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名人录5

云端

汪鋐与西方国家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1
　　汪鋐与西方国家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
　　
　　
　　西方国家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一）
　　
　　
　　2005-05-10 15:01:00
　　
　　
　　
　　
　　
　　　　 ● 王冬青 潘如丹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近代西方国家逐渐侵入远东，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中国最先遭遇到的是葡萄牙（明朝称之为佛郎机）。1510年，它用武力侵占了印度果阿，次年又攻陷东西方贸易、交通的要津马六甲（明朝称之为满剌加），1517年(正德十三年)，同中国开始了首次正式往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Ⅰ）派遣使者皮雷斯（Thomas
Pirez）出使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定，但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绝，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
　　
　　
　　　　 海禁政策下的皮雷斯使团访华与外交失败
　　
　　
　　　　
16世纪初是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时期。明自开国以后，效法汉唐，要求海外诸国以"朝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国示敬。而中国用数倍价值的回赐品对其补偿，这种用经济上的巨大支出换取政治尊崇的薄来厚往，即为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朝贡贸易制度。但明朝的朝贡贸易与唐宋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随着明朝与周边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海外私人贸易已蓬勃兴盛，对明代日益强化的国家专制体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自明初就存在的"倭寇"等边患，时常挑衅着明朝的权威。清剿还是羁縻，对明朝政府来说始终是个问题，一方面对内加强海禁政策，执行"片板不许入海"，另一方面对海外诸国来朝设立市舶提举司，在制度上对朝贡贸易给予保证。"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相对于明朝执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欧洲概括为四大特点：第一是地理大发现；第二是欧洲王权兴盛的开始；第三是文艺复兴运动；第四是宗教改革运动。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皮雷斯使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

　　
　　
　　如果说当时明朝政府对葡萄牙出使中国毫不理会，仍像马可·波罗到中国一样没有信史记载，则不是事实。无论正史还是私人文集，均记载其事，权威之说有《武宗实录》："佛郎机国差使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而最为详细的似为顾应祥的《静虚斋惜阴录》：

　　
　　　　正德间，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巡海副使汪鋐进表赴京，予带管海道。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未有经至城下者。市舶提举吴洪赐禀，予亲至怀远驿审视。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见。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禀。三堂总镇太监宁诚、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其头目远迎，俱不跪拜。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将通事责治二十棍，分付提举：远夷慕义而来，不知天朝礼仪，我系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总督衙门分付：《大明会典》原不载此国，令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方可起送。……后奉旨许令进贡，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武庙南巡，留于会同馆半年有余，今上登极，将通事问罪，发回广东，逐之出境。

　　
　　　　
可见，葡萄牙使团抵达中国伊始，就同中国方面形成了认识上的矛盾。首先，葡使来华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贸易活动，同以往其他国家的朝贡行为完全不同，而茫然的中国官吏则始终将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国，局限在朝贡贸易的体系之内。其次，葡方的正使是皮雷斯，船队司令是啡瑙·安德拉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护送皮雷斯来华的啡瑙·安德拉德船队与皮雷斯使团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安德拉德受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的派遣来华贸易，不受皮雷斯节制。皮雷斯的目的是赴华出使，他的社会地位低于啡瑙，只是搭载啡瑙的船队。双方的合作关系是明确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弄懂葡萄牙使团的内部组成，认为他们是一个相互隶属的整体，混淆甚至颠倒了葡方内部的关系。第三，葡船入港时鸣放礼炮是符合西方礼节的致敬，却没想到震动了全城的官民，以为是寻衅滋事。在明朝人看来这绝不是小事，因此鸣炮事件屡被提及。第四，葡萄牙人除给皇帝备有礼品外，也给当地官员大肆行贿。"该船队于1517年驶入中国的海湾。外国的庞大船只和船员的面目，引起了疑惧。但他们的温和举止，特别是船队指挥官送给帝国巡船官员的慷慨礼物，赢得了信任"。考虑到当时"粤东文武月俸多以番货代"的缘故，双方行贿受贿的事实是可信的。

