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族谱”纂前亟需共识的几个课题-王耿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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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族谱”纂前亟需共识的几个课题









-在2006上海“中华大族谱”协作会上的发言-南京望族文化研究所王耿


前言：与遇会者共勉


在创纂“中华大族谱”前，我们必顺思考一些古人没有结论的问题，并取得一个基本的共识，找到共同的坐标，才会在未来的工作中少走弯路，并争取使我们这个在华人世界举世皆知的大作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使她的品质、结论和目标，符合大多数华人的利益，并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因为如果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作品中太多一家之言或一已之见，或为单纯迎合大众的口味而偏离了历史和科学，我们和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一个笑话，一个被时人或后人批判或射击的靶子和目标。此前这样的事证，几乎比比皆是。


在坐的不要有任何侥幸或幻想：姓氏文明、史学或谱牒文化知识，正在被更多的人所掌握，任何语焉不详和敷衍了事的观点或结论，都会遭遇置疑或清算，因为我们这个机构的性质，已不是金钱或权利的组合，我们的任何成功或失败，不再由单位或机构的领导评定，或雇主和东家的呼喝。而是要经过市场和读者的裁判。如果我们的胡说八道多了，这些荒唐和有失偏颇之处就会不胫而走，迅速地通过网络和耳语，进入千家万户，或者连我们自已，也不愿承认这些荒唐的种子，是由我们自已种下的。因为这些年来，例如在坐和笔者有些欠成熟的作品，还有情绪让大家来论证吗？有的这方面的学者，确实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我们不是害怕幼稚、害怕失败的人群，但希望这只是针对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今天我们召开这个研讨会就是要减少我们的管见或偏执，在百姓或万姓的祖先面前，我们不要恣肆妄为或故态复萌好吗？也许我们今次的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史学、姓氏文明和谱牒文化的传播，而是与中华民族的形象：她的过去和未来，紧紧地连糸在一起，我们共同祖先的劳动和创造，他们的欲望和期待，他们的光荣和梦想，也许就在不经意间被我们重申或歪曲，所以，我们需要一万次地告诫自已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虽然我们必然会坚信：只有我们，才会做的更多、才能作得更好！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在中科院社科研究群中，关于姓氏文明和谱牒文化的研究，几乎是最薄弱的环节，差不多所有这方面的作品，都充满了史料的仓促、作者的茫然和读者的浑沌。这也应证了一句世界性的格言：没有鞋子的地方最适合销售鞋子。既然古人和前人在留下了大量的姓氏文明和谱牒文化的宝藏的同时，也把有可能是混乱的虚假的和很难证明的信息传给了我们，也就是说：他们给了我们机会。我们是否能做的更好，就看我们能解决多少古人和前人留下的难题，用了多长时间。


一、姓氏文明的起源：至今五千年吗？


姓氏文明与华夏文明同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一直有三种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上下五千年派(现在可以认为是实证派)，认为中华文明已有5000的发展史。但是另一些人(我们称之为疑古派)则认为中华文明只有3000年历史。还有一些人(主要是考古界)也在非常有信心地论证中华文明起源于10000年前的课题了。时至今日，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四种意见，某些人甚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方。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绍辉曾经指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说归根结底来自《史记》。司马迁写《史记》虽从黄帝开篇，却并没说中华文明的源头从黄帝开始。梁绍辉根据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遗址的新发现，证明仅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历史就可以推到1万年前，从而打破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成说。众多从事考古、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专家认为，东北红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四川金沙遗址的新发现，进一步澄清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生存状态，中华文明绝不是五千年，而是1万年以上或接近一万年。这里面涉及了两个问题：l、中华文明是从炎黄开始的吗？2、从黄帝至今是5000年吗？

二00六年春节期间，北京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献宝暨评鉴大会，集合了全国有史以来各地被发现、被收藏、被认证的历史文化珍品。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古董中，有些已不单纯是文物和藏品，已有了史证和史料的价值，例如有一支来自河南的鹤骨笛，就有九千年的历史了。当然，笔者这里想说的，不是考古界和文博界对这支笛子年代的鉴定，不是制作这支笛子的时间，而是这支笛子的来历，是什么人吹这个笛子，从音乐文明的产生到吹笛子的过程，绝不是同一天、同一年就可以完成的。这支笛子不但可以证明那个笛子产生时期的文明纪年，当然也可以证明这个笛子诞生前很久，文明就已经悄悄地到来了。

