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与新中国 —— 爱新觉罗·德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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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社会的溥仪，是传奇角色——多彩人生
㈠他认罪——发自内心→悔恨
①国际社会是复杂的，每当有的外宾对获特赦的溥仪流露出某种同情及虔诚时，新中国的公民溥仪总会很礼貌地的当面谢绝。并真诚地讲：我当傀儡是自愿的。被驱宫后，在天津我曾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写信，要求出兵中国，帮我恢复恢复帝制。总认为自己是“天子”，一心只想复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我还哭过，当时我才12岁。我去东北时已二十多岁……我与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使整个东北脱离祖国，成了人间地狱。东北沦陷14年，我把天上地下都卖光了，同胞不知死了多少，能说我无罪吗？叛国当汉*，我与汪精卫是一样的……我虽未亲手杀人，但我的政策却害死了无数的人。我为了个人地位，不顾人民死活，这还能算人吗？⒄他常对人讲“在我屈从、谄媚日本关东军的同时，在我力求保存我的‘尊号’的同时，有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明白了在我恬然事敌的时候，正有无数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向敌人进行着抗争”“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我……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⒅”战犯管理所金所长回忆道：溥仪在特赦大会后的分组发言时，又痛哭流涕地总结了前半生的罪恶历史，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⒆”。
②“文化大革命”中，曾和溥仪在一起被“专政劳改”的著名艺术家新凤霞回忆道：溥仪时刻不忘自己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她回忆文革初期“在劳动改造中，干泥瓦活是最累的。有时本来没有他(溥仪)，可是他一定要参加和泥。他不怕脏不怕累，是用尽力气，满头大汗，不时摘下眼镜用袖子擦汗。当拿皮带的红卫兵不在时，看他实在太累了，我说‘老溥，你可以蹲下休息一会儿。’溥仪说：‘不能休息，休息铃还没响呢，自动休息是逃避劳动，拒绝改造！人要自觉，我这人就是再也不能偷懒了。’在和泥中，泥浆溅到看管的红卫兵身上了，(溥仪)被狠打一巴掌，还被他们(红卫兵)抓黄泥往脸上来回摸取乐……可怜的溥仪被这伙青年侮辱，面无表情，认认真真地干活。说：‘干的不好是我的罪过’，‘历史是自己走出来的’⒇”
③每当有人称呼他“皇帝”时，已是新中国公民的溥仪总是发自内心地回答说：“历史上那个皇帝溥仪是有罪的，他已经死去了，现在的溥仪是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21)。
④皇帝——战犯——公民，传奇的角色，自己写自传：《我的前半生》，旷古绝伦！从一九六四年该书问世后，即被称为“奇书”。据悉，该书历30余载，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版本，发行了200余万册。溥仪和他《我的前半生》享有的声誉已超出了新中国的范围。被新中国特赦的溥仪，曾经无限深情地说：“我写这本书是忏悔过去，是为了要把我那丑恶的前半生，赤裸裸地暴露在祖国人民面前，说它是自传也可以，说它是我的一篇忏悔录也无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我那见不得人的过去，一切一切，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以便把那主要病根所在，以及由于这一病根而发生、成长，以至结成恶果的一系列经过，——加以比较有线索可寻的罗列。”“一方面表达‘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忏悔的衷忱’，另一方面是‘让读者从自己切身体验的新旧对比里得到公正的结论’(22)。”德崇一直认为这段话讲的非常深刻，倾心倾情，发自肺腑。对我们的民族、家族和个人的现在、将来都是语重心长的忠告！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时曾说：“‘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经死了，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的不错。”总理还拿《我的前半生》，对外宾说：“你们都读过他写的这本书了吧。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可惜，刚过60岁就死了，如果不得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23)”
㈡他识亲——发自真情→坦诚
