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十三 大崩溃起居注 2 （爱新觉罗.毓嶦）

荣威

一般日本人住宅里，都有个浴桶，这也是日本特有的，设备很简单，就是一个大木桶，下边连接着一口铁锅或是一个铁桶，可以从外边烧火，把木桶里的水烧热了，就可以洗澡了。当时溥仪的这个所谓“行宫”，就有这样的洗澡间。前边有关溥仪的生活我写过，他住的缉熙楼当然是有洗澡间的，浴缸、淋浴都有，可是他极其不爱洗澡，一年也许洗一次。现在逃亡到大栗子，真是风雨飘摇的日子，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情，忽然上来了卫生热，传下“圣旨”：烧水，准备“香汤沐浴”!也许是溥仪想感觉一下，在大木桶里洗澡是怎样的享受。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李玉琴知道了，她蹑手蹑脚地来到浴室外边，不知道她是想吓唬溥仪一下，还是想学唐明皇来个“窥浴”。


9月3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的日子，可是“八一五”，就是8月15日这天，特别是东北人都忘不了这一天，在这一天日本天皇发表了所谓“御音放送”，就是由他广播了一个诏书，宣布了日本国的无条件投降。这段广播我没有听，是日语的播音，听也听不懂。那天我也有一点儿异乎寻常的感觉，我看到的日本人都仰面朝天，四脚巴叉地躺在榻榻密上，这大概是刚刚听完那个所谓“御音放送”，顿时感到一切都玩完了，人也就瘫了。
自批其颊

溥仪知道日本投降了，是他的“御用挂”吉冈当时向他报告。溥仪知道以后马上就召集我们学生，告诉我们说日本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还说当听完了这个消息，立刻向东方跪下来请罪，表示自己未能尽到支援日本“大东亚圣战”的责任，累及天皇陛下发表了“城下之盟”的“御音放送”，并且自批其颊十数下还是数十下，我就记不清了。


“自批其颊”这一手，一般是当溥仪把脸一沉时，我们就得连忙趴在地下连碰头带请罪的做法，今天都被溥仪自己用上了，他是表示向日本天照大神和天皇陛下请罪。不过，当时吉冈不明白溥仪的用意。“皇帝陛下打自己的嘴把子的，什么的意思的，呐——？”


他一看皇帝陛下的跪下了，心说那我也别坐着了，也陪着跪下吧，不过他可没有自批其颊。


溥仪这个人胆子特小，疑心特大，现在日本彻底完了，伪满洲国也彻底完了，自己这个傀儡皇帝算是当到头了，日本人对他会不会是“狡兔死，走狗烹”呀。他还是想在日本人的面前表表忠心，当着吉冈的面表演了一番自批其颊，他可能觉得这样比指天发誓来得实惠。我说表演，因为我想他的批，决不会像我们真用力气，这是轻轻地、很快地批了十多下，是象征性的而已。


毓嵣也写了这事情的过程，他写道：“我们几个学生都看到溥仪这时……”(见毓嵣：《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伪满末日日记”，第66页)。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溥仪会见吉冈多咱都是单独的，学生岂能在场。我写这事是他会见完吉冈之后亲口讲的，当然是很扭扭捏捏的。一向是看别人跪在自己面前自批其颊，今天自己也表演了这一手，是有些难于出口的。在《我的前半生》里，只写了跪下“磕了一阵头”(第385页)。


“退位诏书”

翌日，8月16日溥仪召开了伪满洲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不单是溥仪逃到这里，伪满的政府也一起逃亡到这里。张景惠等以下各部大臣也都来了，开会的地方就在离溥仪临时行宫百十多米远，这里有一栋五六间连通的房子，可能是个仓库，现在成了会议室了，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也不必凭想象来描写。当然了，参加这个会议的绝对少不了溥仪的“御用挂”——吉冈。日本一倒，伪满当然就“猢狲散”了，可是还得走走形式，溥仪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退位诏书，也是最后的一道“圣旨”，至于诏书的内容是怎么写的，连宣读它的人也记不清了(参见《我的前半生》第385页)。


伪满十四年间，一共发表了六个所谓的诏书，用的都是文言文，是由一个日本人汉学家起草的，开头的一句有固定的格式：“奉天承运大满洲皇帝诏曰：……”自从1940年溥仪去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下了一道“国本奠定诏书”，那上面有两句话：“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话就成了以后的诏书中不可少的套话，据说是在这退位诏书中，也不敢少这两句，但是怎么用呢，又是“神庥”，又是“保佑”的，怎么退位了呢？最后是被“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人”伪满的祭祀府大臣桥本虎之助“苦笑着给划了”(参见《我的前半生》第386页)。


