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十四 初到赤塔 2 （爱新觉罗.毓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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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惠“内阁”的到来

我们住的这排房子有两个大门，算是两所，我们来了三四天以后，那边忽然热闹起来了，原来是伪满政府的全班人马都来了，自张景惠以下各部大臣一个不落，说是刚吃半截饭，就全都被抓俘虏了。


稍稍说远一点，原来这些伪满大官儿们，除了“关东洲”的人以外，都是奉系军阀的人，日本人扶植起了伪满洲国，他们摇身一变当了伪满的官儿，十几年来扶摇直上，张景惠就当上了国务总理。现在日本垮台了，苏联军队进入长春后，叫于镜涛(伪勤劳奉仕部大臣)当了长春市市长，给他的任务是保证供水、供电。至于治安一千个于镜涛也不行，苏联军队比“红胡子”还厉害，是“官匪”。张景惠一帮人自大栗子回来，一看于镜涛又当上了长春市长，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故事”，这回能不能再捞个苏联的官儿当当。本来是等国民党接收大员来的，有点儿远水不解近渴了。就在这时，伪大臣们接到了一份请柬：


兹订于 年 月 日 假座于……
敬请光临。

下款是：苏军城防卫戍司令
这太诱惑人了，要赴苏军司令官的宴，一个不落全都来了。酒席宴上这些多年跟随日本的人，溜须拍马个个在行，向司令官频频举杯，使出了浑身的吹捧本事。中国有个老套子，所谓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苏联司令官从容问道：“现在你们的大皇帝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


溥仪哪里去了?这些人还不清楚吗，口头上也不敢吱声。司令官接着说道：“啊!他现在我们苏联，生活得很好，他是非常想念你们的……”


这些人还没醒悟过来时，司令官退席了。赴宴者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浇醒了酒，也浇醒了膨胀的脑袋，再好的大菜也吃不下了。这时过来一个执事官，对大家说：“送各位去苏联的飞机要等一两天才能准备好，就先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两天，请!”


就这一声“请”，刚才的座上客，顿时成了阶下囚，想捞苏联官当当的美梦完全破灭了。这些人暂时被安置在一个叫“三浦公馆”的地方。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天津有个“三野公馆”，是个特务秘密点，有金钱、女人、鸦片等等，这里的常客是溥仪的国丈——荣源(参见第204页)。现在的荣源也和伪大臣们一起被押在“三浦公馆”——苏联的临时俘虏收容所。两三天后，这些人都被送到了“莫洛科夫卡”，给皇帝老官儿问安来了。


荣源是溥仪的老丈人，他的到来使人感到意外。原来“国丈”和丈母娘不和，自己单住在长春，日本人给了他—个只拿薪水不上班的官儿，大概是“满洲棉花株式会社”董事长，还有“宫内府”顾问官。家中有个小太太伺候烧鸦片烟，一年之中和溥仪见两三次面而已，为什么被俘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是这位“国丈”平时邻里关系不好，有人向苏军司令部告密，说我们这里有位大人物——满洲国“国丈”，于是就把他一起捎来了。


没当了几天的临时长春市市长于镜涛当然也来了，他会讲几句俄语，有时借着给溥仪当翻译的时候，和胖中校套点儿消息，他那一套伪满作风，俄国人很反感。胖中校说俄国有句谚语：“没有鱼吃，凑合来点毛虾吧。”讽刺他不够翻译材料——鱼，只是毛虾罢了。


这次来人中有一人真能当翻译的，就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他出生在哈尔滨，小时有白俄保姆带大的，从小时学的俄语。张景惠被俘时七十多岁了，儿子到机场去送行时，苏军叫他照顾他爸爸，就一起来了。他就是因为会点俄语，很想到苏联看看，心想把老头儿送到地方还不让我回去吗?没成想“请神容易送神难!”陪着老头儿也当了五年“俘虏”。


