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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及利用辨析
3.1
家谱的社会价值
3.1.1
史料佐证功能。这是家谱文献的主要功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自然地丧失了其现实实用价值，不可能象历史上那样起到它的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但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可供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经济史、妇女史、人物传记、伦理学、民俗学等若干方面的研究利用，有着巨大的学术史料价值，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家谱是“重要史料之一”，“实可谓史界瑰宝”。(15)
在移民史研究中，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
(16)乃是利用家谱资料和方志·氏族志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学生曹树基的《湖南人由来新考》
(17)是又一篇力作。张国雄在撰写《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18)时，开始是希望在古代官方文献中获得直接了解，结果是记载太少，令人非常失望，只好转向主要利用家谱和地方志。阅读两湖家谱500多部，其中湖南家谱197部，详细地论述两湖移民氏族迁出地、移民动因、迁徙路线、移民人口、移民与经济、环境的关系。
仪礼在家谱中占有一定篇幅，如冠礼、笄礼、昏（婚）礼、丧礼、葬礼、祭礼等等，是研究民俗学的重要资料。[湘乡]《田氏三修族谱》（清光绪三十年紫荆堂木活字本）的“家礼酌宜”，仅“丧礼”就有18页，诸如发丧、告祖、入棺、吊丧、祭奠、出殡、守制等各个环节怎么做、怎么讲，都靡述无遗，有助于了解上湘一带的丧葬活动。
家谱就是人谱，是有血亲关系的男人谱。要研究人物的家族史，撰写人物传记，必须利用家谱资料。如《湘乡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十九卷首一卷，谱尊曾参为宗圣，一派祖，传四十二派孟鲁公迁茶陵，四十五派霸公南宋时迁衡阳唐福，六十二派孟学公明清之际迁湘乡大界。大界曾氏出了曾国藩兄弟，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晚清皇朝的柱石，名播天下。曾国藩属大界老四房贞桢房，第七十派，谱名传豫，下有长篇传记，其父毓济，名麟书，号竹亭；其祖父兴
，名玉屏，号星冈；其弟传晋（国潢）、传谦（国华）、传恒（国荃）、传履（国葆），都有文字介绍。谱载李鸿章撰《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焘《毅勇侯曾文正公墓志铭》、汪士铎《祭文正公文》、陈兰彬撰《太傅一等毅勇侯文正公祭文》等，卷三
祖训，即“文正公遗训”，还有清同治、光绪皇帝褒奖曾国藩兄弟的诏敕、御制碑文、祭文，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曾国藩必须参考的。又如[长沙]《余氏草谱》，1943年白华堂油印本，余剑秋（名籍传）主编。余氏乃近代长郡望族，官宦人家。“草谱”详细地记载了余肇康、余肇升的儿子余范传、余簪传、余籍传、余箕传等余家俊彦的生平简历以及余家的姻亲关系，为我们研究余氏家族史和人物提供了原始资料。
在“谱例”（或“凡例”）中，对如何记录女性成员都有明确说明，一般都是以男性为叙述主体，在丈夫名下，附属妻子，曰“配某氏”，表示出夫为妻纲的宗法准则，对于一夫多妻的或妻亡续娶的，则有不同写法，如“妾”、“侧室”、“别室”某氏，或写作“娶”某氏，以别妻妾的名分。[益阳]《熊氏续修族谱》“凡例”曰：族人续娶叫“继配“，若娶的是再嫁妇，则书“续娶”，绝不书“配”字。谱中对妇女的贞节、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如实地反映了妇女在族权、夫权的压迫下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家训”、“家规”中的“肃闺门”曰：“季氏伯妇，隔阈语肥。内外有别，卑幼不违。中馈是主，无仪无非。三从克协，四德罔亏。牝鸡司晨，祸阶以成。母为冶容，倾国倾城。中冓蒙耻，辱及先人。肃尔闺训，作则在身。”
“闺门之内，风俗攸始，须别内外远嫌疑。权柄必归丈夫，勿使干预外事。三姑六婆毋许入门，美婢俊童勿令在室。其有赋性凶狠，不敬舅姑、离间骨肉、不和妯娌、妒忌妾媵、致妨嗣续、闲游邻舍、不避猜疑、不事女红、不操井臼、好酒贪睡、惯鼓唇舌、播弄是非、割切不正、烹调不洁、私馔饮食、慢亵宾客、苛刻奴婢、不恤岁寒种种悍状，实干家政。轻者罪及其夫，重者屏之外氏，以示惩戒。其或女子已嫁而归及将嫁者，仍以世次列坐，不得辄居客位。违者罪坐父兄。”“闺门不肃”，还要“罪坐父母”，这是何等的不公啊！对所谓的“节妇”、“烈女”也予以列传褒奖。因此，家谱对妇女史研究可以提供正史及其他文献以外的资料。