从前开御前会议结束时，总理张景惠率领各伪大臣起立，向溥仪行最敬礼，溥仪起身退回便殿。今天就大不相同了，溥仪读完了“退位诏书”就不再是皇帝了，张景惠以下的一些官儿们，别管官儿大官儿小，自动完结了。换句话说，这君臣一场戏算是演完了，溥仪他没有立即退走，他知道张景惠这帮人马上就要回长春去了，他走过来和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告别，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青山不改，绿水常流，后会有期了!”


这不是泛泛地讲，真的是后会有期了，可当时谁能想得到呢。溥仪要去日本，天皇还自身难保呢，溥仪到日本去找谁去?可是他也只有这一条道了。张景惠他们回去想等着重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接收以后是不是还能捞个什么官呢。真是青山不改，绿水常流，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在苏联的赤塔“后会”了，这后会的时间还真不短，整整五年。我已经都写进了后面的“伯力篇”。


张景惠等人在第二天，登上了来时的火车，顺原路回了长春，暂且不提。溥仪再次逃亡日本只能是乘飞机了，那时的飞机最多能坐二十来人，溥仪为了自身的安全，自己逃命要紧，李玉琴也不要了，更不必说正宫娘娘婉容了，把她们都抛在了大栗子，告诉她们说，等交通恢复了，就可以随后去日本了，真是，老天爷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呢。溥仪是要选几个“保镖”的，和他一起逃亡，到此危难的时候还得是“打虎亲兄弟”，首先要选他的弟弟溥杰，其次是二位妹夫，郭布罗·润麒和万嘉熙。润麒还是自己的妻弟，自幼便在皇宫里，和溥杰一同去日本人的陆军土官学校，万嘉熙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可能是晚一期的，在伪满都是现役军人，是最可靠的左膀右臂了。


另外还得挑几名学生，溥仪在这里耍了个小手腕，要考验一下，他把学生都召集到一起，说是他先去到日本，这里留有“皇后、贵人”以后再走，总得有人留下，也是重要的任务等等。脑筋慢一点儿的人，没有悟出来这是溥仪在考验你，就犹豫了觉得留下来也很重要。他的话锋一转：“啊!不愿意和我一起走，是不是?什么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呀?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于是乎大家都趴在地下用力碰头，好在这里都是榻榻密，使劲碰也没关系，都是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一心跟着皇上走。我知道他一定得带我走，所以也就不再装出如果不带我走的话，就当场一头碰死那种样子。此外，还选中了毓嵣、毓嵒。


随侍的没有几个人来大栗子，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李国雄了，他自幼就在紫禁城里跟随溥仪，在伪满时当过皇宫近卫队队长，练过武术，会开汽车，会打枪，是个可靠的保镖。


最后一个是黄子正，他算不上是御医，只能说是溥仪的私人医生，前文有过介绍。他实在是个没有头脑的人，如今是去日本的时候吗？他要是知道得当五年俘虏，大概给多少钱他也不会去的。也不知道溥仪为什么要带这么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夫。


就这样组成了以溥仪为首的九人“亡命团”：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嵒、毓嶦、李国雄和黄子正，就地待命出发。


箱子的秘密

溥仪大概是觉得，他先飞到日本，等车、船通行之后，婉容、李玉琴等后妃随后就到了，把行李也就都带过来了。可是原来用的皮箱，都带有伪满的国花——兰花，是烫金烫上去的，现在溥仪下令要我们统统地刮下去。如果慢慢地刮，刮上它三天三夜，也许能刮掉烫金而不伤皮子，如今也顾不上那许多了，箱子都刮成了“花瓜”。好在没刮多少，伪宫内府找我去开会，刮箱子的事也就撂下了。


主持开会的是伪宫内府的翻译官道满(名字忘了)，另外还有几个日本人，其中有教我们日语的老师岸名幸基，都懂汉语。我的日语太差，道满说：“大家都明白满洲语，我们就讲满洲语吧!”那时他们把说满洲语当成中国话，日本人就是这样胡说八道的。开会的主要内容是：