①“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24)。”事实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49年前我们见面的条件。
那个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阿玛(父亲，时任手工业联社的领导和参事)接到了“配合政府工作，看望溥仪”的通知。“去”还是“不去？”当时的一大家子人看法不一，争论不休。正好，参加解放一江山岛并出席了北京国庆观礼活动的小老舅(现辽宁省喀佐蒙古族自治县退伍养老的王怀林)也正在我家。讷讷们不同意去，说：“多少年都没过儿(来往)，现在(政府)让你去，这不是往一块拴吗？”而小舅和姊们则支持去，理由是说明新中国政府信得过阿玛(父亲)。从一个民族、一个家族的角度，难时看一看，帮一帮，也应该。最后定下我跟阿玛去。因为我小，没工作，将来有啥事影响不到哪去。后来看，当时让我跟阿玛去看溥仪的决定还是对的。因为在“文革”时，造反派给定性的“惦念、同情、拜见大战犯、大汉*、日本走狗、伪满皇帝”的“罪行”，成了阿玛在“拉塔湖”和“陈相屯”(25)受狠批、遭狠斗的根据之一。
那是1957年12月的一天，刚刚进九。“帕斯(当时阿玛用的公车)”在冰雪路上走了3个多小时，傍小晌儿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抚顺战犯监狱》(26)。大门岗上，带枪的卫兵在办理手续时一直绷着脸。而从屋里赶来的、戴帽徽肩章的管教人员，态度就不一样。他们先是把我们爷俩让到客厅，给我们开门、掀门帘、倒茶水，非常地客气。阿玛把来时准备的单位和公安局开具的证明资料交给管教人员，管教是站起来双手接的。管教先跟我阿玛讲了溥仪和溥杰等人的情况，大致是，溥仪压力大，溥杰进步大。“溥仪每次参观和听报告后，回来总哭，情绪不稳。”“要鼓励他，焕起勇气和积极性……。”管教人员询问“您这次来，想见谁，我们安排一下。”“我只见溥仪吧。”当我看见瓶底一样的眼镜镜片后面清瘦面庞的溥仪时，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就是承德维绵皇族私塾堂厅“御影”上的那位俊俏的皇帝(27)。他一身黑棉衣，左胸前的白胸签特别显眼。他没剃犯人头(笔者注：指光头)，身板儿拔的挺直，很精神的。我按来时阿玛的嘱咐，给溥仪行的是小鞠躬礼(28)。阿玛首先跟他说：“我来，是代表在沈阳、在辽宁也包括在热河(29)的满族和家族人探视你。都希望看到你的身体健康，希望听到你接受改造的好成果……。”溥仪说感谢我们在大冷天去看望他，很平和地简要介绍了接受改造的学习、生活和身体情况。管教人员很讲方法的插话，使刚见面时双方的紧张而拘束的气氛消失了。溥仪嗓音挺好，很健谈，他说了管理人员曾组织他们到沈阳重型机械厂、沈阳机床厂参观过，对沈阳、抚顺这些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多快好省地”恢复和发展成就，大有感触。还问了我的年纪，我回答“十三岁，今年是本属(鸡)年。”又问我的名字，我答：“溥旻，别名德崇”。阿玛补充说“户口本儿上的是溥旻。”溥仪想一想，说：“叫德崇好，理智。”临分手时，阿玛说：这次来就不见别人了，请代向溥杰等转告，祝你们都改造好，保重身体。溥仪也深情地嘱咐我“要好好学习，还要锻炼身体，将来长大了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也为满族增光。”管教人员又很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外。回沈阳后，阿玛就到派出所办理了改注名的手续(30)。


②特赦后的溥仪，对待过去的“阿哈(满族上层人等对下人的称谓)”也发自真情地识亲了。篇幅有限，仅举两例：一位是对乳母“二讷(满人称谓)”。获特赦后回京闻乳母1946年随逃时死于流弹，溥仪为这位自己一直当作亲人的乳母的去世流下热泪。他以后一直和乳母的养子王书亭家像亲戚一样保持走动；另一个是王简斋，曾跟随溥仪历经京、津和长春达28年的仆人。1944年王因母病归乡事孝而离开溥仪。1965年7月王简斋读报，才知道在机场迎接李宗仁归来的人里有得特赦在京的溥仪。年底专程从蓟县赶到北京东观音寺22号探望昔日的“主人”。“就见溥仪双手扶着客厅的阁扇迎候，见到我即快步上前，把我紧紧抱住，拥到客厅让我坐在沙发上。由于过去的老习惯还不敢坐，溥仪硬把我摁在沙发上，然后坐在我身边紧紧握住我的手，感伤往事，我的心情也十分激动。……溥仪大谈党对他的改造和教育、今天的幸福生活，流露出对党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激之情……。李(淑贤)夫人问我‘溥仪过去打过你没有？’当我回答‘打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时，溥仪面带愧色说：‘过去真对不起你，现在应该向你道歉。’近午时我起身告辞，溥仪当即把我摁在沙发上说：‘过去是你伺候我，今天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艺。’说着就扎起围裙和李淑贤一起到厨房做饭，我也想帮忙，但他们不答应。……下午2时，因为要赶车我便起身告辞。溥仪夫妇送到大门外，并一再叮咛有时再来。我走出很远回头看时，他们还站在门口目送。无限感慨涌上我的心头：是党把一个暴虐、冷酷、怪戾的人改造成懂得尊重别人、关心别人、体贴别人的人；是党把一个连衣服也要别人穿的封建皇帝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31)。”
㈢他做事——发自自觉→负责：
在植物园
