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十六 伯力市内 2 （爱新觉罗.毓嶦）

凤雏

俘虏的“家门以内”

在《我的前半生》，溥仪给他的“家门以内”，总结了八个字：“打骂、算卦、吃药、害怕。”现在当俘虏了，还是这八个字，不过是家门以内的范围小多了(参见第369页)，只剩下“五味”(位)了：溥仪、三小一大(三个“毓”，一个大李)。咱们由后往前说：


一，害怕。前边一段就刚说了他的害怕，怕被送回国去，认为那样必死无疑。


二，吃药。吃药比以前少多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另外是当俘虏了，生活比当皇帝时规律多了，病也少多了。至于注射“荷尔蒙”什么的，连想也不想了。


三，算卦。还是天天算，一天还不只算一次，算什么呢?古人云：“卜以决疑”，有多少可疑的呢?老佛爷、老祖宗在天之灵，是无知还是有知呢?无知，问也没用；有知，整天价没完没了地算呐，问呐，也不怕把佛爷、祖宗给问烦了!算卦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何以言之呢?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就是说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四，打骂。如前所述有关溥仪打人，霎时间打人的和挨打的，都歇斯底里，喊叫哭嚎。可在收容所里就不能如法炮制了。不打人怎么出溥仪的邪气呢?那也有办法，实行无声的体罚。何谓无声的体罚呢?就是用拧、掐的办法，以至于我们身上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敢去洗澡，怕别人看见了，无言以对。溥仪是“看人下菜碟儿”，谁对他越忠诚，谁就越倒霉。比如毓嵣，在红河子的时候就表示过，不和溥仪留住在苏联，也就是说不和溥仪一心了，结果，溥仪对他便有些“投鼠忌器”了。后来，有一次对我是因为什么，记不清了，又要下手，我有些急眼了，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剩几个人，还有谁呀？”于是他才对我就有所收敛了。而毓嵒则被溥仪用“立嗣”这根线拴住了，一句话不对，就得狠狠地自责一番。


自娱自乐

现在讲讲先我们几天过来的“大臣”们，他们和“将军”们会合了，人多了，地方也大了，但不适合于开宝局了。人多就藏着能手，利用了这里的方便条件，这里食堂不烧煤，烧木头，木拌子，院子里就堆着许多原木，有人就用桦树制作了麻将牌，当然是轻了一点儿，还是满可以搓的。做一副不够，做两副，做一副象棋，更不在话下。这里走廊也宽，摆上两个麻将桌，也不会妨碍通行。不但是中国人搓，楼上的日本人也跟着搓。有的日本人爱好下围棋的，虽然被俘了，把围棋也带来了，有下得不错的，也许能够上段位。中国人里有一位姓任的，据说是下围棋下得高，可是从来没输过棋——因为他从来不下。日本人中有打桥牌的，中国人中没有，那时中国人还不时兴打扑克牌呢，不论是哪样玩法都没人玩过。


有一位伪满上将俘虏王之佑，会讲评书，擅长讲《儿女英雄传》。天气暖和了，在院子里围上一圈人，定时开讲，每天讲上三四十分钟，众人听得很是津津有味。一套书总有讲完的时候，可惜他只会讲一套，不能来回讲。有另外一位中将俘虏周大鲁，专讲武侠小说，他能永远讲不完，因为他不是讲现成的书，是现编现讲，开讲之前先用张小纸条写好提纲就讲起来。我想他从前当什么司令的时候，没事爱看武侠小说，现在东拼西凑起来，这回是大破什么阵，下回就大破什么岛，再有就是打不完的擂台。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别管好赖是个评书就不乏听众。