溥仪逃亡到这里时，带来了一个排的伪皇宫禁卫队，担任临时行宫的警戒。据说在长春的禁卫队，已和日本军队发生了冲突，都被缴械了。大栗子这排人现在不会知道这个消息，但为了防止意外，就准备今天缴他们的械，这里也有一小分队日本士兵，怕是万一起点儿冲突，所以通知大家如果夜间听到了枪声，不要有什么慌张，找我来就是为了叫我向溥仪汇报此事。至于是如何缴的械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没有听见什么枪声，也就没有发生意外的事，第二天溥仪的临时行宫外面就换上了日本兵站岗了。


这天溥仪又给了我一项新的任务，烧掉他亲笔写的日记，满满一小皮箱，这些日记要是保存到现在，可是绝好的历史资料了。要是在我烧的时候，大致看看都是什么时候写的，或者是记住那么片言只句的也行，可当时也没往这方面想，整个是人心惶惶。现在能有点儿印象的就是有不少线装的红格子本，里边是用毛笔写的，这些可能是溥仪当年在故宫里写的。再有一些本是硬皮的笔记本，是用钢笔写的，这可能是他在天津、长春时写的。烧这些日记本比烧电影片子省事多了，外边有的是空地，捡几块碎砖头围个圈子，免得被风吹跑了，不大的工夫全都烧完了，提着空箱子向溥仪去复命，这只小皮箱马上派上了新的用场。


此时，李国雄等人正在为溥仪第二次亡命收拾要带的东西，挑出来许多的珍宝，有珍珠、钻石、翡翠、猫眼以及各种宝石，还有一块金盾，这是溥仪过生日时别人送的寿礼，就是一片儿足赤纯金，直径有一尺来长，中间打有“万寿无疆”四个字，下边有臣某某等人跪贺，重量能有十两，现在说差不多是三百克，那时是十六两为一斤。金盾面积虽大，可纯金比较软，窝把两下子就塞满了这只小箱子。这些珍宝是溥仪准备逃亡到日本去，做生活费用，哪里料到后来被苏联俘虏，一直到回国后，引起了不少的故事。


此外，还要带一些随身使用的物品和换洗的内衣等。前面说过，溥仪一些箱子都是印有伪满的国花——兰花，都不能用，临时就抓了一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这个箱子是不是装着电影放映机，当时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现在要特别交代一下这只箱子，因为刚才说的珍宝，所以能带回国来一部分，就用的是这只箱子。一般的箱子都是放平了开盖，这箱子是放电影机的，它是立着开盖儿。箱子是黑色皮子做的，里面的衬是黑绒的，所以在箱子底下，做一小夹层，如果不用尺子量，决看不出来。当然，这是后话。


另外，又带上了一小箱子药品，常用的感冒药，胃肠药等，我记得当时溥仪特别关照是，要多多带安眠药。他平时从来不失眠，带那么多的安眠药干什么呢?噢!明白了，可能是到了最坏的时候，吞下它两盒子安眠药就找祖宗去了。所以往箱子装药的时候，头皮真是麻酥酥的，心想，真要到溥仪吃药时，是不是让我们也一起吃呀。


至于我们随行的八名成员，谁也没带什么东西，就穿着一身单西服，那时想一到日本就好办了。除了黄子正以外，每人带上了一只给自己壮胆子的手枪。那时的脑子也太简单了，觉得一切都会按照所想的那样，其实是完全处在闷葫芦罐里，还是在听日本人摆布，而自己什么也不明白罢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

在大栗子那几天，现在回忆起来也不知道每天都在忙了些什么，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溥仪再次亡命日本，那就更加乱糟糟的了。在临行时也没有很好地向母亲告别，我应该好好地安慰安慰她，记得她一个人一直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低着头，大概是怕我看见她在流泪吧。可是我那时心中只有什么君君臣臣，舍命也得保着溥仪逃跑，对自己的母亲全然不放在心上。


谁知这一别就是十年，十年之间母子音信不通，下落不明。十年之后我是仅以身还，怎么能补偿这十年的生死别离呢。今天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但我的内疚离不开我，只有到我停止了思维那天吧……


记得是1945年8月16日那天，提前胡乱吃完了晚饭，我们便步行去了车站，一会儿就到了。可是要问我火车站在溥仪的临时行宫哪边，或者说要去车站出了门往哪个方向走，我也说不上来。后来1994年，就是五十年以后了，我旧地重游又来到了大栗子，溥仪的临时行宫已不存在了，当地老百姓还知道它的位置，还有我那时住的地方，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溥仪召开最后一次所谓的“御前会议”，宣布他退位的那栋房子还在，如今已当成了仓库。这时我才辨清了方向，要去车站是往北边走。想起了杜甫的《哀江头》最末一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虽说是转向了，还是知道个南北，我是五十年后才辨出来个南北。


