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三溥仪为什么要办个私塾（爱新觉罗·毓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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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溥仪为什么要办个私塾

从前，我为了建立自己的实力，曾送过几批青年到日本去学陆军，不想这些人回来之后，连溥杰在内，都由军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作为骨干培养的护军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便不再做这类可笑的美梦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53页)。


这就和从前有个笑话，叫“一个鸡蛋的家当”差不多。说是有个穷人捡到了一个鸡蛋，他想用这个蛋孵小鸡，鸡下蛋，蛋孵鸡，鸡多了换成羊，羊多了换马、换牛……牛羊就成群了。他看这个鸡蛋就想入非非了，他老婆看他像着了魔似的，打了他一巴掌，把鸡蛋也碰到地上打碎了，一下子成群的牛羊也全完了。


溥仪办这个私塾好比是鸡蛋，他想先培养出心腹奴才，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以后，到伪满军队里去当官儿，由连长升营长、师长，慢慢地伪满军队成了溥仪的嫡系，这就是溥仪的“一个鸡蛋”的家当。这个鸡蛋是怎么被打碎的呢?


俗语说“端谁的碗，服谁的管”，这话一点儿不错，溥仪送出的一些所谓亲信，在日本军官学校毕业回国以后，也都到伪满军队里当了什么连长、营长，端的是伪满洲国的碗，就得听日本人的管，对溥仪都变了心。1938年在长春郊区拉拉屯，伪满洲国也办起了军官学校，溥杰就在那里当教官，溥仪把毓嵣、毓慈二人送去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以后，溥仪就通过溥杰把毓嵣要了回来，不然毕了业就得变心，毓慈没法再要了，从此，结束了溥仪的“一个鸡蛋家当”的幻想。


1937年春天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溥俭，是学生班班长，溥英、毓岭即毓嵣(因为溥仪的第三个妻子名字叫谭玉龄，字不同音同，改叫毓嵣了)、毓嵒、毓慈。私塾里也不分什么学年，也无所谓毕业，开始办的时候类似补习班的性质，为了上日本去考学校，先学些日语，补习一些数学、理化等功课。新来的学生也不用考试，也不管什么文化程度，算上原先送走的几个学生，我应该算是第三期了。


我为什么到溥仪的私塾去读书呢?因为我父亲过世后，家中断了生活来源，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怎么生活呢?我到溥仪那里读书，他都包下了学生的生活，不收学费，管吃、管穿、管住，还给二十元零花钱。我出来上学，就是从家中带出一张嘴，母亲带着两个小弟弟变卖点儿首饰，凑合维持生活。后来，弟弟大了，他们就都来到了长春，那是后话。


其他的学生之所以来读书，也和我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家境不好，到长春去念书能带出一张嘴，将来也错不了吧。可那时家境好的谁舍得把孩子送到关外——长春，都想培养孩子上大学，或是出国留洋呢。



所谓私塾


前面讲过，这个私塾是从办补习班开始的，我去念书时就比较正规了，有好几门课程，有《四书》、《五经》，也有数理化，外语当然是学日语了，历史主要讲清史，讲《开国方略》、《圣武记)等，各门的功课都有专门的老师任教。


我去私塾念书时是怎样的文化程度呢?

在家中我父亲是只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人，上“洋学堂”他也不反对，但必须打下这半部《论语》的基础才行。小时家在大连，由北京请了一位“三家村”的老夫子，教我们兄弟三人念书。念《三字经》、《百家姓》，然后念《大学》、《中庸》，还有《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书，不过这些书并没有念完。教学的方法就是“死背硬记”，也不给讲解，每天还要写一篇大楷和一篇小楷，就这样学了两三年，父亲去世后，老师就回北京去了。


这就是我初到长春时的文化水平，跟大班学肯定是不行的了，就给我办了一个“一人班”，也算是补习班，在学生班长住的小屋，三四位老师单独给我一个人上课。


补习汉文的老师是由伪宫内府请来的一位老学究，姓何名寿芬，是福建人，给我上课当然要用普通话讲了(那时叫“官话”)，开始听时可真不大好懂。比如老师问我：“盹儿不盹儿？”我想为什么要打盹儿呢？其实是问我：“懂不懂？”


除了念《四书》以外，何老师还教我对“对子”，做“诗钟”(诗钟是自拟对联，或咏一事物，或咏两不相干的事物，要求对仗工整)，这给以后做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何老师和别人说话时，为了表示恭敬，拱着双手，脸凑得很近，免不了唾沫星溅到对方脸上，幸好在对我这个学生讲话时，没有这样。


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姓汪名鸾翔，是位博学多能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汪老师独身一人住在一家旅馆里，二十来平米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理化试验用的教具。另一位老师说，汪老师屋子里有一万件东西，可见一斑。


补习日语的老师是日本人，姓岸名，名幸基，是伪宫内府掌礼处礼官，当然是从字母开始。关于岸名先生以后再讲。


历史课不必严格分年级，跟着大班上就行了。老师姓费名志宗，号地山，和我们有亲戚的关系，怎么个关系我也闹不清，只知道应该叫舅爷爷，溥字辈的学生就该叫舅舅，要在课堂上按辈分叫就热闹了，所以一律叫老师。


