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婆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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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贵人---
李玉琴



福贵人---
李玉琴
是溥仪坚决不要日本血统妻子的产物。李玉琴曾经在关东军大崩溃时，与溥仪一起共同逃亡。后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李玉琴曾多次探望溥仪，通了许多信件。最后，李玉琴还是向溥仪提出了离婚。

我進宮一個多月後，溥儀挑了個良辰吉日，給我行冊封禮。我這貴人的前邊應當冠個什麼好字樣呢溥儀說︰“你是很有福氣的，就叫福貴人吧，以後遇到什麼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克服了。”
到了正日子，溥儀在外廷受賀如儀，大擺筵席，我又不大舒服，也未參加宴會。不夠參加宴會資格的，由溥儀每人賞一塊洋點心，從那以後，我就被稱為貴人了。
那天司儀贊禮是二格格，她只怕說錯，我就忍不住要笑，溥儀那天情緒特別好，也抿住嘴笑。這時我跪下後，遞給溥儀一個玉如意，他又回賞我一個，按清朝的制度，本應當是賞給一個金印和金牌一類的東西，現在沒有，就以如意代替。二格格說著吉祥話，我就行了三跪九叩禮。禮成之後，溥儀站起來就哈哈笑起來，二格格也放聲大笑。我覺著他們像鬧著玩似的，心里很不舒服，根本不想笑。
隨後溥儀帶著我去給祖宗磕頭，他說要按貴人身份是不能夠和皇上一同給列祖列宗磕頭，而對我特別重視，這是破例……不過，磕頭時不能並齊了，叫我在他後邊錯開半步。完了以後，就是該我受禮了，給我磕頭的只有幾個晚輩和佣人，這也是二格格的主意，認為我年歲小，應當謙虛點，以免得她給我磕頭。記得我姐姐結婚時，我們家里人都來了，還有很多的親友，非常熱鬧。這次我可好，一個娘家親人也沒有，連親爹親娘也看不見。這天我還在同德殿正門外照了一張相片，說是送給日本皇太後。另外，還以我的名義送點什麼禮物，我不記得了。
在偽宮兩年半，見過的男人除溥儀外，只能見大夫，見過一次吉岡和梅津，此外未見過任何男人。他二妹三妹五妹都不常來，常來的是內廷學生的家屬和他的乳母王二嬤及女佣人。兩年半內見到的一共不過二十個人。
每天的生活是，早飯後寫字看書，然後到院內活動，上假山玩玩，回屋後做針線。我買了幾十只小雞自己喂，撿蛋給溥儀吃，也給母親。後來雞都被黃鼠狼咬死了。我有時到二嬤屋去玩玩，這是唯一串門的地方。二嬤教我摸骨牌、過五關。原來這老太太年輕時在故宮里就是這麼消磨時間的。
中午飯後休息一會，學生家屬就來了，我也不睡午覺，和她們閑說話兒。寒暄後到書房，寫字或念小書，如六言雜字、三字經或挑幾篇古文古詩講講。溥儀有時給我講散文、詩、佛經，然後我再給她們講一遍。有時到院里玩玩，天氣不好就到樓下打乒乓、彈鋼琴、唱唱歌、打麻將，向一位學生的母親學織毛衣。後來我又學做菜，還給溥儀做點愛吃的。我做的大都是老百姓吃的，我曾拔下院里的小頭蒜當韭菜，包餃子吃。