不少家谱收录了田租契据、合约、祠田管理文书、房祠产出售文契、祖山育林禁约以及因田产、墓地纠纷而引起的讼案和判决书，虽然涉及的是一家一族，但对研究农村经济史很有帮助，有些材料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3.1.2
道德教化功能。家谱中大多载有“族规”、“家法”、“祖训”、“家训”、“家诫”之类的内容，勿庸置疑，这些内容不少是“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封建卫道士说教和“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的封建主义思想。但也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睦近邻、慎婚姻、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忌荒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是辩证统一的，一个国家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只能是一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取其精华，扬其糟粕，以几千年中华文明为依托，现代文明建设之花才会根深叶茂。当今，国家提倡“以德治国”，更要大力提倡和宣扬用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传统伦理道德来治理我们每一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治国兴。
“族规”、“家法”与“家训”在教化的手段方面是有区别的，“族规”、“家法”是以惩罚作为手段来规范族人行为，维护宗法秩序和家族统一的；而“家训”是以说教和训导的方法来实施其教化功能。仍如[湘潭]《龙船港李氏六修族谱》“家训”“谨丧葬”：“慎终之礼，人生大故。附身附棺，诚信是务，遵制成服，速营封墓，水火不虞，防之宜预，毋信堪舆，致滋延误，土厚水深，葬之孔固，既葬复迁，情同抛露，期我族人，谨於平素”。家规曰：“丧葬，称家有无，随力丰俭，此属定论。若一味简略得为而不为，与一味张皇不得为而为之，均为不孝。每见世之治丧者，耑务繁华，妆饰体面，修斋宴客，建醮若干日，开堂若干日，声名虽盛一时，父母究向所赖。又或酷信风水，贪谋阴宅，亲在则视为可有可无之人，
亲没即居为求富求贵之具。揆厥由来，虽为亡亲谋域兆，实为自己计安全也。倘或年久不葬，一遇时势变迁，水火不测，毁伤暴露，纵得佳城，罪将安赎？然则虚费于无益之地。不若从厚于棺椁窀穸之为善也。凡遇父母有疾，预先置备棺椁，至于考终，急时加意收殓。一涉草率，后悔莫及。且以安葬入土为主，尽心营坟为要，择水深土厚之处葬之，使异日不为道路所侵，不为耕犁所及，俾父母遗骸得安寝于壤，亦已幸矣。至若掘人邱陇，营我佳城，则又断断乎不可者。如有贪乏无力及期不能举葬者，当量拨余沥稍为佐助，不惟上光祖宗，而且下裨孙子，良法美意洵可久远，倘敢迁延，鸣祠重责。“倘敢迁延”，绳之以“鸣祠重责”，这就是“族规”、“家法”的惩罚手段了。
3.1.3
寻根认同功能。家谱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同、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这种民族和文化认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大批的海外游子回到大陆寻根问祖，沿海地区更是形成了寻根谒祖热，家谱撰修热，内陆省份的湖南省也大致是这样。曾任美国旧金山湖南同乡会会长的钟武雄在美国工作、生活了近60年，1979年就回到湖南醴陵为父母扫墓，墓地所在就是根据钟氏族谱所载“墓图”确定的。后在父母墓庐旁建起了一幢三层楼房，每年要回醴陵住上几个月，并且要求其在美国的子孙轮流回醴陵。把他在醴陵的亲戚的子弟近百人送到美国在他开的几家餐馆打工，为醴陵家乡捐资办学、建立留学奖学金，兴办福利事业。与朱镕基共曾祖的堂兄朱镕坚在美国与儿孙续修[长沙]棠坡朱氏家谱，以联络雨田公（朱镕坚曾伯祖）、岳舲公（朱镕坚、朱镕基曾祖）在海内外的朱氏后裔。家谱在寻根问祖，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海外联谊工作，团结“三胞”和华人，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确有其他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2 家谱利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既要充分肯定家谱的史料价值，确定它在历史文献中的地位。同时，要认识到家谱是
“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
(19)，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私修家谱的通病是追认“帝王圣贤泽被后世、文章节义昭垂史册、为后儒仰宗”的古人为始祖
(20)，“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徙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21)文天祥就说过，家谱“凿凿精实，百无二三”
