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与台湾士绅

花生

刘铭传在台湾主政七年，成绩斐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调动台湾自身的资源为台民造福。作为社会精英与民众领袖，士绅阶层是宝贵的资源。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建省、经济开发等重大的政务活动中，主动争取台湾士绅的合作，积极利用他们的智能、才干与社会威望；同时，他十分关注保护台绅的利益，尊重台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权，积极发展台湾的文教事业，这是他在台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兼提督学政。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科举功名，由提督武职转巡抚文职，已是特例，再以巡抚而兼任学政，更是奇迹。事实证明他是一位令台湾的士绅阶层满意的教育行政长官。在他的领导下，台湾的教育事业步入了新的成长期。

　　刘铭传充实调整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官署，新建或改建了英才书院(1886年)、篷壶书院(1886年)、宏文书院(1889年)，又于1890年上奏，请增加台湾学额。其奏折说：“臣查台湾自隶版图，涵濡圣泽二百余年，土地日增，人文日盛，各属应试之童，多至逾千，少亦数百。三府属粤童，数以加增，不少于内地大中等学。以前台南府属所定学额，尚不悬殊，台北府属，额已过少。台中蔚萃人文，冠于南北，且台湾府县为省会首学，尤与外府县不同。彰化、嘉义、新竹三县，辖地虽分，幅员犹广。自清丈后，赋额增加，统计全台溢出数倍。现当分省伊始，供赋既清，学校鼓励人才，不能不亟为筹议。”刘铭传特别指出台湾文风日盛，人口、钱粮增加，都是增加学额的有力理由。依据刘铭传的建议，台湾秀才的录取应由1889年的128名增加到208名，贡生名额也相应增加。

　　清代学政主持的考试有两种：岁试与科试。刘铭传将两试经费增加到1.2万元，台南、台北两府各6000元。新设台湾府，于1891年分棚开考，也给6000元。台湾秀才去福州参加乡试，例由海东书院发给旅费，建省后有轮船往来，改发船票。台湾举人进京参加会试，也发给40元到100元的旅费，使贫困的士子不致因无路费缺考。

　　1889年，刘铭传主持了台南、台北两府岁试。4000文童、600武童参加。考试前，有人怀疑武将主持能否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刘铭传严守规则，一扫钻营舞弊的积习，录取者大都为公众认可的优秀人才，持怀疑论者欣然敬佩。

　　科举与书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能培养忠于政府的知识精英，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刘铭传认为科举人才缺少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无经营新政、管理新式企业的能力，对台湾的国防建设、经济开发用处有限，应该引进西学，开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1886年，电报学堂设立。1887年，设立西学堂。两校虽小，但却是台湾新型社会精英成长的摇篮，其意义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