有一天，溥儀對我說︰“我一天到晚都是煩惱的事情，沒有快樂，只有到你這頭，我才能高興。所以，你應當多想辦法，使我一見就高興的事情要多做，我不高興的你別做，也不應當和我談不高興的事情。你的任務就是這個。”又說︰“你能這樣做，我能對你不好嗎”說這些話時好像又傷感又誠懇，我听了之後更加同情他了，覺得他一天為國家大事為老百姓真是操勞過度，真應當有個人安慰安慰他，陪他玩玩。我在同德殿哪知道他一天淨干些什麼，只能听他自我宣傳，怎說怎是。
他也常和我說些同甘共苦永不分離的話。日本投降，他先坐飛機跑了，還告訴我︰“一兩天後火車來接你們到日本去。”其實哪有火車通日本的呢……
1944年有一天，我帶著幾個學生家屬，想開個玩笑。學生的宿舍就在同德殿後邊，我帶她們到了這里，我躲到一邊，叫她們去叫門，意思是叫她們的丈夫意想不到地看到妻子來了。誰知溥儀氣勢洶洶地就來了，劈頭一句︰“你做什麼好事呀”把我問得怔住了，我說︰“我沒干什麼事呀。”
“你自己做的事卻反過來問我呀我問你，你跑到學生宿舍去叫門是什麼意思你當時是怎麼想的把學生叫出來你想干什麼”
溥儀像審賊似地審問我，我很傷心地哭起來……他看我哭了，又拿出別的辦法來，說︰“這事怨我沒把你教育好，我錯啦”說著拿起掃床的笤帚要打自己，把我嚇得連忙跪下來求饒︰“皇上打玉琴吧玉琴再不敢那樣了”他說︰“我打你更心疼，還是打我自己。”說著還要打，我趕緊把笤帚奪過來，這才算鬧完了。
還有一次，因為賞隻果給孤兒，又引起了一場風波。按俗例，過舊年要擺隻果插絨花。初一早晨還未下床，先由佣人送上一盤隻果，咬一口，美其名曰咬平安。我將隻果叫人賞了孤兒們吃。溥儀知道了又追問是什麼思想，其實，我就是看那些孩子們可憐，一點什麼別的意思也沒有。
在冊封之前，溥儀給了我家一筆錢，哥哥也娶上了媳婦，我心里很感激他。後來溥儀給我訂規矩禮節，給我講君臣之道，叫我明白自己不是一般人，我心里已是不耐煩。自發生了這兩件事後，他又不常到我這里來，我也不得隨便過去，我對他的印象更壞了。

我第一次“會親”在同德殿樓下。一見面時就哭了。我媽和爸都瘦了，我心里非常難受，我問︰“您們怎麼都瘦了呢”我爸嚇得趕快說︰“沒有、沒有。”說著就偷看旁邊，因為有伺候的人在場監視著。我媽小聲說︰“你走後一兩個月一點音信都沒有，家里人都急壞了，害怕日本人把你害了。到藤井那兒打听也打听不著，吉岡更找不著他在哪兒住，哪能不把我們急瘦了呢。”頭一次“會親”一兩個小時就走了。我父母頭一次見我時還給我鞠躬，我直攔著說︰“別給我施禮呀別給我施禮呀”我爸爸還說︰“這是國禮，應當施的。”我真止不住掉淚。我爸爸媽媽為兒女苦了一輩子，到頭來還得給女兒行禮，這成什麼規矩了。
以後我和溥儀說，我堅決不同意父母給我行禮。起初他還不同意，我說我現在固然是尊貴了，這也是老人忠厚一輩子積的德，我更應當尊敬他們才對，不能像陳世美那樣忘本。再說，我和二格格見面還以平禮相待，我自己生身父母倒不如平輩。溥儀無言可對才同意了，只好說︰“忠臣出于孝子之門，你這樣孝心很好。”溥儀說我會親時不該哭，應該高興，再哭就不讓會親了。以後溥儀讓我留我媽吃飯。
我受冊封以後，溥儀給了我家一萬元（等于現在三千元），不準我父親再到飯鋪去伺候人。可是人口多，二哥又沒事做，日子長了也不是辦法。有人出主意，叫我父親干個小買賣，找溥儀給取個許可證，可是溥儀不管。後來我父親只好偷著跑到二道溝一家飯鋪又當跑堂了，一遇到熟人就說是臨時幫忙。

