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二十二 后记 监号门开了（爱新觉罗.毓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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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后记

我于1937年到长春，进了伪皇宫和溥仪在一起，到1957年1月，算是和他分了手，这期间整整二十年，我的回忆录就是这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我的回忆录也只写到1957年和溥仪分手。但是到了1959年12月他被特效回到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一直到1967年他去世，这八年期间我们有哪些来往呢?这就是我要写的后记。


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我们当时就见到面了。不过那时我在干什么呢?1960年溥仪给毓嵣写了一封信，写道：“现在，嵒、嶦、李国雄都在小汤山苗圃那里工作(北京市昌平区北马房村小汤山苗圃第八生产队)，他们每月回来住三两天。”(见《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毓嵣：“溥仪和我”第346页)


溥仪刚回到北京就住在他五妹、万嘉熙的家里，在前井胡同，我住在南官房，距离很近，放假回家就去看看他，不久他搬到崇文旅馆去了，我只去过一次。现在见面当然是叙家常论叔侄的关系了。要说过去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现在的关系如何呢?我说也就是平平，我们的生活距离拉远了，他对于我们的处境也并不了解。


他给毓嵣的信中写有我和毓嵒、李国雄，我们三个人在小汤山苗圃工作，可他并没有问过我说你们怎么都去小汤山了呢?他对社会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了解。他被特赦回来，一切都有政府来安排，我们回到北京哪里有人管呢，找个临时工也并不容易，当临时工究竟还是算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而且还是由战犯管理所释放出来的。像我们这一类的闲散人还有不少，如刑满释放的人、解除劳教的人，还有被单位、学校开除受行政处分的人，以至不服从分配离职的人，等等，都由所处管段的派出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叫做“组织劳动”，和正式工作是两种性质。溥仪信中写的“第八生产队”好像是在农村，实际不是，是“组织劳动”的生产队。那时由北京市公安局统一组织劳动，组成了八个“劳动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有三四百人，再和一些工厂、农场签订劳务合同，带领我们去干活。我和毓嵒、李国雄那时都属地安门派出所管，就被分派到第八生产队，就都到了小汤山苗圃。


话说回来，我们所以被组织劳动，也可以说和溥仪有直接的关系，他哪里明白，我从来也不和他讲这些，讲这些也没有用。他住在他的五妹家，就是同院里还住着溥俭，他曾经是我们学生班的班长，现在在义利食品公司工作，他为什么不上小汤山的苗圃呢？在溥仪看来我们都是有工作的人，就很不错了。在给毓嵣的信中，还讲些空洞的大道理，“任何工作岗位，任何劳动都是光荣，都是为人民服务”(同前书，第346页)。我和溥仪就好比是两条道路上跑的车，所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平平而已。


溥仪回到北京不久，就被安排在香山的北京植物园劳动锻炼，那里离市区较远，我一次也没有去过。经过了一年的劳动，在1961年初，便安排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的职务，他就住在全国政协的机关大院里。我这时已经在大兴县天堂河农场劳动了。这是因为我呆的生产队老是得找活儿干，订合同，实在麻烦。现在生产队赚了点儿钱，自己就在大兴县沙荒地上，开辟了五个农场，我被分配在第二分场。还是每个月公休四天，进城回家，有时就去政协找找溥仪，那时也没有电话事先联系，好在他和我一样都是独身，倒也容易见面。


他有时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呆一会儿，再有是去政协大礼堂，那里有为委员们准备的茶室、书画室、游艺室等，赶上星期日也没有其他的委员来，我们就随便坐坐，反正都是免费的。这时溥仪正在撰写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李文达执笔，有一次正赶上他要去群众出版社，也带着我去了。他们谈的内容无非是有关写书的事，我只记得谈完了就一起吃的饭，去的是一般的小饭馆。


就在这年的夏天，李玉琴由长春来北京找我和毓嵒，要我们帮她写回忆录，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在伪皇宫里呆了不到两年，知道的事情很少，我的意见是，尽自己知道的写就可以了，况且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她可能是公费来的，也不着急回去，她还想和溥仪见面呢。如果是溥仪不想见面也就算完了，可是他也有这个意思，现在李玉琴早就结婚了，怎么好见面呢。于是就找了我和毓嵒当“垫背的”，参加他们二人的会面，都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印象了，记得是在政协一块吃的饭，没要粮票，我那时在农场干活很能吃，觉得没吃多少，服务员就说是菜上齐了。


我去溥仪那里串门，经常是和毓嵒一起去，我们都在一个农场，都是统一的公休日。毓嵒写《我跟随溥仪二十年》一书中也有叙述，不过他写这次溥仪和李玉琴见了面之后，他们还去了香山，“溥仪也是让我和毓嶦一起去的”(见该书第116页)。因为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劳动过一年，那儿就在香山脚下，是他很熟悉的地方。毓嵒说他每次公休都要去看溥仪，植物园也常去，也一起上过香山，但我并没有去过植物园，这次我也没有去，是毓嵒记错了。


