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古钟

燕赵魂

                    一口古钟讲述海峡商贸缘



(2006-05-2611:00:25)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展品精读




鹿港郊古铁钟。


闽台缘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个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铸的铁钟，它高100厘米，口径64.5厘米。铁钟为葵口、覆釜形，钟体呈铁锈色，双龙钮柄。初看似乎没什么价值，但细看之下，你会发现钟身饰两组弦纹及长方格纹，长方格内铸有“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鹿港郊公置”楷书铭文。另铸有“美记号”、“建源号”等46家商号名称，末署“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阳月谷旦”。


像所有的文物一样，有文字就有“定格历史剪影”的信息，信息量大价值越大，其穿透时空的生命力越强。这口钟的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出现“泉郡”“鹿港”和“郊”“道光”以及46家商号等文字。“泉郡”是指当时的泉州，“鹿港”指台湾彰化县的鹿港，而“郊”是当时闽台贸易的一种独特形式。


这口铁钟是由清朝年间专门与台湾鹿港做生意的泉籍商人组成的民间行业组织——“郊”（即“鹿港郊”）旗下的46家商号联合出资铸造送给泉州开元寺的。


凝视古钟，我们仿佛看见当年鹿港、蚶江、永宁、崇武、厦门人声鼎沸、樯帆晃动的码头繁华，仿佛听到船老大在船头用闽南话呼喊商行老板的名字。而“郊”，这种风与帆时代的特殊产物，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走向衰亡。


郊行诞生：闽台贸易渐成规模


泉州和漳州的移民到台湾开垦，生活用品需要大陆供给，台湾丰富的物产需要与大陆互通有无，善于做生意的闽南商人做起了中介航运贸易。商人增多贸易日繁，竞争随之加剧，为维护同行利益，两地商人纷纷组成带有同业公会性质的商业组织，这种商业组织即称“郊”或“郊行”，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商会”。为适应泉台贸易，台湾和泉州都有行、郊组织。行，从事大宗的批发生意；郊，则由行联合组成。


当时设在泉州，专门与鹿港从事贸易的郊称为“鹿港郊”；设在台湾，与蚶江、永宁、深沪、崇武等地贸易的称为“泉郊”；设在台湾，专门与厦门等地贸易的称为“厦郊”。在这“三郊”全盛时期，仅台湾鹿港便有“泉郊”200余家，“厦郊”约100家。这些郊行一般具有地域性、行业性和家族性的特征，它们是闽台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也成为当年闽台贸易组织化规模化的标志。在台湾鹿港，至今依然保存着清代泉州郊会馆的旧址。


“郊行”主要功能在于维持共同利益与情谊，仲裁商人之间的纠纷，协助商人与官府沟通，以谋求该行业的健康发展。而除商业贸易外，郊行亦有协运兵粮，修建庙宇、道路桥梁修建，赈济灾民等政治、社会功能。


郊商兴起：穿梭两岸共促经济


台湾鹿港自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间已设有八郊，这些郊行都有自己的商号，遇有对外交涉，各郊又都以“鹿港郊”商号作为全体代表。各郊行的商号多取金字为首，即取金利多之义。其中泉郊为八郊之首，成员众多财力最厚，并设有泉郊会馆。从货物种类与贸易来看，昔日台湾大多输出的商品是米、糖、樟脑、麻等农产品，而输入的多为日常用品或建材，而从其他各郊经营状态更可看出不同商品的流通形式，由于有鹿港为货物贸易集散中心，所以郊商多从事整货批发的生意。


郊行的航运往往依货物的种类及其航运程序，形成有系统的贸易办法。据《台湾通志》记载，其形式有三种：自己有船的商人，除自己载货贩卖外，也帮人托运货物，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自己没有船只的商人，则自行找船，将货物寄于船主船中，再自寻买主；还有一种情况是有需货的批发商得知有货船进港后，自行到港购买所需货物，当货物成交时，须给船主抽成。泉郊、鹿郊的郊商一般资本厚、生意大，多拥有自己的商船，一边自己运送货物贩卖，一边受托为他人运载货物。泉、鹿郊行既然身兼航运商的功能，航运贸易的规范自然极为重要，例如公费收缴、船只事故、船货损失、船户与货客的分摊比例、船只的出入港规定等都有一套严格的规约，也正是有了这样完整的规约，才让船运贸易多年来以它独有的生命力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览两地对渡：经历两岸百年兴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终止迁界，准予开海贸易，准许台湾安平港与厦门对渡，金门、安海均属厦门与安平对渡的附属港口。泉州商船多经由厦门往台湾进行泉台贸易，泉州商人成为当年厦台贸易的主体。往返两地的商船大都是漳、泉富商所造，他们从泉州运去的有棉布、瓷器、砖瓦、石材、永春葛布、深沪咸鱼等土特产，从台湾运回的有苎、麻、糖、米等。当时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地市场所售之米多由台湾运来，数量巨大。泉州湾、晋江上游的港口十分繁忙。