二00五年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发现的大量独立岩画群中，发现了比甲骨文还要早几千年的我国最古老的图画文字。上述发现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字专家刘景云先生考证审定：这个发现可能改写中国的文字(文明)史。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岩画专家的普查和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有3172组8453个岩画个体图形，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专家们采用“丽石黄衣”测定法得出其中最早的岩画作品完成于距今一万至一点六万年间。这些类似文字的图画，也许就是汉字中最早的象形字，因此，我们是否就可以肯定地推断说，大麦地岩画就是我们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规模宏大的原始文字创作作品集群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湖南《三湘都市报》2004年11月27日曾报道：正在该省道县（舜帝文化遗址）进行水稻起源考古研究的中美联合考古队有关专家昨天向记者透露，该考古队11月19日在玉蟾岩遗址发现了5粒古稻谷。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稻作文明起源之谜有望因此而揭开。上世纪90年代，玉蟾岩遗址曾出土了4粒最原始的水稻谷壳以及最原始的陶器，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推进到了12000年前，这个伟大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100项考古发现之一。据悉，玉蟾岩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古栽培稻遗存地。

为揭开人类种植和食用水稻和水稻起源之谜，由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国水稻起源考古研究”中美联合考古队，从二00四年十一月初起，对玉蟾岩遗址进行现场发掘、后期实验等研究工作。在近一个月时间里，中美专家通过采样、浮选等手段，初步处理出动物骨头、螺壳、木炭等物件标本，并在十一月十九日再次发现了五粒已经炭化了的古稻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终身教授巴尔．约瑟夫称，已经出土的古稻谷标本意味着玉蟾岩在世界农业考古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美联合考古队或许能由此揭开水稻起源的秘密。同时，专家组也认为，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将把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革命——从狩猎时代过渡到水稻栽培时代的真相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古水稻、鹤骨笛和大麦地岩画文字的形成，就是一种华厦先民的文明，在这些实证的昭示下，如果说中华文明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已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狂言。但是我们在研究谱牒文化和姓氏文明的时候，就要格外的慎重，甚至要上升到比历史研究更加严谨的境界才行。历史是科学、是要求有史证的证明的，但是神话和传说，至少可以是线索、甚至可以是框架，并因此来结构历史。四川盘古王表的世系，即是从约公元前一万年的末代盘古开始的，虽然他有可能来自于后人的追述。

帝禹曾对东海岛屿进行过考察，考察的结论是“女娲东迁”是确有其事的。一本《山海经．五藏山经》，乃是帝禹时代（公元前2200年）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其中《东山经》的第三条考察路线，记述的是今日山东半岛的胶莱平原（当时尚被海水淹没），以及东海的一系列岛屿，它们包括今天的大黑山岛、济州岛、福江岛、下甑岛、鹿儿岛、琉球群岛，同时也映证了那就是伏羲家族的女娲东迁的洪荒时代(约公元前5400年)的遗址。

今人经过对胶莱平原(山东半岛)边缘今津浦铁路附近的地质考古资料的论证，还原了那次洪荒的发生时间，是距今7400年前，女娲在史前进行的一次氏族大迁徙活动中遭遇了洪水袭击涉险，而炎帝家族的少女精卫闻此悲剧后，居然要发誓要做一个可以衔泥填海的小鸟，去挽救那些也许已经罹难的姐妹，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女娲和他族中的一部分男女，却勇敢地战胜了洪水，并登临东瀛、蓬莱等岛，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领袖，和第一代的女皇天照大神，天皇家族中的太阳神阿玛特拉苏（日本名神磐余彦尊）等人，就是她的后代。当然，我们现在仍然只能将盘古至黄帝的五千年作为我们的思索，有出土文字记录的黄帝至今的五千年才是我们所要研究所能论证的。因为在面对信史以前的考证或史料的时候，我们不但要阐明史实的真相，还必须考虑另外一些人的一己之见和他们的理解接受能力。

七千年前至五千多年前的炎帝族的女娲部落，曾经多次向东海之滨的迁徙，非常有机会登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有鉴于此，当海平面重新上升，东亚大陆架重新被淹没的时候（7400年前，海岸线西进至今天的京广铁路线一带），所谓女娲“逆而不返”，应当只是女娲部落的另一部分族人，可能并没有全部遭到传说中的灭顶之灾，而是迁徙定居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了，以及其它东海岛屿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神武天皇在“僵原宫（姜嫄宫）”即位的传说的有趣之处是，
“姜”正是炎帝族的自称，因为他们发祥于姜水流域。更有趣的是，“姜嫄”是中国先夏时期著名的母系部落，其血缘来源于炎帝族，她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农业神后稷（发祥地在黄河河套的后套一带），亦即周人的父系祖先-中华王氏等数百个华厦姓氏的宗源。后稷的“后”字，也正是早期的“王”字的同意字。