费老师有个嗜好——闻鼻烟，鼻烟其实就是把烟叶磨成粉末，吸到鼻孔里闻，外国也有鼻烟，或是叫“闻烟”、“洋烟”。中国的鼻烟还兴用茉莉花薰，俗语说：“茶，越喝越高，鼻烟，越闻越次。”这是因为次的鼻烟刺激性强。没有闻过鼻烟的人，闻上一点儿就得打好几个喷嚏，可是费老师闻上瘾了，全然不在乎，他一次吸到鼻孔里足有指甲盖大一堆，那是决不带打喷嚏的。闻的日子长了，鼻孔也熏得发黄了，胡须也熏黄了，这还都不打紧，就是最后把鼻烟再擤到手帕里，那可真是一塌糊涂了。装鼻烟的有特制的壶，叫鼻烟壶，其实是个小瓶罢了，有玛瑙的，有水晶的，有瓷的、料的，讲究的有内画壶，就成了艺术品，不实用了。费老师用的鼻烟壶，非常之简单，就是一个小铁筒而已。东北的天气是很冷的，有一年的冬天，他来上课时带一个口罩，坐在课堂上一摘口罩，简直把我们笑坏了，可我们也不敢笑出声来，使劲憋着。为什么这么可笑呢?费老师留的胡子本是八字胡，一边一撇，他带口罩时压过来一撇，经过热气一哈，摘下来一看，两撇胡须都撇向一顺边儿。年轻人本来就爱笑，这下可真给憋坏了。


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姓陈名承翰，是溥仪二妹夫郑广元的舅舅，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在伪满的“满映”(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宣传课长。这是新办的班，我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学，都是从ABCD开始，读的课本名叫《NewCrwon》(新皇冠)。学了两年，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英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这时教数学的老师病故了，就由陈老师教我们代数和几何。


原来教数学的老师姓谭，北京人，是伪宫内府的职员，据说教得很好，对学生要求也严格，到退休年龄就回北京去了。后来算是私塾把他请回来继续教，他回北京之前教的是小代数，因为耽搁了一段时间，这次回来还是从头教起。我补习了一段时间的数学，就跟着学代数。


还有日语，补习一阵也就跟大班学了，反正也不考试，老师也不能老是给我这个一人班补课，除了汉文，其他课程都跟上了。其实这时大班的汉文课也停了，老师姓吴名燕绍，南方人，是一位老学究，我写的大楷仿，常请他给看看，后来，他回老家去了。不久，教我汉文的何老师也告老还乡了。私塾的汉文课就暂停了，再请来的是陈老师，我就和大班一起上课了。


陈老师名曾寿，字仁先，号苍虬，是位大学问家，在清朝是进士出身，当过监察御史，诗、书、画堪称三绝，特别有诗名，著有《苍虬阁诗集》。溥仪在天津时，陈老师是他的顾问，也是皇后婉容的师傅(见《我的前半生》第235、269页)。按陈老师的学问，教我们这班学生，真是大材小用了。记得是陈老师来时上课教的《春秋左传》，特别给老师准备了一套木版线装的新书，字大老师得瞧。老师用朱砂笔一边点着句号，一边读给我们听，做一些讲解。一次就讲了好多页，他说，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不必要像小学生那样背书了，挑自己喜欢的内容多读一读就可以了。作文、作诗老师也不给出题了，随自己的兴之所至，抄在本上老师给批改就行了。我跟何老师学了一阵作诗，现在又跟陈老师学，还是得益不少的。


论起来陈老师和我们也有亲戚的关系呢，毓嵒的亲姐姐是陈老师的儿媳妇，我应该叫陈老师为“亲家爹”，那时就没走过这门亲戚。他们都住在一个院里，陈老师住在正房，毓嵒姐姐住西厢房，毓嵒常去看姐姐，可多咱也没进过上房一步。


陈老师年岁大身体不太好，那时长春的冬季冷到零下三十多度，他就到北京过冬，天暖和了再回长春。我们一年下来实际就上半年课，老师到北京去了，也不留作业，到汉文课的时间就上自习随自己的便了。1944年冬陈老师去了北京，1945年春天就没再回来，汉文课就停了。


费老师讲历史课大家都爱听，讲得非常生动，后来讲到乾隆宠和（王申），纵容和（王申）聚敛了半个天下的财富，国家的元气大伤，清朝从乾隆以后就一天天衰败了下去。那时，我们以为清朝的皇帝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溥仪也不例外，现在竟敢动摇乾隆皇帝，对宣统皇帝怎么看法呢？费老师的历史课讲不下去了，那时没有退休，只有辞职了，于是历史课也就停了。


日语课虽是必修之课，似乎是摆样子，学了好几年也不会说。一周有两堂课，一百分钟，下课书本一扔不带看的，溥仪平时禁止我们交朋友，更不必说找个日本人经常练练日语。溥仪的伪皇宫里建起了所谓的“建国神庙”，岸名幸基老师在教日语时，也大讲日本的神道，他说日本的“天照大神”不单是日本人的祖先，也是全世界人的祖先。“天照大神”后代子孙的一个分支，形成了“大东神族”，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东北”地方，所以“满洲国民”同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后代。记不清是1944年还是1945年，岸名老师回日本去了，日语课也就停了。1957年我被释放回到北京家中，岸名老师还由日本东京给我寄来一张贺年卡。


