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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老普的博客里读到一则消息：《太阳从南边升起——洪洋蛇口日记》共约200万字，经作者根据纪实文学的标准删削至40万字。
一本关于蛇口改革开放记实文稿从200万字删选到40万，让一直对蛇口有相当感情的大卫有点吃惊，更关心的是删掉的160万字的下落和去向，知作者拟再版时完整补上，心里方才安定。本来嘛,历史资料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最重要的基本依据，蛇口日记的文稿既是记实的，想必记录的都是原汁原味的事件，真人真事弥足珍贵,又岂可轻易漏之、弃之？
情由景生，大卫想起了三十年前一件印象很深的小事。
文革结束后，大卫有机会入校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乱始定，百废待兴,那时候，除了文革中权威报刊杂志部编发的一些有关党史资料的小册子外，在《毛选》和《语录》发行曾创世界天量的的火红年代，也找不出一本权威性的、可作为高等学府学生课本的党史系统教材，党史方面的参考书更无处找寻。
其实，文革之前国内出版的有关党史系统书籍名目极多，并有多种版本，但由于出版之前“政审”过程中所用的“筛子”标号不同，内中许多事实、真相均已“过期作废”，被判了死刑，已无力担当文革后教材的角色。文革结束后,党史中的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亟待重新定论，所以那时候,新论推翻了旧论的事经常发生，尚未定论的也就不提不论了。这种情形让大卫这帮初涉党史的学生叫苦不迭。有一次，班上同学在课堂上向老师提出一党史史实考证问题，老师没有当场回答，但介绍他下课后去学校图书馆，从日本的某史学家撰写的中共党史资料里查找。
中国学生从外国人的书里去寻找有关自己生世的记载，这等于去人家家里查自家家谱，很让人匪夷所思，对大卫震动很大。
几十年过去了，实际上，诸如上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至今并未绝迹。虽然当年文革的特殊社会背景不再，但后遗症却不小，以至很多人至今对眼皮下发生的事件真相还常有拿捏不准、心存疑虑的踌躇。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很多，也许还包括三点：1，“今天的事应当明天，甚至后天、大后天来写”（以便看得更清，写得更准）；2，“尚未定论的先不急写”；3，“涉及健在当事人的（特别还在台上的）要慎写”。
结果可想而至：该写的当时没写，写出来的又有很多漏写，难免为历史事实和真相留下缺失和遗憾。《太阳从南边升起——洪洋蛇口日记》的作者很聪明，相信他一定会把160万字的记实文稿保存好，将来也必能将它们拢入新版，——免得当人们急迫需要它的时侯，再匆匆到外国找寻相应资料，这是值得读者为之呼与鼓的。
历史少了事实和真相便缺少了客观性、真实性、全面性和稳定行，难为了后来认真做学问的历史学家还只是其次，怕就怕史学家（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方面的专家）会因此后继乏人，怕就怕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今天看王朝大片一样，只能通过电视片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历史事实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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