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山海关前的叹息：为何得了美人失了天下？

花生

　作者:格瓦拉007

　　李自成的兵，常常被人视为百战精兵，认为其战斗力极强。其实百战不假，精却未见得有多么精。

　　我就一直认为，无论是组织上、战术上、训练上、装备上，还是战略思想上，李的部队都不是一支严格意义上的高素质军队。

　　这首先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任何社会集团都无法脱离社会大环境的总体制约，凌驾于整个社会环境之上。比如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甲A会有哪支俱乐部进入世界一流强队之列，因为整个中国足球就有那么臭，你的对手都是鸡蛋，你就算最强，也顶多发展成驼鸟蛋，不会变成石头，因为既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必要。

　　而李自成所处的大环境是什么？是整个军事水平极其低下的明朝，更是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全面走向崩溃的明末。

　　明朝立国之初，军事上还是很强大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里就不废话了），仅仅过了几十年，明朝的军事基础就开始腐朽，到明朝中后期，政府军已经彻底败坏，其战斗力之差，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形容，总之你怎么想像都不会过分就是。

　　还是举一个例吧：

　　按常理，战争最频繁的军区，通常军队会比较厉害一点。明代末期，蓟辽一线，是对蒙古和后来的女真人的主战区，不但是数十年间明朝承担对外战争任务最多的军区，其间还曾经过一代名将戚继光长达十五年的大力整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线军区，在熊廷弼到任时，情况是怎样的呢？

花生

军队名单上满员，点名却发现实际人数不到一半，及派遣任务时又少了一半，及上战场，则余人一哄而散；骑兵主动饿坏战马，以便逃避作战任务，顺带盗卖马料，如果碰上打仗战马居然还没饿得走不动，就干脆把马杀掉；部队配备的装备，都长期锁在仓库里任凭朽烂，从不维护，大部分装备士兵甚至连名称都叫不出来，存放的火药都结成了块，用斧头都砍不开；都司、守备这样低级的最基层军官，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得清自己到底有多少部下，更不用说认识自己的兵；士兵长期饥饿，衣不蔽体，一半以上的人患病，拿不动最普通的常规武器，八成以上的减员，不是因为战斗，而是冻馁所至；野战军配备的装甲，相当部分居然是纸做的；有人当了十二年兵，除了菜刀，没见过任何别的武器……

　　这就是明朝最强大的军区所辖的“精锐”！

　　李自成长期对付的，就是这样腐朽败坏的政府军。且不说当时整个明朝社会经济的崩溃，造成全社会可怕的贫瘠，使他也不可能为自己的部队提供真正优良的训练与装备条件，单是这样的对手，就限制了他进一步的提高军力――――有什么必要超过对手太多呢？那不是浪费吗？再说，他本身就是流寇，军事上来说，处于学习者的地位，他的老师（也就是对手）本身如此，他又向谁、到哪里学习更高明的军事组织能力呢？

　　所以说，大环境已经决定了，李自成的部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一支真正的精锐之师。

　　事实上，李自成造反十几年，大多数时间他的部队战斗力还不如政府军。毕竟，他拥有的只是走投无路的流民与打家劫舍的土匪，是标准的乌合之众，所以，在与政府军的长期作战中，他才屡战屡败，多次险些被消灭，也多次被迫投降。

　　他真正的风光与胜利仅有三四年光景。从1640年他重入河南开始，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各方面压力长期打击下的明朝实力开始出现崩溃，和严重的饥荒等），使他的附从者突然大增，短短时间，就达到了十万之众（过去十几年他几乎就没有达到过万人规模），而且在几年的作战中，他胜多负少，实力就此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

　　从这时起，李自成的军事实力有了质的飞跃，完成了从流寇到半正规军的转变。这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大量的缴获，大量的策反、俘虏、吸收政府军兵员加入，牛金星等重要人才为他完成了正规的组织机构建立等等，原因不是几句话讲得清的。但有一点，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我却觉得很重要，就是刘宗敏的加入。

