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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东方、想象的西方—
元杂剧《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中国孤儿》之比较
杨维中
前言
元代纪君祥所作的杂剧《赵氏孤儿》，与法国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巨将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1694 –
1778，伏尔泰Voltaire为其笔名）根据《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
1755）两出剧作，是中西戏剧比较上经常被讨论的题目。
将这两出戏进行比较的各种批评中，近来经常可见的是像林岷说法：「《赵氏孤儿》使更多的西方人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魅力」，认为《赵氏孤儿》故事在经过传教士的翻译传入西方之后，立刻使欧洲的艺术家被剧中表现的牺牲精神与高尚的道德力量所感动，被该剧所展现的东方艺术技巧所吸引，包括《中国孤儿》等的许多十八世纪戏剧作品，都是受到了《赵氏孤儿》影响下的产物。1
即便《中国孤儿》及其它许多作品的确受到了《赵氏孤儿》的影响，但是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往往不见得是《赵氏孤儿》该剧本身所强调的精神，而是被改造、扭曲，这样的扭曲，不仅只是将《赵氏孤儿》原本的在春秋时代的时空背景，移到宋元之际而已。《中国孤儿》当中并非呈现一个真正来自中国的孤儿，反而呈现出的是一个想象中的东方，想象中的中国。这一点，早期的评论其实已经点出，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一、《赵氏孤儿》故事
《赵氏孤儿》题目为「公孙杵臼耻堪问」，正名「赵氏孤儿大报雠」，故事共分四折，乃是取材自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下宫之难」，曲海总目提要卷二记载：「赵氏孤儿，元纪君祥撰，说本春秋、左、国、史记、后来八义记本此。」2在元代以前，此一史实可见诸于先秦的《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汉代的《史记》、《说苑》、《新序》、《论衡》，唐代的《蒙求记》以及宋代的《容斋随笔》。3而对此最早的详尽记载，是在《史记》中的〈赵世家〉。
在史记记载中的梗概是，在晋灵公即位十四年后，荒庸骄纵，专擅国政的赵盾屡劝不听，于是晋灵公欲杀害赵盾，赵盾得人相助逃脱，但尚未逃出国境，晋灵公就为赵穿所杀，改立晋成公，赵盾继续执政。晋景公时赵盾去世，子赵朔嗣位，当时大夫屠岸贾得宠，借惩治弒杀灵公的凶手牵引到赵盾，不向国君请命，就擅自于下宫攻打赵氏，将赵朔整个家族全部杀灭。
赵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女儿，有孕在身，逃入宫殿中逃过一劫，但是屠岸贾不肯善罢干休，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与朋友程婴，誓死保护孤儿，于是商议「以命抵命」，设法抱走一个与赵家婴儿同样大小的孩子，由公孙杵臼带着躲入深山。屠岸贾通告全国追查婴儿下落，程婴则去见屠岸贾，称若能得千两黄金，便告知藏匿处，到公孙杵臼被查出时，还破口大骂程婴，请求留下赵氏孤儿。当公孙杵臼与婴儿被杀之后，屠岸贾大感满意，但真正的赵氏孤儿—赵武尚留人间。
过了十五年，将军韩厥将赵氏孤儿尚在人间告知晋景公，于是将程婴与赵武召入宫中，然后迫使当年参与下宫之难者一一承认当年的变乱是屠岸贾假借国君之命所为，然后与程婴、赵武联合攻打消灭屠岸贾。赵武二十岁成年后，程婴因责任已了欲自杀，以告慰赵朔与公孙杵臼，赵武无法阻止，在程婴死后，为他设置了县邑，世代按时祭祀。4
到了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整个剧情的时空背景往前移到晋灵公时，故事内容做了一些改变，全剧共五折，在楔子中，先是屠岸贾出场说明他与赵盾之间的嫌隙，将正史上灵公与赵盾之间的冲突，变成属于屠岸贾与赵盾之间的冲突，赵朔也从成公的驸马，变为灵公的驸马。在楔子处也交代了下宫之难，屠岸贾搬弄灵公之令，将赵朔上下三百口满门抄斩，赐赵朔自尽，赵朔死前托孤，交代妻子一定要孤儿长大成人后为赵氏复仇。
