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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家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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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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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12:2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禀为案已呈明,即赏严饬事:……后以江西补用道迁杭已久,原籍族谱有虚有实(指其祖宗胡延政是否封王一事——笔者注),省府县志照谱入。墉(指胡光墉,下同——笔者注)未查知祖宗是否封王,必有信史可考;墉未查知阳宅阴基,民间争讼总以国课为重,墓碑家乘不足为凭,例有一定;墉未查知,庙敬九相公非独身周王二姓,凡近生村十里二堂各乡居民人等无不到庙敬香,人口如碑,可传可质。墉皆未查及,推据胡位中(胡适族叔)等面遽即上渎。抚宪札饬,县主讯断,县廉知生等贫不敌富,置证据不问,不查宋史,不查祀典,一味勒身周姓推税归入胡姓,事出例理两悖。故录证据遣抱奔赴抚辕,呈明该庙颠末,求解不白之冤……。


从以上两段出自胡里邻村王姓之口的辩词看,无论是提到胡光墉迁杭已久,还是述及记载祖宗封王的原籍族谱有虚有实,都充分说明:⒈胡光墉本人从绩溪迁入杭州为时已久,杭州不是胡雪岩的出生地而是寄籍地(或称现籍地)。⒉胡雪岩的原籍及祖宗、族谱等均在绩溪胡里村,这种表述与1962年的胡庆余堂厂史完全一致。⒊称胡迁杭已久,在绩溪原籍的族谱对始祖生平的记载有虚有实不是胡里人的一面之词,而是出自祖庙官司的被告——中王村王姓之口,它符合和满足了辞书所说的祖居和出生地两个确认籍贯的要件,故足以证明胡雪岩籍贯安徽绩溪!


2.
胡雪岩曾回原籍续谱并欲购盆景装点芝园


2003年6月胡雪岩的侄曾孙、侄元孙胡存孝、胡上治叔侄在接受唐力行教授专访时,都说到胡雪岩发迹时曾带管家回故里续谱,因管家得罪族长家谱未能续上的事,这在绩溪名笔程宗鲁所写的《五杏柏记》中得到了印证。由于陈放于胡里邻村——仁里村的五株古柏盆景造型奇特,“胡公雪岩闻而慕之,知不可以黄金有也,乃遣使说主人,愿媒之以官爵,俾割爱让,时主人翁族伯(程)济生,恬澹士也,曰:斯乃吾祖之遗,居吾家园中安之若素,一旦谢去而吾因之作出山云,非吾意也,婉谢之,胡公莫能夺。”试想,如果胡雪岩的原籍不在胡里村,他怎么会知道五百里外的仁里有五株古柏呢?


3.
胡雪岩曾孙胡文莹的学历证书称其为安徽绩溪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为避日寇的战火,乡土观念极重的胡渭卿携带家人回绩溪避难,其次子胡文莹(也即胡雪岩的曾孙)就在绩溪县初中读书,民国三十六年七月颁发毕业证明书,证书清楚的写道:“学生胡文莹,系安徽省绩溪县人,现年18岁,在本校初中部修业期满,……校长是胡家祚。连胡雪岩曾孙的籍贯都还填安徽绩溪,这还不足以说明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吗?”


三. 对高念华文章的辩析


高念华列举胡雪岩籍贯杭州的理由共有五条:但经过分析考证这些理由或属牵强附会,或涉偷换概念,或是拾人牙慧,现一一予以辩析:


1. 铜钟与“钱唐弟子胡光墉敬助”

自幼迁入杭城习商立业而又笃信佛学的胡雪岩,也极善于“以佛招财”,将胡庆余堂建在香客来往频繁的吴山脚下即是明证,胡赠钟给杭城的寺庙并刻上“钱唐弟子胡光墉敬助”
,这样做恰恰是他为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而有意突出寄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博导王振忠教授又称之为现籍)淡化原籍的营商行为,并非说胡的原籍也是杭州!这就如同绩溪籍的茶叶巨商汪裕泰(杭州西湖汪庄的主人),徽墨名贾胡开文在宣传上经常用上海(或杭州南京等)汪裕泰,上海(或北京、南京等)胡开文一样,这能说其老板就是上海人、北京人吗?其次钱唐弟子是迁入杭城的胡雪岩的准佛门信徒的恰切称谓。它有严格的佛学内涵,就像常去安徽九华山或山西五台山进香施舍的外省籍香客,也可留下九华弟子敬助或五台弟子敬助的落款或题刻,我们能说他就是安徽人或山西人吗?


