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的乡村野史之五——家谱

博涵

满洲人供家谱，农历除夕祭拜家谱是很隆重的仪式。我们家的家谱由我的大爷掌管，我只听说过，却从未见过。当我长大之后，想要寻根的时候，我大爷已经过世，而那本古老的家谱据说在破四旧时早就烧掉了。我有一本父亲得病后写的笔记，其中也有父亲凭记忆记录的家族谱系，但简而不周，所述仅至曾祖，父亲同辈及后辈支脉皆语焉不详。






我家祖上居住在平度县五亩兰村，家族中只有我的祖父闯关东来到娘娘库。五亩兰让我想到了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小的时候，每年我的叔叔、姑姑都会回“关里”老家，带回东北少见的地瓜干和花生。而父亲与老家断绝的太久，所以我们从未回去过。五亩兰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梦里是黄黄的油菜花、红红的花生和坚韧的地瓜干。




祖父与祖母养育了3个儿子5个女儿。祖父50多岁过世，我们只见过他的照片。我的叔叔姑姑都生活在娘娘库一带，平度的族人我从未见过。在父系的亲属中，我们最亲近的是祖母和大爷。




母亲家族世代生活在娘娘库一带，赤贫。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是由我的大姨养大的。所以大姨就如同母亲的妈妈，我们都很敬重她。我有四个舅舅两个姨妈：大舅青年时代死于鸦片；二舅年轻时从军，后来在部队供职，那时他疯狂地喜欢上了家乡的一个姑娘，就离开了部队回家乡务农，娶了那个一辈子病病歪歪的姑娘，而且一生贫困；三舅在政府供职，一生平稳，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孩子从小都不爱学习，长大工作都不理想；倒是天天迷恋跑步的小女儿后来在国家垒球队服役，成了亚洲女子垒球名将，让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得到接济；四舅在丹东五龙背，那时每年都靠母亲邮寄粮票、布票接济，76年唐山地震后，失去了联系。我的二姨少年而夭，连母亲对她都没有印象。我的大姨抚养了她的几个弟弟妹妹，自己一生没有子女。我们都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




我的大爷很传奇。他在同族兄弟里，长得高大威猛，而且脾气暴烈。我的第一个大娘在40岁上死去之后，我的第二个大娘以无比的坚韧忍受了他的暴烈，和他一起走完了苦难的一生。我的大爷有两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抗战胜利后，娘娘库最大的地主白善人组织自卫团，我的大爷因为威武高大被白善人钦定为自卫团的团长。我大爷还在懵懂之中就被白善人扎上了板带挎上了盒子炮。但是到了晚上我大爷把盒子炮交上去之后，连夜逃到外地躲了起来。不是他觉悟高，而是作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天生对于武力的恐惧。虽然只背了一天地主的枪，但是地主自卫团团长的帽子连累了所有的亲族。解放后，我的大爷经常为此在各种运动中接受批斗。好在只是一介农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追求，后来便逐渐淡漠下去。但是我父亲受次牵连，前半生被党组织拒之门外，仕途渺茫；我的哥哥姐姐在入红卫兵、入团、入党这些问题上，都颇费艰辛。




第二件事是我的大爷曾经参与过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狩猎活动，正是这次围猎让我的大爷精神失常后来转成顽固性失眠。那次围猎，他们遭遇了一直强悍的黑熊，在所有人都逃散之后我的大爷采用了传统的逃生办法：装死。据说熊不吃死尸。事实也说明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黑熊对我的大爷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用冰凉的鼻子在我的大爷脸上闻来闻去，又把我大爷的身体翻来翻去，最后才狐疑地离开。我的大爷不是定力超凡而是吓得昏死过去，直到被人抬回家才醒来，但是崩溃的神经让他胡言乱语，四处飘荡，每天到河边吃草，像一只贪吃的牛。后来他清醒过来，却严重失眠，安眠药对他的神经毫无作用。我每次看到他，都看到他额头留有火罐的印子，有时还用布带把头捆起来。




