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民系

卧龙岗

                    泉州民系

　　（一）史前，泉州即有古人类活动。
　　（二）春秋至秦汉，泉州生活着百越民族。
　　（三）中原汉民批量地迁入泉州平原，大致始于晋室南渡之后。
　　（四）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
　　（五）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汉民入迁泉州的一个关键时期。
　　（六）宋代，泉州民系的发展相当繁盛。
　　（七）宋、元，泉州海贾留居海外（另：满族粘氏入泉）。
　　（八）海丝之路的包容——蕃商“住唐”
　　（九）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人口移动特点、明·初、中期、明·晚期、畲民入泉）
　　（十）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迁居台湾、移居海外）

（一）史前，泉州即有古人类活动。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袁宝印，2002年5月在晋江深沪海边金屿村发现13块古人类生产石片后遗弃的石核——脉石英，其中部分已经过加工，呈刮削器形状的片石。脉石英为石英的一种，质地较脆，边沿锋利，古人类就利用硬物敲碎脉石英，从中挑选碎片，略为加工，作为切割动物肌肉、野兽皮的工具。

　　2002年8月份，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研究员，应邀到晋江深沪镇，进行现场考察。他发现这些奇特“石块”所处的地层保存完好，未受破坏；认为晋江深沪出土文物的地层，与广西百色旧石器遗址时代相当，其地质年龄也应距今80万年左右，但是由于晋江地处沿海，也许时代会偏年轻一些，从而确认地层的年代约为80万－50万年前，从而把原来认为的“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今泉州土地上就有人类聚居生息”的考古发现向前大大推进。

　　黄慰文指出：“这是第一次在我国东部海岸的海边地层里发现旧石器，是早期人类活动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当时人类活动范围已拓展到海边。这对我们开拓古人类研究思路很有帮助，我们应该把视野从内陆，从河谷地带，从山洞逐渐转向海岸。”

　　2002年12月9日，由袁宝印、黄慰文、施建生组成的小组对深沪镇海岸开展进一步调查，在围头至石圳一带，又陆续发现了6处地层中埋藏有人工石制品的地点，采集标本36块。

　　2003年1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评审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晋江发现的这批石制品是经过人工加工的石制品，据此可以推断晋江海岸地带是古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场所，而且极有可能是东南沿海旧石器遗址。

　　2003年3月13日，他在该地考察时又从红土层中找到了第14块古人类生产石片后遗弃的石核——脉石英。该块脉石英呈不规则多边形，直径15cm，重达10多公斤。

　　距今3－1万多年前，是地球冰川时期。当时台湾与亚洲大陆直接相连，古人类活动不受台湾海峡限制。泉州市考古工作者刘志成从1998年开始，在丰泽区东海镇石壁村洛阳江西岸、南安丰州庙下村、石狮石湖塔南面山坡上等沿海地区的红土层，陆续发现了100多件距今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的燧石质刮削器。此发现，将泉州的人类开发史大约向前推进6000年。袁宝印研究员指出，这些1万多年前旧石器，与2002年在晋江深沪湾出土的80－50万年前的旧石器，发现地点都在泉州沿海村庄的红土层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延续关系，都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东南沿海古人类活动有很大帮助。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泉州》载，泉州开拓较早，新石器时期，泉州先民（闽越族）已使用石器工具，掌握了种植水稻、纺织、陶器制作等技术。南安丰州镇的狮子山和葵山上，曾发现有他们生产的工具和生活的屋基。

（二）春秋至秦汉，泉州生活着百越民族。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今福建全省包括泉州均属越国地，其土著居民统称百越族。

　　战国时期，越族入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七世孙与楚威王作战，战败被杀，国亡于楚。“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越王族航海入闽，并与闽族土著发生融合，形成百越中的独立一支——闽越族。越族入闽后，泉州与中原尚没有建立有效的行政关系。

　　闽越族善于驾舟和水上船行，历史上以舟楫文化发达闻名，所谓“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水行而山处，”过着渔猎农耕的生活。《汉书·严助传》曰：“(闽)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以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闽越人生活居住以船为家，这种房屋可称之为船屋。《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有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子……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随徙，船式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破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乌船。”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设置闽中郡，泉州为闽中郡地，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王朝派大将王翦统大军“南平百越”。二十九年（公元前226年），越叛，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大军进平岭南。秦王朝为巩固南越地盘，还派军徙吏随带家眷奴婢迁往岭南。秦徙中原汉人于百越，其中的一支在福建地区“与越杂处”，既巩固了汉文化，又起了同化百越居民的作用。