2. 王坟碑与里人胡光墉


据胡雪岩的侄曾孙胡祖懋在《有关胡雪岩祠堂的查证》一文介绍:胡雪岩在元宝街新宅建成之前,曾在内有伏虎庙王坟碑的抚宁巷居住过,抚宁巷是一个由不同原籍的居民组成的里弄(或称之为街坊),而胡雪岩则是该巷具有主事人身份的居民,清光绪三年(1877)胡雪岩修复了该庙及王坟遗址,并立石碑数方,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两方石碑立于江城路抚宁巷伏虎庙旧址的马头墙下(今抚宁巷小学门口左侧墙界):一方是《王坟碑记》,落款为“里人胡光墉识”,一方上书“伏虎庙庆余堂重建”。据《辞海》载:“里人”内涵为:⒈里中主事者,犹“里尹”、“里宰”;⒉同乡里(里弄)之人。并无籍贯的内涵,具体结合到胡雪岩曾在抚宁巷居住过(其孙子胡竹卿及其后人在此巷一直住到1995年前后他们的老宅改为小学为止)和他当时的身份,“里人”胡光墉的正确而又合理的解释是:胡雪岩是以抚宁巷街坊的“里宰”身份来刻立王坟碑的,根本不能说胡光墉自称杭州人。退一步说,即使这一落款有“同里乡之人”的解释,也是指胡雪岩曾是抚宁巷里弄的一个居民而已。


3. 《杭州府志》称胡雪岩为杭州人


早在1962年胡庆余堂写厂史时,就已注意到《杭州府志》称胡为杭人的这一记载以及《左宗棠在西北》一书的类似表述,并已作了鉴别。为此,厂史特作注释。厂史称胡雪岩籍贯安徽绩溪是指其原籍而言,作为内容严谨的胡庆余堂厂史确认胡为绩溪人,其依据正是胡雪岩孙辈、曾孙辈和老药工提供的确凿资料。《高文》所说的正是被胡庆余堂注意但最终还是未采信的《杭州府志》的表述。顺便提一下,说《杭州府志》为正史这是否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至少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


4. 左宗棠李鸿章的奏折都称胡为浙江人

查左宗棠李鸿章为胡雪岩表功请赏的奏折,多称胡为“浙江绅士”、“浙江在籍绅士”、“浙江之绅”、“籍隶浙江”或“籍贯浙江”,这多种表述恰恰说明左李的奏折并非专门为确认胡的现籍和原籍而专门写奏的,就是与胡雪岩籍贯最密切相关的“籍贯浙江”的说法也只能说明是胡雪岩从绩溪迁入杭州当时的户籍关系,即现籍关系,而并非说胡雪岩的祖籍或原籍也是杭州。纵观胡雪岩一生商官数职,分发多地,根据清廷地方官例应回避本省的规定,胡雪岩始终回避皖浙两省,其原因正是,安徽是胡的原籍,浙江是胡的现籍,故都应回避。


5. 对陈蝶仙称胡雪岩世居浙江的解读

《胡雪岩外传》是以演绎的笔法写的外传而非内容严谨的正传,与《一士类稿·胡雪岩专条》所收录的被徐称之为“可作小说读”
的野史笔记大抵相仿。正因如此,《胡雪岩外传》首页的出版说明并未采纳外传序文的表述,仍称胡雪岩是祖籍安徽绩溪的杭州人,这倒是客观持平之论。


四. 结论


众所周知,祖居和出生地是判定一个人籍贯的两大要件,对此,胡氏后裔提供的家世籍贯文字资料和绩溪现存的与胡雪岩同时代证实胡的迁徒,原籍地、祖宗等均在绩溪的史料以及胡文莹在绩溪就读的毕业证明书等,已足以确认胡雪岩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在近代史尤其是商业史有巨大影响的红顶巨商胡雪岩的籍贯,无需一定要给胡雪岩下一个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籍贯结论,更不能像杭州人某些人那样,将胡雪岩说成是一个连祖籍(原籍)也与绩溪不搭界的杭籍大浙商,这就太小肚鸡肠了。徽州杭州本是山水相连、民风相融、文化相近的兄弟县市,如果徽杭两地能联手从胡雪岩等徽州人为什么要选择杭州作为营商创业的风水宝地,历史上徽商对杭州开发、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杭州对徽州人成商的巨大支持,崛起的浙商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帮助,以及胡雪岩的“戒欺”、“务真”的经营理念对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启迪与指导作用等,从这些方面多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这倒是十分有益的。


