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十 “家门以内”拾遗（爱新觉罗.毓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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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家门以内”拾遗

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书里第六章“伪满十四年”，有一节“家门以内”(第369页)，有些事情写的是语焉不详，现在我给补漏拾遗一些。古人讲齐家治国，我的理解是：比如一个人，他是如何齐他的家呢?将来也就如何去治国。溥仪是没有治国的权力，要是有，看完了这一节，如果对于他的治家多少有点了解，也可以想见他的治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门”的讲究

伪宫内府有三道大门，第一道大门有两个，都是向南开的，东边的叫做“来薰门”，这个门是溥仪的专用门，平时老是关着，他出入时才开开。但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到伪皇宫来，也走这个门。西边的大门叫“保康门”，那是平常一般人出入走的大门。

现在人们到伪皇宫进了第二道门，就到了缉熙楼的院里了，这是为了参观的方便，从前可不是这样。这第二道门名叫“长春门”，老是关着，这道门外边有一道大墙，和外边不通。从前第二道门叫“兴运门”，这道门是向西开的，在“勤民楼”的西边。进了勤民楼的院里，它的南边有一个大门，这个门叫“中和门”，也可以说是缉熙楼的后门，这是当时经常通行的门。

就是进了这个“中和门”才是溥仪的家，换句话说“中和门”就是溥仪家的大门，他家的人们出出进进，还是有什么人到他家里去，都得经过这个门。

所以在这个门的西边，有三间西厢房，叫“驻府宪兵办公室”，驻府——驻宫内府，宪兵当然是日本关东军的宪兵了，这里住有两三个宪兵，只是士兵级的，没有军官级的。日本宪兵没有单独的制服，都是一样的军服，只是带有袖章，白布上印有红字——宪兵。在伪宫内府里出来进去这么几个宪兵，也太显眼了，况且那时对宪兵谁不是侧目而视呢。这几个宪兵的穿着，是日本军队里文职人员穿的制服，也是草绿色的，没有明显的肩章和大书宪兵二字的袖章。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盯住了中和门，看住了溥仪的家门口，有什么人出入就行了。

我们学生也和驻府宪兵打过交道。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以前，北京叫北平，属中华民国，由长春去北平坐火车过山海关是“国境”线，我们学生大多是北京的家，要回北京就得去驻府宪兵室开个证明信，就可以过山海关了。到宪兵室去开证明信，也不必有溥仪的什么批示，自己直接去找他们就可以，他们当然也是认得我们的。那时在伪宫内府工作的人有不少是北京人，他们回家探亲，大都是要到宪兵室开具证明的。

这三道大门都有站岗的，一、二道大门站岗的是禁卫队，或叫禁卫军，就是皇帝的卫队，一共有三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是属于伪满洲国国军，溥杰就当过禁卫军的连长。第三道大门也就是中和门，站岗的是皇宫近卫队，一般叫白了就叫护军，是属于伪宫内府警卫处管辖，一共有三个队，相当于三个连。门岗以外在西花园西南墙角上还有个岗楼，勤民楼里也有岗。1937年我到长春时，中和门老是敞开着，三个护军在站岗，一个班长带两个士兵。

就在那年发生了“护军事件”，是护军在长春的大同公园里和日本关东军打架，把日本军队给揍了(参见《我的前半生》第352页)。结果打架的人被送交了日本宪兵队，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也是我们私塾的负责人)被调到近侍处当处长，警卫处长换上了日本人叫长尾吉五郎的，中国人给起了外号叫“长尾巴狼”。自此以后，溥仪便把中和门关了起来，在大门上开了个小门以便出入，西花园岗楼上的岗哨也撤掉了。护军的总队长叫护军统领，还是满族人，叫奎福的，更得撤换了，后任是谁就不清楚了。