放生

溥仪带着我们在一、二号房间住了有一年多，一天所方通知说，要溥仪搬到“大臣、将军”那边去住。不过还是照顾他，住在走廊的头一间大屋，紧挨着收容所的门厅，苏联值日官呆的地方，他还可以照旧到前边院子去散步，去前边苏联人的厕所，一日三餐还是给他端到屋里吃，让他还可以保持着“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姿态”。看来收容所对溥仪的心理，摸得还挺清楚。这大屋子本来能住十来个人，算是优待溥仪吧，只住了四个人。即：溥仪、毓嵒和我，另外一个人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继。在伪满时张绍继根本没见过溥仪，彼此不认识，收容所安排的，他也得过来住。他是早晨起床之后，就到他父亲那边去；中午午睡，是所里作息，必须回屋呆两个小时；然后是晚上就寝前，进屋来倒头便睡。早晨他走时溥仪尚未起床，只是中午、晚上见两次面，说不了三两句话。看样子，是收容所安排他来监视溥仪的，所以，我们对他说话也加以注意。张绍继住在这里，反正也挺不自在，那也没办法。


这里是一顺四大间屋子，溥仪住尽头一间，另外三间住的是伪大臣和将军们，外边是一条共同的大走廊。屋子虽然不小，住上十来个人也就满了。走廊很宽，打牌、下棋都在那里，也有观棋的、看歪脖儿和(hu二声)的。走廊的南头是卫生间，外间是盥洗室兼吸烟室，抽烟的在这里边抽边聊，不吸烟的也凑过来聊，有个人挺神秘地说：“我发现一件怪事，”用手指着刚搬过来的溥仪的屋。“那屋的屋门一开，不见有人出来，只见伸出一只手来，一

晃就缩了回去，门也关上了。”

“别扯了，哪有那事?”不大相信的人反问道。

“我扯这谎干啥，不信你等着瞧哇，我见到不止一回了。”

说完了，大家就注上意了，都想看个究竟。整天价就在这走廊上活动，就听见溥仪的屋门“咣当”一响，大家伙不约而同地甩脸一看，一点都不带错的：门一开，伸出一只手一晃就缩回去了，都看个清清楚楚，不信“邪”的也信了。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是溥仪在“放生”。


说远一点，溥仪在伪满当皇帝等于高级俘虏，有什么自由，只有念经、拜佛是自己惟一的护身符。现在真当俘虏了，念经拜佛是有加无已，觉得光念还不够，得有实际行动才行，首先要“持戒”，佛有五戒，即：杀、盗、淫、妄、酒，杀是首戒，他就力戒杀生。屋里有个苍蝇，决不能打死，怕犯了杀戒，让我们用手抄，抄到以后要放到屋外去，这就是大家新发现的怪动作。因为离的远，看不见苍蝇，只看见门一开，手一晃就回去了。


溥仪既然要持戒不杀生，为什么还照样吃肉，吃鱼而不吃素呢?因为杀戒这一条上还有小注：“不为我杀”，就是说别管它是猪是牛，不是为我杀的，我不吃反正也有人吃，所以我吃了也不算是破戒。


这时收容所关进了一小批中国人，他们是汪精卫伪政府驻朝鲜领事馆的，不管是领事、是主事还是办事员，都被俘虏来了。毓嵣和李国雄被安排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了，溥仪的事他们当然还是管，但和住在一起时就差多了。


溥仪搬到这边来，有一次挺得意地对我说：“刚才碰见一个日本将官，对我还是那么恭敬，微笑着给我鞠了一大躬。”


我问他是见着了怎么一个人了呢?他对我一学说，我告诉他：
“这是个日本军医少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见着谁都这样子，毕恭毕敬的。”由此可见溥仪的心理，他想的是人人还都得拿他当皇帝恭敬着，听到我的解释以后，也许使他大为扫兴。


劳动杂记

在收容所里，我们随同溥仪来的，是不上不下的几个人。不上，我们也不是大臣，也不是将军，可是也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享受同等待遇；不下，和那些服务的日本兵也不一样，也不要我们去干活，整天价东晃晃西转转，无所事事。有时候日本兵被派到外边去干活，楼里边搞卫生擦地板的活儿，值日官就临时找我们去干。后来我们一核计，还不如我们也出去干点儿活儿呢，也可以出这收容所的大门，到外边去看看。就让万嘉熙代表大家去找所长，要求让我们出去参加劳动，开始所长还不同意，我们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借机到外边活动活动，整天价闲呆着也是难受。