刚讲的溥仪老国丈荣源，在长春家中整天吸鸦片烟，伪满这些大官们如张景惠、臧式毅等人也都是“瘾君子”，可是这些人当了俘虏，到了“莫洛科夫卡”村，待遇是上好的，可是不能供给你鸦片烟抽呀。说来也怪，这些老头子们，都六七十岁了，抽了一辈子大烟了，可眼下没有一个因为没大烟抽了，鼻涕眼泪一块淌，起不来炕的，没有。像没事人儿似的，干断了，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大烟瘾全戒利索了。这真是一大发明，应该叫“俘虏戒烟法”，保证没痛苦，可是你花多少钱上哪里去试这个法呢？


伪满这些大官们住在东边一栋，我们住在西边一栋，平时并不串门，吃饭时过来，可不在一起吃，分两次吃，我们先吃，他们后吃。在苏联呆了五年，以后才比较出来，在莫洛科夫卡这三个月，吃的可算是上等宴席。每天吃四顿饭，早、午、晚三餐以外，下午还有一顿茶点，面包、黄油、红茶，换着样的小点心。


在这里可没吃过黑面包，有的伪大官们光吃面包心，不吃皮。服务员们便把自己的小孩子带来，专拣面包皮吃。后来慢慢醒悟了，当时像这样的山村里，可能几年看不到白面包了。这里也没有鸡蛋，摊的鸡蛋饼是用美国鸡蛋粉做的。有一次给上了一道“特菜”——烤牛脑，一个人一个全脑，决不是做得不好吃，吃不习惯，第一次吃，有点精神作用，难以下咽。少少尝点不就行了么，不行，大师傅特意来到餐厅看看，可能这是他的一份拿手菜，问问大家好吃不好吃，谁能说不好吃，光说好吃不吃也不行呀，幸好餐桌上有辣椒面，多加辣味儿捏着鼻子吃吧。这确是稀罕物，一个脑子一头牛，不必担心再吃二回。


溥仪、张景惠和以下伪满各部大臣到齐后，苏联当局有个少将来到我们住处，举行了所谓晚宴吧。对俘虏说来谈不到什么欢迎宴会，和大家见见面而已，酒席宴上问问有什么要求没有。一些人要求苏联政府放他们回去，一定是挂冠还乡，回到老家去务农，再不问政治了。多少懂点事的人什么也没表示，宴会后还落了不少埋怨，埋怨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过，即便所有的俘虏都一致要求回家，苏联就能都放大家回去吗?笑话!


那时要是真把这些俘虏都放回国，恐怕小命就难保了。给溥仪当过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没被抓俘虏，在北京被镇压了。溥仪和他的臣下们相反，他表示愿意留在苏联，还申请由大栗子再叫几名学生和随侍来，并交上了人员名单。溥仪想叫来的人，以后当然是没有来，我还以为当时溥仪那么一说也就算了。实际不然，回国以后才知道，有个姓毕夫乌夫的苏联军官真到了大栗子，传达了溥仪的要求，他想叫来的人就跟着苏联军官走了。可是当时东北局势很复杂，他们在东北转了好几个地方也未能去成苏联。


宴会第二天，溥仪马上命溥杰和万嘉熙二人，为他起草上书斯大林的文书，要求留住在苏联。那时溥杰和万嘉熙是溥仪的两支“笔”，我还没有资格参加，不知道起草的内容。大概不外是如何受到日本种种压迫，一切事情都是在日本关东军高压政策下做的。而对苏联、对共产主义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如果把一个做过皇帝的人，说成他是那么憧憬着共产主义，愿意留住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邦，这得需要怎样的“大手笔”呢!


其中有一件事，是溥仪以后在苏联五年中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沈阳机场被俘的一幕。


“当时吉冈安直向苏联司令官要求带我去日本”，溥仪说，“我在吉冈的后面向苏联司令官打手势，表示不愿意去日本，愿意去苏联。”


这纯是糊弄苏联人之谈，吉冈和苏联司令官讲的是日语，由桥本虎之助当翻译，溥仪怎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向苏联司令官打手势，如果引起对方的注意，坐在对面的吉冈能不察觉吗?