在宮里，我漸漸地染上了新的毛病。首先我學會了擺架子拿身分，自己也認為自己命大尊貴，應當是坐享其成，不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就連小手絹也不願洗。我的老媽子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常常因為干活慢受我的數落、責罵。
溥儀明知道自己是傀儡，在日本人手中，可是還想用封建迷信來維持自己在家中的統治。他說全國人民也都處在災難期間，只有多念佛，求保佑，早日脫難。以前吃觀音素，一月吃三四天，以後索性吃起長素來。我也吃起了長素。我每天念佛兩三次，這很讓溥儀高興，以後廚房也不再買活的雞魚，連蚊子蒼蠅都不能打死。蚊子叮在溥儀身上，他不但不打而且故意忍著，說在佛教這叫做施舍。
總之，他把我們練得很成功，日本投降後，我在困苦中等了他多年，完全是這種迷信力量支持我，我對任何事不爭取，認為“命中皆有，不可強求”。我對生活也不感興趣，我修到了看見別人吃肉也不饞，別人家夫妻過美滿生活也不羨慕的程度。我曾一度想進入空門，由于當時廟里不收徒弟，才沒成為事實，那時，我還不過20歲……

李淑贤










李淑贤的正式婚姻有三次


前面讲过，溥仪在与李淑贤结婚之前，曾试图了解李淑贤的身世。由于李淑贤发火，溥仪装作无意间讲起了皇后婉容的故事，其真实目的是想诱导李淑贤谈论她的过去。但李淑贤始终没讲出自己的全部身世。悲哀的是，溥仪至死也不清楚李淑贤的全部真实身世。


李淑贤又名李茹，汉族，原籍浙江杭州。她一直自称高小毕业，实际上只念过几年书，连写信都很困难。她10岁时死了母亲，16岁时父亲去世。之后，她结了婚。


有关她的婚姻经历，据李淑贤向载涛夫人王乃文的忆述，她十几岁时，在后母的逼迫下曾嫁过两次。但这些婚姻不能算正式，根据可靠的记载，李淑贤的正式婚姻有如下三次：


一、1943年，李淑贤曾与北平伪警察局警官刘连升登记结婚。1955年，刘连升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8年徒刑，送黑龙江劳动改造，后查明是反革命分子，遂被枪决。1956年，李淑贤与其离婚。



二、1957年，李淑贤与陈庆之结婚。陈先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计。婚后两人始终感情不和，1960年10月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



三、李淑贤与溥仪结婚。这是在第二次婚姻判离之后仅仅一年多的事情，是她第三次正式结婚。


70年代末期的一天晚上，我在李淑贤家吃晚饭。她在追忆自己和溥仪的婚姻时，我提出要看看溥仪和她的结婚证书，她就从大衣柜的一个袋子里翻找了出来。虽然经过了十几年，证书上面鲜红的印章仍然那么清晰。



结婚证[京婚第658号]


爱新觉罗·溥仪(男)56岁李淑贤(女)37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之规定。发给此证。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一日



暗淡的台灯下，李淑贤望着那张普通的结婚证书许久没言语。末了说：“明天再谈吧……”



隔日再谈时，她翻箱倒柜地找开了她在举行婚礼时穿的衣裳。结果，找出了一件豆绿色的西服裙。她试穿了一下，居然宽大了许多。她对我说：“现在我比当时还瘦呢……”



又过了几天，李淑贤到我家串门，将速件豆绿色西服裙送给了我的姐姐。



我问她：“你和溥仪究竟是谁先提出领结婚证的?”



她听了，略一怔，说：“这你就不要写进去了——是我发过一顿脾气后，溥仪才答应跟我领结婚证的。说实在话，这许多年呀，我给男人耍怕了……”



这倒像是饱经坎坷的中年女人的心里话。


惟一的“娘家人”早年是妓女


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李淑贤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结婚典礼。



在溥仪身边一位神秘人物的日记上，对溥仪的这次婚礼作了记载。在对5月2日的婚宴记载上，这则日记特别提到了一位神秘女士胡瑞贞。该女士是作为李淑贤惟一的“伴娘”身份来出席的。



