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唉，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茅盾和鲁迅很熟，常有往来，他知道瞿秋白的心思，便对瞿秋白说：“秋白，你不用着急，只要有机会，我会引你去见鲁迅的。”

5月初，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来茅盾家避难。这天，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于是，瞿秋白又与冯雪峰结识。他从左联刊物《前哨》上面读到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读罢连连赞扬道：“写得好，到底是鲁迅。”他对冯雪峰说：“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

冯雪峰费了一番周折，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澹如家住宿。谢澹如爱好文学，同情革命，其住所比较清静，居住十分安全。瞿秋白从此和左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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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鲁迅做了通报，鲁迅听后很振奋，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他还告诉冯雪峰，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将是一件好事。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苏俄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早就想直接翻译俄文版本，并认为瞿秋白可以接受这项工作。他对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这天，鲁迅和冯雪峰谈兴很浓，主要话题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这年秋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心中很是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他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今译堂吉诃德，作者注）剧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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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地）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很高兴地读完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十字街头》上。鲁迅的回信，开头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作者注）相称，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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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而毫无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矜持与尴尬。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告别。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在女师大读书时，就曾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此时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练、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热切期待着再与鲁迅的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可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的行动十分不便。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

杨之华看他们谈兴正浓，便悄然退出，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可是，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坐下用餐时，菜已经凉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杨之华感到很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他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

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和“它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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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她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有点害怕。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则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杨之华于是鼓起勇气，专程将文章送到鲁迅处。

鲁迅接过文稿后，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弥漫着腥风血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陈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曾将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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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景堪忧。他在失落、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负重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将这首诗赠予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一次，当他用“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时，鲁迅不解地问道：“此寓意为何？”

瞿秋白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量可济。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

鲁迅听后微微颔首，稍顷，便又叮嘱道：“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1933年3月，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

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坦诚畅怀地交换心迹，他们已相互引为患难知己并世奋斗的同志。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鲁迅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关之际，还时时思念这段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