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十六 伯力市内 （爱新觉罗.毓嶦）

云端

十六
伯力市内

北国的春天照例是要迟到的，当树叶将出未出时，乌苏里江开冻了，站在楼上的走廊看得非常清楚。古人有句诗：“河带断澌流”，今日亲眼得见了，大江中满满大冰块，拥拥挤挤地往下流去，一直流了三四天才流完了。树叶成荫的时候黄鹂鸟飞来了，但我不知道，唐朝大诗人韦应物诗里“上有黄鹂深树鸣”是不是它，那是滁州的黄鹂，能飞到伯力来吗？鸟，确确实实是黄色的，鸣叫的声音，高低婉转有好几个声调，非常好听。好听也免不了是“隔叶黄鹂”，只有隔壁院里是一幢高级别墅，那里绿树成荫，而我们这院里没有高枝。


有一天在楼上走廊闲眺，忽然听见江边上有人唱小嗓(京剧里旦角的唱法)，虽然听不出戏文来，好像是一边散步一边在哼唧几句，是什么人呢?肯定是中国人没错了。听见的不止是我一个人，这是个新闻，也是个谜，不胫而走传遍了楼上楼下，不过，谜很快被揭开了。


前头交代过，这里做饭的两个人是外雇的，是自由人，比如附近农场里有时有个晚会什么的，他们常借伪大臣们的西服，穿出去装模做样。姓魏的小个子灵活，他很快就摸清了，说是国民党派来的什么代表团，来接收这一帮子俘虏的。并且带来口信说，让大家放心，回去以后保证没事。还说人家待遇绝对错不了，白面包都吃不了，拿着上江边去喂鱼呢。


一时之间，小小红河子收容所里嘁嘁喳喳，交头接耳。不过此事对溥仪来说并不感兴趣，他想一旦落入国民党手中，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伪大臣们便不同了，他们一些人和国民党有关系，觉得这次回国有盼了。这些事情主要都是姓魏的从中串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闹不清。这些伪大臣们想的就是回国，就是国民党，想什么就来什么，也太巧了。即或是国民党派来了代表团，来引渡这些伪满战犯，怎么可能被安排住在红河子，挨着俘虏收容所那么近的地方。


“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言语不通，苏联方面还是发现了此事，由市里的内务局来了两个军官，把聂、魏二人审问了两宿，而后把他们调走了。对于伪大臣们并没有审问，也可能什么国民党啦，全是姓魏的造的谣。其间有个伪警，也是小个子，在伪大臣的屋里下“大神”，先是劈里啪啦打自己一通嘴巴子，一翻白眼，哼哼呀呀唱起来了。这些伪大臣们也没有别的事，就专门问回国的事，又联系上这次来的国民党等等，结果连这个伪警也给调走了。


这一场所谓国民党引渡战犯的风波，自消自灭了。

“亨利·溥仪”

自1946年春天开始，苏联内务局频繁地取调溥仪，叫他写关于伪满时期的材料，有一名上校专门负责溥仪的工作，配属了一名翻译，姓别尔缅阔夫，会汉语也会日语，而且都讲得不错。此人很可能是苏联军由哈尔滨那边带过来的，他自己当然是不会暴露的。时常是来个吉普车把溥仪接到市里去，由上校直接问话，回来再写材料。写材料当然还是由他的两支“笔”——溥杰、万嘉熙起稿带抄写。揭露日本人的侵略、掠夺等等罪行好写，现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事关自己的罪行就不那么好写了，幸好苏联当局并没有深究溥仪的事情。在写材料的当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准备的材料。


溥仪出席东京军事法庭去当证人，是1946年8月间去的，由伯力起身连来带去有十一二天，我当然不可能和他一起去了，对这一段经历可以参阅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此处不再转引。不过他回到红河子以后，也讲了一些去东京的事，就我记忆的再做点儿补充。


溥仪去时是由专门负责取调他的内务局上校带领，还有那个翻译别尔缅可夫(以下简称大翻译)，他们由伯力先乘火车到海参崴，住了一宿。溥仪说那天晚上听上校屋里欢声笑语的，第二天他过去一看，烟灰缸里尽是口红染过的烟嘴(俄式大白杆，吸完剩下半截烟嘴)。去东京是乘飞机去的，是一架军用侦察机，机舱地面是一块大玻璃，肉眼往下看地面都很清楚。飞机飞到东京上空的时候，有两三架美军歼击机，围着苏联飞机上下左右翻飞一阵，似乎是在检查。


