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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夫先生所说《认识论》，当即《实践论》。此书在抗日时小杨先生即已“随身携带数年”，并能运用其精神于述作。
我们把二杨读马列的故事放在一起说，决无贬低一人的意思。遇夫先生做学问，并不是非要学政治书不可。他不学，同样可以把学问做好。这里只是说，杨荣国先生是凭借着共产党所遵行的思想来做学问的，这也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人们不可以自己的学问去轻视他人的学问，从而判定他人不够资格做教授。正如不可以他人未读《联共党史》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而判定他不能胜任教授一样。
杨荣国有杨荣国的道路，从他的路子可以看出我国学人奋斗不息的多种历程。他的奋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他自己的学术贡献。我不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无从评论小杨先生的成就，但从下述故事中，也可约略知道一点他所在的阶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六期黄宣民的一篇文章谈到，1977年冬，郭沫若与侯外庐最后一次相见，“彼此见面后，郭老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毛主席曾经问他读过杨荣国的书没有，郭老说读过。主席又问杨的观点跟谁接近，郭老说他记不起来，便随口说：接近翦伯赞吧?主席说，不，他的观点接近侯外庐。”[1]
一个普通人，一个摆渡的船夫的后代，做学问做到能让毛主席和郭老谈论，做到可与侯外庐、剪伯赞并提，大概也可终生无憾了吧。至于杨荣国先生后来犯了错误，所谓“在劫难逃”，那已超出我们议论的范围，再多嘴就要惹麻烦了。
三、高山仰止
杨树达先生早年以语法学名家，著《马氏文通刊误》、《中国语法纲要》、《高等国文法》、《词诠》、《文法学小史》。在２０世纪初，在语法学如雨后春笋般兴盛时，在人们尝试建立中国的语法学的初期，杨先生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他语法研究的成就，在１９１３至１９２２年之间，与任何学人以及各种语法著作相比，毫不逊色，而在广度与深度方面，容或过之。说一件事就够了，有几个人还能说得出那十年间的任一部语法书吗？而杨先生的《词诠》至今仍是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书之一。但杨先生一生学术上最辉煌的成就还是在训诂方面和与训诂有关的诸多领域。其《汉书窥管》，对《汉书》校勘、注释和考证，集此前以《汉书》作为历史文献研究之大成，被誉为“汉圣”。所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有“释”文字的文章161篇，“说”文字的文章若干篇，说造字和用字的意义，发人之所未发。作《积微居金文说》，诠释了314器的铭文，新识字约50，新发现或印证的史实以百计，为文近400篇，贡献突出。著《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廎甲文说》、《卜辞求义》四种。因其探求深入，发明较多，发展了甲骨文的研究。读遇夫先生各类著作，包括古文字著作，你会强烈地感到，杨氏对古籍的淳熟，对段王研究手段的精通，是他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在他的同时代少有，而到现在更可以说是近于无了。
我知道存在一种若明若暗的撼杨树达先生之风。最近有人著《黄季刚身后争论管窥》，挑出积微翁的“微词”来做文章。[2]虽然他的主意或许在针砭现时的浮躁，但矛头却明明是在编派遇夫先生的不是。其实，遇夫先生对季刚先生是尊重的。例如杨树达《说文声母表》，他自己所用并印给学生使用，本就是季刚先生所订，遇夫先生也明明标出是黄侃的著作。杨先生也曾挽季刚云：“人亡响寂世同悲”，[3]表达了悼念之情。况且，黄先生身后的争论，岂在拥护黄氏古音说的杨树达？难道没见过王力先生的《黄侃古音学述评》[4]？其人似乎也昧于现在的学术动态，也不知道梅祖麟教授正在横扫“章黄学派”的“旁支别派”和“徒子徒孙”。[5]单一拿杨树达来出气，岂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人所为？此前还有人说过杨树达在训诂方面是“小器”，如果杨先生是小器，那请问这位富于春秋且富于勇锐的作者，那谁才可算是“大器”？
我人微言轻，说了不算。让我引出三个名单来说话，由此可见杨树达之声名绝非虚致。
第一个名单，1941、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单（社会科学部分）。
胡小石（国学，国立中央大学）
黎锦熙（国文，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杨树达（国文，国立湖南大学）
楼光来（外文，国立中央大学）
吴宓（外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柳诒征（历史，国立中央大学）
陈寅恪（历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萧一山（历史，国立西北大学）
汤用彤（哲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孟宪承（教育，湖南国立师范学院）
徐悲鸿（艺术，国立中央大学）
艾伟（心理，国立中央大学）
孙本文（社会，国立中央大学）
刘秉麟（经济，国立武汉大学）
杨端六（经济，国立武汉大学）
杨佑之（经济，国立四川大学）
周鲠生（法律，国立武汉大学）
戴修瓒（法律，国立中央大学）
胡元义（法律，国立西北大学）