花生

我认为，刘宗敏是李自成完成军事壮大的重要原因。他是政府军军官，懂得正规军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而且，个人的军事能力比较强（部队总体的腐朽与能力杰出的单个将领产生并不矛盾），他的加入，从军事上改变了李自成部队原有的、松散的流寇模式，使这支部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以李自成部队来源的驳杂，短期内谁也不可能将所有部队都训练成正规军，但刘宗敏至少做到了建立起一支正规军模式的主力部队。跟随李自成的老土匪们并不少，可是很晚才加入的刘宗敏却能在黑道规矩严格的流寇中，迅速被提拔到最高军事指挥的地位，这既可见李自成的知人善任，也可见刘的军事才能必定惊人，其作用对李自成也必定极其关键。 但话又说回来，不轻敌，李自成也会败。因为他的大顺军，不单人数远不及对方，实力上也比满洲精骑差得太远。

　　要分析满兵的战斗力，恐怕又要写一两本书，我也无力讲那么详细，总之，“辫子兵天下无敌”是实战中打出来的公认，刚刚从游牧部族中脱胎的、在经年战争中磨炼出来的满洲骑兵，其实力比明朝的政府军或者李自成的流寇，高出太多了。

　　这种超出对手几个层次的实力，一方面来源于原始游牧部族野性的残留（冷兵器时代，原始人总是比文明人强悍得多，无论从体力上还是战斗精神上，这是生存压力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源于他们以弱抗强的需要：要对付比自己国力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只有超出对手许多倍的战斗力（这一点，李自成就不具备，他只要比对手稍强既可）。还有一方面，则是领袖的能力，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多尔衮，满洲的军事领袖都是惊人的军事天才，比李自成实在是强出太多，这种个人指挥能力应该说也很关键。

　　这里，突然想讲几句题外话：

　　记得1990年，我曾在故宫参观过兵器馆展览（可惜这个馆不久就关闭，我后来多次去故宫，再也没见到它开放了），当时给我带来的震撼，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么清楚。

　　－－－－我看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代善、多尔衮等人的装备实物原件。

　　这其中，努尔哈赤的兵器最大最重，我还记得他的刀，半寸多厚的背，超过一米六长的刃，再加一尺半长、粗得吓人的刀柄，这么沉重、这么长的刀，文字注解居然是“努尔哈赤用过的单刀”！还有他那一人多高、直径超过八公分的弓（是笔直的，弓弦紧贴着弓身，没有我们印象中弓的弯曲度，简直就像一根直的粗树干），宽大得像把小扇子的“枪头”，巴掌那么宽、十几公分长的“箭头”，这些实物一下子颠覆了我对这些冷兵器体积的原有印象――――我从未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可以使用这么沉重的兵器。

花生

同时展出的还有努尔哈赤穿过的锁子甲，看到这件铁衣服，我才明白，使用这些兵器的，是一个何其高大、雄壮的巨人。

　　有趣的是，皇太极等儿子们使用的兵器，都比努尔哈赤的略小略轻（当然仍然是惊人的宽大、沉重），我只能猜测，也许，努尔哈赤性生活过度，降低了遗传质量，使他的儿子们反而都不及他那么雄壮吧。

　　展览很有意思，它把“明军使用的箭头”等明军武器故意放在一起（我只记得展出的明军箭头重量为努尔哈赤的御用箭头九分之一），勾起着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感叹。

　　努尔哈赤的家族难道就是全满洲最强壮的男人吗？好，我们就算是吧，满洲骑兵总体的强健，仍然可以从他与儿子们那些超重量级的巨型兵器中，得出无可怀疑的结论（想想后来八旗子弟衰落的速度，也够令人感慨了）。

　　而农耕民族的战斗力不及游牧民族。

　　在长年腐败、饥饿的恐怖环境中求生存的农民流寇，体力上恐怕更要打点折扣。

　　打过折扣的六万农民，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在山海关前苦战整整一天，其间互有胜负。但李瞎子的坐阵与刘宗敏的凶悍，始终鼓舞着弟兄们拚命厮杀。双方都在尽全力将胜利的天平压向自己一方。到下午，双方都派出了最后的预备队，刘宗敏也亲自上阵冲锋了。随着关宁铁骑前锋的后撤，大顺军想必发出了胜利的狂吼吧？