第一折剧情中，屠岸贾欲继续加害赵氏孤儿，程婴—在剧中的职业是江湖郎中医师—前来营救孤儿，将孤儿藏入药箱当中，企图逃脱。屠岸贾手下将领韩厥在外把守，见程婴走出，百般盘查，发觉程婴箱中藏有赵氏孤儿，但为保全赵氏命脉，决定放过程婴，自刎而死。
在第二折剧情中，程婴逃至公孙杵臼处，研拟用程婴的孩子代换赵氏孤儿：
（程婴云）…程婴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满经月，待妆做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婴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雠。5
但公孙杵臼认为，过了二十年后，程婴才六十五岁，自己已经九十了，于是志愿在接过程婴的婴儿之后，自行赴死。在第三折中，程婴便向屠岸贾密告，带着屠岸贾一行，在公孙杵臼处搜索出假的赵氏孤儿，公孙杵臼撞墙自杀。屠岸贾在杀了假的孤儿后大喜，将程婴收作门人，并且将程婴的孩子—真正的赵氏孤儿—收作义子。
到了第四折剧情，已经过了二十年，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名叫程勃，又叫做屠成，屠岸贾见程勃武艺精强，计划让程勃杀了灵公，夺下晋国。而程婴此时透过一卷图册，婉转告知程勃他真正的身世。在第五折时，程勃率领魏绛等一群官士，擒拿屠岸贾，程勃恢复本姓，晋灵公赐名赵武，所有曾经帮助过赵氏一家者，都受到表扬，最后以扣谢君恩做结。
《赵氏孤儿》唯一末本，正末先后饰演赵朔、韩厥、公孙杵臼以及赵武，可以说全剧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主角，或是说，先后使用各个正义凛然，从容就义的正面形象角色，贯穿全剧，程婴与观众逐一面对这些角色，心中的感受与意志也就愈加强烈，最后完成复仇，大快人心。
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全剧五幕，可说是对《赵氏孤儿》的全面改写，甚至是全新的创作。角色全部更换，故事发生的背景也从春秋时代，改成了宋元之际。地点则是在北京。
在第一幕开场时，蒙古人正互相报告中国灭亡的消息，在一位官员桑提（Zamti）的妻子伊达美（Idame）与她的朋友亚谢里（Asseli）的对话中，表现出蒙古将官和兵士的凶横残忍。伊达美从前是成吉思汗所爱慕的。她的丈夫丧提为了就王室的后裔，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王子，交给蒙古人，同时命令他的朋友以丹（Etan）将王子带到高丽去。
第二幕，以丹从高丽回来，将带着王子逃亡的经过，一一告诉了桑提，同时伊达美因为母子天性的驱使，把自己的儿子中途救了回来，把丈夫桑提痛骂一顿，说他有违父道。成吉思汗暗中探索王子已经被桑提夫妇藏匿起来，大怒之余，决定要将王子擒获，处以极刑。
第三幕，桑提的儿子已给成吉思汗捉进宫中，伊达美亲自到宫廷求情，伊达美亲自到宫廷求情，并说明这是她自己的孩子，不是王子。成吉思汗决定将无辜的孩子释放，但是桑提始终不肯将王子的所在说出，于是成吉思汗勃然大怒，为了要报复，决定将他从前的情人伊达美收为宫嫔。
第四幕，成吉思汗经过一轮的思考，忽然得到新的觉悟，仰慕和佩服中国人的伦理与文明。于是对伊达美的爱慕之情，愈为热烈与恳切，在两人的对话中，成吉思汗晓得伊达美对她自己也不尽是无情，因此他劝告伊达美与桑提离婚，来当中国的新皇后，桑提也劝告伊达美牺牲个人节操，以拯救王子。—因为当时王子的情况万分危险，逃亡的人走错了路，无法抵达高丽，折了回来，暗中将王子藏在历代君王的陵墓中，快要饿死了。伊达美痛骂桑提不合伦理与人情，也拒绝所有的「皇恩」，她说她自有办法，将要从隧道前往陵墓，喂哺王子。
第五幕开始时，伊达美与王子都被困在监狱中，因为她前往陵墓时，已经被间谍所看穿，成吉思汗继续向她求爱，她的态度决定了三个人—桑提、王子、还有她自己的婴儿—的性命。成吉思汗告诉她他心中交战的痛苦，要求她嫁给他，然而伊达美依然不改初衷，宁可三人俱亡，她只希望在临刑前能够再见到丈夫一面，成吉思汗只有答应她。她要求丈夫先将她杀死，然后自杀，但是在他们血刃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在暗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感受到了缠绵的爱情以及不屈不挠的气节，于是不知不觉间受到了中国文明的洗礼，而放过了所有人。