安徽省绩溪胡雪岩纪念馆、绩溪名人档案馆
特聘研究员 胡维平

《中国文物报》11月25日

转载:胡氏宗亲网(http://www.hszqw.com.cn)


南山 2007-12-13
16:27
RE:胡雪岩籍贯是安徽绩溪还是浙江杭州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1-07 02:4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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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人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章亚光



一、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

杭州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高念华先生于2005年9月20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一文,挑起了新一轮的胡雪岩籍贯之争。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其直系后代也都是认同的。但是,史书对他的籍贯确有不同表述,所以史学界有过争论。胡雪岩究竟是绩溪人还是杭州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或者说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凭依新掌握的史料,发表新的看法,相互探讨,相互切磋,以求得正确的结论,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高先生听到绩溪人胡维平的不同声音后,又偕同张倩、段虹二位先生于同年12月16日仍在《中国文物报》刊出《评析:误认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文章一开头就称:“近年来,为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各地大打名人牌,希望能以名人效应带动经济效应。胡雪岩也以其特有的商人魅力,成为争夺的目标。安徽省绩溪县胡维平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11月25日7版)刊登了《对〈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几点辩析》,我们有必要对其评说。”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绩溪人为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与杭州人“争夺”胡雪岩,“希望能以名人效应带动经济效应。”高念华等先生妄图给他人的头上戴顶“争夺”的帽子,藉以达到封住他人嘴巴的目的。显而易见,这已超越了学术讨论应当遵循的游戏规则。

笔者浏览史书时发现,高念华之前的众多杭州人,对胡雪岩籍贯的说法,与高念华的观点是相悖的。

解放初期,杭州文史专家黄萍荪先生著文直称“胡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黄文后经杭州另一文史专家王遂今先生补充后,以《“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兴衰史》为题,1986年刊于由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主编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中。笔者以为,黄萍荪先生对胡雪岩籍贯的表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胡雪岩的生平,胡雪岩正是出生在绩溪,辉煌腾达在杭州,潦倒病死也在杭州。

1962年,《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刊有胡庆余堂厂史办编写的《杭州胡庆余堂企业史》,文中直书“胡雪岩,名光墉,原籍安徽绩溪,杭州胡庆余堂创办人。”编写者还特地在文末加了“附注”:“《杭州府志》说胡雪岩是仁和人,《左文襄公在西北》书中说他是钱塘人,亦有泛说是浙江人的。此处指其原籍而已。”请读者留意,此“附注”说明编写者对胡雪岩的籍贯进行了考证,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史书上的多种说法,但他们综合分析文字、口碑史料后得出的结论是胡雪岩“原籍安徽绩溪”,这与黄萍荪先生的表述完全相一致。

嗣后,1984年11月,杭州市有关部门因申报“胡庆余堂”为国保单位,所撰写并竖立在店堂中的《重修胡庆余堂店屋记》;199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名城杭州》;1995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湖志》;1997年,胡庆余堂制药厂撰写并竖立在胡雪岩坟墓东侧的《重建胡雪岩墓碑记》;2000年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2002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杭州城乡建设志》等等,统称胡雪岩为“安徽绩溪人”,或“皖人”、“安徽人”。

以上出自杭州学者、专家之手的文章、碑文、志书等,时间跨度自解放初期至2002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一时间跨度之内,对胡雪岩原籍绩溪之说法,史学界几乎形成了共识,没有出现多大的异议之声。当然,笔者也注意到了安徽师范大学教师欧阳跃峰先生此后撰写的《胡光墉籍贯考辩》一文,其结论是:“在没有找到足以证明胡光墉为安徽绩溪人确凿的史料证据之前,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籍贯改为浙江杭州。”(该文刊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但此论很快受到余丽芬女士的批评(详见余丽芬《胡雪岩与经营文化》一书)。她倒认为,黄萍荪、王遂今二先生对“胡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之表述,在她看来,“在没有发现可以否定这个说法的确切史料之前,这样的提法是审慎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徐明德先生亦著文指出:“欧阳跃峰等人对胡雪岩的籍贯考辩,只是根据当时大官僚的奏章和后人的书籍记载,其他人也只据后人编的杭州地方志(转引者注:此处可能是指宣统《杭州府志》)记载,缺乏到安徽绩溪实地调研,缺乏真实性。”(徐文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8期,题《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至于杭州人王其煌2003年1月发表于《杭州研究》上的《胡雪岩的籍贯探究》一文,因不少内容严重失实,所以无“探究”之价值。