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是美国人，送给了溥仪一张照片，上写着：“赠亨利·溥仪”，因为溥仪从前跟庄士敦学英文时，庄师傅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亨利。溥仪在东京也见到了当时中国政府国民党派去的法官，溥仪是证人的身份去的，只作些公事性谈话而已。溥仪在法庭作证，一般是比较有力的，有的事情如果和溥仪有关，为了掩饰自己，比如对笔迹，溥仪写字本来是写乾隆御笔字体，在法庭上核对时，为了对不上，故意写得很粗，把日本的侵略罪行也给掩护了。


溥仪讲那时苏联还给了他一项任务，要他在法庭上批判日本的天皇制，作了八天证，结果没批，不过溥仪倒不是故意不说，因为他讲迎接“天照大神”，讲他的“贵人”谭玉龄的死太激动了，把这项任务给忽略了。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才批判了天皇制，苏联方面不太满意。批判天皇制，这是苏联在日本俘虏兵中搞所谓民主运动的一个项目。现在让溥仪在法庭上也来这一套，谁不知道他虽说是证人，同时也是苏联的俘虏，也是傀儡，教说什么就得说什么。


在溥仪写材料期间，楼下的伪大臣们就都调到市内去了。溥仪走后，就来了一拨苏联的犯人，把这个小楼里里外外粉刷了一遍，连大白也没有，就使石灰水刷，走廊的木头栏杆也刷石灰水，少少对一点红颜色，带点粉色，远处一看也满漂亮。楼上走廊栽上花草，屋里挂上窗帘，铺上地毯，装饰得差不多时，溥仪也回来了。


后来听说是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为首的，还有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等等，被调去红河子，是为了叫他们写材料，套口供，特别给换个好环境，他们哪里会知道，溥仪刚刚从这里被调走呢。这不过是审讯的一种方法，好吃好喝好待遇，加上好言好语，就比较容易得到想要的材料。后来过了多少日子，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有半年样子。1947年前后，我在市内收容所里，又见到了山田、秦等人，也就是说对他们审讯已毕，不需要再住在红河子享受特殊待遇了，回到市内去等待裁判。到他们在服刑期间，我还看见了他们。


一宅两院

伯力市内的收容所编号是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特别的地方是专门收容将军一级，少将以上的军事俘虏。这里原先是个学校，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教室改为宿舍，每屋住十来个人，地下是食堂、浴室、锅炉房等，前后有两个院子，种上花草作为散步的地方。我们来时，这里共有日本关东军将级军官一百多人，伪满的将级军官二十多人，加上不久前由红河子调过来的伪大臣们二十来人，通共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日本人全住在楼上，中国人住在楼下。楼下另一部分房间，是收容所的办公区。还有二十多个日本俘虏兵，是服务人员，有炊事员、理发的、木匠、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院内有一间平房是给他们住的。


溥仪和我们被关进这里，仍然和那些伪大臣们分着住，给安排在收容所办公区尽头一、二号房间。原来溥仪一行人中的润麒，在红河子时和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住在一起，现在和伪大臣们混在一起了。溥仪带着毓嵒住一号房间，二号房间是我们的小食堂，我们几个人住在外边的走廊里，走廊很宽，有一个半床那么长。三号房间住着一对翻译，一老一少，老的是对少的而言，他们只会讲日语，看样子是由哈尔滨过来的，没有官衣，只穿便服，是我们的邻居，对面也不搭话。这走廊在三号房间外边有一道双扇大门，关起门来也算一间大屋子，就权当作了我们的宿舍。


大门以外就是收容所的办公区，有所长的办公室，走廊另一头是大门的门厅，这里有一个值日官带两个兵，上24小时班，休息48小时。值日官每天早晨到俘虏宿舍巡视一遍，晚上熄灯后照旧再转一圈，代替点名的意思。值日兵最忙的工作是开门，这里的大门老是锁着，无论来人、走车大门是随开随锁。


这种“一宅分两院”生活方式，对溥仪倒是很适合，在红河子他就不和伪大臣们搀合，到市内大部分是日本战犯，更加要和日本人划开界线，要散步就到前院去，这里一般不让日本人过来。刚一来时有人给送饭过来，没有几天便让我们随大拨到食堂去吃饭。食堂小人多，所以要分三拨吃，这三拨每月还换着吃。溥仪当然是不上食堂去吃，由我们三小、一大轮流给他端饭，端到他屋里吃。大伙房里有日本俘虏兵做饭，算是大灶，苏联的官兵的饭有一个俄国女大师傅叫玛露霞的给做，算是小灶。俘虏皇帝就这么一个，所以给他吃苏联小灶。其实吃得都差不多，小灶就得多揩点油。