这次随同逃亡来的家属中，有不少小孩子，他们和我就不同了。有溥仪二妹、三妹的孩子等，都是十来岁左右，还有我的十弟是十多岁，就是孩子头儿了。其实他们在长春时都没有见过面，可是小孩子们就是自来熟，有个大一点儿的带着，就哪儿也敢去，到江边去摸小鱼还是去山脚下捉蛐蛐。孩子不知道什么战争、迁都啦，从都市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有个孩子头带着远一点地方也敢去，给他们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多年以后再见到他们，还说起在大栗子的时候，十哥带着我们玩什么来着……


我们登上了火车一看，认得，还是来的时候那辆车。天色擦黑的时候，溥仪坐着汽车来了，另外还有一辆是“天照大神”坐的，是由桥本虎之助捧着上了车。我们一看是“大神”来了，赶快藏到一间车厢里，因为迎面碰见神就得给它敬礼，还是尽量藏起来为妙。此时此刻已经是没有了仪仗队、卤簿的行列；没有了洋鼓洋号的吹吹打打；更没有了那往日恭送如仪的文武百官的身影，只有站台上悬挂的几盏半明不暗的电灯，在秋风中摇摇晃晃为我们送别了。


列车马上进入了崎岖的山道中，它要经过临江、浑江(八道江)，盘旋了一夜，17日的清晨列车到了通化。通化到临江有多远我说不上来，现在坐汽车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那时火车为什么走了一宿呢。到通化马上乘汽车赶到机场，到机场又得到了新的消息，说是要先飞到沈阳去，到那里换乘大的飞机才能飞日本。也就是说通化的机场小，没有飞日本的大飞机，那么朝鲜的平壤，或是汉城就没有大飞机吗?由那里去日本不是更近些吗?


梦醒沈阳

事情是到了沈阳机场就全明白了。

前面写了溥仪的一行人是一共九个人，都是他自己挑选的，现在又加上了三个日本人，还有个日本的“天照大神”，我们无妨再拉个名单：溥仪
溥杰 润麒 万嘉熙 毓嵣 毓嵒 毓嶦 李国雄 黄子正 吉冈安直 桥本虎之助
浪花 还有“天照大神”

浪花的名字我忘了，他是驻在伪宫内府的日本宪兵，是军士级别，有二十多岁。


一共就这十二个人，要分乘三架飞机。第一架是双引擎的飞机，乘坐的是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吉冈和桥本。当溥仪在这里起飞之前，惟一的“恭送圣驾”的人，是当时伪满通化省省长曹某某，名字忘了，伪满的时候也不用跪拜的礼了，可是曹省长还是趴下给溥仪磕了三个头，到后来听说八路军解放通化时，他被镇压了。


溥仪他们飞走以后，还剩我们五个和一个宪兵共六个人，还得分乘两架飞机才行，因为这是单引擎的小飞机，一架只能搭载四个人。这种飞机的型号我说不上来，单叶翅膀在上边，机身下边的滑轮不能收进去，开动螺旋桨时，要用一根长绳子，一头有个皮套，套在螺旋桨的尖上，然后猛地用力一拽，引擎里冒出一团黑烟，扑啦啦，扑啦啦螺旋桨就开始转动起来了。


两架飞机都是一种型号的，没挑没拣上一架就算了，我上去一看机舱里也没个座位，我似乎是明白了这是日本式的，讲究席地而坐。后来问过同坐那一架飞机的人，都觉着我问得怪，飞机怎么可以没有座位呢，才明白我坐的原来是架破飞机。当时是无暇多想，一会就飞到了空中，只觉得整个飞机在乱颤，舷窗外边只能看见飞机的两个轮子，我心想：不用别的，就这两个轮子给颤掉了，就不能着地了。


临行之时溥仪特赐了我两件宝物，一块汉玉和一颗舍利，这两件宝物专为保护出行人的。舍利是在佛爷涅磐(佛爷死叫涅磐)火化之后，在骨灰中有类似大米粒的东西，就叫舍利。要说佛爷也不见得就是释迦牟尼，西藏、蒙古的活佛多着呢，我带的舍利谁晓得是哪方的佛爷的呢。不过当时觉得有颗舍利带在身边，就等于佛爷随时在保护你了。