大概是1961年底有一次到政协去看溥仪，记得是上午，他正好穿上大衣要外出，我还没有问他这是要上哪儿去呢?他的政协大院的街坊，工友赵大爷也在他屋子里，对我说：“这人哪，要是一搞上对象，就和往常大不一样啦，你看!这大冷的天儿，一早就要往外跑。”


我就明白是怎么一回子事啦，我就别跟着添乱了，赶紧告辞。以后，我就很少去了。毓嵒还是照样去，赶上溥仪去对象家，毓嵒也跟着去了，他是结过婚的人，也不怕碍眼?他也许觉得和溥仪关系不一般，但不久溥仪的结婚，使他应该有所醒悟才是。他在书中写道：“过了不久，据说是在那年(1962年，笔者注)的‘五一’，溥仪和李淑贤举行了婚礼。不过那次溥仪并未事先通知我，所以我没去祝贺。”


毓嵒都未得到通知，我当然就更不知道了。婚礼是很热闹，可是我没参加也就无从介绍。不过，按毓嵒自己的回忆，他每月公休回家都要去看望溥仪，溥仪在植物园劳动的时候他也去，他们一起登过香山。那时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要换乘好几次车才能到。为什么溥仪的婚姻大事，却得不到通知呢?


原来，溥仪在苏联时，偷偷摸摸地叫毓嵒给他当儿子，他被特赦回来可以向家族公开宣布，但他根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的亲属只限于他的亲弟弟、妹妹们，像我们毓字辈的人，在北京有许多，有的和溥仪并没有来往。而他的婚事是政协给办的，溥仪不特别关照说，我要谁来参加婚礼，亲属们就只有他的亲弟、妹了。他对于平民百姓的婚丧嫁娶礼俗根本不懂，即使他想起来，“有没有毓嵒、毓嶦他们两个人来参加呀?”我说他也不敢问、不敢提。话说回来，他的婚礼上，是有我们俩不多，没有也不少。毓嵒说：“事后……我只好补着向他们贺喜了。”至于我是如何补着贺喜的，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


溥仪结婚不久，就搬出了政协机关大院，搬到了西直门里东观音寺，这里也是政协的房子，但并不是北京的老四合院，算是新式的平房，带有挺大的一个院子，他住的是五间正房，前面有个廊子。可参阅《我的前半生》里最后一页照片，说明是“作者和妻子李淑贤离家去上班”。房屋里的家具，都是在政协借用的。在这院还给他安排了一家邻居，也是政协的员工，可以给他做个伴儿，帮着照看一下这个院儿。溥仪有了家了，我想这回公休时候上他家去就省事了，上政协去找他，要在门卫室登记，还得要他出来接才能进去。毓嵒找溥仪比我勤，当然，更有此想法了。


事实证明，我们想法大错特错了，不管溥仪有什么想法，有二十多年的关系了，在苏联、在抚顺，他说不出什么来。李淑贤和溥仪新婚不过“三天半”，和我们有什么感情?去了还得给做饭吃，真是伺候得着么?溥仪也不能像独身时，带我们去逛街，现在得伺候太太了，毓嵒因为语言不检点，惹得大婶儿非常不高兴，就以少去为妙，去了以少呆为妙，更不必想大叔留饭了。


李淑贤本来就有病，当然还不是什么马上就要命的病，说实在的，她要没有病也不会和溥仪结婚。她一个人的时候，有病没病，想干想歇都好办，现在结了婚，其实，就在家伺侯老公就行了，可是，溥仪想自己改造了这么多年，光说劳动光荣不行，总想当个双职工。李淑贤算是带病坚持工作，回到家就等溥仪伺候她了。我到了东观音寺，溥仪就说：“你大婶有病……”咱们也别等下句了，这就是“逐客令”了。


“我这连烟卷也没有了……”一般公休进城了，都要买盒好香烟，自己就连忙掏出来让主人抽，就这样还去个什么劲儿呢。


我结婚很晚，是在溥仪以后，天堂河农场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时哪里有钱请客办事，顶多是给农场的同班组的人送块喜糖，我根本就不打算告诉溥仪，但母亲还是告诉了他们二位，溥仪夫妇到我家来了一道，送给我一个暖瓶，上面印有一个古装的大美人。后来，我忘了是谁了，看见这个暖瓶，说这是溥仪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他觉得古装大美人不好，所以没用，后送给我了。看来溥仪的脑筋真是够“新潮”的!“XX”时期才提出了什么“四旧”，大美人当然就在打倒之列了，而溥仪一直就不用。我不行呀，我不能因为有个大美人把暖瓶砸了，我用什么呢。买新的，我一个月的工资又能买几个暖瓶呢。裁个红纸条写上“破旧立新”四个大字，贴到大美人上，凑合着用吧。


现在仔细回想一下，再看看毓嵒的回忆录，他带着老伴去了观音寺两趟。所以我就问自己老伴我们到观音寺去过么?没有。如此看来，溥仪夫妇亲劳玉趾，莅临寒舍，祝贺小侄子的(无)花(无)烛之喜，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溥仪在政协委员任期去过江南，到过陕北延安，好像是没有听他讲过外出参观的见闻还是感想。后来得了肾癌，开刀手术，几次住院，我没有去探视过。