(22)，[浏阳]张氏八修族谱（清嘉庆二十四年孝友堂木活字本），张声扬等在福建六修、江西义宁州七修张氏族谱的基础上续貂浏邑张氏世系，称受姓世祖挥，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第五子，字玉爵，号天禄，当诞时始制弓矢，因赐姓张。奉汉留侯张良、唐相张九龄为祖，“八修”尊挥第一百三十四代孙化孙公为始祖，宋淳熙至淳祐时人。而何祖于何时从何地迁浏阳，谱却未载，世系源流缕述不清。浏阳张氏或为五代之前北方移民之苗裔，或为土著，攀援福建张氏，宗在渺渺之际，何以敬宗收族。谱前载吕蒙正文天祥“原序”，吕、文何时为几修张氏族谱撰写序言，未作任何交待。吕蒙正（944～1011），北宋时三度为相，文天祥（1236～1283），南宋名臣，二人相隔200多年，如何同时为张氏族谱作序，荒诞无稽。桃源翦氏因出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而闻名遐迩。[桃源]《翦氏族志》述翦姓由来时，说翦氏本姓哈，新疆维吾尔族，因战功卓著，受皇帝“赐姓”，一说是元帝，一说是明太祖，始祖哈勒·八十及其子拜著战死后，荫授翦氏后裔为常德卫正指挥使，历时五代，可明清《常德府志》无载，只载其后裔任过左千户，显然是伪造先祖官阶。据笔者推断，拜著次子常黎落籍桃源后，忘情桃源山水，在桃花溪对岸剪刀溪筑庐定居，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于是因剪刀溪之名，易哈氏为剪氏，因邑而氏，古之通例。直到清道光以后，剪氏后人因“剪”字不雅，改“剪”为“翦”。对此，笔者已著专文发表，以正翦氏由来之源。
湘西古为苗蛮聚居之地，世居者为土著少数民族，其远祖绝非汉人，后民族混居，渐次汉化，但总是苗蛮后裔，具有苗蛮血统。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为了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取得社会认同，讳其所从出，乃以远祖托名于往代伟人，演绎其迁徙源流，附会出显赫的家族世系背景。如[城步]《杨氏通谱》“源流总序”中称杨氏“衍于黄帝”，受姓始祖为杼公，生于周成王三十年，食采邑杨国，为杨侯大夫，始以杨为姓，杨国古号宏（弘）农，乃黄帝所封之地。三十五世祖杨震，字伯起，东汉人，有廉声，汉安帝勅命封为关西夫子。屡传至再思，生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五代时奉命守沅州，梁高祖开平四年（910），擒斩盘踞飞山（靖州界内飞山峒）之叙州蛮首潘全盛，以功封银青荣禄大夫、辰州刺史。再思确有其人
(23)，五季时飞山有承磊者，附于叙州蛮潘全盛，为楚将吕思周所杀。既擒全盛，承磊族人再思以其地附于楚。旋复自署为诚州刺史，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号十峒首领，再思能保据一方，著威惠，没后民怀思之，至今庙祀不绝。伯起与再思渺不相及，断乎不可信也，且飞山之杨初不始于再思
(24)。杨氏本西南溪峒著姓，唐末以来，繁衍于靖州、通道、绥宁、城步、新宁一带，其谱述源流歧义自现，间有神话故事，难以自圆其说。即使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望族，也落托名造祖的窠臼。如溪州彭氏，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历五代梁、唐、晋、汉、周和宋、元、明、清九姓王朝，为时817年。彭氏宗谱称溪州彭氏为江西吉州庐陵（应为吉水）人彭瑊之后。彭瑊，正史杂史均无传，通鉴载：梁开平四年，吴遣“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于是有学者
(25)曰：“楚以瑊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清同治《龙山县志》“土司考”则称：“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又命人困毙于洛塔山石洞。“瑊于梁开平间归顺，命为溪州刺史，子彦晞（一名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而梁开平四年（开平之末一年）瑊犹在吉州，为吴将敖骈所围，焉得与吴著冲争雄长于蛮中乎？吉州之彭与溪州之彭既并著于一时，使其固为同宗，何以五季诸史，竟无一言提及乎？谭其骧先生曰：吉州之彭与溪州之彭“则殆如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也”
(26)。后晋天福四年（939），溪州刺史彭士愁引锦、溪州蛮万余人寇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
