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小道士也能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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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莫高窟，怎么也避不开王圆箓这个人——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中，他被定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而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则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如果没有藏经洞，终其一生，王圆箓都只是一个平凡的道士。但藏经洞因王圆箓而被发现，祸兮？福兮？

  王道士的惊天发现

  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和雇来的帮手清理着第16号窟中的积沙。随着沙堆的降低，他们逐步进入洞窟前室与主室之间的甬道。这时，一位姓杨的抄经发现北部甬道墙壁上有一道裂缝透出光亮，他报告王圆箓：“破壁，有一小洞。”这便是轰动世界的藏经洞。

  当然，这只是关于发现藏经洞的一种描述，此外还有三个版本。其一，当王圆箓引河水疏通洞中的积沙时，“沙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此说法见于徒弟为王圆箓所立的塔碑。不过，到过藏经洞的人都知道，在洞窟里“以水冲沙”似乎很难操作；其二，在清沙时，“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此说法见于以王圆箓名义上报催要经款的《催募经款草册》。但从气象学的角度讲，在年降雨量不到30毫米的敦煌地区，清晨“天炮响震”，又正好震出个藏经洞的几率几乎为零；第三种说法则见于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王圆箓在引水冲沙时，无意中把水冲进了16窟甬道中，使甬道北壁秘室封墙处裂开了一道缝隙。王圆箓用芨芨草从缝中插进去试探，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他打开破壁，发现了现编号第17窟的秘密小板门。打开板门，看到了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的一卷卷粗布包扎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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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先是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大家面对这许多古物同样是惊讶万分、不知所措。最后，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认为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按照这种说法，请教绅耆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做出的第一个社会行动。紧接着，他将这个重大发现上报官府。王圆箓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他不清楚洞内写卷的价值，但却知道古书总是值钱的。于是，他选了几件精美的写卷和绢画送给县令严泽。应该说，此时，尚不能用“利欲熏心”来形容王道士，他的行动更多地是出于“邀功请赏”的心态。可惜，严泽将这些东西当作发黄了的废纸。

  1902年3月，新任敦煌县县令汪宗瀚一到任，王圆箓就送去了经卷和绢画，他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宗瀚这位光绪16年（1890）的进士一眼便看出经卷的不凡之处，他立即带人视察了莫高窟。这一次，王圆箓以为遇到了救星。未承想，汪宗瀚拿着挑好的经卷走了，只留下一句：“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心有不甘的王圆箓又带着经卷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结果，在从书法的角度鉴赏一番后，廷栋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卷上的书法远不如自己写得好。

  1903年初，“长于金石、版本、校勘之学”的甘肃学台叶昌炽收到了汪宗瀚寄来的莫高窟石碑拓片和藏经洞佛像、写经。他判明此乃唐物，并将自己的考证、记录写入著作《语石》中。据说，叶昌炽建议将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因为缺少5000两银子的运费，此事只得作罢。又过了一年，甘肃省府下令敦煌县衙“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至于经费、措施、法令等等，则只字不提。