随着两地贸易的不断扩大，厦门与安平港的单口对渡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开放蚶江与鹿港的对渡也就成大势所趋。蚶江与鹿港隔海相望，两地间仅需九天的水程，宋元时就有晋江人到台湾经商。鹿港是台湾较早开发的集镇之一，泉州一带百姓移居、开发台湾，也大多由鹿港登陆，雍正九年（1731年）鹿港已成为清政府设置的台湾岛内九大贸易港口之一。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地方官上书要求在蚶江设立正口，清政府随后将福宁府通判移居蚶江。同年，清政府指令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贸易，蚶江从此成为大陆对台湾通商、通航的中心港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蚶江又与台湾淡水河口对口通航。鹿港郊的存在密切了泉州、鹿港的航运贸易，并且使航运贸易扩展到其他地区。


雍正年间，台湾就出现郊商，并向大陆和南洋开拓市场。鹿港有泉、厦、南、布、染、油、糖等七郊。据林再复《闽南人》记载，鹿港的郊商以最盛时的道光、咸丰两朝计算，有泉郊200余家，且在各郊中是最早创立的。鹿港郊商公置的巨钟有力地验证了当时鹿港的郊商在蚶江的地位。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开放为通商口岸，纷纷设立洋行、银行、轮船公司，泉州港的地位被取代，蚶江对台贸易从此步入中落期。


在洋货的冲击下，土布、台米滞销，蚶江、鹿港间传统的商品交换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光绪初年，淡水港日趋繁荣，台北设置府署，开辟新的对外汽轮航线。1889年清政府又在基隆建港并修筑通往台北的铁路，台湾商贸中心逐渐南移，以帆船运输为主的泉台航运趋于衰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蚶江与鹿港的对渡失去价值，海防官署也关闭。


蚶江与鹿港对渡111年，是闽台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笔，多年的贸易、移民关系推动了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岸的经济发展，两岸的语言、风俗、习惯至今仍有高度的一致性，形成两岸血同缘、民同俗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追寻古迹：海峡繁景何日重现


2004年4月，由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刘序枫副研究员、林玉茹博士、林美如硕士等学者组成的“蚶鹿对渡与郊商”考察组来蚶江，寻找明清期间两岸民间贸易的郊商遗迹。


光绪年间（1875至1908年），鹿港从事大米贸易的郊行中，以祖籍晋江的许志湖家族开创的“春盛号”和“谦和号”最有名气，许姓家族盛极一时。资料表明，台湾沦陷后，许志湖家族部分人员迁回晋江，并在石狮永宁开设“新有益”商行，继续从事大米贸易。


台湾学者考察组一行最终找到了“东益号”郊商古大厝。“东益号”系永宁高姓郊商创办，主要从事大米贸易，全盛时期在永宁下营一带建造艺术精美规模很大的古大厝三幢。如今大厝由于长期闲置，已显得残破不堪，但古厝上精美的雕刻图案和艺术品以及流畅的线条和建筑规模，仍令台湾学者惊叹不已。


据记者了解，曾经繁荣的泉州和鹿港郊行如今基本已成了废墟，有些已经倒塌，有的在旧村与旧城改造中拆掉了，只有少数的郊行古厝依然完好，甚至仍有人家居住。


郊行的背影渐行渐远，几已被现代人遗忘，但它在闽台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会被忘却的，作为闽台贸易高度繁荣的标志，郊行已被载入史册。当前，由于台湾当局的人为阻挠，两岸船舶至今未能直航，但两岸人民一直都在盼望着两岸能早日实现三通，以再现昔日海峡两岸繁荣的贸易景象。本版文/图本报记者林森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