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先知:内史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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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史兴是周王室的官员，名叔兴。春秋时代的周王中央政府，虽然挡不住诸侯争霸的态势，却也先知辈出，叔兴就是这样的先知。不少国家的君臣，虽然不把周王放在眼里，却也不敢小看来自周王室的使者。那些先知使者，虽然力有未逮，却是天道、人事等等经验智慧的象征。

  公元前644年，周襄王八年的春天，内史兴奉周王命到宋国聘问。正巧宋国发生了两件怪事：一是五块陨石落于宋国境内，二是有六只鸟因风大之故居然退着飞过宋国国都上空。宋襄公为这些异常现象惴惴不安，他问内史兴：这是什么兆头？叔兴回答：今年鲁国有大丧，明年齐国有动乱，您会得到诸侯拥护但不能保持到最后。他一口气预言了三件事，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预言跟怪事连在一起的。

  果然，次年冬天，齐桓公死，齐国发生了动乱。宋襄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一时，他也召集诸侯进行了鹿上之盟，但可惜没有善终。虽然“鲁多大丧”一则史书无明文记载，但叔兴的预言已经足以让人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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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看起来，春秋时代的霸业转移是必然之事。但在当时，却未必有几个人能够理解或预测。一如我们在大陆背景下判断省市的兴衰，是广东省还是上海市将做大陆的霸主或领头羊，是东北还是西部将成为大陆发展的重大地区。或在全球背景下判断大国的兴衰，是俄国还是欧洲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增长极，是中国还是阿拉伯世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变量，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称叔兴为先知，并不过分。他虽然在周王室，掌握着当时各国动态，诸侯们的第一手材料，但能做出那样的预言，实在是了不起。

  宋襄公死后，国际社会失去了具有威望能发号施令的诸侯。楚秦的实力虽然发展得很快，但问鼎中原也需要一个过程，中原诸侯还不熟悉他们。国际社会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多年动乱的大国晋国那里。

  流亡公子重耳的运气很好，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等大国诸侯都对他极为优待。在动荡之中，重耳在秦军的支持下登上晋国国君之位，这就是晋文公。晋文公众望所归，叔兴更是多次预言他将称霸。

  重耳当上晋国国君之后，周天子派太宰文公与内史兴向晋文公颁赐任命。对待天子的使者，晋国也相当尊重。内史兴回国，把情况向周襄王汇报，说：“晋国是不能不善待的，它的国君一定会称霸诸侯。”

  叔兴见了一次重耳，就敢预言他必然称霸。看来晋国的霸业是必然之势，但实际上，这仍跟国君个人的品质有关。重耳当上国君后，大赏群臣，非常分明。叔兴听说后，就感叹说：晋文公会称霸啊，从前的圣贤君主先用德行教化人民然后才使用武力，晋文公的做法与此是很相合的。

  周襄王接受了叔兴的建议，据说一时中央政府出使晋国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叔兴说是“树恩”，其实是弱势的中央政府急于寻找诸侯靠山。这种回报来得及时，第二年王室动乱，襄王弟弟跟王后谋反，襄王出奔郑国，晋文公起兵勤王，帮助周襄王复位。又过了四年，前631年，晋文公就率领宋、齐、郑、鲁、陈、蔡、邾、莒、卫等国诸侯朝拜周天子，并且向襄王献上打败楚国俘获的战利品，这就是有名的践土之盟。周天子也正式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至此，先知的预言完全实现了。

  后人评论先知叔兴的作为，认为他做了周王室的官员，思不出其位，仍以德行为本，天道建立在德行之上，而德行逐渐衰微，故其预言只是对必然之事的判断而已。他没能给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代提供超验的参照，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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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宋襄公借助阴阳天道、仁义道德的不合时宜，一方面他判断晋文公称霸仍建立在德行之上。“吉凶由人。”人只能在现世的经验中获得立足的资源。这是先知的局限。用今天的话说，他没有打通一些东西。先知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但西亚的先知更超验，东亚的先知更实际。(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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