三、《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比较研究：两种迥异的观点
早期关于《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比较研究，陈受颐在民国十八年所作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可以说是代表，陈受颐对于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提出了三点意见，分别是：（一）伏尔泰对于《赵氏孤儿》的批评、（二）改作《中国孤儿》的增删改变、（三）改作时的哲学见解，而这三点之间又相互连贯。陈受颐认为，伏尔泰一边推崇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但是另一方面，认为《赵氏孤儿》剧情长达二十五年，不符合三一律，同时说白之中插入曲文，没有逼真的性情感到不满，于是在改写的过程中，避免这两点他所认为的缺点。6在改编的过程中，就渗入了伏尔泰个人对于艺术的主观。
陈受颐同时也批评当时演出的穿著「不中不西」，只为博得观众的喜好。另一方面，伏尔泰在剧中，有许多冗长的对白，是要用以描写东方、中国的人情风俗。而陈受颐认为，「…描写人情风俗的努力，究竟是失败了，也许是他的手段不高明，还是他对中国实情的根本隔膜…他对于中国历史，本来明了，不致闹此笑话，他用成吉思汗的名字，原不过是拿来引人入胜，然而他的描写，究竟还是不成功，这是毫无可疑的。」7
而在改编的哲学方面，陈受颐主张两点：一是《中国孤儿》是伏尔泰用来宣扬对中国文明的仰慕，希望透过这个剧本，让法国人领会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二是驳斥鲁索（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文明批评，鲁索当时批评所谓的文明，都是痛苦与堕落的总因，并且以中国文明为例，认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国为何会遭受蒙古的征服？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就是对此的答辩，认为就算中国政府已经覆灭，但是文明依然抱持优胜，蒙古虽然达到了政治的征服，但却是文化上的被征服者。8都说明《中国孤儿》不是要呈现一个实际的中国，而是想象中的中国。
后来有许多人继续沿用陈受颐的观点，例如廖奔也认为「尽管伏尔泰这样对中国哲学与道德极其欣赏的睿智之士，尽管也改编了中国戏曲的一个剧本，但他对中国戏曲本身的认识仍然受到时代认识水平的左右…」9而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对中国经济和军事掠夺的展开，欧洲人在文化方面也开始具备一种优越感，透过这种优越感的透镜去观察东方戏剧，我们听到…充满了偏见的说法就不足为奇了。」10
尉天骢在〈赵氏孤儿与欧洲的古典精神〉中也认为：「…《中国孤儿》之改笔，正是透过剧中几个中国人的嘴巴向欧洲人宣扬启蒙时代的精神。」11《赵氏孤儿》的剧情高潮发生在第三折，其中最大的冲突就是程婴对赵家的「义」与对自己儿子的「情」两者之间的交战，在一个以个人情感为主的时代中，牺牲个人情感几乎可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赵氏孤儿》中『情』与『义』之战及最后『情』之屈从于『义』，正是当时的社会最需要的。」12
尉天骢主张，《赵氏孤儿》被介绍到欧洲的时候，政治上仍然是王权鼎盛的时代，与此相呼应的就是文艺上的古典主义，《赵氏孤儿》也便符合欧洲的古典主义思想。而「一到了启蒙时代，欧洲的封建意识和古典精神遭到批判之际，伏尔泰就不得不舍弃《赵氏孤儿》而据之改写为适合自己思想的《中国孤儿》。」13因此：
在《赵氏孤儿》里我们看到的是对君主、对家族的「义」对亲子之「爱」的冲突…而在《中国孤儿》里这种冲突则因叶端美（按：即伊达美）那种发乎自然的亲子之爱和夫妻之情才得以化解。这种否定「义」的绝对性，和坚持一切诉之于所谓「本然」的自然主义观念，正是启蒙时代的思想。14