伪宫内府三层大门，层层把守，真的那么严实吗?其实非也。伪宫内府也搞过“安全演习”，结果是将一颗模拟炸弹，混过了三层岗哨，偷偷给放在了中和门的下边，要知道每道门都是双人岗，中和门还有个班长，看来这些岗哨也都和溥仪一个样，都是傀儡人儿。
以上是家门以内的开头，先讲了讲门，也好明白哪道门才是溥仪的家门。要说从前皇帝居住在紫禁城里，紫禁城也可以算是皇帝的家，伪宫内府能不能算是溥仪的家呢?为什么你写书偏要以中和门算是家门呢？这道理很简单，这是个权力的问题，说白话了，就是你说算不算数的问题。从前不用说紫禁城里，皇帝是家天下。如今溥仪的家门是中和门，他只能是在中和门里说了才算数，中和门以外他说话没有人听，怎么能算是他的家呢?那时候把中和门以内叫作“内廷”。从前清朝皇宫里也有内廷，皇子成人了，有的皇上就赏给他“内廷行走”的差使，那时是以乾清门为界的，以外的三大殿叫外朝，和伪宫内府时所谓内廷完全两回事儿。

既然进了中和门，到了内廷，也就是进了溥仪的家，迎面的缉熙楼也已经讲过了，围绕着它的是群房，我们要讲群房也讲房里的人们，以及人们都做些什么事情。

司房

中和门左手第一间房子是司房，司房可能是故宫里就有的，是管什么的我不清楚，就说伪满时代它是溥仪的出纳，俗称账房，也兼管奏事。先说记账，用的老式账本，毛边纸印的红格，必须用毛笔写才行，账本每天晚上搁在厕所“恭呈御览”，前边已经讲过。记账先生是由北京找来的，我有时到司房去，见他永远是写账，一直到溥仪熄灯就寝以后，他们才能休息，平日也没有公休的时候，回北京探亲，是不是还有工资，我也不知道，这个会计不能上缉熙楼里去，他也不能和溥仪直接对话。司房是个里外套间，外屋工作，里屋睡觉，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司房的另外一个老头，叫毛永惠，有五十多岁，光头，脸上常是带着微笑，肩膀微微有点儿斜，习惯穿着长袍马褂。他可以随时随地到溥仪的身边，比如溥仪的“御用挂”吉冈安直到伪皇宫来见溥仪，先到候见室，候见室打电话给司房，毛永惠到溥仪跟前说是吉冈安直求见，溥仪当然是没有挡驾的时候了，吩咐一声：“带!”毛永惠就到候见室去带吉冈，无论是带到缉熙楼还是同德殿，这也就是溥仪会见人的程序。一般人没有毛永惠带着，根本就进不了中和门，这也不限于吉冈，就是北京来的宗室王公也是如此。

按说这是属于奏事官的职责，我在1937年刚到伪皇宫时还见到个奏事官，名叫毓英，他也可以到溥仪身边来奏事，不久就不见了，似乎是上伪满的所谓建国大学学习去了。奏事一事便由毛永惠兼着，但有的事是毛兼不了的，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溥仪在长春时，每年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去几次，或者上哪儿去吧，出门要坐汽车，上下车谁给他开车门，司机不管，这是奏事官的差使。溥仪上车坐好，奏事官关上车门，也上车坐在司机旁边跟车，到地方他先下来为溥仪开车门。为什么毛永惠干不了呢?形象不行，因为奏事官得穿礼服带大礼帽，或叫早礼服(Morning
coat)，它和一般西装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后身特别的长，能到腿弯的部位；大礼帽是硬胎的，能有一尺来高，用黑绒做的。毛永惠穿了一辈子中国便服，即使穿上西服也不像个样子，更不用说叫他穿礼服了，那非得出尽了洋相不可。没有这个开车门的奏事官又不行，这临时的奏事官的角色，溥仪就吩咐溥英、毓嵒来串演了。

毛永惠不管财账，主要管物账。溥仪的一切物品，不论是金银细软，还是家具，不论大件小件，都是编上号登记在册的，相应的该物品，也要写个小黄标签贴上，比如什么字第多少号。账本也都是用毛笔写的，小标签也是用毛笔写的，他也不可能用什么七紫三羊好笔，不过是“小大由之”一类普通毛笔，可是小楷字是一笔不苟，工工整整地写的。

至于他个人情况，我都不知道，他家在北京有什么人哪，能回北京的家吗?就这么一个老头没黑天没白日地干活，早晨早早起来，晚上要等溥仪睡下才能睡，没有公休，没有星期天。隔个半月二十天，向溥仪请半天假：“奴才想上街去剃剃头，烫个澡，跟老爷子请半天假。”