　　多尔衮按兵不动。

　　吴三桂只能一再哀求，哀求多尔衮的援兵。

　　直到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亲自到多尔衮军中，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原本他请满兵来，说好是“借兵”的，这时，却成了投降），而多尔衮也清楚地看到了战场上双方力量都已即将使完，看清了李自成的强弩之末，这才下达了出击命令。

　　累得筋疲力尽，全靠即将到手的胜利支撑着大家继续作战的大顺军正要准备对吴三桂发起最后一击之际，晴天一声霹雳：辫子兵来了！

　　不是一点点，是超过自己几倍的、以逸待劳的生力军，是战无不胜的满鞑子！

　　于是，崩溃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山海关大战本身虽然极富戏剧性，但它只不过是结果，是一种水到渠成。倒是那些早在战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事先就完全决定了这场战役以及今后数十年历史的结局。

花生

那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原因很多，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某些内容，更包括许多这篇帖的篇幅无法容纳的更深的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一旦走入太深的、社会性的理性内容，则不免枯燥乏味，并不适合于网上讨论，所以，我只补一些流露在表面的、军事性的、可以作为谈资的东西。

　　还是从李自成开始吧。

　　李自成本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十几年艰苦的流寇生涯，十几年刀头舔血、屡败屡战、出生入死、大起大落的岁月，应当说早已将他磨炼得沉稳老练。即使是1640年以后的连年大胜，也并没有让他完全昏头。

　　就在他向明朝发起最后的进军前，他还在向明朝求和，条件是明朝承认他那个自封的“王”和他在陕西的地盘，给他一个正式的册封，他甚至为此提出了颇具民族主义精神的交换条件：他的军队可以开赴辽东前线，和政府军并肩“一致对外”，先收拾满鞑子。

　　这种“先攘外，后安内”的提议，很容易令我们想起不过几十年前的某些往事，甚至连地域上都带着某种巧合，不同的是，李自成当时可不是刚爬完雪山，过完草地，在连续几年对政府军的战争中，他甚至占尽上风，他的求和条件，比较来说，更加显得有诚意。

　　但李自成还是不了解政府，尽管他跟政府已经打了十几年的生死交道。

　　明朝政府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反贼只能无条件投降，怎么可以附带裂土封王的无耻条件？这让我大明中央的脸往哪儿搁？

　　今天，我们会说：作出这种死要面子的决定的皇帝与大臣真是一群猪！不，笨得连猪都不如！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明朝，我们无法明白社会总体价值观念当时已经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那是一个道德高于一切的年代，在虚幻的道德观念与现实的利益之间，明末的君臣们总是选择了一文不值的道德体面。所以，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判，会成为他当汉奸的口实，却没有人去管这谈判对明朝缓冲压力、积蓄实力有多么至关重要，崇祯在流寇与满人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重启与满人的谈判，也要藏着掖着，一旦消息走漏，让那些“忠贞不屈”的大臣们得知，不但谈判被迫流产，还要杀兵部尚书来当替罪羊以谢群臣。这一次又一次机会被道德观念所扼杀，使明朝竟不得不始终在内外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集中力量、分步解决问题的道理，而连这样大的战略都被迫让位于虚幻的道德教条，明朝还怎么可能接受更大的让步，接受李自成这个反贼和他的“边区政府”？

　　李自成是流寇，流寇的本性，或者说最大的生存技巧，就是见风使舵、利益至上，对于流寇而言，什么道德，什么观念，一切都必须让位于现实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更不用说做一点合理的变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花生

那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原因很多，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某些内容，更包括许多这篇帖的篇幅无法容纳的更深的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一旦走入太深的、社会性的理性内容，则不免枯燥乏味，并不适合于网上讨论，所以，我只补一些流露在表面的、军事性的、可以作为谈资的东西。

　　还是从李自成开始吧。

　　李自成本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十几年艰苦的流寇生涯，十几年刀头舔血、屡败屡战、出生入死、大起大落的岁月，应当说早已将他磨炼得沉稳老练。即使是1640年以后的连年大胜，也并没有让他完全昏头。