苍蝇之歌

为我们打扫卫生的，带伺候三餐的，有好几名苏联姑娘。搁现在应该叫小姐，可那时的苏联也不兴叫小姐，和我们前些年一个样。称呼她们倒很方便，俄语的人名称谓，凡是大名都有相对应的小名，或叫爱称、昵称，叫什么舒拉、托尼、嘎利亚等等，用不着叫姓名。她们对我们这些黑头发年青人，都特别感兴趣，非常的热情。按理说我们是敌人，是外国人，现在是俘虏，她们并不这样看。常教我们学点俄语，教唱个歌儿，唱的是首儿歌，唱时抱着胳臂晃着身子，歌词还记得一点儿，是首有关苍蝇的儿歌。俄国人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歌唱苍蝇，歌词大意是：“苍蝇，苍蝇，真不好看，它有一个滚圆肚子。”


这分明是绿豆蝇，它的肚子的确滚圆，中国人认为它是最恶心人的苍蝇，比家庭里的小麻蝇还讨厌，可是，俄国人编进了儿歌，和我们真是格格不入。


这些姑娘们晚饭后也来教我们跳舞，她们跳的有俄罗斯舞，我们一行人润麒是跳舞的积极分子，溥仪得端着皇帝的架子，其实他并不会跳，我们几个学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异性得拉开距离，要保持男女授受不亲。


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来了一辆汽车接走了溥仪，叫他带上几个人，还带上一只空箱子。把我留下来看家，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到中午就剩我一个人吃饭了，服务员举起了一块餐巾比划了半天，意思是说溥仪他们就是干这个去了。越比划越糊涂，只好笑笑，她还挺着急，指指我脑袋，大概是说你这脑袋太笨了!中午过后溥仪他们回来，我才明白是拍电影去了，服务员提着餐巾是表示银幕，这上哪儿联系去。


原来苏联是为了拍新闻片，报道溥仪被俘虏的经过，又去了赤塔机场，登上了飞机关上了门，然后再开门，以溥仪为首一行人依次下来，后边有个提箱子的，现在已是道具了。溥仪下了飞机还有个苏联的军官来迎接，他俩握握手而后边走边谈，溥仪讲他的中国话，苏联军官讲他的俄语，反正也不当时录音，溥仪觉得挺逗的，又不能笑。苏联当局看了很满意，溥仪都被俘虏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呢。其实看电影的人，哪里知道溥仪是在笑什么呢。


还有一次胖中校高兴了请溥仪吃晚饭，就在他的住处，陪去的有溥杰、万嘉熙，还有几个苏联军官，也算是个小宴会吧。宴会就得有酒，无酒不成席嘛。胖中校本是个酒坛子，平时他伸出手来就微微有点颤。俄国人讲究喝“伏特加”，或叫俄国白酒，它没有我们的老白干厉害，45度，但是，俄国人的喝法太凶了。没有用酒杯的，都是用大茶缸子，一缸子就有半斤多了，端起来就讲究干。中国人喝酒有套歌：“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俄国人也不例外，这回就要溥仪的“好看”了，他平时并不常喝酒，今天是承蒙胖中校的盛情邀请，今后的一切全靠胖中校的一句话了，不干他一定不高兴，豁出来了，在此一举了。溥杰平时在家每天晚上都喝点儿酒，是日本夫人给烫的日本酒，没有白酒的“功底”，自打当了俘虏当然没酒了，今天的酒是陪着“皇上大哥”来喝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喝酒怕浇愁，两大缸子入肚，酒劲儿就上来了，也得陪着喝。万嘉熙平时不喝酒，今天只是装装样子而已，幸亏他没醉，要是三个醉鬼就没法“回家”了。由胖中校那里出来，溥仪直闹着要进对面那家，万嘉熙一把把他拽了回来。这老哥俩走在路上抱着树不走了，要上树，万嘉熙好歹地连拉带拽，把这一对“醉兄醉弟”拖回了宿舍。


“谢主龙恩”

苏联打了五年卫国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物资奇缺，这里的几个服务员——俄国姑娘一般穿着连衣裙，如果下雨她们就提着皮靴，光着脚来上班，到屋里再穿上。起初很奇怪，后来明白了，脚湿了可以擦干，皮靴湿了就坏得快了。她们干活都很卖力气，每天擦地板都是跪着擦，确实是不怕脏不怕累。溥仪、溥杰、万嘉熙就核计着送她们一点东西。