无独有偶。据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于13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三国遗事》的记载：檀君王俭(一名王准)是天神桓雄与由母熊变成的女人所生的儿子。相传在公元前2333年，檀君于今日的平壤建立了王俭城，创立了古“朝鲜国”，意思就是“宁静晨曦之国”。如果这个母系社会的熊的确是一个奴隶公社的首长，而这个“熊”的家族中的男丁刚好与我国黄帝族来源于“有熊氏”的传说非常吻合，中华文明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独立发展起来的六大原生文明之首(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是人类文明史上发展数千年而惟一没有中绝的。中国的人种和文化，其主流非但不是外来的，而且还流行和影响了邻国，例如日本韩国朝鲜。韩国这个王俭，就是箕子的后代，在朝韩国内，也有他是箕子之后的说法。

最早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学者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TerriendeLacouperrie)，他1885年在一篇文章里曾经骇人听闻地主张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后继者亦不乏其人。直到1918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安特生先后在中国人王某的指点和刘某的协助下，在河南和甘肃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他便认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就足以证明华夏文明起源于西方，并得到了上述考古资料的支持(他们不懂反思：中国与中亚或东欧的史前彩陶文明就没有互相影响的可能吗？)但是之后不久，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中，就发掘出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有独立文化特征的证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因而连史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30年代到
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了更加进步的文明并得到更加有力的发展。反之亦然。

通过对发生在七千年前中国南方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了解到我们的先民「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族群在那时候已以轻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洋民族。百越族群通过逐岛飘流，活跃在广阔无边的太平洋上，并逐渐移居到东南亚和太平洋上诸岛。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体系的建立，较西方国家为晚，仓促和稚嫩中，有许多远古的遗址得不到及时的发掘或准确的解读。西方学者们于是就趁机指手划脚，认为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例如水稻栽培，就被说成是从印度传来，因为印度考古发现在7000年前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稻谷。而在不久之前，中国南方湖南丰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距今9000-12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谷，事实说明了问题。

我们在考古研究中，曾经还有许多在“五千年历史说”的框架内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问题，后来都是在“一万年历史说”中一一迎刃而解。因为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许多事物，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孕育而成的。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传播。虽有少数学者如老一辈史学家卫聚贤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说法，因为缺少证据，并未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如蚕丝、茶叶、瓷器、漆器等等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事物，无不起源于南方。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至少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在全世界近代史以前的人类200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中，追本穷源，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全球近万年来的文明活动中，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明末清初以后我们落后于列强的时间，还不到人类文明史中的百分之三而已。

结论：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可靠源头。距今5000至4000年，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揭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那时，文字作为文明的介质和要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文字是文明重要的标志，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文字，已经具备了连贯表达的功能，让读考通过阅读，来了解它记载的物事，和其文所要达到的目的。证明了中华文明史五千年说的正确。1992年初，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出土物中，发现了一件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内在联系的识别，使人们彻底坚信中华文明是本土起源的，它更将使人们坚信：没有出土文字证明的、由后人史籍追述的所谓文明，才是纯粹的臆测、是彻底不可靠的。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的史学界和考古界的很多学者，是很擅长采信“追述”或很喜欢“臆测”的。


二、文明起源的坐标和界定的原则，姓氏文明是何时开始的？


中华民族的文明，应当是从“王”文化开始的，因为只有产生了“王”的时代，社会的道德、法律、礼教、秩序、传统等具有文明特征和先进价值的政治、文化、哲学、艺术、宗教、农耕、畜牧、商贸、攻伐、建筑、铸造、陶治等社会形态才会有机会呈爆炸性螺旋式的上升，如果没有“王”文化的统帅、引导、指挥、激励、交流和集大成，全社会各领域的文化和价值只能在蒙胧和无序的低端徘徊，甚至仍然存在于自生自灭或互相毁灭之中。所以说，“王”的产生和“王”文化的建立，首先是人类发展的需要或人类变革的飞跃所致，这种“点”和“度”的出现，明显就是一种提示和证明：“王”就是中华文明的开端，它在精神产品上的典型，就是对“道”“礼”“德”的崇尚。黄帝家族中的“王倪”世糸在史籍中约有连续十代的记录，更是非常有力的证明：“王”、“王”文化和“王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步。与最高境界的“王文化暨统治管理学”中的三要素“德”“礼”“道”同时。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中的“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足以证明王倪的出现，与王氏古谱《赤岸王氏谱系/再参世系说》中的“云我王氏之系始于黄帝之后，佐禹治水有功，尧时封于古木之地”的说法高度一致。《高士传》提及了被衣、王倪、啮缺三位人物，但很少提及到他们的隐居事迹，只提到了他们的隐逸思想，这种思想既玄妙，又单纯，既线条明了，又迸发着不同凡响的创造性思维。而“隐逸文化”的建构，即为“道”
文化的核心。这时高士们所遵祟的“道”，与后来“道家”的“道”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那时的“道”为真理，是人民和万物的崇拜，也是“王者”必具的规范或德礼的核心。所以后来有“王道”之说，和“王道”与“神道”之别，“大道”与“道家”之分。那时的“王”，必定是“内德而外威”的，否则就会“德衰而王卒”。