　　就在他向明朝发起最后的进军前，他还在向明朝求和，条件是明朝承认他那个自封的“王”和他在陕西的地盘，给他一个正式的册封，他甚至为此提出了颇具民族主义精神的交换条件：他的军队可以开赴辽东前线，和政府军并肩“一致对外”，先收拾满鞑子。

　　这种“先攘外，后安内”的提议，很容易令我们想起不过几十年前的某些往事，甚至连地域上都带着某种巧合，不同的是，李自成当时可不是刚爬完雪山，过完草地，在连续几年对政府军的战争中，他甚至占尽上风，他的求和条件，比较来说，更加显得有诚意。

　　但李自成还是不了解政府，尽管他跟政府已经打了十几年的生死交道。

　　明朝政府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反贼只能无条件投降，怎么可以附带裂土封王的无耻条件？这让我大明中央的脸往哪儿搁？

　　今天，我们会说：作出这种死要面子的决定的皇帝与大臣真是一群猪！不，笨得连猪都不如！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明朝，我们无法明白社会总体价值观念当时已经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那是一个道德高于一切的年代，在虚幻的道德观念与现实的利益之间，明末的君臣们总是选择了一文不值的道德体面。所以，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判，会成为他当汉奸的口实，却没有人去管这谈判对明朝缓冲压力、积蓄实力有多么至关重要，崇祯在流寇与满人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重启与满人的谈判，也要藏着掖着，一旦消息走漏，让那些“忠贞不屈”的大臣们得知，不但谈判被迫流产，还要杀兵部尚书来当替罪羊以谢群臣。这一次又一次机会被道德观念所扼杀，使明朝竟不得不始终在内外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集中力量、分步解决问题的道理，而连这样大的战略都被迫让位于虚幻的道德教条，明朝还怎么可能接受更大的让步，接受李自成这个反贼和他的“边区政府”？

　　李自成是流寇，流寇的本性，或者说最大的生存技巧，就是见风使舵、利益至上，对于流寇而言，什么道德，什么观念，一切都必须让位于现实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更不用说做一点合理的变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花生

他力陈不可，理由是辽东形势紧张，不可轻调一兵一卒。

　　这个理由很充分，但我以为，真正的原因，是他有着丰富的对付满鞑子的经验，他知道如果只是消极防守，满洲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而如果去跟李瞎子、张不问拚命，打他也许不擅长的运动战（后来证明运动战他其实也打得不差，虽然不及攻坚），不光没有把握，就算赢了，辽东的老地盘丢了，当不成草头王，他还是划不来。

　　当然，区区一个总兵人微言轻，朝廷真要决定调他，他也不能真的抗命。但朝廷偏偏哪张面子都不肯丢，向满洲人让步的提议死也通不过，于是，调辽东兵平流寇的想法只能成为美好的梦想。

　　但这回，形势变了。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连家都守不住了，什么辽东不辽东，什么面子不面子，皇帝都顾不上了。

　　吴三桂接到了命令，急率山海关部队入京勤王。

　　我上面说过，吴部有五万多人，这五万多人，是与满鞑子连年作战中考验出来的，是袁蛮子的优质遗产，实力不可小视，而且，辽东官兵，长年在战争中处于防守地位，最擅长凭坚城，用火器（大概对守城那一套太有经验了，后来他们也最擅长攻城），也许运动战他们并不占优，但只要给他们一座城，和足够的火药，就算来他十万满鞑子，也奈何不得他们，祖大寿不就守着大凌河，让皇太极，多尔衮十几倍兵马好几年无计可施吗？

　　何况，山海关距北京不过一步之遥。

　　何况，入京勤王从道德上无限崇高，具备着鼓舞士气的一切理由。

　　更何况，北京城有着全国最坚固的城防工事，库房里堆放着全国最多最强的大炮。

　　所以，吴三桂如果真是奉命勤王，北京城只怕就要成为李自成的噩梦，而不是山海关！

　　但吴三桂偏偏没有来：他说他需时间调兵，他花了好多天时间，慢腾腾地招集了队伍，再慢腾腾地出发，行军一整天，才离开山海关八里地。

　　第二天，消息来了：北京已经陷落。吴三桂立即收兵回关：还好只走了八里路，回家的路不算远。

花生

吴三桂为什么不救北京？

　　原因很复杂，一定有很多原因我们已无从猜测。但总的来说，他对这个王朝完全、彻底的失望一定是最根本的：换成李瞎子坐龙庭说不定还好得多呢。何况，袁督师不也救过北京吗，还不是给剐了？

