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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与道教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道教作为一种产生并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文化，从一开始就与张氏结下了不解之缘。创立太平道的是张氏，创立五斗米道的也是张氏，复兴五斗米道者还是张氏。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改革，也是以张氏创立的五斗米道为基础展开的。道教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张天师的地位与影响也达到了它的顶点。道教在它发展的漫长的历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张姓族人的身影。
1、 张角与太平道
东汉时，巫术盛行，所在多有，农村的里社是巫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张角（？--１８４），巨鹿（今属河北）人，于汉灵帝嘉平（１７２--１７７）年间，得到一部《太平经》，这是早期的道教经典，内容庞杂，非一时一人所作。其中的太平理想，反映了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经济上要求“均平”、政治上要求“平等”的强烈愿望。张角以此为依据，结合民间巫术以及黄老崇拜，创立了民间符箓派道教--太平道。《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资治通鉴》卷５８所载，与此基本相同。而十余年间，其众徒竟达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于是置三十方以统属之。太平道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来势迅猛、很快便由思想的批判转化为武器批判。
太平道教派在当时为什么会受到群众这样热烈的欢迎呢？这是因为在汉灵帝熹平年间，宦官当权，朝政非常腐败和黑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资治通鉴》卷５８记载：“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指汉灵帝）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这说明当时宦官的专横跋扈，骄奢淫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通鉴》卷５８又云：“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可见这些宦官不仅把持了当时的中央政权，而且还把持各地的地方政权，他们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掠夺人民，人民的生命财产，被他们任意侵占和宰割，人民群众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便纷纷投奔太平道。而太平道所信奉的《太平经》，其中不少思想也正好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太平道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欢迎。由于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张角便用太平道这一宗教形式，以传教为名在农民中组织起义，利用道教这一组织领导农民起来造反。他按照军事编制，将起义农民分为三十六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设置将帅统率各方。利用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起义的口号。所谓“苍天”，是指汉王朝；“黄天”，是指黄巾政权。意即代表汉王朝的“苍天”已经死了，将出现另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黄天”主持世界。“岁在甲子”，指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１８４年。“天下大吉”，指这一年各地教民同时起义，推翻汉王朝的反动统治之后，代表农民利益的黄巾政权成立，天下就太平了。张角教他的信徒在京城和各州郡的一些官府门上，都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中平元年，又派大方帅马元义等往来京师，收买宦官封谞、徐奉等人为内应。又准备调距离洛阳较远的荆、扬二州的信徒数万人，先集中到起义的中心地点邺城，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约定甲子年（即公元１８４年）的甲子日（即三月五日），京城内外，同时起义，一举攻下洛阳，推翻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黄巾政权。不料离约定的起义日期还差一个多月的时候，张角的一个弟子济南唐周便向汉灵帝上书告了密，于是马元义在洛阳被捕，“车裂”牺牲，京城内的太平道信徒一千多人亦同时被诛杀。汉灵帝还命令冀州官吏追捕张角。由于叛徒出卖所引起的这一突然事变，打乱了张角原来的起义布置。张角闻讯以后，马上派人昼夜兼程飞告各方，要他们立即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发起进攻。起义人员皆著黄巾，以为标志，因之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宝弟张梁称人公将军。兄弟三人起义以后，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地主坞壁，州郡长官纷纷逃窜，封建统治集团被打得落花流水。旬日之间，各地黄巾军象暴风骤雨一般起义响应，全国都沸腾起来了。