正因为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所以在高念华挑起新一轮胡雪岩籍贯之争之前,绩溪人不论在当地工作的,或在外地工作的,都不曾有人参与无谓的论争。笔者在此必须澄清的事实是,“近年来”出现“争夺”胡雪岩的急先锋是杭州人高念华,而不是绩溪人胡维平!胡维平先生只不过是依据新获得的史料,即胡雪岩晚年加盟老家绩溪胡(湖)里村胡姓人与邻村(中王村)王姓人打祖庙官司的文书记录,以及胡雪岩曾孙胡文莹随父胡渭卿于抗战期间回老家在绩溪县立初中读书,1947年7月获该校颁发并载明“学生胡文莹,系安徽省绩溪县人”的毕业证书,进一步证实胡雪岩原籍是绩溪人而非杭州人,并以此批驳高念华先生“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一说之荒谬,这是正常的学术探讨,笔者看不出个中有“争夺”之意,“以名人效应带动经济效应”云云,更是无稽之谈。高念华身为学者,却以倒打一耙的伎俩,用在严肃的学术研讨上,令笔者深感遗憾与惋惜。

二、绩溪是个“邑小士多”的名人之乡

位于皖南山区的绩溪县,是个很不起眼的、人口不足18万的小县。但是,人们也不可小觑它。南宋大文学家、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汪藻(1079-1154)有云:“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新安为最;新安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新安郡,即徽(歙)州府也。徽州府辖下有绩溪、歙、休宁、黟、祁门、婺源六县。

早在隋朝末期,那时尚未置绩溪县,今之绩溪县域属歙县华阳镇。华阳镇登源人汪华(586-649),因不满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为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遂率众起义,成了农民军领袖。他拥兵10万,先后攻下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和饶州,雄霸一方,号称吴王。汪华为政宽宏,治内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后归顺唐朝,为巩固唐朝政权立下了显赫功勋,唐高祖诏赐持节总管六州军事,封为越国公。六州百姓感其恩德,称其“汪公大帝”、“花朝老爷”。

据新编《绩溪县志》(黄山书社1998年版,笔者是编纂之一)载,宋、明、清三代,绩溪共出了119个进士(其中状元1人)。明代就出了三人四尚书,即:户部尚书胡富(1454—1522);初任工部尚书、继任刑部尚书胡松(1490—1572),曾担任过浙江道监察御史;兵部尚书胡宗宪(1512—1565),曾担任过浙江巡抚。

当代,绩溪县为新中国养育了四名院士:气象学家章基嘉,生物学家鞠躬,植物学家洪德元,微生物学家方荣祥。平均4.5万人有一位院士。一个县(市)出了多少院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县(市)的总体人文素质。2003年,当时的绩溪县长从江苏吴江市(县级市)挂职期满回来,向县直机关干部作报告,特别提到该市出了七名院士。据笔者所知,该市人口有78万,平均11.14万人才出一名院士。仅在这一点上,吴江显然比绩溪矮了一大截,尽管该市的经济实力,绩溪远远落在其后。

近代,绩溪还出了个大学问家胡适(1891—1962)。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团队。胡适一生,印成铅字的著述达2000多万字,著作等身,名副其实,世间罕见。他头戴36个博士桂冠,可谓天下无双。绩溪人完全可以向世人炫耀,由徽州文化培育成长的胡适,乃是我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之一。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的胡适故居,慕名前来参观的海内外文人墨客络绎不绝。胡适故居已被列入省级重点文保单位,其牌匾上的“胡适故居”四个大字,是出自杭州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之手笔。

去年,中央各大媒体开辟“永远的丰碑”专栏,宣传革命先烈,弘扬先烈精神。黄继光式英雄许家朋(1932-1953),是首批被介绍的英雄人物。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故乡——绩溪县磡头乡,早在1957年就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家朋乡。如今,“许家朋烈士碑园”已成为国家红色旅游线上的一个亮点,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游客,来此缅怀英雄的丰功伟绩,宣誓继承烈士的革命遗志。