这一般是能够“恩准”的，老头儿只有借此机会下个小馆儿，吃碗饺子，喝上二两，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一年三百六十天的工作上，哪能一点儿纰漏不出呢，有点儿错误不是挨打就是挨罚，毫不留情。老头儿是犯什么错误，还是因为什么，不辞而别逃走了，可能是逃回北京了，我也没有地方可问，反正是逃跑了。凡是跑出了中和门以外的人，溥仪是一点儿“辙”也没有了，他也不敢到日本人那里去报案，说是我的佣人某某逃跑了，要求给抓回来，他害怕内廷——他家里的事情被日本人知道。

溥仪马上派了个年轻人姓铁的来接替毛永惠的工作，这个人也是由北京找来干杂务的，这回算是被提拔上来了，当上了“奏事”的，他一个年轻人哪里会写毛笔字呢，也管不了账，管些零碎的事。这个人的形象也不太好看，原先毛永惠是斜肩膀，他有点儿歪脖子，不知溥仪为什么看中了他?干了有一两年吧，工作熟悉了，结果被他钻了空子。

原先溥仪在天津的时候，想要买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到洋行里去买，到长春就不行了，日本人不许可他出大门一步。他想要买什么东西，只能是把东西拿一些来，供他挑选。那时长春有个日本人开的“金泰洋行”，就算是大的了。溥仪想要买些什么就派铁某人去取，洋行当然也要跟个人来。比如买些手表，袖扣，别针，领带等等，溥仪也不光是给自己买，也买一些赏给别人，自然是大买主了。经常买，慢慢就熟悉了，买的东西品种少，或是数量不多，就由铁一个人拿来再送回去，洋行就不跟人了。

他看准了这个空子，有一次当然是以内廷的名义，要了许多手表，其中自然也得有名牌的了，拿了这些手表就跑到吉林，卖掉一些。有了钱就是“大爷”了，年轻人就先跑到妓院里花天酒地玩了几天，最后他想跑回北京，一切就没事了。当他过山海关时，没有任何证明，便被日本警察扣压在那里了。他只好说实话，是“新京宫内府内廷的工作人员”，结果就给押送回了长春。

伪宫内府内廷的人，也就是溥仪的人了，如何处理他当然要先请示一下溥仪。溥仪的意思是要自行处理，便把铁某人要了过来，然后示众一番，就给放回了北京。至于金泰洋行被骗去的手表，我估计是溥仪照价赔偿吧。他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的仁慈宽大呢?他对铁某人不会有一点点儿的仁慈的，他主要是怕日本人。他最怕日本人通过铁某人知道他的家门以内的事情，更怕铁给他胡乱编造点儿什么，赶快放他回家就得了。示众，则是那天把铁某人捆绑在司房外边的柱子上，叫内廷里佣人都来看看，就是杀一儆百吧，你们谁还敢逃跑，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其实是色厉而内荏，示众完了，就偷偷地给放走了。此后又换了一个姓刘的年轻人，到1945年日本垮台，没有出现大的错误。

随侍(一)

司房过去的一间屋子，住的是严桐江，严是溥仪的随侍，随侍就是随身侍奉的意思。随侍前后能有十来个人，有的人是从北京时代就伺候溥仪，我到长春去的时候还有六七个人，实际上班的只有两三个人，其余的都在家中泡病号。

溥仪的齐家之道是没法评论的，随侍在家泡病号的大概也无需什么医生的证明，长期在家照样给开工资，这只能说“天恩浩荡”吧。可是你上班了，说不定就能挨上一顿揍。有个曹宝元有一次也许是来续病假，不知为什么惹着了“天颜大怒”，一顿板子打下来，他还是很会保护自己的，马上眼睛一翻，口吐白沫，大喘粗气，溥仪就命人把他抬了下去。后来我就看不着他了，大概又回家养病去了。

