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人物—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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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因其博学多才，尤善谋略，故有“杜武库”之称。 

杜预祖父杜畿是魏国名臣，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建安十年(205年)，河东叛乱，曹操让荀彧举谏贤才，荀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曹操遂让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到任后，平定叛乱，广施仁政，在位16年，政绩获誉天下第一。杜预父亲杜恕也曾任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但并非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杜预自幼博览群书，所以博学多通。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常自豪地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晋书·杜预传》)。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魏国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集团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年)，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结果杜恕被关进监狱，幽囚而死。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入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实力的曹氏余党被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曹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在甘露二年(257)，又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袭丰乐亭侯，征辟为尚书郎。杜预在职四年后，司马昭任相国，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任命为钟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灭蜀后，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部属大多受牵连被杀，唯杜预凭其智慧幸免于难，并增邑1150户。事后，杜预还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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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 

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上奏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纲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晋书·杜预传》)。皇帝遂下诏将律令颁行于全国。 

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时杜预任河南尹，杜预认为京师是朝廷教化的发源地，而教化的推行总要由京师辐射四方，由近而远。因此，他所发布的一应政令、喻示，都贯彻着提倡教化这一主要内容。 

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晋书·杜预传》)。但是杜预的建议却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石鉴便在武帝那里告了杜预一状，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当时，鲜卑族首领拓拔树机能骚扰陇右。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为安西军司，给兵300人，骑百匹。到长安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杜预刚在秦州就任，石鉴也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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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杜预出击。杜预认为：“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晋书·杜预传》)。石鉴大怒，上奏朝廷，说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留止军用物资，贻误军机。于是，杜预被押回，送交廷尉审治。好在杜预娶了公主，按照法律上的“八议”，可以用侯爵赎罪。后来，陇右的战事发展正如杜预所预料的那样，石鉴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于是朝廷大臣都认为杜预长于谋略。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从并州向西进到河东、平阳。武帝命令杜预以散侯身分参谋军国大事。不久，升任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 

杜预上奏，主张“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晋书·杜预传》)。杜预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发明，制造成功人排新器。此外，杜预还兴建常平仓、调整谷价、管理盐运、制定税赋和建置边防等。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都被采纳。 

石鉴从回京后，报功不实，被杜预揭发，双方仇隙更深，互相敌视怨恨，指责争吵，结果均被免职，杜预仍兼本职。几年以后，杜预又任度支尚书。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提出的建议数不胜数，今述其要者。

元皇后的灵枢将迁往峻阳陵。按旧制，灵枢埋葬之后，皇帝和群臣就可以换上吉服。尚书上奏，说皇太子也该脱下丧服。杜预则认为“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闇终制”(《晋书·杜预传》)，得至朝廷的同意。 

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杜预认为孟津渡口水险，有覆舟之患，提议在富平津修建河桥。有人认为该地曾为殷商故都，历代圣贤没有立桥，其中定有不可立之理。杜预则说：“‘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晋书·杜预传》)。于是杜预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等到桥梁建成，武帝和百官都到桥边视察宴饮。武帝举杯赞扬杜预：“非君，此桥不立也。”杜预则谦虚地回答：“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晋书·杜预传》)。

周朝太庙中有欹器(古代的一种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则倾，中则正，满则覆，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至汉代还放在御座旁，汉末动乱，此器不复存在，其形制也失传了。杜预把它重新设计制造出来，奏献武帝，武帝赞叹不已！ 

咸宁四年(278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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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硗脊，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兗、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晋书·食货志》)。 

第二篇：“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晋书·食货志》)。

由于杜预当时对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文中，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 

杜预关心国事，因而朝野驰名，人们把他叫做“杜武库”，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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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国尚未统一，西晋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远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晋武帝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可是西晋朝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杜预、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晋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象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 