　　那短短的几十天里，吴三桂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煎熬：新来的李瞎子会是个好主子吗？关外的满鞑子会趁虚而入吗？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里？这一切问题，都只有天知道。

　　不过最少有一条，他不愿意跟李瞎子为敌，这是肯定的。作为优秀的将领，他既然放弃了给李瞎子一击的最好机会，就证明他已经铁了心跟新政权合作。

　　等到他得知北京城的情况，得知自己全家的遭遇后，或者说，当他发现李瞎子比那个该死的大明王朝更难合作之后，我想，他一定后悔得要吐血吧？早知道会是这样，老子当时干嘛不带兵勤王？凭着忠君爱国的口号，凭着北京城的城防，凭着你李瞎子立足未稳，凭着北京城还有那些一盘散沙的卫戍部队，绝不能让你个流寇成了器！

　　可是，后悔已经晚了。现在的吴三桂，已经丧失了一切克敌制胜的先机，甚至，因为放弃他应该为之效忠的王朝，他的部队士气也已经找不到任何足以作为支撑的借口。

　　除了关外那根救命稻草，他还能指望谁呢？

　　而多尔衮那笑歪了的嘴里的大牙，又有几颗快保不住了吧？ 多尔衮有多尔衮的烦恼。

　　这位年轻的睿亲王爷，即将迎来他人生中意气风发的黄金岁月，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了很久。

　　相比而言，在军事上，多尔衮并不具备父亲那样的天纵英才，在政治上，他也不及兄长皇太极那样雄才大略、远虑深谋，甚至，在游牧民族最看重的武勇强悍上，他也远不及代善、阿敏甚至他的侄子豪格等等。

　　他所有的，是与他的父兄一样冲天的抱负，和独到的沉稳干练－－－－要做大事，就不可贪一时之功，特别是对于他这样表面上缺乏过人天赋的人而言，他的长处，就在于明白这个道理。

　　他愿意稳打稳扎。

　　或者说，形势逼得他稳打稳扎：

　　山海关大战以前，多尔衮曾面临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

　　难题首先来自内部，来自满洲内部的权力之争。

　　在努尔哈赤众多的儿子当中，多尔衮年轻本来就偏小，在努尔哈赤年代，尽管他的才华已经开始崭露，但以他十几岁的年龄与浅薄资历，根本不可能排入满洲重量级人物的名单。

　　即使到了皇太极归天时，已经成为满洲最重要的军事领袖之一的多尔衮，仍然不能算众望所归－－－－以军功与资历而言，他就远不及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大贝勒们，假如不是代善等人因为满洲内部特有的游戏规则，早已丧失了夺取最高权力的资格的话，怎么也不可能轮到他来坐第一把交椅。

花生

但还有一个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战功卓著的郑亲王，豪格继承皇位的理由远比多尔衮充分。

　　这一段权力之争的过程与结果，一般朋友现在都已经知道：多尔衮绝妙地以退为进，扶立福临登位，最终使自己战胜了对手。换句话说，满洲人通过妥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内部的自我消耗，使权力顺利过渡到了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后，又一位强大英武的领袖手中。

　　对明朝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不幸。

　　满洲内部的斗争使满洲对明朝暂停了大规模的攻势，假如明朝能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局面也许有改观的可能。

　　可惜，大明王朝的君臣们早已在道德空谈中，丧失了自救的能力：吴三桂的山海关既然安然无恙，北京城里的饱学重臣们，有什么理由不继续他们忧国忧民的子曰诗云呢？

　　而现在，多尔衮已经大权在握，满洲的千秋功业，就等着他扬鞭奋起了。 多尔衮仍然不急于行动。

　　他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稳重：尽管经过多年的此消彼长，满洲与明朝的实力对比在不断上升，但他仍然能清楚地看到，以综合国力而言，他还远不具备消灭明朝的实力。

