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毓岚的故事

凤雏

百年前，爱新觉罗家族曾是满清王朝至高无上的皇族，世事沧桑，皇权终结。这个姓氏的后嗣也已归入普通公民的行列。这里讲述的是一位皇族后裔——爱新觉罗·毓岚的故事。
最后的贵族


多年以后，爱新觉罗·毓岗还记得年轻时那次失败的投资：“在‘XX’中被抄家后，我家里还剩有一小匣子古钱，当时为了买一双冰鞋，我把它们卖给废品收购站。按废铜的价，一共卖了20块钱。”讲起这事，毓岚说当年自己虽然也知道那笔收藏的珍贵，但那个时候谁家里留有这样的东西，就意味着麻烦。所以“卖掉的时候并不觉得可惜”。至今，他对其中的两枚铜钱还念念不忘。一枚是造反的张献忠当上西王以后，为了赏赐有功之臣而铸造的铜钱。他说；“那种钱铸造时分为金、银、铜三种，我那枚铜钱上的字是‘西王赏功’。这钱从未在世面上流通，所以存世极少，很珍贵。”还有一枚钱让这位痴迷收藏的行家里手至今迷惑不解：“印象最深的是一枚镶嵌了淡蓝色珐琅的古钱，我当时怕人家以为这钱不是铜的，还把珐琅砸了下来。砸掉珐琅彩，下面的钱上却没有铭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一枚什么朝代、什么来历的钱。”其实，类似的遗憾在爱新觉罗·毓岚的生活中太多了。


“本来，我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除了童年生活过于封闭以外，我的成长经历和同龄人很相似，但在‘XX’期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异类。从此我才意识到：自己永远也无法摆脱掉身世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时，我心灵上所承受的压抑和冲击是难以想象的。”金毓岚说，昔日代表封建最高统治的爱新觉罗家族在“XX”中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打击的对象，那段经历是金毓岚人生中所遭遇的最大变故。但“祸兮福所倚”。


现在想起来，这种磨难对于他何尝不是个好的事情？“日后，我从没有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过难以解决的事情。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坐在几十平方米的斗室中，怕热的金毓岚不停地摇着一把小扇子，话语却平静如水。



前尘往事成云烟


金毓岚的家坐落在一个普通的住宅楼里。走进小小的客厅，满墙的陈列架、书柜上都摆满了瓷器、古玩和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小玩意。简陋的居住环境似乎与他“没落贵族”的身份很不相称。金毓岚对此却安之若素。
“边家里放的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别的地方存着呢。”他笑着说。


金毓岚祖上是满族，镶白旗。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侄子，身上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脉。因此，许多老朋友喜欢称他为“末代皇侄”。“平时，我不爱提爱新觉罗这个姓，都什么年代了，再提这个有点别扭，家族中出了两个皇帝，这是历史的选择。”金毓岚坦言，他更喜欢别人叫他户口本上的名字——金毓岚。


“家族中出过两个皇帝，这是历史的选择。”“末代皇侄”金毓岚不爱提及自己的身世，他只愿别人称他作“金老师”


1948年12月，金毓岚出生在后海的醇亲王府。父亲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祖父载沣是清末摄政王，祖伯就是少年夭折的光绪皇帝，1951年，年仅三岁的金毓岚随家人搬出了王府，对在王府内的生活一点记忆都没有。昔日显赫的爱新觉罗家族在此之前已经风光不再。直到1961年溥仪作为战犯被特赦以后，爱新觉罗家在京的四代人才得以集中在涛贝勒家过上一个团圆的春节。当时中央新闻图片社为这几十口人拍摄了全家福。照片上，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新生般的笑意，蹲在最前排的那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就是金毓岚。后来这张全家福还刊登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




现在，金毓岚依然习惯地把醇亲王府称做北府。他说：“1951年，我爷爷载沣把这座王府出卖给国家。同时，还把家里的7000册藏书和一枚九斤的摄政王金印一并上缴了政府。卖掉祖宅实在是很无奈。没办法，北府光房子就有900多间，修都修不起啊。听说卖东西的时候都是把人家领到屋里，连同屋里的摆设和家具，一间房一间房地议好价钱的。”解放后，这座巨大的宅院又几易主人，北府一度成为北方高级工业学校的校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宋庆龄主席才迁居此地，并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自从离开祖宅之后，多少次经过后海的街道，毓岚也只是远远地看看高墙后面露出的一树春色。那时，皇朝的辉煌盛景似乎与这个成长在新社会的皇家后裔完全是陌生的。“后来，宋庆龄故居对社会开放了，我随家人去过几次。有一次我陪加拿大的一名记者去醇亲王府采访，那个记者问我，金先生，你对这个地方还有印象吗？我说哪里还会有印象？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金毓岚的目光扫过小小的陋室，停顿了一下说，“当然了，情感上自己还是对出生的地方保有一份感情。甚至我出生的那间屋子，在几十年的风雨中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玩”字说的是一种状态，是讲用一种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字如其人，从中能读出金毓岚平和、旷达的心境。


搬出北府，一大家子人迁居到东城的租薄营胡同。尽管走进民间的变故，但金家还是剩下不少好东西。“最多的还是书，印象中我的童年是伴随着线装书长大的”。金毓岚家学深厚，从小受父辈的启蒙，潜移默化地影响使他对国学有了切身的感受。本来，他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在平淡中度过悠悠的岁月，但青年时代家族却遭遇到“XX”的冲击，家宅多次被抄，家人也被屡次揪出来批斗。在那个时代，年轻人没有多少选择前途的机会，1969年，作为一名响应号召插队的知青，金毓岚告别家乡到河南省新乡市劳动，从此开始了漂泊在外的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通过努力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从此“在教育领域里，一干就是半辈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落实知青政策，金毓岚的妻子和女儿先后回到了北京。“舍不得多年朋友和学生们”的金老师却迟迟不肯离开，他“独自在家吃了近两年的方便面以后，终于觉得这样非长远之计，于是忍痛辞别了那块土地，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乡”。回京后，金毓岚执教于北京和平街一中，教书育人的30余年时光匆匆而过，他的鬓边已经有了白发。风里雨里，金老师仍然骑着旧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