这次婚宴，是全国政协掏钱摆了两桌酒宴，款待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除了溥仪的七妹以外，溥仪的几个妹妹、弟弟都带家眷出席，溥杰也到了，还送来了礼物以示祝贺。



据李淑贤说，这次婚宴也闹了一点儿误会。因为是国家出钱设宴，所以请谁不请谁不能完全由自己定，没请媒人周振强和沙曾熙。由此，他俩可能有些意见，过后不搭理李淑贤。后来她当面向他们解释，才没事儿了。



而日记中所写到的胡瑞贞，正是李淑贤极不愿提起的。



这则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今天出席宴会的，除我们这些人以外，还有李淑贤的友人胡瑞贞女士。”



我采访过一位与胡瑞贞女士熟悉的张女士。张女士跟我讲：“我跟李淑贤一直关系很好，她始终叫我‘二姐’。胡瑞贞是湖北人，早年当过妓女，操过皮肉生意。”



1985年4月10日，在北京东城区一条僻静胡同的极普通的平房里，我采访了胡瑞贞，感觉她举止不俗、谈吐不错。



她个子不算太高，异常客气，当时已是70岁的老太太了，口气缓缓地向我述说了往事。她说：“我是湖北武汉人，早先做过舞女，后来‘从良’了——跟张学良的一位私人秘书结了婚……”








过了一会儿，我就见到了她那位时年76岁的老先生，一副儒雅风度。他介绍自己是1975年被特赦的。提到参加“宣统”婚宴的事，老两口都乐意提供他们知道的情况。



胡瑞贞老太大回忆说：“溥仪结婚的酒宴我参加了。我是代表李淑贤的娘家人去的。多年来，李淑贤一直叫我‘三姐’。五一前夕那天晚上的婚礼，我因孩子有病没去，后来的婚宴我参加了，是李淑贤亲自来接我去的政协。我记得政协在中午备了两桌酒席。席上，人并不很多，只邀请了溥仪的七叔载涛和他的两个妻子，溥杰，溥仪的三妹夫妇、六妹夫妇等家族的人参加。



“李淑贤邀请我坐在主桌上，跟溥仪、溥杰、载涛和他的两个妻子、溥仪的三妹同桌。在宴席上，李淑贤亲自把我介绍给了大家：‘胡大姐是我的娘家人……’



“我觉得溥仪家族里的人，尤其是老人都用疑惑的眼神瞧着我。好像是说，怎么没听说过李淑贤有娘家人呢?……



“我倒不在乎。因李淑贤知道我是见过世面的。她事先叮嘱过我，让我谨慎一点儿，在酒席上客气几句就行了，尽量少说话。一顿饭，好歹也就对付过去了。”



80年代初我采访沙曾熙时，在沙老的家里，他拿出了一张溥仪结婚时的照片，上边有沙曾熙与溥仪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场面。



沙曾熙十分不满地对我说：“在《我的前半生》那部书上，原来要登的是这张照片，结果书出来了一看，上边的人都有，只单单把我裁去了……”



另据我采访《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李文达，他回忆说：沙曾熙拿的那一张照片原是整幅上的，后来李淑贤跟溥仪一起挑选照片，死活反对登载有胡瑞贞的那幅照片，对有沙曾熙的那一张也不想登，但又因没有别的理想照片，只好裁去了上边的沙曾熙等人。当然，有胡瑞贞的那幅照片根本就没收入书内。




李淑贤确实当过舞女


关于李淑贤的身世，我采访过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史永老先生。据他回忆，临近溥仪结婚前夕，听到过关于李淑贤身世的一些“不良”反映。等全国政协调查清楚之后，溥仪已经与李淑贤结了婚。



究竟是何不良反映?原来，调查的结果是：李淑贤曾当过舞女!



我查过有关部门的许多档案，始终没能找到这份正式调查报告。



但是，我在几年间大海捞针似的寻访到了曾与李淑贤一起生活过的几个老熟人。例如，50年代曾与她同在一个学校上夜校的同学、那位湖北籍的“三姐”等人，也间接采访了曾与李淑贤跳过舞的男伴……他们都确定无疑地告诉我：李淑贤确曾当过舞女!