在许玫芳〈元杂剧赵氏孤儿与福尔德中国孤儿姻缘关系之比较〉，提到在剧情、结构与技巧方面，是（一）同为兼富政治意义的情节、（二）结构分别为四折与五幕的差别、（三）分采时空跳脱法与三一律。剧种与主题、人物方面，则是（一）同样兼富「圆满结局」的悲剧特质、（二）分别是宣扬「忠孝节义」与「母性爱」，进而讨论声韵曲调等问题。许玫芳认为「『英雄人物之转换』与『情节之异动』」脱离出中国『社会风情』之轨范；换言之他已经塑造出本身之独特性—法国民族色彩」15
但关于《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比较，却有也出现与之前不同的声音。罗锦堂在《锦堂论曲》当中的〈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一文认为，「伏尔泰在当时欧洲的思想界，居于领导群伦的地位…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孤儿》的写作上获得那样大的成就，盖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所致，并非单凭一己之瞑思构思而成。」「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像他那样一个热爱中国文化，推崇儒家伦理道德的人，写出伟大的《中国孤儿》一剧，我们是不难想象的。」16
〈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陈述了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后藤末雄在《中国思想对法国的影响》书中对《中国孤儿》的批评，还有王德昭对后藤末雄不以为然的回应，罗锦堂本身支持王德昭的看法。
后藤末雄认为：「《中国孤儿》，是仅以中国为背景的法兰西剧，不过世十八世纪的『法国孤儿』，所以吾人不能够从此剧的内容，发见受原作《赵氏孤儿》思想的影响。」17
《中国孤儿》中将恋爱美化，并成为野蛮征服者道德向上的动机，这是西欧的教化方式，而非中国的教化方式，剧中的男主角桑提没有足够抑制自然叫唤的理性力与意志力，不足为符合孔子道德的儒家理想人物。另外女主角伊达美将「忠义」视为次要，并且认为违反自然，这种放情感代表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代表基于自然情感启蒙哲学。换言之，伏尔泰不过就是以宣扬中国文明以及孔子儒家思想的旗帜，宣扬自己的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哲学。18
王德昭对后藤末雄的回应是在〈福尔德的中国孤儿〉一文中，认为后藤末雄对伏尔泰以三一律的部分是恰当的，但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法国剧」并不公允，「《中国孤儿》的中心思想确在表彰中国的文化精神」19，一方面反对后藤末雄所说，儒家思想反对自然的情感，孔子在说「宜室宜家，乐尔妻拏」时，也说「父母其顺矣呼」，同时认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哲学主张放任情欲也并非恰当。《中国孤儿》中的爱情是为了达到戏剧效果的布局方式，并不违悖孔子思想。
王德昭在该文中第四部分之后，便跳出了《中国孤儿》原作的范围，讨论从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之后，如何将中国的思想传播到欧洲，伏尔泰受到耶稣会教育的熏陶，着有多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参与多次对中国思想的争辩，所以「…《中国孤儿》事实上也表现了启蒙哲学的思想，则当我们忆及启蒙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密切因缘时，乃是自然的事。」而表现出了中国思想中（一）政治与伦理的一致、（二）蛮族的同化、与（三）家庭之爱的深挚，「…所以他之作《中国孤儿》，其表扬中国文化精神的用心，我们似乎不应怀疑。」20—即使之前如陈受颐等提出《中国孤儿》内容与实际的中国的差异，但是还是应该肯定他的用心。或是说，因为他的用心，这些差异，也就可以略之不谈。
四、想象的东方
虽然有这么多差异极大的论点，但是由以下整理而得的原因，我们可以指出《中国孤儿》与实际上中国的差异：
（一）表演时所使用的服装：在中国孤儿第一次在法国搬演时，「成吉思汗身着金条闪烁的长袍…挂上土耳其大刀…伊达梅（按：即伊达美）则穿着白裙青绿上衣，衬以金色网络，肩披波澜式外套…」21这样的「中国」服装，显然与实际中国的穿著，并不吻合。