绩溪人当然不会忘怀,从绩溪土地上走出去的、在杭州商界一展奇才的绩溪巨子胡雪岩。

绩溪是名人之乡,古代的,近现代的,当代的,名人多多,数不胜数。笔者是绩溪人,深感绩溪对历代名人的宣传力度不够。前些日子,我曾被邀请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建议将县城新开辟的两条大道分别命名为胡适之大道、许家朋大道,各建一个广场,广场中央分别立胡适之、许家朋塑像。此建议却被另一与会者“不能以人命名”为由驳掉了。岂知事隔几天,我从《读者》杂志上读到一文,方知怀宁县的两条最宽阔大道早就分别命名为陈独秀大道、邓稼先大道。我们应当向怀宁人学习,铆着劲儿,加大力度宣传名人,真正以名人效应来带动经济效应。

诚然,杭州是个国际名城,名人更多,小小的绩溪县是望尘莫及的。但是,杭州又是个移民城市,不少名人的原籍不在杭州,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由于徽州的地理位置处在新安江的上游,杭州处在新安江—钱塘江的下游;由于徽州的自然条件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迫使徽州人走出山沟,闯荡天下谋生计,所以杭州成了明、清和民国时期徽商落脚的首选之地。现在的杭州人中,如果刨根问底,如果寻根问祖,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徽商的后裔。再说在杭州为官、为商的历代绩溪籍名人,除上面提及的汪华、胡松、胡宗宪、胡雪岩之外,顺请刘念华等先生也勿忘却,近现代还有三位绩溪名人曾较长时间生活(学习)在杭州:一是坐落西子湖畔的汪庄(解放后辟为西子宾馆,毛泽东曾26次下榻这里)庄主、医学家、教育家,1913年曾被选为全国医界联合会会长的汪惕余(1869-1941);二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1902-1973);三是大名鼎鼎的湖畔诗人汪静之(1902-1996)。笔者还想提醒高念华诸君,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宣传、学习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倡导者尽管不生在绩溪,不长在绩溪,甚至没有到过绩溪,但他却说:“我也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徽州,我是绩溪人”。走笔到此,笔者再问一句高先生:绩溪人还需要与你去“争夺”什么名人吗?扯淡!

三、高念华因理屈而词穷

前已述及,高念华及高念华们以新的证据,讨论一下胡雪岩的籍贯非绩溪人而是杭州人,这属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本无不当。事实上,高念华们在批驳胡维平的洋洋万言中,列举了六个方面的论点和论据,也并非全部是无的放矢。但是,笔者愚见,他们实在没有必要名为给胡维平实为给绩溪人加上一顶“争夺”的帽子。高念华们知道,绩溪建有“胡雪岩纪念馆”;高念华们自然知道,由杭州胡庆余堂制药厂发展壮大起来的青春宝集团,于2004年10月27日召开“胡庆余堂创办130周年暨胡雪岩诞辰180周年庆典恳谈会”,主办者邀请了绩溪县县长等人参加。高念华对此耿耿于怀。后来,他们抓着新发现的、落款“光绪丁丑秋仲里人胡光墉识”的石碑为切入点,开始了大打“争夺”胡雪岩为杭州人之论战。其实,从证据学角度讲,此碑尚不能成为证明胡雪岩是杭州人的有力证据,更不能对抗本文提及的书证《南旋日记》、《仝王姓交涉公事》和胡文莹的初中毕业证书。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他人想“争夺”一下,只要有理有据,均在正常讨论之列。笔者在此要重申的是,对于胡雪岩这位历史名人,绩溪人不曾“争夺”,绩溪人也无需“争夺”。

无独有偶。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先生注意到了胡维平与高念华之争论,他以新收集到的史料《南旋日记》中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园林的记载,认为“胡雪岩祖籍出自安徽绩溪已毋庸置疑”,并以“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为题,将其见解撰文发表于2006年1月16日的《文汇报》“笔会”上。王先生既不是绩溪人,也不是杭州人,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专家,是一位很负责任的、在史学界颇具权威的学者,他所依据的新史料《南旋日记》又出自与胡雪岩同时代的徽州人之遗墨。笔者颇觉王教授在文章中的口气很柔和,分析很中肯,结论很公允。可是,高先生读后又跳了出来,著文斥责王教授也溶入了“近年来,为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各地大打名人牌,希望能以名人效应带动经济效应,胡雪岩也成为争夺的焦点”之行列。高念华们又将“争夺”的帽子扣到王教授头上,简直是泼妇骂街,谁见之都会嗤之以鼻。王教授为何要为绩溪制造“名人效应带动经济效应”呢?乱戴帽子,似有“文革”遗风之嫌,高先生的“大作”理所当然地被上海某大报扔进了废纸篓。