汉灵帝赶快召集群臣会议，商讨镇压黄巾军的办法。汉灵帝接受皇甫嵩的建议，解除党禁，大赦党人，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整个统治阶级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大豪强出身的皇甫嵩、小豪强出身的朱儁为首，统率董卓、曹操、刘备、孙坚、卢植、冯翊、郭典等，向黄巾军进攻，对黄巾军展开了极其残酷、极其野蛮的血腥大屠杀。每一郡被他们屠杀的黄巾军，至少都是数千人。经过几次激烈的大血战，是年仲冬，张宝兄弟终于被血腥的刽子手皇甫嵩等所杀害。皇甫嵩等在围攻张宝、张梁这两次战役中，就屠杀了黄巾军近二十万人，尸骨堆积成山，筑为“京观”，“焚烧车重三万余辆，悉虏其妇子，击获甚众。”他们对黄巾军烧杀虏掠，无所不为。张角“先以病死”，也被“剖棺戮尸，传首京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基本上失败了。但是，青、徐、豫各州郡的黄巾军，仍然继续坚持战斗。青州黄巾军还有战士三十万，合男女老幼共百余万人，于初平二年（191）攻入兖州，杀了兖州刺史刘岱，使反动统治者大为震恐。但终因力量悬殊，最后被曹操等人消灭。直到建安十二年（207）余下的黄巾军，又攻杀了济南王刘贇，坚持战斗二十余年。此后，张角的太平道仍在民间秘密流传，农民起义的发动者还是经常利用它以及其他道教派别，作为联络的工具。但以后太平道的传授不明。其影响所及，从后来的明教中可以看到一点线索。
明教是在公元七世纪末，波斯的摩尼（一译“牟尼”）教传入中国，与道教相混合后发展而成的一种秘密宗教组织。尊张角为教祖，崇拜摩尼为光明之神，还崇拜日月，服色尚白。其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论”。所谓“二宗”，即指光明和黑暗两种势力；所谓“三际”，即指初际、中际、后际，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认为，光明和黑暗这两种势力，在混沌未开的初际阶段，是势均力敌的；到中际阶段，黑暗力量即超过光明力量，并压迫光明，因此，教徒必须团结一致向黑暗势力作艰苦斗争，经过斗争，光明力量就必然最终战胜黑暗力量；进入后际阶段，光明和黑暗便各复原位，不相斗争，矛盾得以调和。它还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讲究团结互助，提倡教徒间互相救济，互通有无，称为一家，主张“平等，无有高下”。这些思想，反映了农民的艰苦朴素和友爱、平等的愿望及反抗压迫的意志。从上述内容来看，有些思想可以从张角的太平道所崇奉的主要经典《太平经》一书中寻找到渊源，说明明教和张角的太平道或许有一定的思想继承关系，它尊张角为教主，并不是没有其内在原因的。
2、张道陵家族与五斗米道
张道陵（？--156），本名张陵，晋代五斗米道信徒常于人名中加“道”字，故称张道陵。原籍沛国丰（江苏丰县）人，东汉顺帝时（126--144），客居四川，学道于鹤呜山（成都大邑县北）。据道藏记载，他是留侯张良的八世孙。他在学道期间，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创立了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以其《五千文》为主要经典。
为什么叫五斗米道？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因为它要求入道的人都须纳五斗米，遂因此而得名。《后汉书·刘焉传》在谈到张鲁的时候说：“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在《华阳国志》里又称为“米道”。《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但也有的记载又说，他们既不要求入道者都出五斗米，也不要求看病之家都出五斗米。后来龙虎山的天师道，乃是张道陵之后，也没有这种规定。可见，虽同属五斗米道，并未一律都采用入道者或看病者家收取五斗米的办法，因为这种具体的经济措施，是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而改变的，只要教义相同，虽不收取五斗米，也并不影响他们仍然是五斗米道。
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创立于巫觋盛行的巴蜀地区，实际上五斗米道乃是黄老道与巫道相融合的宗教。《正统道藏》所收张道陵著述，皆近巫觋，就是明证。其时，巴蜀地区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之地，五斗米道不仅在汉民族中传播，而且还在少数民族中传播，受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欢迎与拥护。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专横，朝政非常黑暗，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国内少数民族，也受到残酷的欺压，反抗战争到处发生，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五斗米道就是这种空前激化的阶级矛盾的产物。
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其术主要是祷祝和刻鬼，假借鬼神符箓以聚徒惑众，以符水为人治病，与以炼丹求长生为目的的丹鼎派道教不同，是属于符箓派的道教。因后来的道教徒尊称张陵为天师，并奉为道教的创始人，改称其名为张道陵，而天师这个称号又是子孙世袭的，因此，五斗米道以后又叫做天师道。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布这种五斗米道。除了用符水为人治病以外，还设立“静室”（一作“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其道徒有祭酒和鬼吏，祭酒主传授老子《道德经》；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的办法，是将病人的姓名和服罪的意思，写成文书，一式三份，一份“上之天，著山上”，一份“埋之地”，一份“沉之水”，叫做“三官手书”，祈祷于“三官”。所谓“三官”，即指来源于古代神话的天官（天帝）、地官（地祗）、水官（水神）三神。古代有的神话认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五斗米道承袭此说，以此为人治病。治疗之后，病者家一般要出五斗米作为报酬，故被人们称为“五斗米师”。