这是那位李淑贤叫她“二姐”的张女士述说的。



“李淑贤多次跟我讲，她从小受后娘的气，于是跑到上海当舞女。一个男人——李淑贤一直称他为‘表哥’的，在上海舞厅跟她相识，是这位‘表哥’把她带到北京，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分了手。



“李淑贤又在北京的舞厅认识了另一个男人。这男人姓刘，是一个盐商的儿子，人称‘五少爷’。我见过他。人长得不错，大高个子，性格直爽，什么乐器都会两下子，是在舞厅奏乐的‘票友’。李淑贤跟他结了婚。



“解放初期，他俩住在前门外廊房三条。后来，老刘被抓走不知下落。



“李淑贤跟胡瑞贞一直挺熟。解放后，我跟李淑贤还去过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楼顶上跳过几次舞呢。她的舞跳得不错……



“有一次，她和‘小宣统儿’结婚后，我在街上碰到过她。她没向溥仪介绍我就走了，看来是不愿搭理我。直到溥仪去世后，她才到我家看了我一趟，聊起她和溥仪那段不顺心的婚姻生活……”



对于李淑贤当过舞女的经历，我起初听采访过的一两个人说过，还不敢下断语；当陆续采访了四五个人都有这样的说法之后，才不得不相信，这的确是事实。



直到80年代初，我采访了载涛夫人王乃文，对李淑贤当舞女的事才最终确认。多年来，王乃文始终处于半隐居的状态，与外界很少来往，与我却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近20年的来往。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处僻静的楼房里，斜阳映照中，王乃文慢条斯理地聊起了往日的王府生活，言语之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慨。后来，谈起了溥仪，她称他为“大爷”，溥杰为“二爷”。



当问及李淑贤的经历时，她犹豫了一下，叮嘱我说：“李淑贤还活着呢，现在可不能往外说，省得惹麻烦……”



我点头答应了。


坐在沙发上的王乃文端起水杯，啜了一口茶，对我清楚地回忆着往事：



“过去，大概是60年代吧，载涛有一个‘票友’，时常一起唱戏的，叫李某。李某打解放前就常去舞厅那类地方。有一次李某见到李淑贤跟溥仪和载涛在一起，颇感意外。又听载涛说，李淑贤嫁给了溥仪，李某大大吃了一惊。



“他拽过载涛悄悄地说：‘李淑贤原是舞女，过去还陪我跳过舞呢……’



“载涛乍一听，吓了一跳，嘱咐他不要跟别人乱说。可能事后载涛向全国政协汇报了，也可能政协领导早就知道了……”



在采访中，当我了解了李淑贤当过舞女的经历之后，想起从前有一次问李淑贤舞跳得这么好，是跟谁学的时候，她竟然大发其火——如今我才豁然明白了其隐衷……




努力忘却过去，不惜冷落“娘家人”


在溥仪结婚酒宴上真正充当李淑贤惟一“娘家人”的胡瑞贞女士，曾与她的丈夫前往溥仪、李淑贤家去祝贺。这仅仅是在李淑贤与溥仪新婚数日之后的事，胡瑞贞夫妇却十分意外地受到了李淑贤的冷落。



据说，胡瑞贞夫妇俩连茶也没喝到，就被打发出门。



在我采访时，这对老夫妇回忆：


“我俩一进门，李淑贤就耷拉下脸，勉强让我俩坐下。这一天。溥仪也在家里，见李淑贤对我们不热情，说话虽然挺客气，可也没太张罗招待我们。当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因为生活困难想跟溥仪借点儿钱，李淑贤当时就不高兴地沉下了脸，对我们说：‘别看表面，其实我们也没什么钱……’



“说完，李淑贤再也不吭一声了，只是眼睛看着地面，等着我们离开。



“我俩当时觉得挺尴尬。再后来，听李淑贤说了一句：‘没别的事了吧?’这等于下了逐客令，我俩只好起身走了。这等于让李淑贤轰了出来嘛。从此，我俩再也没登过溥仪家的门。”