　　秦开始的汉人迁入，在汉至三国得到延续，此时虽主要开辟福建北部地区，但也有一部分流入闽南。南安县的前身东安县即设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可知在此之前已有中原汉民陆续迁入。

　　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统治闽越的余善反汉，汉武帝派朱买臣兵出四路入闽，灭了闽越，并采用秦代迁徙六国豪强的策略，把闽越官僚贵族及大批闽越人迁移于江淮一带。汉武帝徙闽越民于江淮一事，为汉民入泉提供了空间，而汉武帝派兵入闽平闽越人叛乱，这本身又是汉代一次较集中的中原人移民来闽入泉的活动。

　　泉州在秦汉时代及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成为中原士民的徙居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首先，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从西汉设冶县到东汉末年，历时300多年，泉州长期安靖，与外界少有战事纷争，没有遭遇过中原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巾之乱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及三国纷争的破坏。

　　其次，从地理环境看，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依山傍水，北有戴云山横贯东西，为北面屏障，南面为浩翰的大海，东为莆仙平原，西则丘陵起伏，中有晋江流域，造成近400平方公里的泉州平原，为劳动生息的理想地盘。

　　第三，闽越土著势力不断被削弱，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迁徙政策，加上通过设置行政机构强化控制，使泉州一带的闽越土著遭到沉重打击，数量大大减少，已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对南来的中州士民构不成严重的威胁。

　　这些因素的资互作用，不仅使秦汉时已入居泉州的汉人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而且也继续吸引着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汉人不断地进入泉州。

　　中原人不断南迁泉州的过程，也是泉州土著文明逐渐衰亡，中原文明在泉州逐渐扩展的过程。在泉州土著被消灭，被迁徙和流窜山间的同时，由中原地区不断迁徙定居于泉州的外来居民，自然而然地成为泉州的新主人。

（三）中原汉民批量地迁入泉州平原，
大致始于晋室南渡之后。

　　西晋末年，泉州仍较为安定，而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却爆发了诸王混战，史称“永嘉之乱”。中原一部分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迁福建，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汉人入闽事件，其中一部分进入泉州。泉州民间的不少族谱，记载着其家族祖先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中原南渡入泉的。

　　陈云程《闽中摭闻》载：“晋·永嘉（307—312年）时，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绩，鲜有闻者。”

　　乾隆《福州通志·卷75·外纪》引路振《九国志》亦云：“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

　　梁·太清元年(547年)之后的候景之乱，三吴沦为战场，长江中下游一带兵祸连结，建康、江陵、广陵等繁华的城市都变成荒凉之地，大批难民又从长江中下游辗转入闽。

　　这个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屡屡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可以想象魏晋南北朝之时，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

　　黄姓：明·黄凤翥《金墩黄氏族谱序》言：“晋永嘉中，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而我黄迁自光州之固始，居于侯官(今福州)”。《参山二房黄氏族谱》载：今安溪参内乡黄氏入闽始祖为黄元方，晋代入闽为晋安太守，其后裔由侯官(今福州)入泉州在紫云寺一带发展，又称“紫云衍派”，其四支在“四安”(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发展，称“四安黄”。泉州《紫云黄氏族谱·序》载：黄元方的后裔至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于唐·垂拱二年（686年）放弃自宅捐建泉州名刹开元寺，寺成，据传常常见紫云盖顶的灵异，后代便以“紫云”作为该族的堂号。守恭生子四，长黄经分居南安，次黄纶分居惠安，三黄纲分居安溪，四黄纪分居同安（参见《泉州人名录·黄守恭》）。可互相印证。

　　郑姓：唐·欧阳詹为晋江县郑氏季实撰写墓志铭时云：“公讳晚，字季实，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陈国仕辑录：《丰州集稿·卷一四·欧阳詹》）。今永春仙夹乡夹涤村郑氏，为郑樵之后裔，并以郑樵之号“夹漈”而为地名。为晋·永嘉之乱时由河南荥阳入闽的中原八大姓之一，初居侯官(今福州)，后又分居莆田、泉州等地（《三修永春夹涤村郑氏族谱》）。

