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双悬于氏墓-有感于谦1。19

mengde

近日因写《湖上三杰》，查阅有关于谦的史料，颇有些感慨。

知道于谦，始于他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稍长，由书中知道，“两袖清风”一词就典出于谦。后来知道于谦是杭州人，故居就在上城区吴山脚下。曾在某个冬日的下午拜访于谦故居，一墙之隔的河坊街终日人声鼎沸，于谦故居却只有梅花寂寥地开着。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明英宗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使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保住了大明江山，也为他后来的生命悲剧埋下了伏笔。

真想问一问九泉之下的于谦，当他大声向被俘的英宗宣布“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时候，从前的皇帝就真的甘为轻了吗？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在无奈之际，被迫放归英宗。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俘而又安全回归的皇帝。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业绩，这明朝军事史上的重大胜利和外交史上的辉煌成就，究竟给于谦带来了什么呢？

8年后，英宗复辟，杀景泰帝于西宫，史称“夺门之变”。杀于谦的罪名是“谋反”。于谦临死前笑着说：“当年80万精兵由我调遣的时候我都不反，今日我一个秀才倒来谋反？”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于谦在花甲之年被斩杀于京城西市。

于谦被害后，灵柩被悄悄送回杭州，葬于西湖西面的三台山。和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以及宋朝的岳飞一样，为这一瓢西湖水染上了些许悲壮的颜色。

于谦的悲剧固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于谦临刑前那“社稷留还我，头颅掷于君”的慷慨激昂也不必说，但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于谦至死也未能想透的，那就是自己一身正气，可同僚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夺门之变是文臣武将及宦官联合“倒谦”的结果，形式上是拥立一个皇帝，废除一个皇帝。但拥立的是老皇帝，废除的是新皇帝，因而事件的背后就蕴含着深意。“倒谦集团”中的代表人物，都曾在土木堡之变后与于谦共同守卫京城并共同拥立新君。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人对于谦却由协作、支持逐渐转变为敌视，欲除之而后快。

据说古人做官颇有讲究，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官场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一种是刚正不阿、不谙熟也不见容于圆滑的官场，不愿曲意奉迎他人，对于怯弱、贪腐多所鄙视；另一种则是投机钻营，左右逢源，见缝插针，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拉朋结党。毫无疑问，在传统社会的官场中，后者更为普遍。

于谦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竭力维护王朝的利益，对于任何不良的行为和现象毫不姑息。他严格自律，两袖清风。对于部将僚属，也要求严苛，故而得罪了不少文武官员。这似乎正应验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也许，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他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律己律人。他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谦及其结局者不乏其例。我想，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一定在他们内心留下了永久的困惑。

三台山的于谦祠宇曾去过多次，总觉得于谦身上承载着很深的中国文化内涵。比之西湖三杰中的另两位——岳飞与张苍水，他最大的不同是直接而且自觉地挑战于皇权。在他面对罢废的旧皇，喊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时候，他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权益，而是一种信仰，想必他也已经为这信仰作好了献出生命的精神准备。同样的英雄，三台山较之岳庙和张苍水墓是寂寞的。我甚至想，连这身后的寂寞，也是于谦早就想到过的，也是他自甘接受的吧。

读史有感，敷衍成一段文字，算作写《湖上三杰》的一篇手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