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汁型、粘液型造就的不同命运

huamulan

历史和血肉生命的规则绝然不同。一段生命的集合被还原为历史，异化也将不可避免。历史的导演异常铁血，不会兼顾个人的小需求。历史的摄影机有时是望远镜，长镜头中个体卓绝的努力和牺牲湮没无闻；有时又会是显微镜，特写足以将闺怨的轻叹定格为不朽。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历史所给予的桂冠以及罪名，对于时空中尘埃般的生命，可以是刻意为之，更多是措手不及的无奈接受。


现代史中的周氏兄弟，一母所生的哥俩，周树人，周作人，前者悲壮的姿态已固化为万人膜拜的雕像；而后者，长期在历史的阴霾中表情模糊，留下的是各种语焉不详的猜测，批评、辩护、憎恨、褒扬喧嚣不息，尘埃久久悬浮。


如果从历史凝固语境反身追问，答案永远在风中飘摇。因为历史，是血肉生命的遭际而非生命理性的自由抉择。


其实，回头看看在一段苍凉岁月中留下不同背影的周氏兄弟，却发现他们更多的是相似。历史舞台上黑白判明的脸谱，竟好像是性格的些微不同所造就的命运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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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积淀和西方文化的激荡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启蒙，而周氏兄弟都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同一肉身承载的双重文明造就了分裂，对古国沉疴的冷峻、对传统桎梏的叛逆，周氏兄弟一样选择了激进的姿态。所不同的是，周树人刚烈，周作人深沉。刚烈生成外向型的愤怒，从而将反叛诉诸情绪化的权力意志；而深沉则指向更为冷静的理性思考。因此，周树人的小说是一种极富攻击性情绪力量，而周作人的思想则通向一个建设性的开端。


“五四”的思想启蒙，一方面是对古国文化积弊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现代人文的开启。在破坏的向度上，周树人的《呐喊》震耳发愦；周作人的力量则在建设的向度上彰显。五四的思想成果，标志在对“人”之内涵的重新赋予。而周作人的“灵肉二重生活”以及“神性和兽性的结合”，在这场思考中最富总结意味。从这时开始，就不难发现这两兄弟性格趋向的分歧。周树人近于胆汁型，周作人近于粘液型。胆汁型的情绪力量造就“匕首、投枪”的凌厉破坏力量，而粘液型的理性力量因其深刻而更富于建设性。


周树人尽管自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悲观、自我怀疑终其一生挥之不去。他的《伤逝》、《孤独者》，这些小说的核心元素就是一股深深的悲凉和无地自容的怀疑情绪。这种悲观和怀疑，不仅针对“铁屋子”中沉寂于精神奴役创伤的民众，更是针对历史大荒之中个体知识分子觉醒者的身份。这种悲观和怀疑，在周作人身上几乎一样明显。1944年，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执笔为文多年，思想“可云已定”。他说自己的思想，“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周作人，之所以选择了“引譬连类”的古典“雅谏”笔法，他自己的说法是，“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


周树人的悲观在于国人劣根同人性弱点的浑然一体，也在于个体清醒者在“感性存在的海洋里的淹没”。即使是最优秀的手术师，也会对良性肌体和恶性肿瘤的犬牙交错望而生畏。民众的力量和民众的无知互为因果，这就是启蒙者悲剧的源头。所以，周作人放弃了他一度用心的“嘉孺子而哀妇人”，原因是“畏天悯人”；不仅是“虑非世俗之所乐闻”的知趣，也是悲悯，因为被镇压的封建阶级也有可能是革命者的亲人，而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是残酷的自省。


悲观而导致放弃，放弃又不泯灭最后的坚持，周树人和周作人是一样的。同样的放弃和坚持，兄弟两人表现出的不同，其实是胆汁型和粘液型在行为上的差异。周树人1927年之后不再写小说。对于周树人而言，他的寓言型小说是他“深度救世”的姿态；绝望导致的放弃之后，胆汁型性格使周树人的表现类似“恼羞成怒”，他选择了“速朽”的杂文，他放弃了永恒的救济却表现出鱼死网破般的悲壮。周作人则不同，他的放弃和坚持，更像一种迂回，如果说“草木虫鱼”的表象使内在的“人类之事”有着某种程度的消解，那么他放弃了正面对敌的姿势，却以绵延不绝的太极力量坚持着当初的理想。