讨伐，越二年，士愁兵败，遣其子师暠率诸蛮纳溪、锦、奖三州印清降。马希范采以“蛮”治“蛮”的羁縻安抚策略，仍命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并立铜柱以盟誓。铭文中有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立三四代，长千万夫。”而彭瑊至彭士愁仅二代耳，彭氏被命为溪州刺史，果如自瑊姓，在铭文中必有所反映。因此，彭氏后人或凭口述谱系，或存心作伪，冒籍江西而已。也有的家谱，因传主离籍，长期与家乡少有联系，纂修者只是根据他人口传致使史事失实和失载。例如，[湘潭]《韶山毛氏四修族谱》（1941年西河堂木活字本），有关毛泽东及其亲属的一些记录就不准确。“族谱”载：毛泽东，字詠芝。而世人只知道毛泽东，字润之。“润之”是否是后来改的呢？其实，“族谱”记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字润芝”。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也就是说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表示成年了，要取字。取字是极有讲究的，名与字相表里，谓之表字。字是对名的一种解释和补充。“毛泽东，字润芝”，这里主要用“润”释“泽”，“泽”、“润”同义互训，用“詠”就不好解释了。之所以是“润芝”，又要与毛泽民，字詠（润）莲，毛泽覃，字詠（润）菊联系起来，三兄弟取字是衔接的。至于什么时候改成“润之”，可能是毛泽东1914年到长沙上师范学校读书时改的，毛泽东有深厚的古文修养，对取名取字无疑是精通的。“润芝”有点土气俗气，而“润之”则很大气文气，还十分豪气。“族谱”中还记录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远怀，“出抚弟泽铭（民）承祧”，也就是毛泽东把第四个儿过继给了毛泽民。毛远怀确有其人，确是毛泽民的抚子，但不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而是毛泽民的元配妻子王淑兰收养的烈士遗孤，原姓王，后改姓毛，谱名远怀，现名毛华初。1938年被王淑兰送往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省档案局副局长、省教育厅副厅长，是已经离休的正厅级干部。1951年后，毛泽东数次召见毛华初夫妇及其子女，以叙天伦。由于不了解这些情况，有些研究“毛氏族谱”的学者提出或“考订”了一些令人可笑的问题
(27)。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用心去研究，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总之，对家谱要放在历史与社会中去认识、去鉴别，切忌不要盲目相信。去伪存真，正确地使用家谱资料。
4
对当前修谱活动的看法
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多是一些离退休干部和教师，不少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族中的“长者”、“尊者”，努力发挥“余热”，很投入地工作过和工作着。新修家谱，孰是孰非，社会各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提倡、不制止的宽容态度。因而，新修家谱活动似有蔓延之势。对家谱资源的研究、开发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谱有些单位正在进行抢救性收集和整理，这无疑是正确的，是对家谱历史价值的一种认同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的人都在支持新修家谱，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起来，以免引起误解。为了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对有关部门和单位下发了一个《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中强调了“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肯定了家谱的史料价值，这与新修家谱是两回事。而当前很多新修家谱纂修者把“通知”中有关部分赫然地印在家谱首页上，显然是一种炒作“理论依据”的行为。纂修新家谱，对积累和保存家族资料，增强族人之间的联系，传递和沟通彼此间的信息，是有一定作用的，有其存在的合理
价值，但现实价值极其有限。可以用一句话表明笔者的看法：有弊无害，不无作用。
家谱的历史作用已基本失去，其功能的丧失决定了其继续纂修是否有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纂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规范管理族人和族内事务，这些目的靠修族谱能够达到吗？无疑是不可能的。在当今经济、文化、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人们流动的空间非常广阔，不可能再象以前时代一样，被闭塞在一个地方，更不可能在家族的约束下从事生产和生活。家谱所载的“族规”、“家法”对族人失去了惩罚的作用；“祖训”、“家训”同样也教化不了族人，世系渊源决定不了子孙后代的命运，族长完全丧失了控制族人的权力，无法行使管理、规范族人的手段和措施，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家谱还有多少新修的价值。现在某些农村，还存在一定的族权统治现象，那里的基层政府组织一定是涣散的，甚至名存实亡，人们也不可能有序地进行生产和生活。