高念华们在论争文章中除了惯用乱扣帽子之外,还有一手,即:“你的证据是假货”。例如,胡维平在上述文章中,引用了光绪年间由绩溪胡里人胡裕堂抄订的《仝王姓交涉公事》(共两册,今由村人胡天本保存的是第二册),批驳高念华关于“后期传出所谓口碑的说法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是40年代后才出现的”之错误论点。依笔者之见,胡的批驳是无懈可击的。但高等先生仍有话可说,他们在回击文章中认为《仝王姓交涉公事》“文稿有较多的简化字,虽然简化字早就有了,但基本上都在草书中使用,……尤其是个别字体,疑似近现代才出现的。……这份手抄本的可信度很值得怀疑”。高念华们的这些话,一言概括之:“你的证据是假货”。笔者不大懂得简化字的发展历程,但知道如今使用的简化字是逐步形成的,以往也并非“都在草书中使用”。我名字中的“亞”字,弯弯曲曲,写起来很别扭,我小时候(解放前)就会简写成“亚”字了,可我不会写草书。今年3-4月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热播电视剧《喬家大院》(字幕上是“喬”而非“乔”),主人公乔致庸在一份契约上签名却写了“乔”致庸,而非“喬”致庸,更非草书,我相信编剧、导演、演员是依据史实来处理这个细节的。巧得很,乔致庸与胡雪岩是同时代的北南两大商邦——晋商与徽商的代表人物,也同是二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近日,我去新华书店闲逛,偶然看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的《历代帝王墨宝——明朝皇帝墨宝》一书,其中《明太祖朱元璋说与大将军》一文手迹的第6页,是一个“与”字,是行书而非草书。朱元璋笔下的“与”字,同如今的规范简化字毫无二致。对此,高念华们不知有否新的话说?

又是无独有偶。王振忠先生的《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依据的新史料是稿本《南旋日记》。王文见报后,高念华又著文指责《南旋日记》是“假货”:“我对《南旋日记》作了初步的内容鉴定,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转引于王振忠“网上”文章《稿本〈南旋日记〉与胡雪岩籍贯之争的再探讨》)高先生的高论,使人坠入梦幻之中。王教授收集到有10万多字的《南旋日记》后并未示人,《文汇报》发表王先生大作时仅在文旁配发日记的一页书影,文中引述的《南旋日记》也只不过400字,高先生居然能够从中作出内容鉴定,并进而得出“作者……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的结论。我倒懵了:高先生究竟是常人还是神仙?!

高念华们一会说胡维平引用的《仝王姓交涉公事》“手抄本可信度很值得怀疑”;一会说王振忠手中的稿本《南旋日记》“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这岂不是有点信口开河、不可理喻?笔者对此要说,高念华们因为理屈,所以词穷。

2006年5月25日于“东望瀛洲”陋室
笔者住址:安徽省绩溪县舒家巷38-2号
邮编:245300 电话:0563-8163493

转载:胡氏宗亲网(http://www.hszqw.com.cn)


南山 2007-12-13
16:28
RE:胡雪岩籍贯是安徽绩溪还是浙江杭州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1-07 02:4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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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红顶商人胡雪岩究竟是哪里人?

本文引自中国国学网:http://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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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6-6-19
08:32:39 被阅览数: 68 次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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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雪岩籍贯的归属,学界内外的争论向来颇为激烈。近两年,这一争论又风生水起。
  我根据新发现的清代徽州文书稿本《南旋日记》,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认为胡雪岩的籍贯是绩溪毋庸置疑。本以为以第一手的新史料之发现,可让这一争论尘埃落定。却没有想到,竟有人对《南旋日记》的真伪存在质疑,认为日记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难道是有什么人在伪造历史文献?兹事体大!看来,学术问题再小,态度都必须认真。这的确是个不得不予以辩明的问题。
  胡雪岩究竟是“杭州人”还是“徽州人”的争吵,源于对现籍和祖籍的不同认识
  红顶商人胡光墉字雪岩,为清同治、光绪时人。胡雪岩长年活跃于杭州,关于其人源出何处,向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其人原籍徽州绩溪胡里(即今湖里村),后迁往杭州。历史学家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甚至径直写道:“胡光墉(1823-1885年),安徽绩溪人。”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胡雪岩应当是杭州人。其实,争论的一个症结在于如何看待现籍与祖籍的关系问题。譬如,一些方志、文集和奏折记载乾隆时代的大盐商江春是扬州仪征人,为扬州盐商,但江春作为著名的徽商却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常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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