“XX”开始后，天堂河农场改为军管，宣布农场为强劳单位，农场的工人一下子全变成了“强劳分子”了，也没有理由，也不分青红皂白，只说是“等待XX后期处理”。和没强劳时候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把原来的四天公休，改为休大礼拜，一个月只休两天了。这也是一直没有探望溥仪的一方面原因。直到溥仪病故，我和大家一样是从《人民日报》上得到的消息。溥仪的后事是如何办理的一概不知，根本也无法进城去，何况是自身还难保呢。


1969年“四人帮”要砸烂公检法，怎么砸呢?就是把公安干警都下放到天堂河农场，把我们这些属于“敌我矛盾”的改为强劳，都转场到清河农场，也叫茶淀农场，地方就在天津的茶淀，但是归北京市的公安局直接领导，编制就是第一劳改大队。在这里主要是种稻田，干了一年，又说是要“战备转场”，我被转到辽宁省凌源县劳改总队的“新生”工厂，可我也不会车、钳、铣、刨，工厂有个菜地，还是去干我的农活，这一干就是十年。


“四人帮”被打倒以后，1979年冬我得到平反，1980年初又回到北京的天堂河农场，这回是正式职工了。就在这年的5月份，在全国政协礼堂又重新给溥仪开了追悼会，会后把他的骨灰重新安放到八宝山人民公墓。前面讲过了溥仪的婚礼，我不幸未能参加，而追悼会则我有幸参加了。何以故呢?介绍溥仪亲属的名单，是溥杰提供的。


溥仪化为骨灰已经是十三年了，如今重新得到安放，老话说就是“入土为安”了，但是，不!


正是：“蜡炬成灰泪未干，泪沾六马自达车。”这是我为溥仪作的一首七言诗中的两句，那就请允许我作个小注吧!


原来有一位姓张的山东老哥，当上了香港老板，到内地来投资，就相中了河北易县西陵这个地方，在光绪皇帝的崇陵后边买了一块地，有百把十亩，建了个“华龙陵园”。有人替他出主意，把溥仪的骨灰埋在这里，一定能够招人。经过熟人的介绍，认识了李淑贤，怎么谈的条件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溥仪的坟墓给选了两个穴，给李淑贤留了一个，盖了三个坟头，一大两小，另外一个小的是为了葬谭玉龄。修溥仪的坟墓，当然是不用李淑贤掏钱了，就在1995年1月26日这天，李淑贤捧着溥仪的骨灰，乘坐的是626马自达，葬在了华龙陵园。


溥仪移葬在电视和报纸上都报道过，只有李淑贤一个人抱着骨灰盒，没有其他的家属前来送葬，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反对把溥仪的骨灰由八宝山公墓移走。


前文写谭玉龄死后就停在长春的般若寺，抗战胜利后毓崇给火化了，把骨灰带回了北京，存在了溥修的家中。1957年毓嵒回到北京时，溥修早就故去了，就由他来保存。溥仪被特赦回到北京，在全国政协机关大院有个家了，毓嵒就把谭的骨灰交给了溥仪。溥仪结婚以后不久，有一天李淑贤对他说：“哎呀!我好怕呀!我夜里做梦，怎么老是梦见一个穿白色长袍的女人……好怕呀!”


溥仪也没得了办法，找到毓嵒说，谭玉龄骨灰还是你给我保存吧。

不久“文化大XX”开始了，毓嵒和我一样，自身难保被“清”出了北京。那时一般都是住的平房，毓嵒走之前，在房子的墙脚挖了个坑，把谭玉龄的骨灰暂时给埋上了。他也是在1979年得到平反回到了北京，也参加了溥仪的追悼会，这回溥仪的骨灰是葬得其所了，谭的骨灰怎么办，可谁能做得了主呢?


大约是1996年，有一天我去毓嵒家，看看老兄老嫂，偶然碰见了李玉琴，她多年不来北京，来了就可能有事吧，可我也没法问呀。其实，我也不常到毓嵒的家，这次赶上了，赶快知趣而退，敷衍了几句就告辞了。后来又去了他家，老嫂子看我上次很能知趣而退，向我透露了一点：“上次李玉琴来，是打算向你二哥要谭玉龄的骨灰，她现在算是外人了……”我也不想多问别的，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


谭的骨灰现在在长春伪皇宫，将来也可能安葬在那里?不过，这和李玉琴是根本没有关系。


1997年6月，李淑贤因患癌症在北京不幸逝世了。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淑贤病危时也许想起了，只有她一个人抱着骨灰盒去了华龙陵园……最后，留下的遗言大意是，溥仪当了半辈子的傀儡了，死后我不能再让他当招牌了，我的骨灰坚决不要和溥仪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宝山人民公墓。


所以，我的诗的结束句是：“可怜秋月一茔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