收容所旁边就是个大公园，里面还有体育场，冬天浇上水就是个大冰场，可以打冰球。伯力那边冬天雪大，常常是头天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要赛球，公园里哪有多少人打扫积雪，我们就去支援扫雪。上午扫不完，下午抓紧扫完，运动员开始练球，我们就可以看一会儿。苏联的冰球和一般的不一样，场子和足球场一般大，打的球和网球差不多，是圆的，为了醒目是橙黄色，打起来跑得又快又远，争抢得非常激烈，这种冰球的打法，我以后总也没见到过。有时扫完雪没有练球的，我们就向冰场借双冰鞋，滑一会儿冰，所以外出干活儿能有点乐趣。


有一次，我也遇到了极危险的事。扫的雪要装上卡车拉到外边去，雪是很轻的，卡车总是装得高高的，我们就坐在雪上随车出去卸车，出大门时，我的脑袋就差一点撞到门洞上，只听见别人喊了一声：“快低头!”一低头擦着门洞就出去了，我当时是向后坐着，如果撞到后脑勺儿上真有生命的危险。


春天来临了，公园有个临时小苗圃，秧些菜苗，如圆白菜、西红柿等，于是我们的工作也就来了。每天间苗、拔草要蹲着干活，蹲不习惯，腿特别的累。我们的劳动当然是有报酬的，不过我们得不到，还有冬天扫雪的劳动报酬，通通给收容所换了秧苗了。


收容所在郊区有一个自己的小农场，就仿佛我国自然灾害年头里，一些单位都搞一块所谓的副食基地。春天里种上些圆白菜、西红柿等，所用的秧苗就是用我们的劳动报酬换取的。一年三季农忙时候，春种、夏锄、秋收，有我们几个人加上抽调出来的几个日本兵，十来个人来小农场劳动，在地头上搭起帐篷，再带来个炊事员，吃、住就齐了。


这个小农场位于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附近有大田，也有树林子，平时极少看到一个人。跟来的有个苏联士兵，算是看守人员，他没事儿就在帐篷里一躺，看来附近也没有可去的地方。支配我们干活的是一个苏联的犯人，他大概懂得一点儿庄稼活。这里也没有水井，就靠老天吃饭。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挖了两个大坑储存雨水，一个吃水，一个用，也没有闹肚子的。


春种要抢季节，星期天所里小官儿，和他们的家属都来帮忙。所以说小官儿，是因为所长太太多会儿也没露过面。这些人到秋收的时候也来帮忙，都不白帮忙，每家都能分上一份土豆子、圆白菜。


在这里干完活也可以随便溜达溜达，苏联兵也不管。有一次在不远的地方，我碰见两个俄国老太太，看样子也是农村人，从兜子里掏出两片黑面包递给我。她们可能看出来我是俘虏，认为俘虏一定是吃不饱，怪可怜的。其实我们到外边来干活，给养上多少有点照顾，大家伙都能吃得饱，但是我很感谢这两位善良的老太太，到现在还留有印象。


还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到小树林里去了，树林里有一片空地，当我要回来的时候，在树林里走了一气，结果一看还是那块空地，就是说在树林里转了一个圈儿，真有点害怕，怕出不去了。后来我找了一棵容易爬上去的树，上去一看，看见了我们帐篷上边的炊烟，才认准了方向。


七八级的暴风雨和小狗，这成了小农场的小故事。我们这十多个人住的帐篷是圆形的，中间用一根杆子支起来，四面用绳子绷直，开有一个门。有一次真的来了七八级的暴风雨，因为四面打有钢钎子拴上绳子，帐篷没被刮上天，却被刮倒在地，把我们全捂在里边，外边的大雨说它是瓢泼、盆泼、桶泼都行，整泼了二三十分钟。我们谁也不能动，挨到雨住，幸好是白天，被褥都卷了起来放着，两边全湿透了，中间算是留下了一条干的地方。这里还养了一只小狗，当时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回来时淋了个精湿。


这年的秋收，我没到小农场去，等到他们撤回来，帐篷、工具等等，连小狗全都拉回了市内收容所。在院子里卸车时，我看见了小狗。有意思的是，它看见了我并未认出来，它过来一闻我的裤脚，马上站起来扑向了我，“久违、久违了”，它不会说就是了。