　　
　　
　　　　
按照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的惯例，像佛郎机这样的不速之客，本不在朝廷接待之列，因此被"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但葡萄牙使团并没有遵从皇帝的旨意，因为他们原本就分属两个不同系统。试图做生意的啡瑙把船队开到东莞屯门驻扎，"在广州、南头和屯门港宣布，那些对葡人有所需求的人，应向他提出申请以使他们完全得到满足。这一行动使中国人对葡人的诚实有很好的印象。1518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六甲港"。没有达到目的的皮雷斯和翻译火者亚三寻求新的途径。"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有了皇帝许入京的诏书，皮雷斯和火者亚三赶到南京，再次攀附于另一位佞幸江彬门下。

　　
　　"正德末，逆臣江彬领四家兵从车驾游豫，受佛朗机夷人贿，荐其使火者亚三，能通番汉语，毅皇帝希而效之，降玉趾，日与晋接。"但武宗不久晏驾，因为宫廷权力斗争，作恶多端的江彬被皇太后和大学士杨廷和联手除掉。"武宗之崩也，江彬等怀不轨。赖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禁中，迎立世宗"。"时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知天下恶之，心不自安。其党都督佥事李琮尤狠黠，劝彬乘间以其家众反，不胜则北走塞外。彬犹豫未决。于是廷和谋以皇太后旨捕诛彬"。他的被杀殃及到葡萄牙使团。从武宗晏驾到世宗莅京的四十天里，杨廷和总理朝政。"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火者亚三因与江彬的勾连被处死，皮雷斯被迫蒙羞还国。"三月丙寅，武宗晏驾。是日，皇太后懿旨诛彬。已而火者亚三等就狱，称本华人，为外夷所役。于是写亦虎先等皆伏诛。有诏，佛朗机不许入贡"。当皮雷斯返回广东，他的中国之行将要黯然收场之时，又牵连到在屯门驻扎的船队所犯暴行，遂成为中葡对峙的牺牲品，这一外交失败也进一步上升为军事冲突。

　　
　　　　 1517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与皮雷斯分开后，屯扎在东莞屯门岛。一年后，他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前来接替，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整个使团的崩溃。"西芒·安德拉戴是菲尔南的兄弟，但性格完全不同，他从葡萄牙国王那里获得了一张与中国贸易的许可证，带了一个船队来到广州；他到达这里破坏了以前已建立的良好关系。他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因此，在论及个人的素质和品行方面，西芒被中外双方所不齿。"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却在进行贸易中暴露了他的贪婪，他歧视中国人的偏见和它的专横的癖性；他修筑了一所堡垒并且开始行使刑事管辖权，这样就迫使中国当局不得不同他抵抗"。

　　
　　　　
关于葡萄牙侵占满剌加一事明廷已经有所耳闻，但在武宗晏驾后的敏感时期，正好满剌加的求援使者赶到，对佛郎机提出抗议，希望明朝帮助复国。

　　
　　
　　　　
正德间，海夷佛朗机逐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而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末等入贡请封，会满剌加国使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国。礼部已议绝佛朗机，还其贡使，至是广东复奏，海洋船有称佛朗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赍番物如例抽分。事下礼部，覆言："佛朗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物至者，皆绝之。满剌加求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朗机令归满剌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倭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并宜逮问。"上皆从之。

　　
　　
　　　　
关于抗议葡萄牙船队在屯门持铳自固、武装走私一事，主要来自广东。因葡萄牙"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正德十五年，来自顺德的御史邱道隆、何鳌分别上疏。

　　
　　御史邱道隆言："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啗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朗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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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29日　星期一(Monday)　晴






　
汪立信
　　汪立信
《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迹上》：“汪紫原立信，字诚甫，婺源大畈人，迁安丰。淳祐七年进士。”《宋史》卷四一六《汪立信传》：“汪立信，澈从孙也。立信曾大父智从澈宣谕湖北，道六安，爱其山水，因居焉。”考同书《汪澈传》：“汪澈字明远，自新安徙居饶州浮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六：“汪立信者，徽州人。《与贾似道书》云……。似道得书大怒。”又按汪澈墓志，1965年出土于江西景德镇，《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1期1983年1期有录文。《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淳祐七年张渊微榜：汪立信，婺源人。”同书卷九《人物》：“汪立信字诚甫，号紫源，婺源大畈人。六世祖开徙休宁之下坦。大父智从浮梁族人湖北京西宣谕歙澈至安丰，因寓居焉。立信又寓居建康。”《宋诗纪事》卷六六《汪立信》条：“立信字诚甫，号紫源，先世新安人，自浮梁徙六安。淳祐七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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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29日　星期一(Monday)　晴