汉玉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古人为什么都佩带一块玉呢?假如你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把玉碰碎了而你没有受伤，就是玉保护了你，替代了你受伤。不过，我今天坐这种连座位都没有了的飞机，要真由半空中跌下来，首先，飞机得粉粉碎，我也准活不成，可是我带的那块玉就不见得能碎。不过现在你已经是在空中了，飞机是如此打哆嗦，这两件宝物就是惟一的护身符了。


通化和沈阳虽然在两个省份，东西位置就在一个直线上，陆地上有六七百里，现在都有公路可通，汽车早晨由通化起程，过午就能到沈阳，我们坐的飞机足足飞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沈阳机场。实际上那时的制空权已经不在日本人手中了，如果遇到了苏联的歼击机，把你揍下来也就算你倒霉罢了，总算是神佛保佑吧，平安地降落在沈阳机场了。


跳下飞机一看，心想是得到沈阳，远处真有一大拉溜飞机停着，我以为到日本换乘的就是这种大型飞机了，可是再往前走了几步就蒙了，啊!怎么是个大鼻子挎着个小马枪。那时还不认识冲锋枪，一般骑兵用的都是短枪。赶快进了候机楼，到了二楼找到溥仪，他们早就到了，说是在等候苏联的空军司令官。由窗户往外再看那些大飞机的标志，可不是块大红膏药，都是大红五星。


现在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一个个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但这种沉默，一会儿就被一阵飞机的轰鸣给打破了，又一架飞机着陆了，说是苏联的飞机，实际是美制的“道格拉斯”。不大一会儿等候的苏联的司令官就上来了，还穿个皮子的风衣，正好那个神官桥本会讲俄语，他就当了吉冈的翻译，在这儿溥仪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就斜倚着坐在吉冈的后边，面对着苏联的将军，他们一个讲俄语，一个讲日语，溥仪实际也听不懂，他就用一只手来回搓着自己的头发。


其实，吉冈和苏联司令官的对话也很简单，一个说是要去日本，一个说不行，现在空中是很危险的，日本飞机随时都有被打下来的可能。后来溥仪说，他此时正向苏联的将军打手势，表示不愿意跟吉冈上日本去，愿意到苏联去。不过，他的手势是否被苏联的将军注意到就很难说了，即使是注意到了，能否领会溥仪的意图又是一回事。


以后是否能有一天，把苏联对日本宣战当时的秘密文件公布出来，其中有一件应该就是给日本关东军的命令：首先要它交出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地点就在沈阳机场，时间就在1945年8月17日的正午。当时苏联红军开进长春，马上把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以下各部大臣，伪军里的少将以上的军官，统统俘虏到了苏联，怎么能够放跑了个大皇帝呢。当初溥仪在天津的时候，就是日本人故意制造些恐怖事件，把溥仪骗到东北给日本当了十四年的傀儡，现在日本已经是投降了，还在骗溥仪，说什么去日本，结果是交给了苏联，总算是骗到底了!


得啦!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俘虏了，头一件事就是先缴械吧，给自己壮胆儿的小手枪，都自动地交出来，有一名苏联军官领着走出了候机大楼，这时楼里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呢，每经过一个办公室，里边的人就“嚯”的一下站起来，瞪大了眼睛往外看。溥仪来到这里得有三四个小时了，消息一定是不胫而走，无疑已经知道我们这一行人的身份了。


这回可真的换上了大飞机，是架运输机，在两边舷窗下边有一排座位，机舱的中间空地很大。我们上来随便分两边坐下来，也不知道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溥仪还向那个苏联的军官打手势呢，也没有反应，于是把机舱的门就关上了。这时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是这一切一切都交给了——外国人叫上帝，中国人就叫老天爷，半点也不由人了。


这时，溥仪忽然转身向桥本问了一句：“神体安否？”

这天照大神当然是不能扔掉，可是已经大大的简化了包装，三种神器并成了一个包，而军用飞机又没有行李架，只能放在座位底下。后来我们问溥仪：“这神都塞到屁股底下了，还问哪门子安呢?”他只好尴尬地说是为了讽刺日本人，才故意这样问的。


飞机起飞后，飞了一个来小时，就降落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就被苏联兵押着分别上了几辆小吉普。虽然阳历的八月中旬，塞北的大地里的庄稼已收割了不少，小吉普开出来，也不上路，就在庄稼地里抄近道，沟沟坎坎也不在乎，我们都是头一回坐吉普车，在车里是来回晃上下颠，苏联兵看着就哈哈地大笑。不一会儿进入了市区，上了马路就好了，哪也辨不出方向，反正是拐弯抹角地到了，汽车就停在一个大门前边，看样子似乎是一所医院，现在就当成了苏军的临时司令部。


在这里要插上一小段，在这时下飞机后，同机来的三个日本人，就被分开了，他们以后肯定也是被送到苏联，但是在苏联的五年中，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有人要说，那日本关东军被俘虏的上百万了，这三个人好比人海中的一滴，你怎么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消息呢?