给溥仪收拾屋子的苏联姑娘叫——舒拉，送了她一块金壳小坤表。给溥杰、万嘉熙收拾屋子的叫——托尼亚，送给她一只金笔。那时在苏联一块小金表能赶上现在一大件了，前边讲过，溥仪刚到赤塔时，在汽车里就拿一块白金表交了个朋友，早就打“水漂儿”了。给东西当然要背着人，溥仪在他的里屋把表送给舒拉了，如果在过去得立马趴地下磕头——谢主龙恩，俄国人不懂什么叫磕头，有他的谢主龙恩的办法，就是抱着溥仪的脑袋，闭着眼睛在他的额角上吻一下。托尼亚是怎么个表示法，我就不清楚了。


给东西的事情很快就被胖中校知道了，把表和笔都退了回来，并未多加批评，说以后不可以随便给东西，这当然是违背了俘虏收容所的管理制度。大概连姑娘们跳舞、唱歌等都兜出来了，第二天把姑娘们的大妈、大婶们——也就是说换来了一些老太婆们来当服务员。从此我们就没有了歌声，没有了跳舞，也没人教俄文了。


我们住的地方，房前是一块平地，每天在这里散散步，往东一直能看见初来时住过的疗养院。张景惠来了以后不几天，见那边楼下有不少穿黄军装的人来回晃动，距离远看不清楚，想大概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们，俘虏后也收容到这里来了。在马路中间临时加了岗，禁止双方通行，但禁不了看，那边的人也好像极力向这边看，两边的人可能都心照不宣了。我们在莫洛科夫卡呆了近三个月，最后几天发现这些黄军装消失了，望不到了。


过了三两天，胖中校通知我们要迁到伯力去，伯力是中国地名，俄名哈巴罗夫斯克，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之处，我国从前在这里设置有伯力县。大约在康熙年间有个姓哈巴罗夫的俄国人来过这里，说他是旅行家、探险家或是野心家都行，沙俄把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掠夺过去以后，便用他的名字代替了伯力县，后加上斯克二字，是城镇的意思。


我们一行人中只有溥仪带了两只箱子，其余的人除了一套西服之外，一无所有，已经进入了十一月，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光顾，苏联当局发给每人一套棉军装。来时九个人，这次添上了伪满国务总理以下各大臣们。以胖中校为首的一些大小军官解差们，押着我们乘上了大大小小十来辆轿车，直奔赤塔市内去了。


来的时候是夜间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大白天才看清了沿途的景色，车子是在山弯儿里转来转去，也没有什么高山峻岭，反正是多见树木少见人。来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条河，现在又到了河边，已经到了初冬季节，天寒水浅，不能过摆渡了。河边水浅的地方已经冻上了冰，河中间有一座独木桥，得先踩着薄冰到河床里才能上桥。负责押送的官儿向大家说：“大家要排成单行，鱼贯而行，不能挤在一堆，冰很薄禁不住，独木桥就一块板儿搭的，并排俩人根本走不了。”


河水非常清澈，结的薄冰也很晶莹，冰下边的流水、水底砂石的转动都看得很清楚。溥仪那时不过四十多岁，我们这一行人可算是青壮年，伪大臣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排成一路纵队前后拉着手，先上了被踩得唧唧嘎嘎作响的薄冰，晃晃悠悠地走过了河当中间的颤颤巍巍的独木桥。汽车绕道很远的地方过的河，再次登车，一共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赤塔火车站。特别给包了一节车厢，不过给俘虏坐的只能是大慢车，站站停，要四天四宿才能到伯力，大概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作这样的长途旅行。


赤塔，再见了。莫洛科夫卡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俘虏的地方，这里有得“地”独厚的地方，它远离城市，在群山环抱之中，这里没有刺儿丝、电网的围墙，白天看不到带枪的岗哨，自由活动的地方较大，房前的平地、小下坡上的凉亭，可以散散步，晒晒太阳，到小溪去打矿泉水，每日四餐，好吃好喝，还有服务员——苏联的姑娘们伺候着……


甭忙，要知道俘虏营是什么滋味，到了伯力再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