　　我前面说过，满洲的军队比明朝强大得多，这固然已经为历年战争所证实，但满洲毕竟只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游牧部族，它有限的军队在人数上远远不及明朝。

　　更何况，一战一役固然取决于军队的强弱，而战争一旦上升到事关两国生死（当时战争的性质的确是两国交战），上升到大国的存亡，起决定作用的，就远不仅仅是军队一时的强弱了。

　　它比的是综合国力，比的是民族精神与斗志。

　　论综合国力，满洲远不是明朝的对手。

　　一方面，刚从原始游牧状态脱胎的满洲，其生产水平相当落后，大力发展军事更使它脆弱而落后的经济不堪重负沉重。

　　满洲部族本来以游牧与抢掠为生，另外，还依靠互市补充部分短缺。游牧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高标准的军事资源，特别是必须依赖于工业生产的资源（明末时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军队装备早已不局限于古老的弓马刀枪了），抢掠也只能满足部族时代小规模的军事需求，一旦军事力量升级到一定的量级，光靠“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必然无法满足大兵团作战的需要。至于互市，战事既开，满洲便以丧失了明朝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依靠少量商人的走私或者毛文龙之类的官倒，绝不可能给贸易断绝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花生

它唯一的办法，是组织起自己的生产能力。

　　从满洲此前历次对明作战中，就可以看到，战绩统计中，掠夺人口的多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这正是因为满洲本身不具备高水平的军工生产能力，甚至一般生活资料的生产也极端落后，加上全民皆兵，造成自身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越到后来，掠夺而来的汉人奴隶就越成为满洲最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在掠夺的汉人奴隶中，一般人都不分种类，但有一个项目却是满洲每次必然专门开列的，那就是工匠，这也证明了满洲最缺乏的，是懂技术的工人，正是依靠大量掠夺汉人工匠充当奴隶，满洲才得以建立自己的军工生产线，大量生产高水平的兵器、铠甲、重型攻防装备等等。可以说，俘获汉人的多少，成了满洲军事工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的生命线。

　　自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到山海关大战前，粗略统计，满洲掠夺的汉族奴隶已不下百万，同时，征服朝鲜也给它带来了少量稳定的岁入，但光凭这些，要维持它那支日益庞大的军队，仍然是相当吃力的。

　　我们从满洲军事制度的变化中，也可以感受到满洲所面临的沉重经济压力。　 努尔哈赤崛起之初，满洲与所有原始游牧部族一样，实行全民皆兵，一遇战事，所有男性，只要身高超过大车的车轮，无论父子兄弟，都必须披挂上阵。但到他的末期，随着军队增加与战争的扩大，原有的规定已有所改变：他将每三百户编为一牛录，虽然所有成年男子仍然全部保持天然的军人身份，但已经实行轮战制度，战时每户出一丁为兵即可。

　　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按每户平均，成年男子肯定远不止一人，且满洲正处在军事上升的扩张之初，对战争与掠夺野性的渴求正充斥着部族上下，每遇战争，男性们总是争抢出征的名额，可以肯定完全不存在什么厌战情绪的问题。努尔哈赤在军队人数远不及明朝的情况下，却被迫实行这样的轮战制度，控制军队的规模，其原因只可能有一个，就是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消耗，非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男子从事生产，以勉强维持脆弱不堪的经济不可。

　　而它的对手，明朝呢？

　　那是拥有八千万以上的人口的超级大国（有人认为明朝当时人口可能高达一亿五千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以我的浅见，明朝人口最高峰时也不过一亿左右，经过明末多年战乱，特别是恐怖的瘟疫后，这时人口应该已减少到八千万左右），它拥有成熟的农业与满洲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手工业、商业等等，假如计算GDP，明朝一定是满洲的许多倍。

　　就在几十年前，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综合经济国力都远胜于中国的日本，也最终输掉了侵华战争（当然，认为中国没有打赢的说法现在遍布网上，但那种没有全局观念、只会计较于某些损失数据对比的迂夫子们的认识，我觉得不值一驳）。而满洲，且不说国力尚不及明朝，就算是军事上，离日本人对中国的优势，也还差得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