（二）故事的历史背景：《中国孤儿》发生在成吉思汗攻打北京时，北京当时称为中都。在成吉思汗打入北京前，是由金人完颜家族所统治，如果就真正的中国历史眼光来看，金人并不能够视作是中国的正统，足以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中国」孤儿已实际的中国眼光，只能说是「完颜氏」孤儿，或是「金朝孤儿」。
（三）就地理来看：伏尔泰为了满足其三一律，所以整个故事发生到结束，是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一来，将王子送到高丽便显得相当不合理，并显得伏尔泰似乎太过小看北京与高丽之间的地理距离。另外伊达美说成吉思汗曾经逃亡至北京，所以与她有一段旧情，就历史与地理距离，都并不合理。
（四）宗教信仰的差异：在第二幕第六场桑提与以丹的对话中，要求以丹对着天神发誓：
桑提：是的，我将会以死牺牲。以丹，我知道你握有帝国的珍贵命脉，是的，你崇敬天地之神，那位我们的祖先尊崇的神，不过那位神我们的僧侣并不知道，而我们的暴君则是鄙视。
以丹：我相信祂，祂是我唯一能够倚赖。—为了我自己的安适，也为了我的国家的安全。
桑提：向祂，还有祂全能的力量发誓…22
另外在第三幕第二场，伊达美向成吉思汗求情归还他的婴儿时，伊达美如此形容她的丈夫：
伊达美：他是我唯一的安慰，我的快乐，我的喜悦，我唯一的男人，他侍奉他的神，他的国家，还有他的君王。23
在此所表现出的「神」，也与中国的宗教信仰并不相同，中国信仰中并没有像以丹所说的「唯一」（only）的真神，在桑提口中所说的「天地之神」，也并不同于中国实际「天地」的观念，虽然中国人会向天发誓，但是并不会认为「天」具有全能广大的力量。这里所说的「神」，其实都是基督教信仰中的概念，以基督教对神的解释，套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这几点都可以充分指出《中国孤儿》对于中国的理解，其实是充满了西方既有的刻板印象，掺杂原有的意识型态，还有来自中亚的「东方风情」，共同组成了一个一个想象的中国。但王德昭会反对后藤末雄所说，《中国孤儿》是一出中国背景的法国剧，试看王德昭的理由，其实他的理由，并不恰当。
㈤、想象的西方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之间在剧情结构、推展与中心思想最大的差别，后藤末雄、尉天骢都指出，是将「忠孝节义」代换成了「自然情感」，如前所述，后藤末雄说这是西欧的教化方式，而非中国的教化方式；尉天骢说这是从古典主义思想，变成启蒙主义思想。
至于许玫芳的说法，则是认为伊达美是「『贞节』、『理性』、『母爱』的化身，以其『理性』及传统中国美德『贞节』对抗成吉思汗。虽然其亦曾欣赏过成吉思汗…而今虽成吉思汗再度提起『结婚』之要求，然伊达美克服自己之情感，告诉成吉思汗，自己宁与夫婿同死以救爱子与赵孤，并保其忠贞。由于伊达美能以理性战胜情感，因而其可谓『理性主义』之化身，『宣扬启蒙哲学的思想』。」24许玫芳在此认为伊达美是理性的化身，其批注中注明这是从王德昭文中引用后藤末雄的说法，但是在王德昭文中，后藤末雄其实认为伊达美是自然情感而非理性的代表，相互矛盾，暂不讨论。
王德昭反对后藤末雄，他的想法是，《中国孤儿》是表现了启蒙主义思想，但是启蒙主义思想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所以表现启蒙主义思想，也就是在表现中国思想，「即使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不能尽合真谛，但这也只关系于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的程度，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无关」。25但是这么说是有问题的，因为就算启蒙主义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但终究还是经过法国、经过西方的转化，表现出的仍然像后藤末雄所说，是一部法国戏剧，而不是中国戏剧，剧中的中国是法国再现中的中国。而王德昭对肯定伏尔泰接受、推崇中国思想与戏剧艺术，但是对《中国孤儿》是否表现出一个较为实在的中国，似乎也因此抱持了太多的想象。
结语