　　杨姓：泉州《杨氏族谱》称“其先弘农人，永嘉过江，迁于闽越。祖某漳州长史，父某泉州南安县丞”（转引自《台湾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梁姓：《梁氏族谱》称其祖先于“晋室乱离，梁芳以族随晋渡江，大衍于钱塘、合浦间，孙遐仕安帝，恒玄篡，逃闽。……因家南安”（转引自《台湾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陈姓：今南安码头镇新汤、康安两村陈氏，系永嘉元年(307年)由固始入闽，始祖为陈润。其后裔陈振元于明初由漳州而恋汤泉石鼓之胜，遂寓居于汤滨。（《汤滨乡康松陈谱》）

（四）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
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

　　唐初·高宗总章二年(699年)，在闽、粤之交的区域发生“獠蛮啸聚”，时任玉州卫左郎将的光州固始人陈政受朝廷之命，以岭南行军总管的身份，率府兵3600人、副将123人入闽平叛。陈政所部一度曾陷入困境，陈政二兄陈敏、陈敷率58姓军校前来增援。在征战途中，陈敏、陈敷病死，陈政之子陈元光率军南下与父会合。陈政病逝后，陈元光代父职任岭南行军总管，平叛后并任新设的漳州刺史，他与大部军校落籍闽南，建设和开发漳江与九龙江流域，被誉为“开漳圣王”。（参见《泉州人名录·陈政、陈元光》）

　　陈政、陈元光父子率58姓军校入闽，是中原汉人南迁的第二次移民高潮。一些闽南著名的姓氏，大多是在这时入迁的。

　　陈姓：“太始祖讳政公，原系汝宁府光州固始县籍也，股肱唐室，固建弘猷，固赐姓曰唐将军，是朝总章二年(669年)奉敕驻闽，迨厥子元光、珦公，累袭祖职，复进驻于漳城，其丰功伟烈，卓越今古，啧啧载人口碑焉。”（《浯阳陈氏族谱·序》）

　　许姓：《漳州府志》有闽台许氏奉为始祖的许天正传记：“许天正，河南光州固始人，陈元光首将也，从元光入闽，元光有所申请，必讨论而后行。”许天正的后裔不少是客家人，并散居于闽、粤、台各省。如许士彬《高阳许氏族谱考》云：“天正……统领岭南泉军、平泉湖等州……(其)子孙散处于漳、泉、福、兴、永、德、延、邵、汀者，不可胜记。而广、潮、苏、浙、京师、海外，远近名省，亦多有焉。”

　　余姓：“陈元光开漳，已有固始余氏，随之入闽”（《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据《漳州府志》）。

　　戴姓：“唐初有陈元光将佐戴君胄父子，随之入闽开漳，似为戴姓入闽之始”（《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据《漳州府志》）。

　　潘姓：今永春达埔、蓬莱一带的潘氏，其先祖于唐初随陈元光由河南光州入闽，定居于漳州，元时潘银湖由漳州迁居永春，为入永始祖（《桃源潘氏族谱》）。

　　郑姓：“唐·垂拱间（685—688年），陈将军趋闽，郑姓遂星布闽、粤。”（《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马巷《郑氏族谱序》）。

　　施姓：“唐之中叶，始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有秘书郎承公者，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嗣是而子姓蕃衍，支分派别”（杨绪贤：《台湾区姓氏堂参考·施姓》）。

　　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氏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泉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

　　其他如泉州的李姓、吴姓、章姓、曾姓、傅姓、唐姓、庄姓、吕姓、欧姓、潘姓、董姓等，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五）唐末五代，也是北方汉民
入迁泉州的一个关键时期。

　　唐末五代发生第三次大规模的北方汉人迁闽。唐末，北方地区再度出现战乱，人口迁移的幅度极大，一些人为了逃避强权混战引起的动乱，纷纷迁移福建；而另一些在北方地区的边缘性势力，也来到福建开辟他们的生存空间。

　　张姓：泉州张坂张氏的“始祖张天觉，河南光州人，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以参谋削王仙芝之乱，授南剑刺史。及朱温纂唐，便弃官避乱入闽。”（《张氏族谱》）

　　林姓：“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仕客，于（唐）光启乙已（885年）迁福建永春桃源大杉林保。”（《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台北县虎丘林氏族谱》）

