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十九 学习与改造（爱新觉罗.毓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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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学习与改造

可能是由于溥仪的请求，又把我们几个侄子和他换到一个监号里，据他的回忆这不过是十来天的时间，马上又分开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1991年我曾经去了战犯管理所参观，看见在一间挂着“溥仪监舍”的牌子屋里，挂着十个人的照片，即是由大栗子逃亡时以溥仪为首的九个人加上他的老“国丈”——荣源。其实这不过是十来天的事情，如果真是这十个人长期呆在一起，溥仪就不容易改造好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开?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这是在我的改造中，实在是个极其重要的步骤……(第408页)


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溥仪自打回国那天起，思想里主要的想法就俩字——审判，在火车上以及到了沈阳，觉得是要枪毙了，表现得淋漓尽致。到抚顺后进战犯管理所，看来一时可能不至枪毙，但审判是免不了的，和家里人分开就是要材料，为了审判。不单是溥仪有这样想法，所有战犯也都是这样想，这也是正常的想法吧，谁能料到十年以后的特赦呢?所以管理所无论有什么事情，还是布置某项学习，这些人首先联系到的就是审判，比如这次联系错了，到下次还是这样联系。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想法，什么要材料、为了审判等等，似乎是很可笑的，当时确实就是那样认为的，这就是“当事者迷”。


改造溥仪，或是说改造皇帝，怎么改呢?第一步就是得让他放下皇帝的架子。在苏联虽然当了五年俘虏，皇帝架子一点也没放下。带出了四个“心腹奴才”，也算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吧，使他依然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俘虏营中依然有他的小朝廷，还能发点儿“威”。苏联对他有点儿优待，一个人单吃单住，就觉得是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又是谁呢?要说是不一样，这就是罪恶不一样。


“和家族分开”，就是放下皇帝架子的第一步，说是把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还是将来又将来的事，目前得先把他改造成一个生活自理者，按管理所的规定作息，现在没有“不一样”了。生活自理对我们普通人说来，不算什么，对溥仪就不然了，是脚踏实地改造的第一步。还要学会过集体生活，和同监号的人一起值日，一起打扫卫生，这就是他放下皇帝架子的第一步。不过马上叫他去为大家倒屎倒尿，也许是过高要求了，管理所特别免去了他的卫生值日，按照他自己的话说，简直是“绝处逢生”了。



“溥仪大叔”


再说称谓，在苏联五年里，不管溥仪叫皇上了，还要说一句“上边”，并没有按家族称谓叫一声“大叔”，这也是放不下皇帝架子。到了管理所所长叫他一声溥仪，他听不习惯，觉得还不如叫号码981呢。等到同号的人他声老溥，能听着顺耳了，皇帝的架子放得就差不多了。像是后来改造好了，要是再叫他一声皇上，不说是骂他，也是极大地讽刺了他。


溥仪在学习生活自理开始时少不了出洋相，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了不少，这时我和他也分开了，不是我目睹的事，不拟转引了。他在苏联快要回国之前，也想作一点儿家务劳动，比如扫扫地，可是一摸扫帚把就扎个刺，他的手太细发了；擦擦玻璃吧，玻璃上有点碴，他不懂那比刀刃还快，一碰，碰掉一块皮。这赶紧找针给他拔刺，再找红药水给他抹，还不够伺候他的呢，所以劝他还是歇会儿吧，什么也别干了。


在苏联当俘虏被收容了五年，没有自由，在收容所里边还可以自由活动，到了抚顺管理所活动范围可缩小了不少，只能在监号里活动，往外看就是窗户大的天。犯人的收监、编号的程序告一段落之后，每天下午开始“放风”，到院子里活动活动。是按照监狱的制度：不是一个监号的人不可以交谈，虽然都在一个大院里放风。溥仪和我们不在一个监号了，他特别得到了准许“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和家里人见一次面，说一会话儿”。我和他确实没有什么话，对他还是在苏联时的态度——各顾各。他有时和我讲话总觉得勉强不自然。我对他的态度的变化，他当然也有所感觉，他对我采取什么态度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看到毓嵒的回忆录里写了一些，原来他是对我“起了防备的心理”，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难怪使人感到不自然了。