经受蚊子的考验。西红柿刚刚熟的时候，有一天食堂管理员叫着我，还有两三个人，说上农场去摘西红柿去，拿了几个筐子，开着卡车就去了。那天阴着天，没有风，车走在农场的路上，一开过去就把草里的蚊子、小咬给轰了起来。到了农场，扛着筐子下了地，蚊子、小咬就成团来了，一只手摘西红柿，一只手攥个草把子轰蚊子，那也无济于事。赶快摘满了几筐，往回走，坐在车上一摸后脖子，包上落包，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里冒凉气，倒不觉得怎么痒了。同来的苏联士兵说，绝对不可以抓，抓破了就会感染，用手“胡撸、胡撸”就行了。经过那次蚊子的考验，也许得到些免疫力，我要是被蚊子咬了，五分钟就好，不起包不留红点。


每到秋天收获土豆时，收容所为了购足一冬天的食物，也为了便宜，到农庄地里自己去挖。我们就有活干了，还有日本俘虏兵，都临时住在农庄里，可以过几天没有铁丝网的生活，当然有个苏联士兵跟着，他倒是很放心。比如下了工，可以上村里小卖部去买点儿什么，吃完饭，日本兵敲起瓶子、罐头盒子，唱起日本歌曲，穷欢乐吧，这在收容所里是不行的。这一敲一唱，还招来不少村子里的俄国老乡来看热闹，看着看着高兴了就会跳起舞来。


学习马列主义

前文说过，收容所调整了俘虏们的宿舍，溥仪和他的大臣、将军们都住在一起了。所长找溥杰、万嘉熙谈话，叫他们二人负责组织伪满俘虏们学习。内容有《苏联XXX(布)史简明教程》，大约有五百多页。走廊就是临时课堂，大臣、将军们自己搬个椅子坐好，主讲人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与此同时溥仪由屋子里出来，后面大李搬把椅子跟着放在桌子前边一点，溥仪和谁也不打招呼，面无表情落了座。主讲人开讲，所谓讲不过是照本宣读，读一个来小时。走廊北头门外边就是收容所值日官儿呆的地方，他后边就是所长室，说不定所长过来过去的，也许探头看看呢，坐不住也得装模做样才行，这和听评书大不相同。同时，在日本俘虏中间也同样，由所方布置了学习。听讲人中有个杨绍权，他是伪汪政权驻朝鲜领事，为这次学习马列主义作了一首打油诗，特飨读者如下：


长廊短椅列公卿，御弟高声讲列宁。
斜并讲坛安宝座，半掩龙门仔细听。

书读完了，学习也结束了。1948年东北全境被解放了，大家看这形势，一旦被送回国非交给XXX不可，得给自己刷上点儿马列主义的颜色才好，自发地组织起了马列主义学习会。溥仪知道以后犯了难，一向是以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当然不能去参加大臣们的学习会，不学习又害怕落后，就找溥杰、万嘉熙商量了一番。决定由溥仪牵头也成立个马列主义学习会，溥杰起草拟了个学习章程，上报收容所备案，和伪大臣、将军们唱起“对台戏”来。溥仪算是会头，带着可怜的几个人——三小加一大，又把溥杰也算上，一共六个人。有一次值日官叫着我，拿了个本子往桌子上一放，比方着学习的样子说：“你们的学习，看我们进来了，装作看书，我们一走就聊大天了，谁不知道哇!哈哈!”


我也没法回答，只好报以苦笑。所谓的学习会学了没几天，我们陆续被调走了，剩了溥仪光杆司令，也就自消自灭了。可是伪大臣、将军那边越学越热闹，首先加强了组织，学习委员会下边设有什么组织部、宣传部等，生怕收容所不知道，画了一大张组织表贴在墙上。有一天所长阿斯尼斯看见了，问这是什么?有人一翻译，他说：“你们这是要组织政府哇!”“哗”的一声，把组织表从墙上扯下来，学习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下一回讲的是，溥仪真成了孤家寡人，再团圆，便到了他最怕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