修家谱是为了“奠世系，序昭穆”，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世系如何延续？“序昭穆”必须建祠堂，否则，祖宗牌位往哪里摆？建祠堂就要搞摊派，用“宗族”精神去说服和动员族人捐钱捐物，祠堂倒是建得很宏伟，而学校却是破破烂烂、歪歪斜斜，乃笔者亲眼所见，为此还组织过村民座谈，试图扭转这种状况。其实不建学校，也是不“敬宗”的表现，“祖宗”希望后人有文化，能家族兴旺。另外，为了“收族”，凝聚族人，历史上采取置义田、义庄，靠义田、义庄的收入赈济贫穷的族人，如今能做到吗？群众生活困难，靠自力更生，靠政府救济，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是绝对帮不了忙的。
现在，社会上哪些地方在修谱？哪些姓氏在修谱？修谱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怎样？笔者是坐班族，不可能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去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不甚了然。有人介绍
(28)江西省泰和县梅冈王氏宗族举行重修宗谱告成典礼暨散谱仪式情况，参加者有1200人之多，第一天祭祖，仪式之复杂，令人惊诧，晚上是电影招待；第二天拜谒祖坟，队列蜿蜒达五华里，浩浩荡荡，鞭炮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晚上由泰和县采茶剧团演出采茶戏；第三天散谱，后举行盛大的合族会餐，晚上又是采茶戏。文章作者说，颁谱仪式，成了乡民们一次真正的狂欢。人们，特别是妇女、孩子，这几天不上学、不劳作，参加这种古老而又有现代气息的散谱仪式，怎么不叫他（她）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呢？！而笔者却认为这种“狂欢”是悲哀而又愚昧的，与时代太隔膜了，“狂欢”后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可能是家族观念的复苏，更多的人是“好玩”、“过瘾”的回味。新修家谱是否会导致宗族矛盾和纠纷，时有所闻，却无实证。但对于那些宗族矛盾多发区，是要慎修家谱的。在80年代初期，笔者曾在湖南某小县任副七品芝麻官，深刻地体会各级政府对宗族矛盾及纠纷的头疼和无奈。每到清明节、中秋节前后，以及干旱季节，政府都要组织大批人员下村，防止因争坟山、争油茶山、抢摘油茶果、抢水截流所引发的宗族械斗。宗族械斗是相当够档次的，除了锄头扁担，还有自制的土铳之类。有的地方，从满清皇帝在位一直打到现在，两村之间势如水火，村民们一贫如洗。象这样的地方再搞什么修家谱，恐怕引发的矛盾会更多，因为家谱内是要记载宗族矛盾的。那时没有发现谁家在修谱，而建祠堂已经开始，祠堂落成时，全村同姓人要聚餐，笔者曾参加过这样的聚餐，还被请为上席，因官居七品，颇令该族人引为荣耀。
某些赞成新修家谱的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修谱可以凝聚海外炎黄子孙。历史家谱是有为寻根问祖提供依据的功能，已如前述。新修家谱是否也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但起码这种功能在日渐弱化、淡化。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大陆开门迎客，不少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探亲访友。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早年从大陆出去的耄耋之辈，和大陆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思乡情绪迫使他（她）回“家”，乃人之常情。但有些人回来后，又出去埋怨大陆的路不好走，上厕所不方便，酒店的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借机又把大陆攻击一番，但人家说的问题“实事求是”；也有的带了很多东西回来，诸如衣服、手表、首饰，还有缝纫机、自行车（有的就是上海产的凤凰、永久牌自行车）、录音机、电视机等送给亲友，因为不好分配或受赠者不满意，弄得人家很尴尬，发出“胡归来”的感叹。而现在，大陆经济发展很快，物质也极大丰富，海外归来的人再也不用托运很多东西，倒令他（她）们犯愁的是买什么礼物好去送大陆的亲朋戚友。因此说，联络海外炎黄子孙，不是靠家谱作为纽带、桥梁，而要靠国家的强盛，靠综合国力的提升，靠民族的强大，海外华侨、华人才能昂首阔步地在世界各地行走，国家是海外华侨、华人永远的家。老一辈海外游子按照客观规律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祖宗观念”将会愈来愈淡薄，再过若干年，家谱为何物，恐怕他们都不知道了。而有一些明知根在大陆的“不肖子孙”，他（她）们不但不寻祖归宗，反而断根“独立”。如祖籍福建漳州诏安太平镇白叶村的陈水扁，祖籍漳州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的吕秀莲之流（29）。吕秀莲在任台湾省桃源县“县长”时，曾踏上回故乡之路，在先祖留下的古井边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可她早已将她说过的话忘诸脑后了。
在《中华谱牒研究》上有一篇钱杭的文章《谁在看谱？》