那些伪大臣们能够遵守制度不乱讲话，按监号自己活动。大家在苏联关了五年算是难友，个人之间谁又有什么友谊呢，今天在一起，今后谁知道会怎么样呢，现在就算有个盼头了。老头子们吃喝待遇又是鸡又是肉的，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所以放风时还玩游戏呢。就是玩儿猜打手，一个人背着手站着，后边站半圈人，其中一个人打一下背着手的人，背着的人转过来猜是谁打的他，猜中了谁，谁就背过去，去当那个挨打的；猜不中还得转回去接着挨打，接着猜，玩儿得还挺有兴趣。


初到抚顺时，一般的学习，每天读读报——《东北日报》，学习材料有几本毛主席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等书，集体阅读，大家轮流念。讨论也就抠抠名词，根本不懂如何联系实际，联系自己，就是应付式的学习，走走过场而已。这时的人们还是满腹狐疑，政府对我们这些人究竟将如何处置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许来个“公判大会”，所以人们也无心学习，讨论会上谁能说真心话呢。


在管理所接触最多的是看守员，我们怎么称呼他们呢?所长就叫所长，科长就叫科长都好办，看守员叫他看守吧，不大顺耳，也不够尊敬，所以一律称为先生。这些看守员都是出身于农村，入伍当了解放军，从来没有人称他们为先生的，忽然有人叫起先生来，乍一听也不习惯，好在就限于管理所里。对待我们总是很随和的，没有一次厉声呵斥，不使你有犯人的感觉，凡是他能办到的，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的，是有求必应的。同时原则性都很强，想必都是XXX员，当然我们也不能问了。



转移到哈尔滨


回到祖国后两个多月，十月里震撼世界的消息传来了，举国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抚顺一夜之间变成了后方，距离丹东不过二百公里多一点，显然这里有个上千人的战犯管理所，也是个不安全的因素，所以决定转移，转移到大后方——哈尔滨去。


此时开始进入冬季了，出发之前每人发了一套棉服。转移途中当然还有武警部队押送，比起初到抚顺时面朝里端着刺刀的阵势，就缓和多了。来到抚顺也两个多月了，每天接触的都是看守员。我们称看守员为王先生、刘先生，集合出发，上车下车都由他们指挥，武警只是担任警戒，都站在车厢门两头。那时兴打扑克，打百分，我们都不会，看守员不但教怎么打，也和我们一起玩。记得到长春时就很冷了，把发的棉衣都穿上了，到哈尔滨下车一看树叶都脱光了，由抚顺出发时，树叶还有绿的呢。


经过一夜第二天到了哈尔滨，我是头一次到这里，坐在汽车里也分不出东南西北，到地方下车一看，停在一个大半圆形、或是叫流线型的二层楼前边。人到齐了也不容你多看，就被带进了这流线型的楼，进去的人都是给了一个惊——这里没有喜——而是吓。


一进楼头一个印象，是进了大铁笼子，紫红色铁栏杆林林立立，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也不容你仔细观瞧，跟着看守员上了二楼，到了一个“笼”前，小铁门90度大哈腰才能进去，吱——嘎，咣——当，关上了小铁门，合页上没有油，干磨轴的刺耳声响，喀嚓落了大锁。还是我们吃大灶的一行人，锁进了一个笼中，就算是我们的自由天地了，从容镇静了一会儿，把整个大铁笼子仔细观看了一番。


这里不是监狱，是个拘留所，上下两层，一面是平的，好像是西面，其余三面是圆形的。监号是扇面形的，左右是砖墙，前后是铁栏杆，有鸭蛋粗，漆成紫红色，前面有个小铁门，监号的前后有两圈通道。楼的中间有一个圆台，有一人高，站上一个武装岗哨，上下左右是一览无余，没有死角。这也是日本统治时期遗留下的，今天监禁了这帮伪满战犯，可谓“还治其人之身”了。


监号里的面积大约有十来平米，每一监号住六七个人，这里和抚顺不一样，没有炕，地板就是炕，每人发一条草褥子，晚上睡觉铺上，再铺上被褥，白天卷起来，地板就是桌子，吃饭、学习也是它了。这里和抚顺比有两个优点，一是视野开阔，站在笼子边往外看180度，上下两层，左右邻居当然看不见了，但可以听见声音；另一优点，还是很不错的，监号里后边有一段小矮墙，半人高两米来长，里边有一个抽水便桶，这就免去了每天值日倒屎倒尿。