张衡死后，其子张鲁继续传布其道。张鲁在传布五斗米道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他自号“师君”，为了使其组织更加严密，把初来学道的人叫“鬼卒”，把入道较久已受箓的叫“祭酒”，“祭酒各领部众”，势力迅猛壮大起来。当时割据益州的刘焉，为了利用五斗米道，遂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并派张鲁到汉中布教，同时将张鲁之母及弟留居巴郡，以为人质。
张鲁借助刘焉势力占领汉中后，并没有听从刘焉的摆布，而是按照五斗米道的传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独立政权。这个政权不另设官吏，而是以五斗米道的“祭酒为治”，即由五斗米道的大小头目来管理。史籍记载，张鲁在汉中推行了具有互助性的公益设施。例如，让各地的祭酒设立义会，供过路人使用，且备有义米、义肉，让“行路者量腹取足”，不收任何费用。民有不老实隐瞒了自己的小过的，罚修路一百步就算了。犯了法的，以说服教育为主，先原谅三次，不给处分，再不改正，仍然继续犯法的，然后乃行刑。“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生物，又禁止酿酒。东汉后期，在封建统治者豺狼般地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广大农民大批破产，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对比之下，张鲁这些政治和经济的措施，深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所以，范晔和陈寿的《三国志》也不得不同声称赞说：“民夷信向”或“民夷便乐之”，“朝廷不能讨”。张鲁在汉中推行的这一系列措施，引起了刘焉刘璋父子的愤恨，遂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加以杀害。这时张鲁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刘焉死后张鲁便出兵从刘璋手里夺取了巴郡，使汉中与巴郡联成一片。张鲁以五斗米道雄据汉中、巴郡前后近30年，将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张鲁在汉中还推行“市肆贾平”。秦汉的市设有市会及属吏，其职责之一即为均贾平市，但汉末已废弛，而张鲁却行之于汉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汉中就成了当时避难之民的“乐土”，关西之民前来避难的达数万家之多。其时，东汉王朝已摇摇欲坠，无力征讨，遂封张鲁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赤壁之战”后，曹操致力于经营北方，削平盘据关中的韩遂、马超等割据势力后，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自率领十分大军进攻汉中，张鲁最后投降了曹操。张鲁投降之后，曹操待以客礼，拜他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邑万户。他的五个儿子，皆封为列侯。按汉末，镇南将军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张鲁的女儿，嫁给了曹操的儿子燕王曹宇（亦名彭祖）。曹宇曾一度为大将军。这说明张鲁归顺曹操后，其地位是十分显赫的。
3、 张氏与五斗米道的复兴
早期道教的两大民间教派：太平道与五斗米道，都是由张氏创立的，因而张氏便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乃是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随着农民起义的发展壮大，太平道威震朝野。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农民起义失败了，太平道在遭受沉重打击后，逐渐销声匿迹。然而张角和他所创立的太平道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的辉煌业迹，却是永垂不朽、令人钦佩的。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经过其孙张鲁雄据汉中近30年，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使之成为经典、醮仪、规戒齐全、组织完备的道教，张鲁归顺曹魏后，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所以后世论及道教创立者，都认为是东汉的张道陵。
张鲁归降曹操后，曹操对道教采取笼络和取缔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对张鲁家族给予优厚待遇并与张鲁攀为儿女亲家；另方面却又从组织上对道教加以支解。道教祭酒以上的大人物大多被迁往洛阳、邺城定居，巴郡和汉中的一般道徒则被迁徙到关陇、长安、三辅地区。这样就使巴郡和汉中这个五斗米道的大本营，从组织上彻底遭到破坏。蜀汉时期，境内残留的道徒亦都停止了活动。北迁道教祭酒与道徒虽然分别已将五斗米道传播于北方民间，但由于道教之祭酒与一般道徒分割两地，很难有所作为。建安二十一年（216），张鲁死后，其子张富，在曹操的控制下，袭职天师，继续在北方传道。后来张鲁的第四个儿子张盛，辞谢东都尉、散骑侍郎之职，带着祖传印剑到了江西贵溪龙虎山，登坛受箓，传其道法。这样，五斗米道便以龙虎山为中心，在南方迅速传播开来。