　　在此期间，引来北方移民高潮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909—945年）。

　　唐朝末年，中原地区河南光州固始县的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乘唐末大乱，率兵5000人自光、寿两州南下，浩浩荡荡，转战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福建，于唐·光启元年（885年）从汀州进入闽南，受到泉州百姓的欢迎，次年八月，王氏取得泉州，随后占领福州，闽中各地纷纷降服。唐·昭宗李晔只得于文德元年（888年）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随后又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尽有闽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后，其弟审知继位。公元907年唐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封为闽王。审知死后，其子延钧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参见《泉州人名录·王潮、王审知、王审邽》）

　　王潮离开泉州后，其弟王审邽于乾宁元年（894年）继任泉州刺史，历12年。天祐元年（905年），子王延彬再继，在职26年（参见《泉州人名录·王延彬》）。

　　王氏兄弟带领大批中原士民入泉，创建闽国时，泉州地区的地方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且王氏兄弟父子相继主政泉州前后达40多年，当中原动乱战火蔓延，僻远的泉州独能偏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加之王氏折节下士，热情延揽，设招贤院，对士大夫南来者礼遇有加，泉州成了落难士子和文人的最好避难所。大量中原士族大姓纷纷涌入泉州，有名者计十一姓，使泉州出现一个望族聚居的局面，一时人才济济，为八闽之冠，对泉州地区的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文化形成，发生了巨大影响。

　　王姓：《晋江凤头王氏族谱》(乾隆始修本)载：今晋江城东镇凤屿村王氏以唐末王审知为入闽始祖，明·洪武十年(1377年)，第二十二世王宾和始迁居凤里。《金瓯王氏五柱敦项公派家谱》载：今晋江东石镇金瓯(山前)王氏，出于五代泉州刺史王延彬之后，推武肃王王审知为入闽始祖。《峣阳开闽王氏族谱》载：今安溪西坪镇西部的峣阳，为当地大姓，其先祖上溯唐末入闽的王潮、王审知。入居安溪的始祖王佛生，原居福建府长乐县，为防倭事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与弟王兴祖迁居安溪崇信里屯种，“四传”后王毅庵迁居峣阳。《台湾通志·氏族篇》收录的台北县板桥镇《王氏族谱》云：“三十四世晔为光州定城令，因家于固始。哗曾孙曰恁，三子曰审潮、审邽、审知，兄弟有检，王绪辟为军正，以副前锋提兵人汀、漳，遂有闽、泉之地，而审邽之曾孙早晔，又分居泉之西南隅船方巷。”

　　张姓：“世居光州固始，唐未有张延乔等兄弟三人，随王潮入闽，居泉州之惠安、安溪等地，支派甚盛。”（《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台北县《张氏族谱》）

　　庄姓：台湾《青阳庄氏族谱》载：“唐·光启间，始祖森公，王潮之甥也，偕入闽，择居于永春桃园里美政乡，地名蓬莱。”《桃源庄氏族谱》亦载：今惠安县山腰庄氏，其始祖庄森自光州固始入闽，居永春县桃源里蓬莱山，其后裔遍布晋江、惠安、同安、莆田、安溪等地。

　　陈姓：“寻经安禄山之变，中原板荡，留居河南之陈姓，随王潮入闽者，为数似亦不少。”（《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黄姓：今晋江东石镇黄氏，与湖头(玉湖)、永坑合称为“东石三乡黄”，共奉黄龙为基祖。据载，黄龙祖父黄岸先人系于唐末由光州固始避乱居闽（《东石各氏族谱》）

　　李姓：“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随王潮入闽”（《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台北县李氏族谱》）。“其先居住河南光州固始，五季随王潮入闽”（兑山李氏）。今晋江金井镇石圳(圳山)李氏先祖李晦翁，初居砀山，后因中原变故，而侨居光州固始，唐末偕子李乐泉避兵福建，其后裔于元末从福州徙泉州，择圳山而卜居（《晋邑圳山李氏族谱》）。今南安梅山镇芙蓉李氏，先祖为光州固始人，于五代从王潮入闽，其子孙因家于武荣(南安)芙蓉乡（《芙蓉李氏族谱》）。今南安金淘镇李氏远祖系固始人，随王潮入闽，其后裔肇居梅山芙蓉，传至李仰宗时迁居岭兜（《岭兜李氏族谱》）。

　　郑姓：今永春城关东门桃东村郑氏，俗称“东门郑”，出自河南荥阳，入闽始祖郑可远因中原战乱，于唐末随王潮入闽，统戍桃林场(今永春县)，后肇居姜莲龟山坪上，传至四世郑懋为宋·真宗潮阳军都巡检使，告老后卜居今县城东门一带，因地在大鹏山之阳，又取原祖居“坪上”之谐音，故称鹏翔郑氏（《永春鹏翔郑氏族谱》）。