吃的方面也有变化，一日三餐由炊事员先把菜饭挑来，然后由我们几个吃大灶的挨监号去分。那时对战犯优待，吃饭没有定量，都是些老头子也吃不多少，也就是说主食容易分，分菜一定要掌握好量，宁可剩下些再分一回，分不够就“包庄”了。监号的小铁栅栏门下边有个“猫洞”(姑妄名之——作者)，可以递出盆、碗来接菜接饭。在我们分饭时都有看守员在后边跟着，也就是监视着，怕借打饭串联什么，其实有什么可串联的，不过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


小灶的菜是鸡鱼肉蛋天天有，大灶一周才改善两次，经常是分菜分到最后剩不多了，看守员就不让分了，叫拿回来给我们吃。这也因人而异，年岁大看守员心慈，比如炖鸡炖肉剩点就示意叫我们拿回去吃。吃大灶的就我们六七个人，菜的量就多，再加上小灶剩的菜就光吃菜了，不是吃饭就菜，而是吃菜就饭。大灶的高梁米也取消了，东北大米饭本来很香，可是菜特多，吃不出大米饭的香味了。饭后再分一遍开水。


打扫卫生等也落在我们身上，这个拘留所监号里是木板地，转圈的楼道还是水泥地，看守员叫我们出来搞卫生，这里可不能扫地，那将全楼暴土扬场了，得拉出水管来冲洗，好在楼上楼下都有地漏。我们来到哈尔滨时正是冬天，室内暖气烧得很热，也很干燥，常用水冲冲地也可以湿润一下空气，天热的时候冲地可以降温。


刚到哈尔滨在楼里还有两名游动哨，有一天夜里把他们吓得不轻。赵竞昌原是伪满江上军司令官，他有个“呓症”病，犯起病来在睡梦中大喊大叫，乱挥拳头，如果是打在墙壁上或是打在铁床上，手就得负几块伤，那也没办法由不得自己。来到哈尔滨不久，一天夜间他犯了病，正是夜静更深，忽然几声大喊大叫，震动了全楼。


吓得俩游动哨把子弹推上了膛，以为有人要“越狱”呢。这时有从抚顺一起来的看守员，在值夜班，笑着过来和游动哨说明情况。后来日子不多，游动哨就取消了。


这里本是个拘留所，外边没有围墙，暂时不能外出“放风”，有一个来月大家只好呆在了“隆中”(笼中)，整天价只是席地而坐，后来开始“放风”了，觉得上下楼腿都有点软了。



“烧香引鬼”与“坐以待毙”


转移到哈尔滨来是因为抗美援朝，这些战犯们对抗美援朝是怎样的看法呢？四个字：“烧香引鬼”


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美国在侵略朝鲜，即使它打到了新义州，它也不敢过鸭绿江打丹东，丹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现在开始去抗美援朝，等于是和美国交战了，一旦它要打到新义州，就可以过江打丹东，岂不是把鬼引进来了么?


这不但是战犯，一般人恐怕也有这种恐美崇美的思想，认为美国是第一等强国，有原子弹，科学发达，武器精良。我们过去是小米加步枪，现在经过了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美式化军队，可是能顶得住美帝国主义吗?


具体到这里的战犯，思想就复杂多了。第一，把我们转移到哈尔滨来，说是为了安全，也正是说明前线已经吃紧了。其次，如果人民志愿军顶不住美帝，美国鬼子要是过了鸭绿江，东北也就危险了，我们将会怎么样呢?XXX能把我们送给美国佬吗?


我记得在哈尔滨还遇上了两次空袭，都是在晚间就寝以后，那里也没有什么防空洞，躺在地板上等着挨炸吧。一会空袭就解除了，第二天看报，报道说是美帝国主义在试验细菌弹，在我国东北各地投下了不少，以后再没有遇上空袭。


抗美援朝开始后，连续打了五次大战役，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直到解放了汉城，“烧香引鬼”的思想却未完全破灭。在这时又开始了另一项全国性运动——三反五反，许多贪污犯有被逮捕的、有被判徒刑的，也有被判死刑的。中国有句老话：“兔死狐悲”，管理所怕这些战犯们“物伤其类”，引起思想上的混乱，禁止了我们看报，同时楼里广播喇叭也停了。主要是对我们封闭三反五反的消息，可我们不了解，就往抗美援朝上想，是不是又顶不住了，怎么不给报看了?


