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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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曾言：“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这番话实可视做诸葛亮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注: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自王莽迄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必先受九锡，然后皇袍加身，此为改朝换代的惯例。）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诸葛亮投奔刘备，看中的正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对兵败麦城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最终导致关羽丢失荆州，身首异处。诸葛亮又巧妙地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蜀汉名将魏延文武兼备，勇略过人，其军事才能堪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看似弄险，其实奇妙无穷。诸葛亮对魏延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

刘备、张绣、马超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1957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认定曹操是三国时期的头号大英雄，此说不无道理。许劭便评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然而，我觉得今人对曹操的评价似乎有过高之嫌。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另一方面却又是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的“二律背反”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审视曹操的功过，给他一个确切的定位，仍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大多数史家指出，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等待时机除去关羽。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

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

“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

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

天下十三州，曹魏占有九州及荆、扬二州之一部，而蜀汉在丢失荆州后，仅有一州之地，故当时人就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当然，这是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北伐时的状况。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王夫之说“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

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蜀汉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关羽
“刚而自

矜”，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如让诸葛亮统率张飞、赵云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绝对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当起重要作用是无疑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即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蜀，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猛，再加上谋士法正之智计，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蜀的必要。

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

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

杨仪之死（自杀）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杨仪与魏延），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