张盛在龙虎山传道，大约始于西晋初年。晋惠帝时政局已趋于动乱。宫廷政变、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五胡兴兵，此起彼伏。至永嘉之世，战火纷飞，四海幅裂，血流成河，哀鸿遍野。西晋在中原统治的崩溃，衣冠士族便纷纷随晋室南渡，在江东重建政权，是为东晋，偏安江左。东晋的统治，更加腐朽。从西晋到东晋的150多年间，统治集团在激烈的内哄和相互撕杀中，往往朝不保夕，生死无常。他们对前途的失望、悲观，衍成了崇尚老庄，专务清谈的玄学风气。而早期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经典则大多是从黄老哲学脱胎而来的，其中《老子五千字文》更是道众必读之书。这种思想的接近使得道教在社会上层找到市场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由此也开始了天师道贵族化的进程。在下层社会，五斗米道极为流行，活动的区域扩至大江南北，并且巴蜀又成为道众的乐园。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逼迫这些道徒又像其先辈一样，用宗教组织群众，开展反压迫的斗争。
早在西晋时，门阀士族中已有人信奉五斗米道。到东晋时，在门阀士族中出现了很多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据陈寅恪先生统计，当时北方的大士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冯翊寇氏、京兆韦氏、天水尹氏，南方侨姓大士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殷川瘐氏、陈郡殷氏、阳夏谢氏、泰山羊氏、谯国桓氏、汝南击氏，晋王室司马氏，次等士族如琅琊孙氏、长乐冯氏，吴姓士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吴兴沈氏、晋陵华氏、会稽孔氏、钱唐杜氏、吴郡顾氏、陆氏、张氏、孙氏（孙吴后裔）等等，这些家族中都有人信奉道教。实际可能还不止此。这么多的门阀士族信道，表明五斗米道在东晋时在向上层的传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琅琊王氏家族中的王羲之一门，是东晋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王羲之去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羲之诸子亦信五斗米道，羲之父子诸人皆为书法名家。王羲之为道士写《道德经》、《黄庭经》换取白鹅，为书林韵事。王献之亦写有五斗米道符箓及神咒。与王羲之家世代通婚的高平郗氏也是东晋著名奉道世家。与王、郗二族同为一流侨姓士族，互相通婚的陈郡殷氏、颖川庚氏、阳夏谢氏等家族也奉五斗米道或与道士交往密切。
在今江苏茅山附近的丹阳、晋陵、吴郡一带，居住着一些著名的吴姓士族，如象丹阳葛氏、陶氏、许氏、晋陵华氏、吴郡顾、陆、朱、张及孙吴后裔等等。他们多系吴地士著或晋以前较早南下的士族，彼此通婚，在孙吴时已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西晋灭吴后，对江南士族采取歧视政策，东晋时他们又受侨姓士族压制，在仕途上很不顺利，不少人因而转向宗教中寻求安慰。东晋以后，因受北方南下五斗米道徒，尤其是天师道祭酒魏华存（西晋司徒魏舒之女）的影响，江南士族遂信天师道。在东晋南朝茅山上清派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高道，如葛洪、杨羲、许谧、许翙、葛巢甫、陆修静、顾欢、孙游岳、陶弘景等等，大多出自吴姓士族。
综上所述，两晋时期（265--420）五斗米道在北方和南方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在门阀士族中也找到了市场，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可以说，这是五斗米道的一个复兴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同张鲁的儿子张富特别是张盛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4、五斗米道与道教改革
南北朝时期（420--589），南朝和北朝都对五斗米道进行了重大改革，完成了从民间宗教向官方正统宗教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扩大了道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形成了与儒、释相鼎立的局面。但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以五斗米道为基础展开的。
北朝对五斗米道的改革，略早于南朝。北朝的改革是由北魏的寇谦之进行的。
寇谦之（365--448），字辅真，冯翊（陕西大荔）人，生活在十六国后期至北魏初期，这正是少数民族南下建立割据政权的混战年代。他为适应鲜卑拓跋氏统治者和汉族门阀士族的需要，对流行于北方的五斗米道进行了改造，创立了新天师道，成为北方天师道的首领，实现了道教与封建皇权的结合。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提供了宗教滋生的土壤。佛教、道教都空前兴盛。相比之下，道教的发展势头远不如佛教，但也有所传播。如后赵石虎、后秦姚兴统治时，曾爆发过称名“李弘”的农民起义，可以证明在北方一直有天师道组织活动于民间。此外，当时在北方还有许多方士因避乱而隐入山林，招聚徒众，修炼仙术。如十六国道士张忠，字巨和，河北中山人。“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前秦时符坚遣使征忠至长安，欲命为“齐尚父”。忠坚辞还山，归途中死于华山下，谥曰“安道先生”。
寇谦之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自称乃东汉上谷昌平著姓寇恂第十三世孙。曹魏初年，寇氏家族迁到关中冯翊，又成为当地的名门大姓。谦之父寇修之在前秦符坚时为东莱太守，其兄寇讚在北魏初曾任南雍州刺史。可见寇家是十六国北朝时残留北方、服务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门阀地主。关中本是汉末大批五斗米道徒从汉中向北迁入的地区，也许寇家受环境影响，成了信奉天师道的世家。据《魏书·释老志》载：“（寇谦之）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说明他自幼便喜好道教，但作为士族子弟，感兴趣的主要是道教服食成仙的方术。虽然多年服食无效，但据说“幽诚上达”，感动了仙人成公兴下凡，引导他入山修炼。七年之后，成公兴尸解飞升，留下寇谦之继续“守志嵩岳，精专不懈”。