　　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入泉，乔居晋江十七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今安溪湖头镇郭埔(虞都)许氏先祖许侍御为光州固始人，唐末奉旨入闽，镇守漳州诏安，后又迁晋江石龟村。传至许景玉，迁至南安诗山镇钱塘，景玉次子许振奴移居虞都（《湖头虞都许氏家谱》）。

　　曾姓：曾姓为曾参的后代，素有“天下一曾无二曾”的说法。“唐·僖宗光启间，王潮由光州固始入闽，中原士民避难者皆徙以从，曾姓亦随迁于漳、泉、福、兴之间。晋江之曾，始祖延世，为光州刺史也”（《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晋江《曾氏族谱》录《清源曾氏族谱·序》）。今德化浔中镇曾姓，以“武城”为郡望，唐末从王潮入闽（《武城曾氏重修族谱》）。“唐·僖宗光启间，王潮由光州固始趋闽、漳之间，子孙因居焉”（《武城曾氏宗谱》收录韩琦《清源曾氏宗谱·序》）。

　　周姓：今永春桃城镇桃溪村周氏，先祖唐末随王潮、王审知由河南光州入闽，始居莆田。九世孙逊由莆田迁永春盖福，明初由盖福迁前溪之象山（《桃源前溪周氏族谱》）。今德化(铭山)赤水镇铭爱村周氏先祖周梅林，于唐·中和三年(883年)自固始从王潮入闽，居于仙溪(仙游)之东乡，后迁居延平郡之周田(今大田)。南宋时，周少九由大田移居赤水埔之铭山（《铭山周氏族谱》）。

　　苏姓：今德化县春美乡、大铭乡等地分布的苏氏，先祖苏益以都统职随王潮入闽，宋初苏奉礼肇居于德化石城（《双翰苏氏族谱》）。“许国公三子六世孙益，为隰州刺史，随王潮入闽，居泉州同安”（《仙源苏氏源流考》）。“晚生益，唐衰民乱……随王潮入闽”（《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苏氏族谱·苏益自序》）。“至威为隋朝纳言尚书，因数谏炀帝不从，被贬为光州刺史，后即旋回河南固始县林德乡，生五子……续传数世，凡三百余年。至唐末世乱，益公以嫡子孙继承武职，同王潮入闽”（基隆市《苏周连氏同宗起源略录》）。苏廿七郎，先祖苏益，世居固始县三百年，于唐末随王潮、王审知入闽，后居泉州府同安县葫芦山下。为规避赋役，苏廿七郎逃避到泉州府安溪卓源乡新康里溪东宅竹园脚，改为周姓，遂有“武功周”（黄师樵《周氏世系及周百万传记》）。

　　尤姓、沈姓：今永春达埔镇蓬莱村尤氏，源出自沈氏。沈思礼为河南光州固始人，随王审知入闽，升为驸马都尉，因避王审知之“审”、“沈”之讳，改姓尤，定居于武荣（南安）金田，宋初由武荣入永春，明初尤琼由永春的逢壶魁源而居达埔蓬莱（《蓬莱尤氏族谱》）。

　　颜姓：陈元光入闽之后，已有颜氏从之入闽（《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据《漳州府志》）。今永春达埔镇中村的“蓬莱颜氏”，先祖颜洎于唐时由固始入闽，居德化顾杰泗滨，又徙居今永春达埔（《颜氏续修族谱》）。今永春东平镇东村一带颜氏，其先祖颜芳，号教先，由河南入闽，居德化泗滨，传至颜潾，迁居永春清白里（《桃源东山颜氏族谱》）。


　　蔡姓、辛姓：“（蔡姓）本周·姬姓之后……唐时移迁河南光州固始县……唐末避黄巢之乱，迁于福建闽南”（《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今晋江青阳镇普照村蔡氏，为蔡襄（参见《泉州人名录·蔡襄》）之后，其先世于唐末由河南入闽，初居兴化莆田，宋末居晋江青阳冷井水，后又居普照（《蔡氏族谱》）。刘大治《济阳渊源》考略在谈及柯、蔡、辛联宗事，也提到柯、蔡先祖自固始入闽，初居福州下大蹈风陈张鄞乡。其兄弟三人：长兄姓辛，号青阳堂，住惠安、漳州等地；次为柯姓，号瑞鹊堂，住晋江、永春等地；三为蔡姓，号济阳堂，分枝莆田、漳、泉等地。