　
汪澈
　　汪澈，字明远，自新安[婺源大畈]徙居饶州浮梁。第进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荐，为秘书正字、校书郎。轮对，乞令帅臣、监司、侍从、台谏各举将帅，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特赐鞍马。时和戎岁久，边防浸弛，澈陈养民养兵、自治豫备之说，累数千言。

　　　　显仁皇后攒宫讫役，议者欲广四隅，士庶坟在二十里内皆当迁，命澈按视。还奏：“昭慈、徽宗、显肃、懿节四陵旧占百步，已数十年，今日何为是纷纷？汉长乐、未央宫夹樗里疾墓，未尝迁。国朝宫陵仪制，在封堠界内，不许开故合祔，愿迁出者听，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旧。

　　　　叶义问使金还，颇知犯边谋，澈言：“不素备，事至仓卒，靖康之变可鉴。今将骄卒惰，宜加搜阅，使有斗心。文武职事务选实才，不限资格。”除侍御史。左相汤思退不协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劾罢，又论镇江大将刘宝十罪，诏夺节予祠。

　　　　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风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鲁隐公时大雷震电，继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谨而书之。今一夕间二异交至，此阴盛之证，殆为金人。今荆、襄无统督，江海乏备御，因陈修攘十二事。殿帅杨存中久握兵权，内结阉寺，王十朋、陈俊卿等继论其罪，高宗欲存护使去，澈与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罢。

　　　　会金使高景山来求衅端，澈言：“天下之势，强弱无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遗金缯，彼辄出恶言，以撼吾国。愿陛下赫然睿断，益兵严备，布告中外，将见上下一心，其气百倍矣。”除御史中丞。

　　　　寻遣马帅成闵以所部三万人屯荆、襄，以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诏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闻。过九江，王炎见澈论边事，辟为属，偕至襄阳抚诸军。鄂帅田师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时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阳地重，为荆楚门户，不可弃。”敌将刘萼拥众十万，扬声欲取荆南，又欲分军自光、黄捣武昌。朝廷以敌昔由此入江南，令吴拱严护武昌津渡。拱将引兵加鄂，澈闻之，驰书止拱，而自发鄂之余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敌骑奄至樊城，拱大战汉水上，敌众败走。时唐、邓、陈、蔡、汝、颍相次归职方。未几，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与荆、襄军夹击其归师。未报，而金新主罢兵请和，召澈入为参知政事，与宰相陈康伯同赞内禅。

　　　　孝宗即位，锐意恢复，首用张浚使江、淮，澈以参豫督军荆、襄，将分道进讨。赵撙守唐，王宣守邓，招皇甫倜于蔡。襄、汉沃壤，荆棘弥望，澈请因古长渠筑堰，募闲民、汰冗卒杂耕，为度三十八屯，给种与牛，授庐舍，岁可登谷七十余万斛，民偿种，私其余，官以钱市之，功绪略就。

　　　　隆兴元年，入奏，还武昌，而张浚克期大举，诏澈出师应之。澈以议不合，乞令浚并领荆、襄。谏议大夫王大宝论澈“无制胜策，皇甫倜以忠义结山砦，扼敌要冲，澈不能节制，坐视孤军堕敌计。赵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败散五百余人，澈漫不加省。乞罢黜。”澈亦请祠，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大宝疏再上，落职，仍祠禄。

　　　　明年，知建康府，寻除枢密使。在位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奉洞霄祠，寻知鄂州兼安抚使。孝宗访边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邓为藩篱，又皇甫倜控扼陈、蔡，敌不敢窥襄。既失两郡，倜复内徙，敌屯新野，相距百里尔。臣令赵撙、王宣筑城储粮，分备要害，有以待敌。至于机会之来，难以豫料。”孝宗善之。时议废江州军，澈言不可。知宁国府，改福州、福建安抚使，复请祠。寻致仕。卒，年六十三。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庄敏。

　　　　澈为殿中日，荐陈俊卿、王十朋、陈之茂为台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枢府，孝宗密访人材，荐百有十八人。尝奏言：“臣起寒远，所以报国惟无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约，虽贵犹布衣时。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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