1941年，全国大学共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其中沦陷区2人。1943年，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杨树达先生属第一批第一名。部聘教授有人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在大学任教10年以上，声誉卓著，对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经各大学各行各业的教授对本行投票推选，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成为部聘教授。
第二个名单，中央研究院首批（1948年）院士名单（人文组）
吴敬恒(语言学)
金岳霖(哲学、逻辑学)
汤用彤(哲学)
冯友兰(哲学)
余嘉锡(目录学、古典文献学)
胡适(文学)
张元济(文学)
杨树达(语言文字学)
柳诒征(历史学)
陈垣(历史学)
陈寅恪(历史学)
董作宾（甲骨学）
郭沫若（文学、历史学、考古学）
傅斯年(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
顾颉刚（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间文艺）
李方桂（语言学）
赵元任（语言学）
李济（考古学）
梁思永（考古学）
梁思成（考古学）
王世杰（法学）
王宠惠（法学）
周鲠生（法学）
钱端升（法学）
萧公权（政治学）
马寅初（经济学）
陈达（社会学）
陶孟和（社会学）
第三个名单，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1955）
艾思奇（哲学）
包尔汉（历史、语言学）
陈伯达（历史）
陈翰笙（亚洲史）
陈望道（语法理论、修辞学）
陈寅恪（隋唐史）
陈垣（宗教史、史料学）
邓拓（历史）
狄超白（政治经济学）
丁声树（汉语音韵、方言调查）
杜国庠（哲学、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
范文澜（历史）
冯定（哲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冯至（中国古典文学、德国文学）
郭大力（政治经济学）
郭沫若（历史、文学）
何其芳（文学）
侯外庐（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思想史、哲学）
胡乔木（历史、中国近代史）
胡绳（历史、中国近代史）
黄松龄（政治经济学）
嵇文甫（哲学、历史）
季羡林（印度及中亚古代语言学）
翦伯赞（历史）
金岳霖（哲学）
黎锦熙（汉语语法、文字学）
李达（哲学）
李亚农（古代文字学、历史）
李俨（数学史）
刘大年（历史、中国近代史）
陆志韦（语言学、心理学、音韵学）
吕澄（佛学、因明学）
吕叔湘（汉语语法）
吕振羽（历史）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
骆耕漠（经济学）
马叙伦（中国文字学）
马寅初（经济学）
茅盾（文学）
潘梓年（哲学）
千家驹（政治经济学）
钱俊瑞（农村经济）
沈志远（政治经济学）
汤用彤（印度哲学）
陶孟和（社会学）
王力（汉语音韵、语法）
王学文（政治经济学）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
魏建功（汉语音韵学）
吴晗（历史）
吴玉章（文字语言学、历史）
夏鼐（考古学、田野发掘）
向达（中古史、中西交通史）
许涤新（政治经济学）
薛暮桥（政治经济学）
杨树达（汉语训诂学、古文字学、修辞学）
杨献珍（哲学）
尹达（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于光远（政治经济学、哲学）
张稼夫（历史）
张如心（哲学）
郑振铎（文学史、考古学）
周扬（文艺理论）
列这样的名单，是想说明，杨树达先生的学术地位是与哪些人为伍的。他是全国顶尖人才中的1/19，1/28，1/64。而这里的分母数，有两个还不很可靠。例如第2个名单中的吴敬恒，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只不过因为他参加过注音字母的制订，便也滥竽充数于院士之中。第3个名单中的陈伯达等人，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把数学史算成社会科学，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回忆录》批评这个名单取“广泛主义”，[6]是有所见而云然。[7]而杨树达这个“之一”却是成色足份量重的“之一”。有这个之一，是湖南大学的光荣，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光荣，是湖南人的光荣。
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因年龄、存活、职业、政治倾向和居住条件等因素，难得有人三个名单中都出现。能在其中两个名单中例如在院士和学部委员中都占到位置就很不错了。陈寅恪、陈垣、杨树达、冯友兰、郭沫若、金岳霖、马寅初、汤用彤、陶孟和9人，既是院士，也是学部委员，他们的学术地位，既在国统时期得到了承认，也在解放以后得到了肯定。在所有列出的顶尖人才中，有三个人特别显耀，亦即杨树达、陈寅恪、汤用彤，他们既是部聘教授，也是院士，又是学部委员。遇夫先生在学术上社会公认度是久而弥坚，稀而愈贵，因门户之见而贬抑之，因政治上的狭隘而排斥之，都无损于遇夫先生的崇高。