溥仪更是疑神疑鬼的，认为一旦美国鬼子来到之前，XXX非对我们下手不可。有一天夜间睡梦中就听见别的监号，吱——嘎——咣——当开门关门的声音，加上许多人声，最后是警车的笛——笛——声音。他想：“这回完了，已经开始下手了，这一定是谁先给拉出去了。”


这一宿他吓得也睡不着了，第二天才知道是夜里曲秉善得了急病，给送到病院去了。


在这期间来了一位首长，说是来检查卫生的，给大家做了一次报告。我想可能是当时东北公安部的首长，说检查卫生是避免引起这些人的胡思乱想，一直就是等着审判呢，岂能告诉他说是上级公安部门来人了。前面讲过这楼的构造，一面平三面圆，做报告讲话是非常之方便，讲话的人站在平面的二楼上，战犯们不用出“笼”，在监号里就全听见了。


这位首长讲话内容，主要是批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对抗美援朝的错误看法，认为是“烧香引鬼”；另一种错误思想是等待审判、等待杀头，都是极端错误的。


大意说你们中绝大多数都经过了“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你们认为抵抗必亡，所以当了汉奸，当了亡国奴。可是中国XXX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前的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可怕的嘛，为什么认为是“烧香引鬼”呢?就是你们脑子里崇美恐美。接着分析了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就以战争的性质来讲，美帝国主义也是必败的，一定要相信人民的力量。


再就是代表政府，重申改造罪犯的政策，应该好好学习，积极改造思想，批判了那些消极等待审判、等待死的错误想法。现在给你们的生活待遇，是高于一般老百姓的，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审判你们吗?至于你们的罪证，可以说是铁案如山，用不着你们自己写。有人说既然是不审判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出去呢?因为你思想没有改造好，立场没有转变，放出去还会犯错误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现在还有人说，“武部六藏那个人不错”，这种思想不好好改造行吗?


武部六藏是何许人也?他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真正的伪满国务总理，他是直接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指令办事的，张景惠实际是个牌位。伪满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法令，都是出自他手，如：掠夺粮食的“粮谷出荷法”，东北人民只能吃橡子面，吃大米、白面是经济犯；还有“勤劳奉仕法”、“劳工法”，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了大批的人力资源，使成千上万老百姓葬身于“万人坑”。把这样一个大战犯，却说成是“好人”。说这话的伪大臣可能从前事事为“主子”效劳，捞到不少好处，就在今天战犯管理所中，还忘不了受到的“恩宠”。


那位首长接着说，这不是批评几句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公之于众，由大家讨论，这是很好的活教材，说明了你们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其他的人思想觉悟都高吗?不过是比这个人多些心眼儿，会看风使舵。如果是带着“武部六藏是好人”的思想，放到社会上如何去为人民服务呢，一有风吹草动还得犯错误。


听过报告以后，各个监号经过认真讨论，联系到自己的看法，思想比较安定了，感到了只有努力改造思想，重做新人，才有出路，管理所及时为大家布置新的学习任务——写自传。给自己写自传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首先是要转变立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看自己，从新认识自己。我感觉通过写自传，还是有收获的，虽然身在管理所，可是看报，听广播也能感觉到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的形势。自己出身于封建家庭，一脑子封建思想，就好比是被压在封建废墟之下，为什么不出来好好地见见阳光呢?不很好地转变思想，将来释放出去怎么适应新社会呢!


不过在这些人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无论什么，事无大小总是联系到审判，写自传也联系到审判，认为是政府在要材料。现在溥仪已是离开了家人，他住在哪个监号，是楼上是楼下，我毫无印象，虽然每天给大家打饭还送水，要转遍全楼。他现在要写东西，不像在苏联了，他的“两支笔”没有了，这就得靠自己了。他在苏联写了不少材料，那都是为了到日本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给日本战争罪犯作证用的，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写自己的所做所为都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


溥仪他的问题根子在天津，那时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勾结拉拢，不存在什么暴力强压之下的情况。在抚顺他和家人分开的时候，就偷偷写了个纸条，写着“和衷共济”暗示大家，要为他隐瞒在天津的事。我虽然不和他在一个监号里，他的自传是怎么写的当然不知道了，但可以断定他决不可能把天津的事交代出来。何以见得呢?


举一个例子说吧，他在皮箱底下藏的那些“宝物”，原本是糊弄苏联当局的，如今回国了，看来他是想一直隐瞒下去了。就这点儿事都不肯交代，能写什么真正的自传呢?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还想怎么能表现点儿进步呢?在同号人的言谈话语里，忽然得到了“启发”：“哎，这回有了，我要为抗美援朝献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