以我采访者的角度，细想起来，倒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提出借钱，而是李淑贤再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她惟恐与他们来往过多，说不定胡瑞贞这个“娘家人”哪天将她以前当过舞女的旧事漏了风，岂不惹出麻烦来。



在沙曾熙的回忆中，也提到：“溥仪和李淑贤结婚后，曾专门在政协礼堂请我和妻子吃过一顿饭，说是‘谢媒人’。溥仪亲自给我们夫妻倒酒，连声感谢地说:‘感谢二位媒人……’这次答谢酒，李淑贤没有叫上那位湖北的‘三姐’。显而易见，是想与旧人旧事一刀两断，重新过一种有滋有味的新生活。这何尝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呢?”



或许是痛恨过去的旧生活，李淑贤在自己惟一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不同寻常地慨然写道：



“从我记事到现在，我真正感到精神愉快是参加医院工作以后的生活。过去，大好时光与精力因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浪费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实在痛恨。只有解放以后女人同男人一样平等……”



关于这一段文中的后两个“生活”，李淑贤没有留下任何具体文字。但不难想见，这绝不是普通妇女的生活，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字里行间依稀可见的。

浑然不觉，她曾与日本间谍同居
在溥仪的1966年日记中留下了第三次参加选民选举的珍贵记载。由选民这个话题，李淑贤提起过倪大夫。数年间，我千方百计地了解李淑贤与倪某的交往。1985年4月下旬，实地考察过景山诊所的旧址后，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倪大夫的中国妻子孙金翠。


在朝阳区东大桥马路南的一所旧房里，孙金翠坐在床上，心烦意乱地向我述说了倪大夫与李淑贤的关系及其他一些使我吃惊的内幕：

“我的丈夫倪景山是日本人。他原来在徐州开诊所，解放初期来到北京。李淑贤住在前门时，倪景山就通过别人认识了她。我是山西人，在诊所开业后才认识李淑贤。

“诊所的名称是‘景山儿科诊所’。当时需要一个护士，就让李淑贤来了。她的工作是挂号、消毒、抄抄病历，再就是给病人打针，别的她不太会干；我给病人量体温、配药；倪景山给病人看病——这个诊所就我们仨。李淑贤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最初，她住在前门，后来在诊所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倪景山住在后边胡同的住宅里。


“50年代末，李淑贤流着泪跟我说，她离婚了。没多久她就去了关厢医院。她不爱聊天，最怕人家问她的过去。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小皇上’。”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倪大夫的街坊。据他回忆：刚解放李淑贤就认识了倪大夫，关系一直很好。开业后，她就在诊所里住着，一直住到60年代初才搬去了吉市口。倪大夫有时也住在诊所里。


不久，当我费尽气力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知情“老公安”时，他又向我提供了极少有人能知道的情况：


“倪景山这个日本人可不简单。他日本原名叫倪虎，早先在徐州开诊所，后来到了北京。他在日本名牌大学毕业，侵华战争期间来的中国。他是一个日本潜伏特务，一直藏有与日本方面联系的电台。解放初期，他曾经被我公安部门密捕过，但始终没交待什么问题。”


“李淑贤在景山诊所时，我们多次找她谈话，让她注意倪虎的一举一动。对这个要求，李淑贤还是做到了。她时常向公安部门汇报倪虎的活动情况。


“有一个时期，李淑贤没地方住，就住在景山诊所里。周围街坊——连倪家的儿媳都反映李淑贤跟倪虎同居。


“客观地看，虽然有一些人反映李淑贤生活作风不好。可李淑贤并不知道倪虎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也没告诉她。按照李淑贤胆小的性格，如果她知道了这点，可能会被吓坏了……



中日恢复邦交后，年近70岁的倪虎多次要求回日探亲。我们觉得他回日后就不会回来了，果然，批准他回了日本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来。”


恐怕李淑贤至死也不知道，她曾与之同居过的日本医生竟是日本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