在市内收容所的伙食，比起红河子好一些，美国的猪肉罐头差不多吃了两年，以后就吃不到猪肉了，伯力那里只有羊肉，还有咸鱼——大马哈鱼，还是不错的。面包还是黑面包。副食好些了，差不多都能吃饱了，人们不再斤斤计较了。伯力地方寒冷，冬天半年里只有土豆和渍圆白菜。早点有一点黄油，据说是给的不到定量的一半，有一次州内务局长来视察时，日本俘虏将军们告了一状，见效了两三天是按定量给的，比平时能多一倍，以后还是那么一点儿。俄国人喝茶的习惯是只喝红茶，还要加糖，只在饭后喝。不像我们一大早沏一大杯喝一天，他们平时喝什么呢?喝凉水。当所长的高级些，办公室里有玻璃水具，小兵们开开水龙头喝就是了。


到春节时期，要求收容所照顾中国人的传统——包饺子，日本兵不会做，中国人自己做，总指挥是李文龙，此人是伪满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因为他当官儿的时候好吃，特别是他自己会动手做，大家选中了他，虽然是将就收容所那点材料，一年就能吃这么一回，众口也就不再难调了。是每逢佳节呢，还是吃饱了不想家呢，只能是因人而异了。俄国人对于饺子并不陌生，在俄语中有饺子这个名词，不过包的馅儿和我们不一样，我曾吃过一次，包的是酸奶馅儿，吃这种饺子就省得蘸醋了。


由于天时地利不同了，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不能像在红河子那样，每天晚上前来唠嗑儿了，可是这里有他散步的地方。溥仪并不需要像一般人那样，用打牌、下棋来消磨时光，他的念佛、摇卦，无形中就是他消磨时光的办法，真要是叫他下棋、打牌他还真是个外行呢。这里也有条件演电影了，溥仪绝对不去，自然是怕和日本人在一起看。他是故意摆出和日本人划清界线的样子，给苏联人看，实际苏联人并未领会，收容所的值日官就问过我：“溥仪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还是害怕日本人吗?”


这不是满拧吗!可惜的是溥仪的心机罔费了。还有理发也得到日本俘虏那边去，溥仪也不能过去，这没关系，有毓嵒给他理。他一直放不下皇帝架子，和他带来的四个“奴才”有直接的关系，他依然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仍然像从前那样有人伺候着他。


溥仪的心事

自1946年关进市内收容所，直到1949年待了四年，每一年多溥仪得闹一回情绪，闹三两天，吃不好，睡不着，坐着不是躺着也不是，搓头发，长出气。为什么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讲的，但完全能猜得出。他在赤塔献宝以后，上书斯大林申请在苏联定居，就是石沉大海。于是他就想一旦被送回国，非上断头台不可。钻了两天牛角尖，大概觉得一时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该吃还得吃，该喝还得喝，况且还有老佛爷、祖宗保佑呢。要是实在想不通，要求和所长谈谈话，得点儿希望，或是得点安慰，慢慢也就复原了。


收容所给俘虏们订的苏联的报叫《太平洋之星》，是伯力当地的报，每天一大张，当然是俄文报，谁也看不懂。只有张绍继能读懂。他有时给“大臣、将军”们翻两段国内的消息，或是国际的消息，那种地方的报纸，很少刊登中国的事情。在溥仪这边没有报，什么国际国内的消息，一概不知。当时是1946年，苏联军队驻扎在大连，办了一个中文报，叫《实话报》，收容所给订了一份。那时也经常看，都看了哪些新闻，现在毫无印象。比如关于1945年重庆谈判，那时是毫无所知，如果说是因为在红河子，是郊区，闭塞一点儿，现在调入市内了，仍然是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苏联军队撤回国了，《实话报》也随着停刊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解放战争自194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无论是放弃延安，以及以后的各大战役，我都不知道，也没听别人议论过。直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才渐渐注意国内的大事。


在苏联这几年，俘虏们关心的大事，就是回国，也向苏联当局问过，为什么不放我们回国?答复是：现在你们国内打内战，我们不知道把你们交给谁?是XXX还是国民党。不过回国，对溥仪来说是一大忌，在他看来送回国等于送死，他认为一旦回国必死无疑。他盼望的就是能够留住在苏联，是留住而不是定居，他还想由苏联再到南美洲呢，他现在倒是不作复辟的梦了。


苏联的回答这不很清楚了吗?就应该多注意国内的大事了，可是这些人偏不。比如说每月的给养，要是晚送来几天，这就认为是要送回国了；或者是所长有几天没有露面，也认为是和送回国有关系。


这时又调来了个副所长，姓阿斯尼斯，是犹太人，一脑袋褐色拘挛儿头发，似乎是搀点非洲人的血统。他刚来时是大尉，四个星，后来被抠下了一个，成了上尉。他自己说是因为战后改编，调整军衔，谁知道是不是降级了呢?后来捷尼索夫调走了，他就扶了正，直到把我们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