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三溥仪为什么要办个私塾（爱新觉罗·毓嶦）

江南

清朝末年扳指完全成了装饰品，有玉的、玛瑙的，甚至有翡翠扳指，带有碧绿的平面，说话时总得伸着大拇指，指指画画的。这种现象是进步还是腐败呢?满族靠骑射建国，开疆拓土，射就离不开扳指，当扳指成了装饰品，早就把骑射给丢掉了，国也就不国了。


佟处长一两个星期有工夫了，就带我们练习一次射箭。不久日本人要给溥仪盖“假宫殿”，就是同德殿，把我们射箭的地方给圈起来了，一共练了不到半年就停了。接着是伪皇宫近卫队和日本关东军的士兵打架，佟处长从警卫处调到近侍处当处长，这只是给他留了一点儿面子，没有直接撤职，然后由近侍处退下去了(参见《我的前半生》第352页)。警卫处由此换上了日本人长尾吉五郎当处长，中国人背后叫他“长尾巴狼”，此人后来也被苏联军队俘虏，1950年夏天，我曾在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见过他，不久他就被送回日本国去了。


另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给上的，专讲雍正朝的上谕。为什么要讲雍正朝的呢?溥仪是最崇拜雍正皇帝的“察察为明”，反对结党营私。还有个原因，溥仪新买了一组打字机、油印机等，想试试新。写点什么印点什么呢?打字他打不了，伪宫内府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搏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打的就是雍正御制的《朋党论》。溥仪是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那时没有圆珠笔，有专用的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主讲《朋党论》，他本人就有些“谈党变色”，初当伪执政时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他就害怕听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可是他就同意了(参见《我的前半生》第320页)。


雍正皇帝作《朋党论》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原先康熙皇帝在位时，有的皇子就结党营私，皇太子三起三落，雍正皇帝也是排除了异己才能即位，而结党营私，远未消除，所以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发表了《朋党论》是有用意的。


溥仪岂能和雍正相比，他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他的权力就限于他的家门以内，除了我们几个学生以外，他用的几个随侍，就是结了党，营什么私呢?篡他那个傀儡的位?岂不是笑话么?因为他生性多疑，说句俗话就是“属曹操的”。学《朋党论》可不能白学，要联系实际，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决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本是同宗之亲，无论叔侄兄弟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给打小报告。溥仪用的几个随侍，个个都和溥仪单线联系，不敢、也不许有半点儿同事之间的往来，同样是互相非公事不言，比我们学生之间还要加个“更”字。


溥仪抄写的其他雍正上谕，也都是有用意的，内容我现在记不住了，但是他联系的实际还能记住，要记不住会有苦头吃的。溥仪讲的主要的精神就是时刻不能忘记恢复大清朝，祖宗开创的基业传了二百多年，到我们这一代给丢了，就是祖宗的罪人，时刻不能忘记赎罪。既然有前清为什么不能开创个后清呢?这一下子二百多年不就又下去了吗?历史上不就有前汉后汉嘛。


溥仪自称，我不过是醇王府的一个宗室，和你们一样，可是当了皇帝，入承了大统就不一样了。你们对我的不忠、不敬，就是对祖宗的不忠、不敬，那就会有杀头之罪。祖宗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我们恢复大清朝的。


祖宗不过是在天之灵，溥仪呢，就是“现祖宗”，对他就得要无限忠诚，绝对不许可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要问问夫妻之间的事：“昨天回家和你媳妇……”这当然是单独奏对，就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溥仪虽然是把我们几个学生当作心腹来培养，又时刻怀疑我们变心，时刻得向他做思想汇报。


古代有句名言“伴君如伴虎”，本来就够害怕的了，要是伴个有疑心病的老虎，就更没好儿了。幸亏日本人没给溥仪生杀大权，他要是“朝纲独揽”，像明朝搞“锦衣卫”、“东厂”、“西厂”，用现代话讲就是宪兵、特务，我也许活不到今天，这决非过分之言。