这里插入一点说明：现在我讲的随侍的事情，只是我看到的一些，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了，不能向其他的人打听。刚说的曹宝元吧，他挨打了，为什么?不能打听。挨打以后不见了，是上哪儿去了?也不能打听，只能说是大概如何如何。最简单的，随侍们一个月多少工资，没打听过。我们学生和随侍是两个层次的人，平常是非公事不言，根本不能说闲话。要是挨揍时也是随侍揍随侍，学生揍学生。

随侍中没有什么等级的分别，但是待遇却有不同，最好的赵荫茂，据说他在长春住的是自己的小楼，他如何能自己盖楼呢，还不是溥仪的“恩赐”么，不过，他家我没有去过。他虽然在长春住，可是不定期地才露一面，到伪皇宫来经常是西服革履，小分头倍儿光，精神利落。溥仪有两个大保险柜，密码非常复杂，只有赵会开。他还有特殊的待遇，前文讲的溥仪有个专用的日本人理发师，赵要是理发也可以找这个日本人，其他的随侍不行，学生理发也得到大街去理。溥仪这天如果是吃西餐，赵荫茂要是来了，也得有他一份，别的随侍无此待遇。

李国雄，在《我的前半生》中被溥仪称为大李，他自幼在北京故宫里就伺候溥仪，他有一本自传，书名我不记得了，是王庆祥为他执笔。大李年幼读书不多，但人很聪明，照相、开汽车、修理家用电器都会。喜欢武术，到长春以后当了伪皇宫近卫队（护军)二队队长，因“护军事件”(和日本关东军打架)被撤职，就专当随侍，他的家就住在长春。

管理溥仪家门以内的事情比较多的，是严桐江，又名严宗渊，他有四十多岁，较胖，本来是络腮胡子，刮得不勤。他就住在司房旁边的两间屋里，除了伺候溥仪而外，溥仪的膳房、茶房、勤务班都归他管，他可以打人，可以罚人，“大权在握”，佣人们给他的外号叫“阎王爷”。严就住在内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似乎都在上班，也不知道他北京是否有个家，对他的生活知道得很少。就知道他最爱喝酒，大概是溥仪禁止他喝酒，不许可他外出，他就偷着喝酒精。原来在同德殿后楼梯窗台上有一瓶酒精，是为了消毒用的，没有用渐渐就少了，据说是被严偷喝了。溥仪命令我们在暗中监视，就隐蔽在楼梯拐弯地方看着，终于有一天发现严真的偷着喝了一口酒精，事前我还是有点儿不大相信呢。我们不能马上跳出来抓他，就报告了溥仪确有此事，至于如何来处治严，是打是罚，就不属于学生范围之事——无可奉告了。

侍医

北边群房最东头的一间是侍医徐思允的房间，房间里桌椅、沙发而外有一双人床，被褥齐全。当然是为了侍医值班用的可是没有看见他值过班，被褥上一层尘土。徐医生不是“科班”出身，最初是读书人，考取过秀才、举人，民国以后改行学医生了。溥仪看过些本草一类的书，明白一些药性，看他用药平和，非常相信他，比如大黄，是健胃的药，有点下泻，就不敢用；桂枝，有点性热，不敢用，就用桂枝木，是去了皮的。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是徐侍医为皇上“请脉”的时间，请脉——给皇帝看脉的术语，皇帝吃的药叫——代茶饮，忌讳药字。因为不管有病没病，天天必须要“请脉”，请了脉就要开个药方，哪能天天吃药呢，就当茶喝，故名曰代茶饮。幸而溥仪在伪满时没得过什么大病，只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而已，平时抽香烟抽多了，可能嗓子疼点儿，吃多了消化差点儿，开点平安药，徐侍医就可以下班回家了。内廷其他的人有病时，也可以找徐侍医开个药方，把方子交到司房，有人外出给抓药，现在说是享受“公费医疗”，那时就是皇恩了。溥仪逃跑到大栗子时候，徐侍医也跟着去了，还带着老伴，再后手儿就不知道下落了。