学者吴春寿在《“礼”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也说过：从历史上看，良渚文化时代的古礼体系不仅没有随良渚文化的衰亡而消失，而且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古代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内容。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的古礼，既包括礼的文化精神、礼制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对不同等级的贵族阶层占有的宫室、器皿、衣饰之具体规定中所体现的亲疏尊卑的等差原则，也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如象征王权的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表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都被夏、商、周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华礼乐文明自古一脉相承，而良渚文化社会中礼和礼制的系统性、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事实，更表明我们中华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诞生，中华文明的历史，距今已有整整5000年的历史。


曾有西方的学者，为人类文明发祥地设立了四个方面的硬件，作为入选的条件：1、已经有了有系统的文字(图语和绳文不行吗？)。2、已经有了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陶器和木石器不行吗？)。3、已经有了城市(兼具防御功能与交易功能)。四、已经有了神庙(指大型的宗教性建筑物)。对于这样很
“老外”的“标准”，虽然充满了对上古文明与现代文明概念间的混乱，但是津津乐道者也许也无以反斥作者的意见：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旁证是可以说话的。因为华夏不同于古埃及或古希腊，很多重要的建筑，都是花岗岩之类的材料建造，所以存在本体和遗址的机会较多，而中国南方的湿润，对草木土石结构的古建，毁蚀的概率，在达到或超过一千年时，几乎是百分之百。因而早期华夏文明虽然发生在中国南方，遗址中几无可以为证的价值。但是还算老天公道，仍然有值得肯定的
“发现”。
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末期，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他们所居住的华夏中原地区，也正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伏羲（既太昊）时期的氏族和部落中的首长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氏族和部落便是“氏”的渊薮。
“王”的家族及成员的封地，和“王”对诸侯的封赐，便成为“百姓”或“万王”的“氏”根。


因此，我们郑重地认为：中华民族的姓氏文明，是从我国父系社会的始祖伏羲王的末世开始的，因为伏羲族传递了约三十代，而我们只有关于一个伏羲的记录，所以就只能从末代的伏羲开始。其它类似的物证，例如伏羲、黄帝时期的卦易(历算)文明、种养文明和军事文明等，都能说明中华文明在甲骨文、钟鼎文与崖壁文发明之前，已有丰富的结绳文和口语文明的传承记录。虽然上古时期自盘古浑沌纪(公元前l7万年-1万年前)即已开始，但是如果我们指出姓氏文明和谱牒文化的起点，是从崖壁文、钟鼎文和甲骨文开始的，甚至不会有一个人反对。因为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纪录中，充满了“王”的世糸和“王”的事迹，无论这个
“王”是否与本文作者的姓氏有关，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史实。对王氏世糸和事迹的记载，就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正式的姓氏文明的史证和谱证，因此我仿还顺便得到启迪和证明：除了“王”氏之外，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姓氏的连贯历史记载会超过五千年，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姓氏在全世界的范围超过一亿人，更无任何一个王姓以外的姓氏的代表，连续任“王”任“帝”任“后”的时间超过了三千年。(伏羲王至周赧王为“王”的时间总和超过了三千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姓氏文明，是从“王”文化开始的，因为如果没有“王”对诸侯和百官的分封，就不会出现“百姓”。“王”是全世界最古老、最豪华、最显赫、最能被正史和谱牒证明的天下第一姓，古人曾经认为的天下第一姓“姬”，其实只是一个误会，因为那只是后人对祖先族群分类时的追述，至少从客观事实上来讲，“盘古王”的出现，要比“大王黄帝”的出现要早很多，按照“以爵为氏”的原则，无论盘古、伏羲和黄帝他们是谁，都应该是姓“王”的，
“以地望为氏”的原则，只能适用于平民，“姬”的女性色彩很重，也许只适用母糸社会和当时的男性，对于父系社会的姓氏特征来说，不具备坐标的意义，这是明朝顾炎武的观点。如果“追述”可以作为标准，古人对姬姓的追述如果能成立的话，则古人对“王”的叙述和追述也是相当多的，而“王”的显赫与重要，无论如何也不会弱于“姬”的，我们对前人在姓氏文明的探索、姓氏文化的研究和谱牒编修工作中常有的本末倒置或语无伦次的现象，早已有见惯不怪的感慨。