溥仪干什么都是“五分钟热气”，以上讲的溥仪给我们上的精神教育课这股热气也是因为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引起的，热气一降温，两台机器就挪到同德殿的楼上去了，当然，溥仪的那种“现祖宗”的精神是不能降温的。至于雍正上谕乃是圣训，刚讲了没几天，怎么好说停就停呢，溥仪也有办法，他会转移，就叫他的侍医徐思允给我们讲乾隆皇帝御制诗。徐侍医是“半路出家”的医生，原先还是个秀才呢，有一定的汉文功底，给我们讲乾隆的诗是没问题的。课堂就在同德殿的楼上，临时摆了几张桌子，上课的时候我们要高高举起御制诗，举到眉毛一边高，进入课堂。


御制诗的课并没上多久，溥仪选了他的“贵人”李玉琴，让她住在了同德殿的二楼上，虽然没有占用我们上课的屋子，那我们也不敢再去二楼，御制诗的课借此机会就停了。旁边有一间屋子放着打字机、油印机，其中一台油印机是摇把式的，是日本堀井誊写株式会社的产品，自动上纸，摇一圈就印出一张来，赶上一台小印刷机了，它们好像是被打入了“冷宫”，再也没人动过。



学生的日常生活


1937年我刚到这个私塾的时候，它是一栋五间通连的平房，用一人多高的木板间隔了四间，进门一间大屋是课堂，中间两间小屋，一间班长住的，一间吃饭，再一间大的是学生宿舍，连我一共住着四个人。还有一名学生——毓慈，是走读生，他家就在长春。私塾地点在伪宫内府的东北犄角，前边一栋房子是伪宫内府的职员食堂。在这里住了一年，1938年要盖“同德殿”，我们就搬到靠北边的一排房子，也是五间通连的，里边隔断起来四间。这里紧邻着伪宫内府的消防队，有五六个队员和一台人拉的消防车，整天价无所事事，有一架单杠和一个高台，也没见他们好好练过。溥仪是绝对禁止我们和外人来往，虽是近邻，不仅“老死不相往来”，见面连句寒暄话也没有，如同路人。伪宫内府的防火意识还是挺强的，我在的八年中没失过一次火，最后溥仪逃跑的那天，因为销毁溥仪自拍的电影片子着火了，
“快叫消防队——”消防队员早没影儿了，都回家了。

伪宫内府也是一个部的建制，我去的时候伪宫内府大臣叫熙洽，是关外的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他这个大臣一直当到最后，接着被俘虏到苏联，这是后话。在伪宫内府掌实权的人物，当然是日本人的次长，我去的第二年就换了新的次长，叫鹿儿岛虎雄，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火把我们学生燎了一下。他这个实权人物，伪宫内府的其他人谁他管不了，就是这几个学生，不伦不类的，还不归他管，可也得燎一燎。


怎么个燎法呢?就是要把我们几个学生驱逐出伪宫内府，当然他也得提出点理由来，说是伪宫内府的房屋太陈旧了，要扩建、改建，我们学生住的那个地方得拆迁，就给找个地方搬迁出去。离伪宫内府一里来地，那里住着第一任伪宫内府大臣宝熙，他也是远支爱新觉罗，现在退休了，大概住的是官房，房子也有现成的，鹿儿岛就建议把私塾搬到那里去，学生上溥仪这里来，还是很近的。


这也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吧，同意不同意呢?凡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事，溥仪他不敢不同意。可是要是把私塾搬出去，他最大的担心是怕学生们对他变心，他控制人真是控制得对方没了自己的一点儿个性，不过只有老控制在他的眼皮底下，否则离开了他多半还得变心。怎么办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同德殿盖好了，交付给了溥仪，他就叫我们搬了进来，这样就不占用伪宫内府的房子了，也没有借口把学生“驱逐”出去了。可是，同德殿虽然富丽堂皇，是为了皇帝盖的，那里岂有课堂的设施？况且日本人正打算把我们清除出去，溥仪不敢正面拒绝，还是来了个韬晦之计，不知是想培养我们为栋梁之材，或是当他的心腹奴才，反正不能撒手。同德殿的后边设计的有“御膳房”，溥仪不敢搬过来住，所以这御膳房也在闲着，除了炉灶间以外，还有厨师的休息室，就当了我们的宿舍了，在西花园植秀轩里边腾出一间屋子当课堂。就这样无论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学习上课，就都不出溥仪的家门以外，那个鹿儿岛也看不见我们了，他也就不再烦我们了。