动荡的社会，士族家庭出身，早年的修道经历，这些都对寇谦之后来以神仙道教的传统来改造民间道教，创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新天师道，有着重要的影响。
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道教徒对民间道教的改造，大多托称有天神降授新经典，或整理已有的道经，以创立新的教义。寇谦之也不例外。他曾两次托神造经。第一次是在后秦弘始十七年（415），第二次是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通过这两次托神造经，寇谦之制作了大批经典，发展了教义方术，充实了教戒仪式，使五斗米道从许多无统属的民间道团和分散的神仙方士组织集结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教派，从而完成了由民间宗教向官方正统宗教的演变，成为适合鲜卑统治者与汉族门阀势力所需要的道教。很快便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支持，在北魏兴盛起来。托神造经的寇谦之终于达到了“为帝王师”的目的。
始光三年（426），太武帝欲乘夏主赫连勃勃新死之机出兵进击大夏，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畏难不肯。太武帝“乃问幽微于谦之”，寇谦之答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自426年起，魏太武帝亲率鲜卑铁骑连年出击，横扫中原，相次剪灭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终于在439年最终结束了西晋以后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分裂，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
统一战争的胜利，是魏初诸帝加强皇权，力行改革，经济与军事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而与所谓符命并不相干。但在战争进程中由于寇谦之随军赞画，故统一完成后太武帝也益发崇信道教，并将道教上升到官方正统宗教的地位，显盛于北朝。
在南方，从东晋末至南朝对五斗米道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主要代表就是陆修静和陶弘景。
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浙江吴兴）人。他生活在东晋末至南朝刘宋时代，他是南朝前期最著名的道士。他对道教的改革，略晚于北魏寇谦之，他的改革活动，主要表现为：对江南道教的组织整顿、对道教教义的充实和发展、对道教经典和斋醮科仪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的这些改革同样是以原来的道教为基础展开的。唐《广弘明集》卷四指出：
“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
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
这里“三张”指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道陵、张衡、张鲁。“祖述三张”，就是说他祖于五斗米道。也可以说，陆修静是以五斗米道为基础进行改革的。改革的目的，在于创立“意在王者遵奉”的官方道教。南朝宋太始三年（467），陆修静奉诏至京都，宋明帝在华林园延贤馆召见了他。太始七年，他又奉敕撰《三洞经书目录》献上。进而他又广制道教斋醮仪范，以为后世典式。他还亲自为宋明帝修建三元露斋，祈请治病。他的这些活动，扩大了道教在统治阶级上层中的影响。陆修静之后，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再传弟子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士族文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其改革的集中表现便是以茅山为中心的上清道派的创立及其形成。从陶弘景开始，茅山实际上已成为道教上清派的中心。所以，上清派后来亦被称为“茅山宗”。
道教上清派是广泛传播于江南各地的教派，这一道派的形成，标志着自葛洪以来江南士族道教徒以神仙道教改造旧天师道团，创立官方化的正统道教的完成。作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和茅山教团的实际创建者，陶弘景在道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陶弘景之后，南北朝末至隋唐、两宋，茅山派历代宗师人才辈出，弘扬教法，在道教诸派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直至元以后，才与灵宝派一起并入江南正一派。
总之，在道教史上，东晋南北朝是一段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教由于门阀士族的改造，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革，从早期的五斗米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但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以张道陵家族所创立的五斗米道为基础展开的。没有五斗米道，道教改革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5、 道教的鼎盛与张天师的地位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隋皇朝建国之初，隋文帝利用道教编造“受命之符”，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故隋文帝对道教加以扶植和崇奉，使道教有所发展。因隋文帝幼时由尼姑养育，自称“我兴由佛法”，对佛教尤为重视，规定三教的序位是佛教为先，道教次之，儒教为末，佛，道行立的序位是佛先道后，故道教与佛教相比，其发展在隋代较为缓慢。道教对以后的影响较小。