　　廖姓：“唐·昭宗时，官国子祭酒，朱全中篡唐，避乱入泉，隐于小溪场(安溪)，后嗣蕃衍，居闽南者甚众”《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高姓：“唐·僖宗中和元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淮南西路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福州怀安县风冈……其后遂迁安平（晋江安海），子孙蕃衍，瓜分散处，或居晋江永乐，或迁南安埕边，或赘同安高浦”《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孙姓：“本省孙姓，未修谱牌。相传，其先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乱，南迁入闽，居泉州东门，后迁银邑(同安)之嘉禾。”（《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

　　傅姓：“王审知为泉州刺史，中原战乱，乡人多来依之，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傅懿......等，赖以免祸。”（《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固始县志》）

　　侯姓：南安侯氏始祖侯阼昌，为王潮、王审知的部将，后被委任为节度判官，而卜居泉州。（《侯安侯氏族谱》）

　　刘姓：今晋江英林镇的塘滨刘氏，为彭城派，先祖刘存及侄刘昌，于唐末自光州率部入闽，开基福州凤岗一带，后又分居长乐、福清，其裔孙于宋末元初由福清徙居晋江塔头，历经十世后又分居塘滨（《塘滨刘氏九耀公派斯谱》）。今南安罗溪(古称芦溪)刘氏先祖为唐·尚书刘文静，于唐末入闽，徙居武荣(南安)，其后裔刘恒于宋代为侯林乡开基祖，传至侯(刘)二郎为芦川派之祖（《泉南芦川刘氏族谱》）。今南安码头镇刘林刘氏之祖亦为唐代尚书刘文静，遭谗而子孙逃入光州固始，后易姓为侯，于唐末入闽，后再徙居武荣(南安)，宋代刘恒开基刘林，为刘林侯姓之祖，至民国方易侯为刘氏（《刘林刘氏族谱》）。《宋太学生致政刘公妣太孺人合葬圹志》载：其先祖刘显斋为河南汝宁光州固始人，后梁时为威武军节度使，后受刘隐器重，游宦至闽（《刘氏大宗世谱》载：唐·天佑、（后梁）开平间[904—910年]......避地入闽，居建安，又居莆阳），分二子刘崇安、刘建安居闽，刘建安之后为刘极（《刘氏大宗世谱》载：刘极生于宋·崇宁二年），刘极子为刘锖，其后迁居泉州。

　　吴姓：今石狮宝盖镇坑东村吴氏，先祖由光州固始入闽后，卜居于兴化平海卫。宋元时，吴十七迁居坑东村（《古东吴氏通族谱》）。今南安诗山古宅岭兜吴氏先祖，唐·僖宗时随王审知由光州固始入闽，宋代吴定居今泉州鲤城浮桥镇一带(古武荣黄龙江)，称“黄龙吴氏”。明初吴大冶迁居南安古宅，遂称“古宅吴氏”（《诗山古宅吴氏族谱》）。吴氏“世居渤海，散处中州，其后随王潮入闽，由闽而人于粤之潮、嘉等处”（《崇正同人系谱·卷2》）。“其祖有吴祭者，固始县青云乡铁井兜人，唐·僖宗中和四年，兄弟一行二十余人，住福州侯官县，王审知据八闽之地，仍避地福、泉之间，遂为闽人”（《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本省《吴氏族谱·祭公家传》）。

　　谢姓：今永春坑仔口镇魁斗谢氏先祖，唐末随王潮入闽，始居莆仙，其后谢十五迁安溪，南宋时居永春，由留安居魁斗（《魁斗谢氏族谱》）。“祖为光州固始人，从王审知入闽，始迁泉州之安溪县永安东皋居焉”（《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氏族篇》引《清溪永安谢氏族谱》）。

　　施姓：今石狮永宁镇前埔村施氏之祖施柄，由河南光州固始播迁福清高楼，其后施菊逸迁居晋江南浔(今衙口村)，清初分居各处（《浔海承德堂施氏家谱》）。今晋江龙湖镇石厦村施氏，俗称“前港施”，始祖施典于唐末避乱入闽，屡经周折后择吉钱江而居，故以“钱江”为堂号，数世传至施宽惠开基石厦（《钱江长房派石厦厝后分施氏家谱》）。今南安施氏，其先祖在唐末自光州固始入闽，先居浔海(今晋江龙湖衙口)，后迁居永南（《永南施氏宗谱》）。