由于目前参与谱牒研究整理工作和姓氏文明研究工作的，很少有过严格专业化的培训或学习，这一方面是从业者不够严谨的原因，另方面则是懂专业的人太少的因素造成。可以想象因此修成的谱牒或世系类文献，又能有多少参考价值。随便举一些例子吧：一、黄帝至后稷和大禹，约为一千年，但是百分之百的现代谱牒和世系文献，都把他们之间的世系传承，定格在五至六代，实际是三十代以上才对。二、黄帝、颛顼和后稷等，都是一个延续了数百或千余年的称号(类似职务)，百分之百的现代谱牒和世系文献都把它们说成是某一个人。试问有如此长寿的人吗？三、黄帝、彭祖、周公、鬼谷子、孙子等，都是数代相传至一百年以上的人名或名号(类似官衔、职称、尊称、堂号等)，有的学者由于未考虑到当时文化的时代特征，便轻率地以一个人活不了这么多时间为理由，并下结论说关于这些人的记载，都是不可靠的。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先祖们那时的职务，就是他们的名氏，而正由于他们职务的世袭，才造成他们名氏有时延用了数百上千年，古人不同于今的习惯，让这些难免“迂腐”或“寡闻”的学者，常常是一头雾水，甚至拍案而起，变成了疑古派。


他们并不知道：使西方学者和国内疑古派产生怀疑，并且长期坚不采信的，就是伏羲、黄帝、颛顼、彭祖、周公、鬼谷子这些人在史籍中延绵几百上千年的传说，和各人独有十几、二十个名号的记载，他们决不相信黄帝一百多岁(实际黄帝族对中原地区的统冶，约有五百年)、彭祖八百岁、颛顼一千多岁、周公和鬼谷千二三百岁的历史，有什么真实的可能和附合科学的价值。但他们对史前文明的无知或忽略，绝对改变或抹杀不掉的事实是：正是几百上千岁的黄帝、颛顼和彭祖数代或数十代同名(和同爵)的相传，才是填补了中华文明究竞是“三千多年”还是“五千多年”间落差或空白的实证。这个由笔者以谱牒学、史学和考证学范畴开展的“世糸学”意义的论证，非常可靠、坚实和贴切地证明并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将他们的真实世糸延续之后，就刚刚将那些以前不被承认的时间，重新找了回来，黄帝的五百岁和彭祖的八百岁相加，刚好是我们失落或被疑古派剜掉的一千多年。贯穿和承启他们的，就是颛顼族的一千多年。

笔者在二00五学年的下半学期，曾经在全国史前以来农史典籍最集中最丰富的南京农业大学，作过一个“上古农业文明及比较”的讲座，据说是为因会误时的院长顶课，院长是南农大农学院的首长，也是全国唯一农口博士后站的首席学者。要为他来顶课，如果是事前有知，我是贸然不敢即兴而去的，至少一星期之前，就要认真备课，因为这里毕竞不同于我在东南大学艺术研究中心客座文史类的“教授”，或江苏省社科(院)进修大学社科类的讲学，这也证明了我今次所要
“客座”和“讲学”的主题，是如何地不同寻常，也许是世界第一或唯一，前无古人的一课。笔者正是以“几百上千岁的黄帝、颛顼和彭祖数代或数十代同名(和同爵)的相传”的史实，来证明中华民族的这些史前祖先，不是偶尔的客串和快闪一族，他们各为一个宗族和部落，长期由代表人物出面，来统治和管理“万方”，进行社会进步的开发活动。而周公、鬼谷子和孙子等人家族数百年同名(同爵)相袭的史实，更证明中华民族进入信史时代之后，仍有“数代或数十代同名(和同爵)
的相传”的现象和习惯，并早已是约定俗成。


王耿(鬼谷七十七世孙)二00六年十月于中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