住的屋子是附属于厨房的，墙和地都是白瓷砖的，这对搞卫生是很方便的，可是这厨房的底下就是锅炉房，这可要了命了，冬天烧锅炉时进煤、吹风机的马达声，昼夜不停，睡觉的时候耳朵根本不敢沾枕头，轰隆的声音特大，谁敢提什么意见呢。多亏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添加了不少“适应性”，多么不好的环境慢慢都能适应，渐渐地，我们对马达的“威风”好像也不大理会了。


都转移到溥仪的家门以内，对外的矛盾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又出来了。自从溥仪又选了个新“贵人”李玉琴，她一出来前面就有个女佣人喊“走——走——”叫避“关防”，就是要闲人闪开，老师来上课要到西花园去，不懂得什么叫避“关防”。事情反映到溥仪那里，他也没办法，也不能怪罪，还是得来消极的办法。要不怎么办呢？


御膳房的厨房是两个大操作间，可能分中西餐吧。于是乎就叫我们搬到操作间去睡觉，把现在睡觉的屋子当课堂，老师就不必上西花园了，也就没有什么“关防”可避了。就这样一直住到1945年伪满垮了台。


至于说学生的穿戴，刚到长春去的时候，大家都穿西服，溥仪也是如此。不过溥仪在他接见人或是办公时都是穿军装。所以他为我们也设计了一种服装，就叫“学生制服”吧。立领，四个兜七个扣子，用当时一般的西服料子，随个人的喜爱。还有一种算是礼服，也是四个兜，七个扣子，翻领系领带，上衣草绿色，配以黑色裤子。平时不穿，年节啦，溥仪的生日——“万寿节”啦的日子才穿。所谓的学生制服，溥仪有时候也穿，但是他不敢穿出去，就在家里穿。


那时德国、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和伪满都有“外交”关系。有一次意大利的一个使团来访，正是墨索里尼时代，溥仪特别注意了他们的帽徽，图案是一捆木棍，前面带一把斧子。据说那一捆木棍代表群众，斧子代表墨索里尼，体现一切由他来决断。溥仪颇受启发，他也设计了一种帽徽：一个圆球，下边带着几根棍儿。圆球就代表了他，我们就是那些棍棍儿了，都得统一于他。为此特地设计一种船形帽子，把这种帽徽钉在前边。同时，又把这种帽徽做成半圆形的，钉在制服领子的两边上，这纯粹是学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帽徽是在首饰楼(金店)手工打制的，原料用银再镀上金，不算太粗糙，至于它的成本，比如说：
“打这个得多少钱呐?”在皇上面前是不敢问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进入了战时的体制，物资都被管制起来了，东西越来越少，就没有人穿西服了。伪满洲国兴穿“协和服”，也是四个兜的式样，比军服稍稍差点儿，就等于军便服。“学生制服”的用料也改用草绿色，接近于协和服，为穿出去不显眼。


想溥仪设计这套服装的当时，也许觉得不久他将训练一个“学生团”，都穿上他亲手设计的制服，一个个都是他复辟的中坚分子，他自己就是帽徽上边那个疙瘩球……可惜的是他精心设计的新潮服装，穿的人连他自己在内，也没超过十个人，本来是以法西斯服装作为蓝本，随着日本法西斯的垮台，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学生的生活当然是以学习为主，我们学习之余怎么过呢?每天晚上都要到溥仪那里，那时叫做“上去”。但是上去干什么，上去多长时间，分不同的时期，各不相同，主要是随溥仪的作息时间。不想上去也可以，剩一个人干什么呢？那时谈不到电视，学生宿舍里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串个门儿，找个人聊大天儿吗?可溥仪是绝对禁止我们和外人来往的，只有上去这一个去处。