在唐皇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居三教之首。道教教主老子不仅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而且先后被册封为“玄元皇帝”，和“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事实上已成为道教的至高神和唐皇朝的护国神，道教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李唐皇朝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自称是老子的“圣裔”，以利用老子在历史上的广泛影响来提高唐宗室的社会地位。
李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植和崇奉，促成了道教与皇权的结合，带来了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宫观，遍及各地。名山都邑的宫观规模，日益弘大，唐高宗曾召第12代天师张恒至京师，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对曰：“能无为则天下治矣，上嘉之。”从此，唐高宗便将“清静无为”奉为治国之道，加以推行。这对唐代的繁荣和“开元之治”的出现，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天宝七载（748），唐玄宗册封祖天师张道陵为“太师”，并召见第15代天师张高，命他在京师置坛传箓，颁赐金钱玉帛，免除龙虎山的租税。唐肃宗时，又赐龙虎山香币，并在龙虎山建醮，又赐宸翰以赞祖天师像。唐德宗贞元年间（785--793），又赐金镀银香炉、香合、绯罗金帕及多种器物。会昌元年（841），唐武宗又召见了第20代天师张谌，赐传箓坛门额曰：“真仙观”三个大字，还拟任命张谌官衔，张谌辞归不受。咸通时（860--874），唐懿宗又为第20代天师张谌建金箓大醮，赐金吊还山。
宋代皇帝大多崇奉老子而信道教，尤其是真宗与徽宗，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各地遍置道观，以退职官吏统领，称为祠官，领取祠禄，这是历朝所没有的。政和四年（1114），又正式设立道官道职，置道阶，分为二十六级，其中先生最高，处士、八字、七字、四字、二字次之，官秩相当于中大夫至将仕郎一级。对于天师道，比之唐代更为礼待，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第24代天师张正随。从此开始，在京师正式设立了专门接待道教天师的授箓院。次年，赐号天师张正随为“真静先生”。张正随仙逝后，宋真宗还亲自为他写赞词。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天圣八年（1030），召见了第25代天师张翰曜；至和二年（1055），召见了第26代天师张嗣宗，并赐号“虚白先生”，张嗣宗仙逝后，仁宗为其赐赞云：“汉天师26代孙张嗣宗，绍承家学，绰有祖风。”不久，又召见了第27代天师张象中，特赐紫衣，亲洒宸翰，又赐束帛金器等。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召见了第28代天师张敦复，命其设醮于内殿，赐号“葆光先生”，崇宁年间（1102--1106），宋徽宗曾四次召见第30代天师张继先，并赐号“虚靖先生”，同时追封第29代天师张景端为“葆真先生”。崇宁四年召见时，正值金兵南下威逼宋王朝之时，张继先又以“赤马红羊”之凶兆，劝徽宗修德治国，挽回颓势。五年期间第30代天师张继先连续四次赴京拜见，说明龙虎山与宋王朝关系之密切。天师从神仙世界返回人间劝谏皇帝，说明道教与政治已再度结缘。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宠信道士林灵素后，经过一番策划，群臣及道箓院上表册封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自此，宋徽宗便成为人君、天神、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唐玄宗、宋真宗都是利用“灵符”、“天书”来神化皇权和神化帝王的，而宋徽宗则更进一步，自称是天神下凡，是神、人合一，神权与君权合一的皇帝。当他成为金人的阶下囚时，依然身著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一派道流打扮。由于“靖康之耻”应验了“赤马红羊”之兆，据说金兀术是红脸膛、赤胡须、山羊脸，攻克开封时骑一匹红色的火龙驹。更进一步提高了天师道的神圣性的权威性。端平三年（1236），宋理宗召见第35代天师张可大，赐钱重刊先朝箓板。嘉熙二年（1238），宋理宗加封张道陵为“正一静应显佑真君”。三年（1239）四月复召张可大赴行都设醮退潮祷雨，灭蝗保边。同年七月，赐号“观妙先生”。理宗又下诏令由张可大提举三山（茅山上清宗、西山净明道、龙虎山天师正一宗）符箓并兼御前诸宫教门公事,又赐田免税,大修龙虎山,这样便正式确立了龙虎山天师道在道门中的领导地位。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改革,为唐宋时期道教的发展和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道教发展鼎盛时期,张天师的地位和影响也达到了它的顶点。
出处：《太原张氏史略》作者：张海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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