，溥仪很热爱党给他的第一个岗位。他写道“我和劳动人民一起学习，一起工作，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幸福生活的开始。”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在《在劳动中变成新人》一文，在论述我国专政机关对犯罪分子不仅是判决监管起来，更重要的是组织他们在从事劳动过程中，在学文化和生产技能的同时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造和思想转化工作，用真情震撼心田，用真理武装头脑，使之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文中举证“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经过劳动改造，也已经改恶从善，能够自食其力。(32)”高法院长谢觉哉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曾以《把皇帝改造成为劳动者》为题做重要发言(33)。长春的一位著名文史学者，历经十数载据事、据证、据实地在其专著《溥仪的后半生》中客观、真实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溥仪在做事时，时刻都自觉地做人；在做人中极端负责地做事。溥仪在全国政协文资委任专员时，有些人士掌握重要资料却不愿写出来。是经溥仪说服动员，他们终于拿起了笔，写出了受到有关方面高度评价的文章。溥仪发挥了自己特殊经历的作用。在撰写回忆录，在
给“同学”讲课
，在向战犯管理所做汇报，在外事接待中，在出席大会，在观礼台上，在领袖身边，在大雨天走进百姓家的时候……溥仪热爱新中国，新中国的人们也关爱溥仪；一篇篇感人的实录、一幕幕动情的景象，会跃然读者眼前——请读《我的丈夫溥仪》、《溥仪的后半生》和《皇帝与新凤霞》。
㈣他服理——发自实践→坚守
①“那些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物——叶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等在当时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们宰割压榨的人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们曾为他们捧场，遗老遗少们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更自吹为强大，认为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永远可待的依*。但是，他们但是纸老虎，终于被历史烧掉了。‘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的经验使我接受了这项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这项真理。我还要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人民宣传这项真理。(34)”逝世前的溥仪是这样写的，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②溥仪接受真理求真。他通过事实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改造政策取得“日本战犯的变化，犹如我的家族的变化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从这些变化中看出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是以理服人的(35)。”
㈤他记恩——发自灵魂→忠诚
①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在植物园工作的溥仪不但积极参加开展生产自救的劳动，还自觉地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布票和粮票献出来。“国家当前有困难，应该送到更需要它们的地方去。”溥仪诚恳地说。(36)
②特赦后的溥仪多次到北京景山，去看山坡上那棵老槐树。他深有感触地对夫人李淑贤说，崇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被李自成军包围，走投无路，亲手杀了后、妃后，就跑到这里吊死了。如果不是建立了新中国，弄不好，我也一定要跑到这棵树下吊死的。
沈醉回忆：“溥仪说，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下场大都是很悲惨的……汉、隋等朝的末代皇帝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我这个末代皇帝却得到了好下场，是值得庆贺的。(37)”
③国内外一些人们读了《我的前半生》。每当见到溥仪，常常提出：希望他动笔再写一部关于后半生的书。溥仪总是这样说：“我的后半生不能用笔写，而要用实际行动写。(38)”溥仪说到也做到了。特赦后的溥仪因患肾癌虽然仅活八年，但从新中国给他生命的意义和他在新中国留下的足迹去看，已胜过他前半生50多年的无数倍！溥仪——用文字写下了令人感悟、感叹的《我的前半生》，也用实际行动写出了他在新中国度过的令人感动、感慨的后半生。
㈥在最后的日子里：溥仪受冲击、受迫害，被保护、得关爱：
《共和国史记》写道：那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新中国公民溥仪的新生，是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典型，是体现敬爱的周总理“化腐朽为神奇”伟大业绩的样板。尽管在