咸宁四年(278年)春，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临终前，羊祜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因而杜预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羊祜去世后，杜预于十一月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特赐追锋车、第二驸马。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经去世的原荆州都督羊祜的职务。到任后，杜预“修缮甲兵，显扬威武”(《晋书·杜预传》)。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西陵是吴国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直入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吴国也早有注意。名将陆逊在夷陵之战反攻时，曾指出：“夷陵(与西陵相邻)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于凤凰元年(272年)平定西陵叛乱。凤凰三年(273年)七月，陆抗病重。仍抱病上书：“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三国志·吴书·陆抗传》)。 

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吴将张政，张政在吴国是比较有名的将领，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挑选精锐士兵，于十一月突然袭击张政，大败之，杜预因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张政据守要害地方，因没有防备而遭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没把战败的实情上报孙皓。杜预获悉此情，遂派人将抓到的俘虏送送给吴主孙皓。孙皓大怒，召还张政，派武昌监刘宪取代了他的位置。杜预在大军将至之际，逼敌撤换主将，削弱了吴国的防卫力量，为晋军突破吴国西线防御，创造了良机。 

咸宁五年(279年)四月，益州刺史王濬备战多年，见时机成熟，上书请求速伐东吴。他说：“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晋书·王濬传》)。晋武帝认为王濬说得有理，但贾充、荀勖等重臣却认为此议不可行，只有张华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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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杜预在准备就绪后，也上书晋武帝请求伐吴之期。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国。反对派乘机相阻，使晋武帝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一年。杜预闻后，再次上书：“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晋书·杜预传》)。

过了十几天，杜预又上表：“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杜预传》)。 

杜预表章送到朝廷时，武帝正与张华下棋。张华推开棋盘敛手施礼：“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这时，贾充、荀勖等人又出来反对。大臣山涛竟然强词夺理地说：“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但武帝决心已下，立即发兵攻吴。 

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万，以贾充为大都督，分水陆六路攻吴。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陈兵于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遂对其围而不攻，以断绝上游吴军的退路，阻止下游吴军西进，动摇其整个西部防御。同时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和襄阳太守周奇等人率众沿江西上，攻夺城邑，以接应王濬。仅十几天便夺下众多城城邑，皆如杜预所料。 

二月，杜预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800乘夜渡江，奔袭乐乡城。在巴山(今湖北松滋西南)多张旗帜，点燃火把，迷惑吴军。并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以挫吴军士气。吴都督孙歆震恐，在给伍延的信中说：“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晋书·杜预传》)。吴人慑于兵威，降者万余。周旨、武巢还在乐乡城外安排伏兵，待孙歆遣军阻击王濬大败撤退时，随吴军进入城内，直入帐下，擒孙歆。因此军中有歌谣说：“以计代战一当万”(《晋书·杜预传》)。 

擒获孙歆，等于拔除了江陵犄角。于是杜预下令进逼江陵。吴国督将伍延假装请降，暗中却把兵布置在城上，负隅顽抗。杜预挥军猛攻，一举拿下江陵。长江上游一经平定，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广州，吴国的州郡皆望风而降，杜预代表朝廷将其安抚。杜预所部一共斩俘吴国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百二十多人。杜预还依仗兵威，把吴国将士和屯戍之家迁往江北，充实该地区人口、劳力；给南郡旧地设置长吏，施政理民。于是荆州人心安定，吴人赴者如归。 

王濬占乐乡后，为争功，竟上报朝廷，谎称他已得孙歆之头。后来杜预把孙歆活着送往朝廷，洛阳人大笑不已，一时成为笑柄。 

接着，杜预在武昌会集各路晋军，商讨进攻吴都。有人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晋书·杜预传》)。杜预不以为然，认为缓兵势必功亏一篑，他说：“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晋书·杜预传》)。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在杜预的运筹指挥下，各路大军直指秣陵，所过城邑，望风束手，主张来冬进军的人无话可说，写信给他，表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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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灭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它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成功的一次统一战争。杜预在这次战争中的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凯旋回师后，杜预因杜预功勋卓著，进爵为当阳县侯，封邑增加到九千六百户，其子杜耽也被封为亭侯，为千户，赐绢八千匹。 

