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爱新觉罗家族

wuzhe

品质北京
2004年11月
我眼中的爱新觉罗家族
■文/爱新觉罗·毓岚

我的家族是个大家族，清末历史上极显赫的家族——爱新觉罗家族。

我的曾祖奕譞是清末第一代醇亲王。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是咸丰皇帝、恭亲王奕訢的七弟；他还是光绪皇帝的生父。

我的祖父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溥仪的生父，是清末第二代醇亲王和后来的摄政王。

我的父亲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他的二哥是溥杰，三哥是溥倛（三岁夭折），我父亲排行老四。

这就是我的家族。

历史已逝，往事如烟……对于清末这段历史及与历史有关的人物或褒或贬自有人来作评价。曾有记者问我，你是如何看待清朝最终灭亡的历史及曾经主宰过这段历史的你的家族的？“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岁月轮回，朝代更替；盛衰荣辱，历史使然。”这是我的回答。

我的曾祖与他的六哥恭亲王奕訢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的嫂子慈禧剪除政敌。因此，慈禧为了笼络他的这位小叔子，将自己的亲妹妹嫁给我的曾祖为福晋。在同治帝辞世后，选中他四岁的儿子载湉入继大统，这就是光绪皇帝。我曾祖虽位极人臣，被赐以“世袭罔替”之殊遇，但他深知政途险恶，荣辱难测。他为人谦抑、退让，家居堂号为“九思堂”，三思还不够，还须“九四”，他自号“朴庵”、“退潜居士”，其谦恭、退避之意可见一斑！他曾写过一则治家格言，如下：“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下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这是他对子孙的谆谆告诫，用心良苦。1890年（光绪16年），我曾祖去世，朝廷赐其谥号“贤”，光绪皇帝到府中亲祭。

我祖父载沣，生于1883年，8岁继承王位，18岁作为大清特使赴德国完成沉重而严肃的使命，28岁监国摄政，可谓“少年袭王，青年摄政”，成为清末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缺乏政治和军事经验，又处在大厦将倾，变乱四起之际，他又如何能驾驭呢？三年后清朝灭亡。在对待革命与退位问题上，他表现得异常明智与冷静，在隆裕太后宣布大清逊位之后，他如释重负地说：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人们经常以此认为他无能、懦弱，其实这正是他的可贵与聪明之处。这种豁达与超然，表现了他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实属难能可贵。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北京亲到王府会见了我祖父，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祖父手书的一副对联。回家后的他以书为伴，很少与外界往来，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父亲多次说到他：为人忠厚，说话算数，讲信用；虽无治国之才，大事却一点不糊涂。在溥仪去东北问题上，祖父始终强烈反对，多次阻挠，后来关东军与溥仪多次想请他到东北，也遭到了他的拒绝。可见晚年的他在政治上的远见与成熟。

我祖父去世时，我只3岁。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直接印象，只是听父母说起他。说他待人厚道、谦和，做事又极有原则。

清朝退位后，他是王公大臣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又是第一个在王府安上电灯、使用电话、坐上汽车的人。他的国学根底很深，又精通满文。他对历史、地理、天文也颇具爱好和研究。在他居住的“畅襟斋”前还有他每日观测时间的日晷。儿时，家中还有他当年用过的一些天文仪器。他藏书颇丰，即使经济困顿也不舍得变卖。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是祖父给起的。纵观其为人，可以看出，他也深受我曾祖父治家的影响：谦抑，退让，谨慎小心，知足常乐。

我的大伯溥仪，生于1906年，1967年去世。我见到他是他特赦之后。第一次见面是1959年末，在父亲家中。这是多年来家族的一次聚会。那是周末的一个晚上，他身着一身黑布棉衣棉裤，黑布面胶底棉鞋，一副黄边近视镜。当时我11岁，在我眼中，伯父很高大，握手时，很有力，待人和蔼可亲，吃饭时，津津有味……那天，我坐在较远的地方看着伯父，似乎与家中所存旧照中的他判若两人，伯父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时常来我家。上午的时间多，中午，父亲留他吃饭。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父母用来款待他们大哥的不过是罐装油焖带鱼和酸黄瓜，但他吃得很香。有时，也问问我的学习，翻翻我的课本。那时正是1961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我正在东城体校练乒乓球，伯父得知后，鼓励我，好好练，以后为国争光。