在第二个名单中，那里纯以语言学为专业的，吴敬恒可不论列，就只有赵元任、李方桂两人，以历史学为主专业的傅斯年，语言学是他的三个专业中的第二专业。董作宾的甲骨学当与语言文字学有紧密关系。这几个人或者跑到台湾去了，或者到美国定居去了，只剩下一个杨树达，在名单中定的专业是语言文字学，到了1949年之后，很可宝贵地仍是新中国建设的参与者。然而学术地位这样高的文化人，这样可贵的人才，这样仅存的语言文字学者，在湖南大学五人小组那里却以其指摘党员杨荣国的知识性错误而受到歧视，如果所说的压一压他的“嚣张气焰”之说为真，那就是杨先生曾受到过敌视，这是极不正常的。共产党打天下，而与人民共坐江山。共产党以武力为法宝，同样，也以统战为法宝。共产党要破坏旧世界，而破坏之是为了建设之。共产党员以批评自我批评为武器，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不可以舍弃。而杨荣国先生当时不能接受李达校长的意见，进行检讨和道歉，显然是不当的。
杨荣国和他身边的同志，当时他们之所以拒人于门外，可能是因为湖南和平解放，肃清敌对势力的任务较重，树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绝对威权尚需时日，不得不考虑秘密状态的党员所处的态势，不得不维护他们的一些威信。只是他们那样做，毕竟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作法。那样的心胸，毕竟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襟。那时的人，似乎把政治上的错误看得过重，把知识性的错误看得奇轻，甚至于可以不计。但如能以科学态度处事，无论何种错误，都不可以容忍，都需加以改正，岂不更好？
遇老为人正派，敢说敢当。解放后虽面临思相改造、适应新时代的艰巨任务，但也有话就说，并无太多的忌讳。相传他反对文字改革，敢于向老人家当面直言。据说老人家也只是笑笑，没有说文改如何正确，而是要长辈取宽容态度，说：试一试吧，改不好又改回来就是。遇老不赞同文改，在《积微翁回忆录》中也有所反映。1955年2月18日《回忆录》记参加省政协会议事，时遇老北师大学生周小舟已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问吕叔湘书及文字改革意见，周似主拼音，余则力言其不可。”[8]1955年9月30日，亦即农历中秋，老人家邀遇老以及王季范、章行严、谭戒甫诸老进餐，共庆佳节。“饭后谈到文字改革，余与章、谭，皆各献疑。”[9]文字改革是老人家的既定方针[10]，他也敢“献疑”，何况杨荣国文章中的失错，怎能禁止他出声？我们说过，大杨先生轻蔑小杨先生不对，但如果只就揭举谬误而言，则是完全正义的。遇老敢于批评他认为不当的东西，这种精神本是中国士人的优良传统。
四、并非多余的话
在第三个名单中，语言学的人数显著增加。包括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方言调查、文字学、印度及中亚语言学、训诂学等，计有包尔汉、陈望道等14人，其中除李亚农之外
，只有在杨树达下方注有“古文字学”。其所以这样注，显然是因为“解放以来，关于金甲小学，惟先生著作最富，发明最多，其贡献之大，盖已突破已往所有之学者”。[11]此等事实，有人视若无睹。赵诚先生看不过，乃发愤为文以彰显真情。他说：“杨氏研究甲骨文的成果虽然刊布较晚，却因其探求深人，发明较多，而考释方法又有独到之处，所以产生了相当的作用，实有益于甲骨文研究的发展。但是，有关甲骨文研究的一些专著，极少论及杨氏的研究及其贡献，如具有总结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大型专著《甲骨学一百年》,1999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一百二十多万字，却仅仅在338页第一行提到‘杨树达’一名，而于杨氏的研究及成果竟不着一词，实使人深感遗憾。”[12]为了弥补学术史上的这一不足，赵先生撰文一口气举出杨树达的创获达14例之多。不知有意抹煞杨氏成就的人对此将会说些什么。我少有涉及过古文字领域，不敢冒昧出声，但是，我总觉得有一股或明或暗的撼杨之风在吹，要顶它一顶才好。
[1] 《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41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2] 《书屋》2007年第9期
[3] 《积微居诗文钞》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册，363页
[5] 梅祖麟的言论见其所著《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载《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0.2(2002)
[6] 《积微翁回忆录》4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6
[8]
《积微翁回忆录》3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6。《回忆录》由《日记》摘编而成，《日记》记有为文改上书毛主席的事。1953年月4月1日记：“晨录与毛公书，言治文字学30余年，小有心得。……私谓此种文字于爱国主义教育有益。而今日提倡汉字拉丁化者，为毁灭遗产，可以引导国家民族之分裂。”（杨逢彬等《近世训诂学巨子》，上海文史馆《世纪》25页，2008年第4期）
[9] 《积微翁回忆录》4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6
[10]
《新民主主义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8页，人民出版社，1966。
[11]
《胡厚宣致杨树达》，1954年6月22日。载《杨树达诞辰百周所纪念集》2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又见《积微翁回忆录》3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6
[12] 赵诚《杨树达的甲骨文研究》，《古汉语研究》54页，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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