很多人以为，只有鲁迅的愤怒才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其实，周作人散文中的真实，却已将良知化为实践理性。鲁迅的良知更多在文章中显现，而对于周作人，良知是一种生命姿态。周树人在文章中直面淋漓的鲜血，但在现实斗争中并不放弃迂回；周作人在为文中选择委婉，但在实境中并非没有坦然面对。周树人的愤怒力量巨大，却只能直逼时事的不平；而周作人的淡然力量绵弱，指向的却是纵深和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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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硬骨头世所公认。而后半生徘徊在闲适中的周作人，则每每否认自己的文章冲淡平和。1925年，周作人在自己《雨天的书·自序二》说，“像我这样偏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的做出冲和平淡的文章来”。1936年，他又在《瓜豆集·自己的文章》中提到，他说的平淡，是“跛者不能忘履”。


读周作人，外人无不感到冲淡平和；周本人则一边表达自己对冲淡平和的向往，一边谢绝他人的赞誉。我们不能不推断出，周作人外在的平和，不过是自我抑制的痕迹，不过是深海表面的平贴无波。同时，我们也可以猜想，周树人在“怒向刀丛觅小诗”之后，内心反而有真正的安详；有人笔下鲁迅表情中的“慈悲”，或许就是这种安详的显现。


如此，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对兄弟，其精神结构并无大异。只是，在内在和外在的序列上，两人是倒置的。


相对于粘液型性格，胆汁型情绪发生快而强，言语动作急速难于自制，内心外露，率直，热情，易怒，急躁，果断。这一切使胆汁型更容易同外界沟通和互动。情绪化贯穿鲁迅创作始末，从小说开始，到散文诗，到杂文，鲁迅一直是风驰电掣、凌厉中原，“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而粘液型的特征是沉着冷静，情绪发生慢而弱，思维言语动作迟缓，内心少外露，坚忍，执拗，淡漠。周作人从“五四”就表现出的深度理性思考开始，慢慢游离于时代洪流之外，散文的淡泊自然的成为他的话语风格。


人的所有自由选择中都有先天的必然成分，如胆汁型倾向冲动而粘液型倾向自我抑制。胆汁型，因其易于同外界产生直接的互动，从而在时代和现时社会之中总是会清醒于自我的坐标。一生在喜怒歌哭的“有我之境”中周树人，从来没有泯灭自我的清醒。他战斗，他也善于自我保护。对于敌人，周树人的厉害在于，他愤怒的锋芒不会绊倒自己。他说，我还得给自己留几片铠甲。这不仅表现在他日记中细密的账目，也表现在他及时的撤离。鲁迅的正义和良知的另一面，是现实世界里清醒的世故。


而粘液型的周作人，他的情绪更多的指向自我的对话；他的缓慢使他陷入纵深而游离于肉身所在的实际。由于缺乏胆汁型那种同现实外在即时互动性，周作人将自己置身在更为深刻但也更为茫然的“无我之境”，他像是在一场大战役中打散的散兵，独自面对着虚空的茫茫大漠。如果说，“有我之境”是在现实社会和时代中的清醒，那么，迷失于现实的“无我之境”，则更能窥见更高维度的真实，比如说，人类。“我思故我在”，存在是多维的、无限延伸的，有时代中的存在，有人类中的存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考状态就是自身存在的定义。


周树人后来实际上主动放弃了启蒙者的身份，投身于现实的斗争同时也表明对敌手无奈的认可；而且，周树人深知，针对一时一事的喝斥，远远不能化解痼疾。周作人守住了属于觉醒者的那份孤独，但是，在一个险峻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游离造就了他社会身份的尴尬。


历史最终选择了周树人，却给周作人一个模糊的身份。这，或许只是胆汁型和粘液型造就的不同命运。
（图为周作人前往南京法庭接受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