我的大爷是一把劳动的好手，木工、瓦工、苫房、种地样样精通。我们家的门窗、饭桌、他自己的棺材都是他自己做的，手工精细，结实耐用。大爷家每年都会养一口猪，腊月二十八，所有的亲族都会去大爷家吃酸菜白肉血肠，那一天大爷和大娘最开心。大爷重男轻女，所以他最喜欢我哥哥和我。在他还只有60岁的时候，他就经常把哥哥从农村招回，向他传达他死后在家族墓地中安葬的位置；而每年新年，大爷都会把关里老家寄来的一包花生藏起来，等我去时拿给我。那些花生是我童年时代比别的孩子值得炫耀的美味。




大爷半生的失眠导致了他在70岁时得了严重得老年痴呆症，每日赤身露体在田间行走。他用一生的时间和失眠斗争，最后还是被失眠打败。




我的大姨也有传奇的经历。我的大姨比我的母亲大20多岁。大姨一生经历过两次婚姻，却没有儿女。第一次婚姻是她在15岁时嫁给了一个下等军官。这个历时三年的婚姻让大姨深受伤害，挨打成了必读的功课。每次挨打后大姨都会到河边边洗衣服边偷偷哭泣。河的上游有一个小水电站，电机的轰鸣掩盖了大姨的哭声。可是，有一个人看到了大姨的悲哀。他过来向大姨询问，并且安慰她。那条河是大姨三年婚姻生活里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后来军官死在了前线，大姨嫁给了电站的男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大姨夫。大姨夫身材高大，浓眉大眼，英武帅气，是我们那一带出名的水利专家。大姨随大姨夫辗转在山里的水电站，大姨夫调到哪个水电站，他们就会在电站附近盖一所房子住在那里。虽然远离人烟，却过得安然而恬静。我在小的时候常和我妈去大姨家小住。那是很有趣的经验。住在那种半地下的房子里，晚上可以听到各种野兽和鹰的叫声。白天可以到小溪边捉蛤蚂和小鱼，有时还能去电站看那些巨大的机器。大姨夫会用一双大手托着我去看电机下面白色的水流。我那时胆小而羞怯，很快会挣脱出来跑向树林。




大姨夫死于胃癌，那一年大姨刚过50岁。那个夜里，一群人用担架抬着大姨夫到我家，声音低沉而慌乱地商量。早晨临去医院的时候，大姨拿给大姨夫一粒药，我清楚地听到大姨夫用虚弱的声音说：不用水，用唾沫就能抿下去。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个高大的身影。




大姨没有儿女，她就把我们当成她的儿女。我的哥哥姐姐和大姨都很亲。每到星期天的时候他们会搭伴骑自行车走30里山路去看大姨，那时候我是个累赘，他们从来不带我去。后来，我哥哥中学毕业下乡到大姨住的公社附近的一个村，后来哥哥调到公社当宣传委员，就住在大姨家。大姨家的门前是一跳河，河上有一座木桥。哥哥每天下班就从桥上走过。大姨每天坐在窗前看着哥哥回来，发现哥哥走路时腕上不像别人那样一闪一闪的。大姨就托人从上海给哥哥买了一块日本的精工表。那块表花尽了大姨所有的积蓄。而当大姨有病住院时，同室的病友都羡慕她有个好儿子。她从来都不纠正。




我的大姨去世时68岁。那年夏天，大姨住院，我的大姐也住在医院准备生小孩。大姨去世的第二天，大姐生了个女孩，可惜脐带缠脖，窒息死了。我大姐在月子里为死去的孩子伤心欲绝，当她满月后才知道大姨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双重悲痛让大姐嚎啕大哭。




祖母去了，大爷去了，大姨去了，二舅去了，我们亲近而密切的人都去了，只有三舅还在却也疾病缠身，风烛残年。其他的亲戚都只是符号，或者没有见过，或者没有来往，好像从一个大家庭中搬了出来，生活变成了一座孤岛。



2004年，我在沈阳以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远在贵州的叔叔辗转找到我。他是我的二爷爷的儿子，是我父亲的堂弟。50年代他在沈阳的兵工厂工作，70年代调到贵州。他说，沈阳还有10多个同族的亲戚，有的工作，有的做生意。叔叔说他要移居美国了，去美国之前，他要来沈阳让这些亲戚都见见面，知道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血脉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