要知道这三个人中，那个宪兵不过是个军士，他应该随着每年一次的遣返战俘回国了。吉冈安直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将参谋，桥本虎之助是伪祭祀府总裁，是特任级的大臣，他们二人够上战犯了，应该归入到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也就是收容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的收容所。因为我就和溥仪在第四十五收容所呆了五年，日本将军一级的俘虏都在这里，其中个别的就是从一般士兵俘虏营调过来的。特别是吉冈和溥仪的关系，应该引渡回中国，从他的口中供出来，当时关东军是如何操纵溥仪这个傀儡皇帝，他的第一手材料还是颇有价值的。看来苏联当局对伪满洲国的事情，并不了解多少，这两个战犯在苏联最后不知所终。


刀下留鸡

这回我们又见到中国人了，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通辽，现在属内蒙古自治区，这里是个医院，前两天苏联军队一进通辽，把司令部就驻扎在这儿了，这个医院的院长叫张立清(名字只是对音，不知道原字)。伪满时代溥仪的照片，日本人给起了个名，叫“御真影”，各处都有，张院长一看就能认出来，我们的周围老是有苏联兵的武装岗哨，也不敢随便交谈，心照不宣罢了。


张院长要杀鸡待客(按东北话，客念作且)，这一下可吓坏了溥仪，当此大难之际，为嘴杀生这不又添一份罪过，佛菩萨怎能保佑杀生的人呢，可是溥仪也不能对张院长直说害怕杀生，张院长把溥仪的谢绝当作了客气，非要杀鸡不可，这时溥仪也不管苏联兵了，死说活说再有旁边的人帮着说，才算是把鸡的命给保住了。随便弄了些晚饭，囫囵吃过之后，分在两间屋子里，大家就和衣而卧了。外间屋子有个苏联兵看守着，老式的房子厕所都在外边，要去的时候得先报告，有个端大枪的兵跟着，这时开始学的第一句俄语，就是“上厕所”。这些苏联兵虽然老是挎着大枪，对我们倒是没有什么敌意，夜里站岗没事，就来回拨弄大枪上的保险栓，啪啪地作响。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饭以后来了个苏联的军官，找溥仪谈话，他们只能讲日语，由溥杰给作翻译，我也不知道谈话的内容。后又来了个年岁大一些的军官，他不会讲中国话，也不会讲日语，就用俄语把每一个人仔细问了一遍，话不通最后还是把意思弄明白了，就是说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反正他说他的俄语，我们就向他摇摇头，或是摆摆手，有的和他说句英语的“no，no!”他也不懂，这人倒是非常之负责，直到他认为在我们中间确实没有日本人了，这才离去。


一会儿，又来个军官开始点名、集合，送我们到了机场，便告别了仅住了一宿的通辽，飞到了苏联，这一走就是五年，要知这五年是怎样的俘虏生活，就请看下一篇《伯力篇》。


附带说一句，我这个回忆录写的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不能说事事都记得很清楚，但是关于自己的事，总不至于弄错。在《流浪王妃》(溥杰夫人著，第72页)上有一节写到了我：“炸弹击中了帝宫前面的监狱，炸死了犯人。当时，皇帝身边的人都各自逃命去了，只有恭亲王的儿子留在皇帝的身边。皇上感叹说：‘人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刻，首先想的还是自己。’到底是恭亲王的儿子，虽然只有十六岁，还是和别人不一样啊!”


后来出版的《溥杰自传》上也用了这句话(见第66页)。我怎么说呢?我感谢婶母对我的夸奖，但更遗憾地更正：没有此事。当时，炸弹扔到了新天地(一个自由市场)，距离伪皇宫很远。“皇帝身边的人都各自……”都是什么人呢?“逃命去了”，逃到哪里呢?只剩下溥仪和我了？这有点儿像明朝的崇祯皇帝和王承恩了，岂不有点儿滑稽，再说这时不过是空袭，苏联军队并没有来。


我主要是为我自己更正一下，虽然是夸我，常有如鲠在喉之感，也顺便指出“郢书燕说”之类的传抄之误，不胜枚举，谁也不可能写一本什么纠错的书，只有拜托读者们多多留意，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