林医生

群房南边有一间房子是为林医生准备的，有两个沙发一张桌子，林医生是针灸专科，他用的是金针，是谁给溥仪介绍来的，我不知道。林医生是长春北边德惠松花江人，那时的松花江只是较大的村子，地处在松花江边，由此得名。林医生家里是个大粮户，也就是大地主，因为不满意家庭包办婚姻，就孤身一人跑到南方什么山上，在庙里就出家了，这庙里有个医僧，针灸术很好，林医生就是跟这和尚学的针灸。他说开始学习针灸先要练习手法，用白布包一团棉花再用猪鬃往里扎，还要背诵经穴歌诀等。溥仪虽然留用了林医生，但是他本人并不针灸。这时林医生已经还俗，不久又结婚了。伪满垮台以后，林医生在长春自己开了一家金针治疗所，他用的针都是镀过金的。十年后我从抚顺被释放回到北京，当时也没有工作，林医生欢迎我去长春，教我学针灸，也好有个出路。可我那时连路费也没有，怎么去得了呢。

随侍(二)

前边说溥仪的随侍都泡病号不上班，有两三个上班的不够用，他从北京找了两个年轻的，培养他们当随侍，作为身边的人。一个叫赵鉴涛的，他就住在林医生的隔壁。这两个人来之前是否作过身体检查不得而知，来了一年多，赵就有病在他自己屋子里休养。有一天我和溥仪在院里散步，看见赵站在他屋子的窗户前，向我们微笑但没有讲话。走过去以后，溥仪告诉我，说是医生讲了，赵鉴涛已经活不了两三个月了，但没说他是得了什么病。现在我推测赵得的是肺结核，因为溥仪还派人每天到屠宰场去取牛血给他喝，要用保温瓶去取，回来要喝热的，身体能得到滋补。我想喝热血是非常恶心的，非得要强迫自己来喝，精神上先受虐待，于病也没好处，最终还是无济于事的。

自那天看见赵一面之后他就消失了，至于什么时候死了，身后之事是如何处理的，全然不知。那时的规矩，份外的事情决不可以乱打听，问多了要是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后来有人猜测赵是溥仪的娈童，娈童就应该早死吗?不过猜测也有点儿原因，这两个年轻的随侍，赵是个“帅哥”，另一个长得黑不说，还是水蛇腰；另外则是溥仪在他的寝宫，总是一个人独睡，每夜有一个随侍在寝宫门外打地铺，故有此猜测，但也永远是个猜测而已。

茶房

群房的西边一溜是茶房和膳房，先讲茶房。茶房顾名思义就是给溥仪烧茶水的，他要喝蒸馏水，用的是一套铜管的蒸馏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产品，一天能蒸出多少蒸馏水来，总够他一个人喝吧，那时都叫做“汽水”。

溥仪早晨起床很晚，从来不吃早点，就喝一杯咖啡加牛奶，平时喝茶也不多。爱喝水的人是整天杯不离手，他房间里也没有暖水瓶，要喝茶了到茶房去沏。说到冷饮，那时还不兴“可乐”，虽然也有汽水，仅吃西餐时喝，平时不喝。茶房到夏天自制酸梅汤，冬天自制山楂汤，质量比市场上出售的要好得多。我们晚上陪溥仪吃过晚饭，过个把钟头，常有溥杰、润麒等人也在。他说：“你们不喝点什么吗?”我们就可以向茶房要各种饮料了。以果汁最受欢迎了，如梨汁、苹果汁、橘子汁等，都是用水果现压榨出来的，决不搀水，更没有什么防腐剂。我也看到过茶房压榨果汁，工具是很原始的，木头制的小压床，柑橘汁水多好压，苹果能压出多一半汁就不错了。这些饮料中特别是果汁，溥仪他自己并不喝，只看我们喝。茶房里用的冰箱，也是很原始的，外型就是木头制的大躺箱，里边包着铁皮，底下有个木屉，

放一大块冰，冰镇的东西就直接放在冰上。

茶房里的操作人员就是三四个老头儿，都是从天津跟来的，他们的工作比膳房的厨师辛苦多了。厨师一天下来，做两顿饭就没事了，茶房得整天伺候着，晚上老有值班的，溥仪的楼上不闭灯，他就不敢去睡，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前边讲的严桐江就管着他们，常听到他向溥仪报告说，罚某某多少钱，没有听说赏某某多少钱。严没有赏的权利，赏钱是皇上的恩典，可能有“恩典”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听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