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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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逊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1967年），字浩然，取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英文名Henry
PuYi，满族。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沣长子。光绪死后继位，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十位皇帝，患有男性不育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新人，后因患肾癌而去世，享年61岁。火葬，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侧室，总理指示移放于正室，后又移葬华龙皇家陵园。

　　宣统帝溥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弟载沣的长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大臣将此事告知光绪皇帝后，因为溥仪是自己的亲侄子，又让自己的亲弟弟监国，光绪皇帝十分满意。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1917年6月，张勋带领辫子军入京，和康有为等保皇党一起，在7月1日宣布溥仪复辟。12日，在全国一片声讨中，溥仪再次宣告退位。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的时候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为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院工作。1964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电影《末代皇帝》，曾荣获奥斯卡金奖。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
　　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80年5月29日，即溥仪去世13年后，党和政府为溥仪举行了追悼会。在1995年的1月26日，溥仪的骨灰入葬位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华龙皇家陵园位于河北省易县清西陵崇陵旁边，距离崇陵后围墙仅200米，华龙陵园是一个由个人经营的商业性的公墓。

　　溥仪生前就有入土为安的愿望，清西陵也是溥仪生前就确定了的葬身之所。溥仪葬入此陵园，是他的第五个妻子李淑贤的精心安排，也是由他的妻子李淑贤亲自主持办理的。1997年6月9日李淑贤女士去世.

　　溥仪史称逊帝，也称宣统皇帝。是满清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袁世凯不算）。

溥仪的口述(关于他的妻子)
摘自

溥仪与婉容

文绣




谭玉玲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皇帝儿时的性教育都让小太监教坏了
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