所以在《赵氏孤儿》输出到欧洲，或是《中国孤儿》重新输入中国，输入东方，在这个过程之中，无论是西方对中国，或是中国对西方，都是带有着自己的框架面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而呈现出了想象中的东方，与想象中的西方。而这样的框架，是一种自认的优越感，一方面像是在肯定对方，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优越感进行确认，伏尔泰肯定《赵氏孤儿》，肯定中国，其实是在肯定自己的哲学与文艺思想，对于不符合如三一律规则的中国戏剧写意风格便不以为然。而中国的批评也是用透过肯定《中国孤儿》以肯定《赵氏孤儿》。最后推导的结论，也就是一种自我的优越感所创造出的结果。
注释：
1 林岷，页30-35
2 转引自许玫芳，页913
3 许玫芳，页913-930
4 谭润生，页48-52
5 纪君祥，页1484
6 陈受颐，页133-135
7 陈受颐，页138
8 陈受颐，页139-140
9 廖奔，页206
10 如前注
11 尉天骢，页60
12 尉天骢，页58
13 尉天骢，页60
14 如前注
15 许玫芳，页973-990
16 罗锦堂，页393
17 轉引自羅錦堂，頁392
以及王昭德，頁225，原書出自後藤末雄，《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中國思想對法國的影響），昭和三十一年，養德社。第四篇、第四節「文學の發達」（文學的發展）處。
18 罗锦堂，页390-392
19 王德昭，页19-20
20 王德昭，页21
21 林岷，页35
22 Voltaire, P 190
23 Voltaire, P 207
24 许玫芳，页981
25 王德昭，页228
参考书目：
书籍资料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trans by William F. Fleming.
The Orphan of China, in The Works of Voltaire: A Contemporary
Version. New York: St. Hubert Guild, 1901. Pp 187-231.
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雠》，臧晋叔编，《元曲选》，台北：中华书局，民78，页1476-1498
罗锦堂，〈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锦堂论曲》，台北：联经，民66年，页360-396
廖奔，〈十八世纪前后欧洲的中国戏剧文化热〉，《戏剧：中国与东西方》，台北：学海，民88，页193-216
期刊论文
王昭德，〈福尔德的中国孤儿〉，《大陆杂志》，第四卷第7期，民41年4月，页17-22
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中的赵氏孤儿〉，《岭南学报》第一卷第1期，民18年
丁洪哲，〈试以中西戏剧观点分析「赵氏孤儿」〉，《淡江学报》，第15期（工商理工学部分），民66年9月，页197-244
尹祈标，〈赵氏孤儿故事的比较〉，《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1卷第12期，民67年12月，页42-47
何庆熙，〈中国文化对伏尔泰的影响〉，《逢甲学报》，第11期，民67年11月，页522-479
李纪祥，〈赵氏孤儿的「史」与「剧」：文述与演变〉，《汉学研究》，第35期，民89年6月，页209-236
林妙勋，〈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叙事结构〉，《文史论集》，第1期，民79年1月，页55-61
林岷，〈赵氏孤儿与欧洲戏剧〉，《历史月刊》，第89期，民84年6月，页30-35
尉天聪，〈「赵氏孤儿」与欧洲的古典精神〉，《幼狮月刊》，第45卷第5期，民66年5月，页58-60
许玫芳，〈元杂剧「赵氏孤儿」与服尔德「中国孤儿」因缘关系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29期，民74年6月，页911-998
谭润生，〈读「史记」—赵氏孤儿〉，《中国语文》，第479期，民86年5月，页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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