说来说去这个私塾到最后就剩下了二位老师，一位是教理化的关老师，一位是数学老师，姓什么我忘了，他们就是长春市中学里的教师，二位老师是按时前来授课，可是学生告诉老师说今天不上课了，等于是学生放了老师的假。赶到1945年春夏之交，这个私塾就名存实亡了。


那时私塾还有一堂体育课，是马术课，这也是满族的传统，清朝时代不管是皇子王孙，都得会骑马、射箭，不过现在有个便利的条件，在伪宫内府养了几匹马，其中有两匹是专为溥仪骑的御用马。这是仿效日本天皇，他每年一度要骑在马上阅兵，那是一匹白色训练有素的马，阅兵时要放礼炮，二三十门礼炮同时响起来，也有点惊天动地吧，那匹马站在那里毫不害怕，纹丝不动。溥仪的另一匹御用马是红色的，长着长长的白鼻梁，名叫“华朗”，它是不是也不怕大炮响，就不得而知了，我没赶上过溥仪阅兵，大概他也没有骑着马阅过兵。


马天生是人的坐骑，如果待在厩中三天不走不跑，它的腿站得就像杉篙一样粗，非得跑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复原。在马厩旁边修得有马场，每天必须有人骑马跑一两个小时，叫做“压马”，这个压马成了我们的必修课，不过我们是每周一、三、五有马术课。马厩的头儿是个日本人，教我们马术的是个蒙古人。我是后去的，马术这一课也得补上，学的时候从马上摔下过好几次，虽然害怕也得坚持，慢慢也就跟上了。冬天马最不老实，那时都零下二三十度，马大概想上来就猛跑一阵，不由着它就尥蹶子。夏天有时下过雨，马场里边有积水，就上大街去骑，由那个蒙古教师带着，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车，我们当然也是要走僻静的地方。


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以后，日本的汽油供应非常紧张，伪宫内府也不例外，每天接送大官儿上下班要用汽车，就把汽车改为马车，除了两匹御用马，都用来拉车，私塾停办之前，我们的马术课也就结束了。



两堂特殊的课


私塾里老师们的更迭，还有校舍的搬迁等事由谁来管呢?要说私塾的当然校长，就应该是溥仪了，可这些日常事务溥仪岂能躬亲呢?另外有一负责管理私塾的人，按他的职务拿现在的话来说，算是个常务副校长吧，姓佟名字叫济煦，那时我们都叫他为老处长，因为他是伪宫内府警卫处处长。俗话说可称得上“老陈人”了，从前在北京时，就在内务府当过差，在天津也一直跟着溥仪，是个大管家，也管理一些看家护院的事，到长春后就当上了警卫处处长，管理着三百多人的“皇宫近卫队”，捎带着管理这个五六个学生的私塾。别看学生少，老师可不少，和学生数相等，也有那么五六位。老师的来去，学生是不闻不问的，来了新的老师也不欢迎，走了老师也不欢送，谁来教就跟谁学。


本节要讲的两堂特殊的课，一堂就是老处长教的“射箭”课。

佟处长是满族人，赶上个清朝的末尾，年青的时候还得学拉弓射箭，先是要“吊膀子”，就是看自己力气的大小做两个泥球，趁湿的时候抓上五个手指印，晾干后就可以抓起来吊膀子。搭箭拉开弓还要瞄准，要是胳膊没劲儿，一哆嗦就射不准了，吊膀子就是为了练胳膊的劲。这是基本功，不是一天半天能练得了的，我们没有练，只是学了几天射箭。


那时用的弓箭和现在的不一样，现在的弓箭只是作为运动用的，如果骑在马上就不能用。而这是中国式的，或者是民族式的，可能蒙族人还有会用这种弓箭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就是指的弓上弦，所谓紧张；摘掉弦就是弛，即是松弛。老处长还保存一把他年轻时用的弓，说是用牛角制的，黑亮黑亮的，他能拉开，我们拉不开，不过他拉开时胳膊也有点儿哆嗦了。弓的力度就叫“力”，一力是十五斤，比如说五力弓，要有七十五斤的力气，才能拉得开。不过拉弓是要用横向的力量，你就是能提起七十五斤的东西，未必能拉开五力的弓。我们学射箭用的弓只是一张竹板弓，就是用竹子做的，也是很规范的。


现代的弓搭上箭拉时，只是用手来拉弓弦，那时拉弓有个工具，就是“扳指”，它是用“犴”的腿骨做的。犴就是一种驯鹿，北方寒带人们使役它们和牛马一样。腿骨本来是中空的，截成约二厘米半一节，打磨光了就是扳指，戴在拇指上，拉弓时用它的后边卡在弓弦上，再用食指压在它的前边，实际拉开弓就是用两个指头——拇指、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