1966年9月，周总理的秘书就传下明确指示“溥仪是末代皇帝，已经改造好了，应该加以保护。”借内乱想搞垮一切的林、江阴谋集团也必定不会放过溥仪。
中国人素有“富不骑残驱，官不欺病人。”在溥仪身患重病时，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直接针对、刺激溥仪的都是来自长春。一个是：长春市政工程处的，自称是“文化革命战斗队造反派”的孙博盛。他从
1966年9月15日至1967年2月6日，先后7次给溥仪去信，声称与溥仪算伪满旧帐，对《我的前半生》进行毫不讲理的批判，通篇是威胁、恫吓：“告诉你！……如不然，我就呼吁全国工农兵批判你，一直批判到最后一页……。”重病在身、事务繁忙的溥仪，仍以痛悔之心，认真地给孙复了9次回信，对自己进行深刻批判；溥仪还按孙的命令，上交了应得的稿费(以后组织按政策返回)；把刚刚印出的两万册《我的前半生》，送进造纸厂化了纸浆！在这期间，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了，溥仪受领袖邀请出席了1966年国庆观礼(过来人都知道，当年这是一种被肯定受保护的表态信号)。而孙仍在来信中不断提出新问题，调门也不断拔高：要溥“挖思想根源”、交代《我的前半生》“是谁支持写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造反派孙博盛”有意无意地在配合戚本禹，迎合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和党中央！)溥仪一着急、一上火，12月初，随着血压升高，流鼻血，全身浮肿十几天昏睡不醒。1966年12月23日突发尿毒症，“紧急入院”。当李淑贤以个人名义给孙复信，告知溥仪住院，待好转再检查著作。长春孙还来信，没有人性地讲溥仪是在“装病”、“耍花招”，声言“要印传单散发北京市，呼吁革命工农兵来反对(39)。”
另一个是来自长春(伪满时期鬼子给溥仪选定的、水来张口饭来张手的福贵人；“文革”后又沾溥仪光，荣任政协委员)的李玉琴。李玉琴曾在溥仪在押时几去抚顺，后一次同居“不合”而离。溥仪特赦回京后，她见有光沾，曾数次来信求复，未允。因为“李玉琴是大葱嘴，辣椒心，好厉害呀！(40)”
1967年1月30 日李玉琴和其嫂杜小娟来到溥仪的病房“造反”。高叫“我是代表东北人民来同溥仪算账的！”她俩在北京的83天里，不仅闹医院、闹病房，还接连闹全国政协机关，又与当年被江青褒奖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过来人都知道：“红三司”是*四人帮、林彪帮当后台，在全国各地专整老革命干部、整各领域的先进人物和老知识分子。文革时，小孩哭闹，一喊“红三司来了！”小孩马上停止哭叫！)挂上了钩，借以加大、加重对溥仪的冲击和迫害。李玉琴从协和医院又追到人民医院闹。在1967年2月7日还带着不明真像的红卫兵，把正在打滴流的溥仪从病床上强行拉起，逼他坐在病房中央的椅子上，采取“文革三种人”当时惯用的方式——手举《毛主席语录》对重病的溥仪喊叫“《我的前半生》毒不浅”“流毒全国”“要批判”、审问、控诉溥仪“骗入宫”，一再嚣张声称“把溥仪拉到东北去，打碎溥仪的狗头……”，接近对溥仪的动武斗争……。直到她们要了“李玉琴是被压迫者”的“证明材料”，又赖了200元钱的返程路费，才算了事。李玉琴的“造反行为”极不得人心，连住医院的红卫兵学生都站出来抵制李玉琴的所作所为(41)。
就在这乱云飞渡的时刻，新华社在电台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再一次传达了周总理和党中央肯定《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好书。文章中引用了周总理谈溥仪的几句话：“溥仪从苏联回来16年了，他写了一本书，心情是很沉痛的。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42)总理的声音令病床上的溥仪泪如泉涌。敬爱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代表新中国千方百计地挡住妖魔对溥仪的迫害，却挡不住病魔和医院造反派对溥仪的残害。祢留之际的溥仪对爱妻李淑贤说：“我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已经走到了尽头！有所悬念的是……对不起党。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封建统治者变成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但是我还没给党做什么工作……”“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1967年10月17日，我们尊敬的新中国公民溥仪先生带着对新中国的依恋深情永远地离去了！
领导新中国的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人民在溥仪去世13年后的1980年5月29日，十分隆重地祭奠了他。对他后半生为新中国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同事全国文史专员的沈醉曾于1981年在香港发表文章：“全国政协为他(溥仪)举行的追悼会上，指出他是受林、江一伙极左路线的迫害而致死的，这完全正确，我便是他们迫害溥仪而使他死去的见证人(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