(30)此文是接着梁洪生的文章《谁在修谱？》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笔者非常赞成钱文的结论：“然而族谱到底是为谁编撰的？到底是谁在‘消费’这一产品？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族谱‘生产者’自己，包括处在族谱‘生产过程’每个阶段中的发起者、投资者、编撰者和修订者。正是这些族谱‘生产者’，出于种种目的为自己‘生产’，也由他们自己来‘消费’的。”手头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印证钱文的结论。一是[望城]《龙塘苏氏族谱》二十六卷（2000年武功堂铅印本），10册函装，纸质精良，印刷、装帧堪称上乘。纂修者是上海铁路局系统的一位退休干部，1948年由长沙考入京沪杭区铁路局。是谱为民国十五年（1926）龙塘苏氏七修族谱的增补本，增补“1926年至今子孙徙居各地已蒐集之资料“，大量的篇幅是纂修人为其祖父、父母撰写的祭文和自己八十寿庆的情况，包括“八十寿赞”、“寿庆志盛”、致寿词、答谢词、文艺演出，甚至包括剧目、演员情况，还有大量彩色照片，有一册之多，一族之谱几成一家之谱，这样的谱就是自己修给自己看的家谱。二是[益阳]胡氏十修族谱，1999年铅印本，纂修者是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是谱前言中引用列宁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用高尔基等外国文学家的话作为“补白”。第十二章是纂修者的夫人摘自六七十种报刊杂志的育婴抚幼的资料，“做合格的父母，养最好的后代”，72个页码，占全书267个页码的27%，确属不伦不类，是对家谱“神圣”的一种亵渎。该族共有人口360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且因修水库而延徙益阳各地，按户摊派，每人10元，少数户拒交，“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不重视，不参予”（见该谱“编后记”），印了124本，用别人的钱，塞自己的私货，美其名曰：供族人参考。这样粗制滥造的家谱除了自己“欣赏”，又有谁再去翻呢？！
坦率言之，笔者是不赞成新修家谱的，但并非主张数典忘祖。而是推崇将修家谱的热情转化成实际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光大中华传统美德，也恪守做人的基本准则。
注释和引用文献：
（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谱例》
(2)王鹤鸣·中国家谱知多少·中华谱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中华谱牒研究》以下简称“中华谱牒”下略）
(3)(15)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中国书店，1985
(4)转引自“中华谱牒”第69页
(5)(11)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图书季刊，1946（3,1—2）
(6)胡昭镕·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出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7)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8)见“中华谱牒”第282～292页
(9)杨冬荃·家谱定义新说·中国谱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国谱牒研究》以下简称）“中国谱牒”）
(10)冯尔康·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代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18)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13)(16)(19)(24)(26)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见“中华谱牒”第326～327页
(17)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北京：历史地理（第九辑），1990
(20)朱轼·朱文瑞公集·卷一·高氏族谱序
(2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
(22)文天祥·庐陵文丞相全集·卷八·跋李氏谱
(23)（乾隆）《湖南通志》苗防二，再思原作再兴，按再兴，南宋时人，其为再思之误可无疑。
(25)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2）
(28)(30)见“中华谱牒”第346～353页
(29)刘丽英·华声·根在海这边——台湾连氏、吕氏、陈氏宗亲闽南祖籍探秘，南方周末，2001年4月26日第15版
(作者：邹华享)
(2001年5月于长沙云雾斋完成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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