杜预脖颈上长了个瘤，他进攻吴国时，吴国人忌惮他，就把瓠系在狗颈上给他看；遇到树上长着瘤状的疙瘩，也砍下一块，露出白色，写上“杜预颈”。杜预攻下江陵后，把干这些事的人都杀了。

杜预回镇襄阳后，多次向朝廷陈述，说自己家族世代为文吏，武将并非本行，请求退职，但武帝不许。 

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晋书·杜预传》)，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兵富民。一是勤于讲武，兴建学堂，结果江汉一带，广被德化；二是打败山越，交错设置驻屯军营，分别占据要害之地，以巩固安定局势；三是利用溃水、清水，灌溉万顷原田，分疆刊石，使有定分，结果公私都得利，百姓因此称他为“杜父”；四是开凿杨口水路。过去的旧水道只有从沔汉到江陵一千几百里远近，往北再无水路可通。另外，巴丘湖是沅江、湘江的交汇之处，表里山河，十分险固，是荆蛮人所依恃的险阻。杜预开凿杨口，从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内，泻导了长江之险；外，开通了零、桂的漕运。 

由于杜预致力强兵富民，所以南方之人歌颂他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晋书·杜预传》)。对于公众之事，只要杜预知道，就一定去做；而凡是他做的事，又一定要考度始终，很少失败。有人讥刺他，说他心存琐细，杜预说：“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晋书·杜预传》)。 

杜预颇因自己的能力功业自豪，所以，好为后世之名。他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晋书·杜预传》)，于是，刻成两块石碑记载自己的勋绩，一块沉埋在万山之下，一块矗立在岘山之上，说：“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晋书·杜预传》)！ 

杜预几乎没有什么武艺，连骑马都不会，射箭的技术也很糟糕。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 

他立功之后，消闲从容，沉浸典籍之中，撰著了《春秋左氏传集解》三十卷，为历代《左传》注本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对后世的《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参考众家谱第，写成《春秋释例》15卷。他又撰著《盟会图》、《春秋长历》，自成一家之学，直到晚年才完成。此外，他还著有《女记赞》。当时虽有人评论杜预的这些著作文义质朴直率，可是，世人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有秘书监虞挚大加称赏，他说：“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晋书·杜预传》)。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杂律》七卷，《丧服要集》二卷，《女记》十卷以及《晋征南将军杜预集》十八卷(已佚)。 

梁代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下品，说他与王济“诗贵道家之言”，但其诗今无所存。

杜预喜好《左传》，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当时，王济懂得相马术，又喜欢马，和峤则特别喜好聚敛钱财。杜预常说：“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书·杜预传》)。晋武帝听了，问他：“卿有何癖？”杜预应声而答：“臣有《左传》癖”(《晋书·杜预传》)。 

杜预任镇将时，屡次贿赂朝中权贵。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晋书·杜预传》)。 

据说杜预在荆州时，一次饮酒后醉卧斋中，外面的人听到有呕吐声，从门口偷看，发现一条大蛇正垂头呕吐，人们便认为杜预是大蛇转世。 

后来，杜预被征召任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走到邓县时，不幸病逝，终年六十三岁。杜预死后，武帝嗟叹不已，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成，其子杜锡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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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起初曾立遗言：“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晋书·杜预传》)。其子孙一一照办。 

他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战争开始以后，他统率水军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王濬需受杜预指挥调遣。但是，杜预十分尊重他，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杜预对将帅们说：“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晋书·王濬传》)。王濬到西陵，杜预写信给他，信中说：“足下既摧其西籓，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濬传》)。王濬得信大喜，将杜预之信呈于晋武帝。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此外，杜预还有先见之能。当初，杜预闻卫瓘杀邓艾，便对众人说：“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晋书·卫瓘传》)？后终如杜预所言。

《晋书·杜预传》评价说：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夫三年之丧，云无贵贱。轻纤夺于在位，可以兴嗟；既葬释于储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当代之元良，为诸侯之庶子，檀弓习于变礼者也，杜预其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