  王道士的佛缘

  王圆箓，又作圆禄，多被称为“王道士”。他出生于道光30年（1850），湖北麻城人。《麻城县志》载，咸丰六年（1856）夏天，麻城遭遇旱灾，庄稼几无收成，时有饿死人之事。迫于生计，王圆箓逃出家乡，来到酒泉一带，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为解决吃饭问题，王圆箓想出了一个妙法——受戒为道士。王圆箓的师父是一位在酒泉有些名气的道士，他给新弟子起了个道号——法真。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王圆箓并不这么想。大约在光绪23年（1897），他西游来到敦煌莫高窟。其时，莫高窟虽已萧条异常，但因为有百姓的供养，寺院的香火依然时而接续。对已到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而言，这个清静的所在正是他度过残生的绝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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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莫高窟洞窟，王圆箓便被端庄威严的佛像所慑服，他不顾道士的身份倒头就拜。事实上，民间信仰往往也不分儒、释、道。正因如此，道士王圆箓可以“大模大样”地留在佛教圣地莫高窟。
那时候，莫高窟的管理由“上寺”和“中寺”的僧人负责。不过，由于这两处僧人多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太大兴趣，以致莫高窟一片残破。许是出于使命感；许是出于“官迷”心态，王圆箓自觉地担当起“莫高窟守护神”的重任。他盖了几间茅屋住下，每天扫窟，或四处化缘。渐渐地，他与当地士绅百姓熟悉了，俨然成为“敦煌名人”。这时，王圆箓认为有必要建一处彰显身份的建筑，他想起了自己的道士身份——他用布施而来的香火钱建造了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王圆箓四处奔走，将苦口劝募来的钱财用于修补佛窟——可笑的是，他或按照自己的头脸给残损的菩萨塑像加上头，或增塑些不相干的牛鬼蛇神；他也将钱财用于清理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圆箓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对宗教的理解几乎都来源于《西游记》等民间故事。听多了西天取经的故事，王圆箓对玄奘产生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崇拜心理，而这也成为斯坦因“撬开”藏经洞的突破口。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但此时，王圆箓正带着藏经洞钥匙外出化缘。急切的斯坦因甚至想要收买留守的小道士或是直接破门而入，但拥有“入世智慧”的蒋师爷拦住了他。为了不引起怀疑，斯坦因暂时离开了莫高窟，只留下蒋师爷“专题研究”王圆箓。5月21日，斯坦因重返莫高窟，此时的他比以前审慎得多：“我从当地得到可靠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经洞所在的那个洞窟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响。”在斯坦因看来，王圆箓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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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坦因，王圆箓有着强烈的戒心，这从一个细节便可看出——化缘归来，他在藏经洞的木门外又加了一道砖墙。王圆箓根本不答应斯坦因看看藏经洞的要求。按照斯坦因的说法，“王道士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

  王圆箓的个性让斯坦因琢磨不透——用金钱？无济于事。唯一可以利用的似乎只有王圆箓“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通过观察，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绘满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向王圆箓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圆箓，以等候自己——一个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

  王道士的矛盾

  虽然有了共同话题，但王圆箓仍然坚持不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卷到大殿的耳房供其翻阅。在斯坦因和蒋师爷的合围下，王圆箓的城池一步步陷落，斯坦因得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经卷。此时，王圆箓的内心正进行着痛苦的挣扎。斯坦因这样写道：“我应允蒋孝琬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40锭马蹄银，如果需要，可以翻倍）作为交换条件。这笔钱成了蒋孝琬手中很有分量的筹码……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先前我挑出那些我认为有艺术和考古价值的卷子时，王道士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他担心他要失去全部珍贵的经书了，他第一次显出了恼怒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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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文献的流失迟早会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将毁掉他的好名声，另一方面则不停地要求斯坦因“追加”捐赠。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

  有人说，王圆箓将经卷卖给斯坦因是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他多次逐级上报，求助官方予以重视，但都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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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如此吗？抑或因为王圆箓的贪财？事实上，对于钱，他的态度极为微妙。王圆箓完全可以以暴发户的姿态离开敦煌，但他没有这样做。在王圆箓的眼里，斯坦因、伯希和给的钱与他四处化缘求来的“功德钱”一样，每一分都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否则必遭天谴。所以，当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时，王圆箓主动拿来了支出账目，让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银子都用在了功德事业上。

  但不能否认，王圆箓也是爱钱的。对一个愚昧的人而言，仅凭所谓的虔诚无法战胜金钱的诱惑。到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藏经洞早已空空如也。华尔纳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圆箓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后者就对他粘贴破坏壁画、搬走彩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此之前的王圆箓并非如此。1910年，清政府决定将剩余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途中，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这让王圆箓非常痛心，他甚至开始将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据说，晚年的王圆箓受到敦煌民众的强烈谴责，并曾经装疯逃离三清宫。陈万里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中记有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时的情景：“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在给斯坦因的信中也提到：“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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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王圆箓80岁高龄死去。按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但王圆箓的弟子还是为他修建了一座很有气派的土塔，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王圆箓身后寂寥——他一无亲朋，二无遗产，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圆寂塔。几年前，湖北麻城县曾派人前去考察，但也没有下文。人们记得王圆箓，只是由于他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