起初还是过正常的作息时间，一般在六点钟上去，先到伪宫内府的候见室，打电话给内廷的司房毛永惠，奏明溥仪：今晚有学生某某等求见。等餐桌摆好后，溥仪发话，说带某某或叫某某，还是由毛永惠带上来，先陪同一起吃饭，吃饭的地方或在缉熙楼，或在西花园，夏天常在院子里。饭后则是闲聊，看看画报，前边讲的，溥仪给我们讲雍正上谕，也在这时间。晚上到溥仪这里来的还有他的妹妹、妹夫，弟弟溥杰等，差不多十点钟过一点儿溥仪发话：“你们下去吧!”于是大家一起退下。这里不像是我们无论到亲戚、朋友家去访问，客人不起身告辞，主人不能先下“逐客令”，这里是溥仪没发话之前，不可以告辞的。


伪宫内府的候见室本来是为了大官儿们谒见溥仪时用的，一般都是在上午，每天晚上还要为几个学生服务，算是怎么回事儿呢？于是溥仪就叫我们上来时先到西花园去等候听叫。后来我们搬进了同德殿就方便了，直接听叫就可以了，这时和以前不同的是，中午饭也要陪溥仪一起吃，他吃饭是没有准地方的，要是在缉熙楼那边吃饭就等着他派人来叫，要是在同德殿这边吃饭就得等着他过来。他的作息时间也是渐渐向后错，他本不吸鸦片烟，却和那“瘾君子”一样，凌晨两三点钟睡觉，中午十二点钟以后起床，两点钟吃午饭，五点来钟还要睡个午觉，七八点钟起来，九十点钟吃晚饭，不过十二点哪能就寝呢。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得

随着他走，天天凌晨一两点钟睡觉，早晨上课时就得打盹。好在后来老师只要有走的，就不再请新的，最后只剩下午上课的两位。老师是按时来了，我们伺候着溥仪吃饭还没动筷子呢，只好放老师的假了，可也不能和老师说：“我们现在陪着皇上还没吃午饭呢，上不了课了。”老师心里也明白，反正这事儿和“皇上”有关系，也不敢问，本来么，学生哪有放老师的假的呢，这已经是“残灯末庙”了。


以上讲的是衣食住的一些情况，等于是供给制了。我初来时每人每月还给二十元零用钱，那时叫“月例”，要用来买鞋、袜、衬衣，还要用来理发、洗澡等，还动员大家每月要给家中寄回五元钱，为了培养顾家的习惯。学习当然要周日休息，但是每月只准许我们外出一次，理发和买些日用的东西。


在学生班里我是年纪最小的，别人都比我年长，有的到了结婚的年龄，溥仪就叫在北京的宗室给作媒找对象，还是找满族的——旗人，有的就是西太后娘家的人，汉姓就姓叶，还有姓马的，本姓马佳氏，也是个大家族。结婚之后新媳妇自然要来到长春，陆续建立起小家庭，在离伪皇宫不远的地方找房子。我年岁小，溥仪就叫我把母亲、弟弟也都接到长春来，叫我弟弟也到私塾来读书。学生的家庭生活费，也都由溥仪供给，按宫廷语言“皇上的恩典”。为了培养一些心腹奴才，花这点儿钱还是值得的，他还要精打细算一下，并不是说学生成家了，每月就给一定的生活费，而是要按你家里有几口人给。比如我报的生活费是二百一十元，溥仪就挨项问，住房多少钱，水、电多少钱等等，这些我事先都算过，一一作了回答，溥仪忽然自己笑了起来，说道：“咳!我还和你细抠什么?就这样罢!”通过了，赶快趴地下磕头，“谢主龙恩”!至于别的学生一个月给多少钱，没问过，问多了怕是说：“你自己是不是嫌少了，啊?”那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学生都有家了，有媳妇的每周可以回两次家，我还是独身的，只在星期日回家，但是不许在家中过夜，晚上八点钟以前必须回来，上去见到溥仪的时候，还得向他汇报，今天回家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有漏报，经别人检举，就够你“喝一壶的”。如果你知道别人漏报，不去检举，那就问你个包庇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