记得1962年的一天，伯父晚上来我家，说是要写什么书，向我父亲借些史料作参考。听到伯父的话，我自告奋勇，将我买的一本《清宫琐记》送给了他。伯父结婚后，与李淑贤过来几次。一次是伯父等人去延安参观回家之后，一进家就与父亲兴高采烈地谈论参观感受。我看到伯父胸前戴了一枚延安“枣园”纪念章，圆圆的，真想向他要，又怕父亲说，最后还是没敢开口。1964年的一天，伯父与李淑贤来送《我的前半生》，之后又来过几次，我都未见到。文革中，伯父也遭到不公正待遇，被红卫兵揪斗。虽然总理一保再保……后来伯父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红卫兵也尾随而至。在病痛与惊吓之中，伯父终于离开了人世，成为清朝入关以来，唯一被火化的“龙”。伯父一生大起大落，每每在惊吓与恐惧中度过，已心力憔悴，谁料晚年又遭此厄运。1979年5月，全国政协为溥仪等人举行追悼会，指出：溥仪是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

我的二伯溥杰是父辈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位长者。二伯的书法独辟蹊径，与众不同，运笔腕力独到，如游龙戏凤。很多人说看溥老写字是一种享受。

二伯小大伯一岁。长父亲11岁。二伯是1960年特赦后回家的。晚大伯一年。后来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的夫人嵯峨浩从日本回到北京，分别了几十年的夫妻相聚团圆，被传为佳话。二伯回来后，住在护国寺大街52号。那几年，父亲时常带我看望二伯。二伯为人谦和，不管谁去，临走时都要亲自送到门口。文革后，我在河南工作，每年探亲都要去看望伯父。记得我与妻子（当时尚未结婚）第一次到伯父家，二伯、二伯母很高兴，伯母送给我妻子几件衣物，其中有一件还是她以前穿过的织锦坎肩，至今，我妻子还保留着。我结婚后，父亲带我们去看伯父，伯父送我们一对花瓶，两件衣服，用纸包着，上面还有他亲自书写的一个大大的喜字。

后来伯父工作日渐繁忙，我偶尔回京，也不是总能相见。1987年6月20日，刚过完“金婚”纪念日不久，二伯母溘然长逝。夫人的去世，对二伯打击很大，身体也大不如前。1994年，他又一次住进了协和医院，一次随父亲还有伯母的妹妹町田千子一起到协和去探望他。走进病房，看到伯父静静躺在床上，闭着双眼，已昏迷不醒。我和父亲站在床边，默默无语……不久，伯父去世，走完他87岁的人生。

我父亲溥任生于1918年，他是父辈中惟中健在的人。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父亲的经历略显平淡，但我觉得父亲平凡却很充实，我从小到大，潜移默化之中，受父亲影响很深。

父亲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做事极有原则。1951年，父亲在祖父去世之后，将家藏摄政王金印、镀金册、铜镜及七千多册珍贵图书捐献国家；将家传之宝——我曾祖珍爱的黄铜“欹器”捐给故宫，现存故宫博物院（与光绪帝仿此制作的另一件欹器存放一处）。1956年，将自己创办的私立“竞业小学”及校内全部财产无偿捐给国家。文革后，父亲将一批珍贵文物，如：康熙、咸丰御笔，慈禧手书，溥仪书写的七言对联，一批珍贵画像，乾隆御题澄泥砚等珍贵文物捐献国家。我二伯去世后，父亲和二伯女儿一起将二伯住的房屋捐给全国政协。从1948年到1988年，父亲一直担任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1980年代后，父亲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东渡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并赴香港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举办个人书画展。父亲将画展所得多数捐献给“希望工程”、灾区，并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和“奖学金”。自己却甘于清贫，过着俭朴的生活。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托我求父亲写一块匾，事后送来酬金，父亲让我代他交税。父亲身边有一个纸盒，里边放着几十张主动交税后拿到的收据……这就是父亲的性格：拳拳的爱国之心和耿直的做人态度。

父亲文学根底很深，尤擅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父亲自幼跟随清宫“如意馆”高级画师学画习字，专攻山水和楷书。父亲的字画皆如其人。

有一段时间我在河南工作，与父亲有书信往来。父亲每次来信，总要叮嘱我努力工作，每次听到我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至今还珍藏着父亲写给我的十几封信……

历史已成往事，见证历史的人也相继作古。作为家族的后裔，我希望能将我所了解到的家族的点点滴滴告之社会，也许会为处在经济大潮之中的人们提供一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