　　余姓：今南安诗山镇前山村余氏，其先祖余黄敦本居光州固始，唐末五代时迁居南安新安，后择武荣（南安）之北而家焉，其地号称余山，元时其后裔居诗山（《诗山前山余氏族谱》）。

　　吕姓：今永春蓬壶镇杰山吕氏，先祖于唐末随王潮入闽，先后迁居泉州、南安、永春等地（《杰山吕氏族谱》）。台湾的吕谱中也证明闽台吕氏始祖为吕占，唐·肃宗宰相吕堙之后，世居光州固始，唐末徙居福建泉州府晋江县相公巷，后改居曾埭之草垵。

　　龚姓：今石狮永宁镇沙堤村龚氏因王潮自固始入闽，遂卜居于龚山（《沙堤蓬莱龚氏家谱》）。今石狮永宁镇西偏村龚氏始祖龚十三，自光州固始首居晋江之龚山，以后分居沙堤、南塘、西偏等村（《西偏西房龚氏家乘》）。

　　柯姓：今安溪蓬莱镇蓬溪村柯氏先祖，唐末由光州固始入闽，世居泉州元妙观西水沟巷，元代时柯万山移居蚯城，尊其父柯守顺为始祖（《蚯城柯氏族谱》）。今晋江英林镇埭边村柯氏先祖柯延，于唐末由河南光州固始县从王审知入闽而居南塘，以后又移居柯仓、鳌岱等地（《鳌岱柯氏族谱》）。

　　彭姓：今泉州市洛江区虹山乡彭氏，又称“山顶彭”，先祖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由河南光州固始县迁闽之泉州，复迁城西之南安，宋初移居虹山，虹山开基祖为彭枨（《虹山彭氏族谱》）。

　　宋姓：今永春五里街宋氏，为唐·右宰相宋璟的后裔。宋璟之孙宋易，宋易之孙宋骈为福建观察判官，宋易随其孙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闽，居莆田，为入闽始祖。元时宋瑄由莆田迁永春（《儒林宋氏族谱》）。

　　康姓：今永春玉斗镇桃源凤山康氏，其先祖于唐末由河南光州固始人闽，先定居兴化，后迁安溪感德里。明中期康孟聪迁居永春，为入永始祖（《桃源凤山康氏族谱》）。

　　涂姓：今德化县盖德乡上坑村涂氏，先祖涂建昌随王审知入闽，其一支侨居于浔西上流。开基相卿祖为涂荣礼，明·洪武时正式入住（《相卿涂氏族谱》）。

　　赖姓：今德化县上涌乡赖氏之始祖赖开国，光州固始人，唐·僖宗中和三年(882年)随王审知入闽，拜为福州节度使转琅琊王、居侯官(今福州)孝悌乡感化里。宋末赖十一入居德化县下涌钱塘，其地名为“赖厝国”，其长子赖五一得侯卿之地，遂为侯卿之祖（《侯卿赖氏族谱》）。

　　董姓：今石狮市永宁镇沙堤村董氏始祖董思安，于唐末随王潮兄弟入闽，籍晋江。至十四世董倚鹿徙居沙堤，遂成大族（《开闽董氏沙堤分派宗谱》）。

　　洪姓：据今晋江县英林镇所见八部洪氏族谱看，英林洪开始祖洪朝奉，河南光州固始人，于唐末随王审知入闽，先后在晋江的洪厝、厝迹、英林等地发展，遂成晋江望族。

　　戴姓：今南安码头镇大庭村一带，地处高盖山麓，此山又称诗山。戴氏始祖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随王审知入闽，择诗山之锦坂(今大庭村)而居，遂有“诗山戴氏”（《诗山戴氏族谱》）。


　　泉州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交通比较方便，故在唐代，入迁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很有影响的大姓颜、庄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而现今闽南的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

　　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的不断入迁泉州，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行政县制的设立，是与当地的户口增长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在唐、五代之时，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

（六）宋代，泉州民系的发展相当繁盛。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泉州的地位迅速提高，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天下的望郡行列。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京兆、大名、真定、凤翔、汉中、江宁、江陵七府；兖、郓、青、陈、许、亳、襄、邓、孟、潞、延、秦、陕、潭、杭、越、苏、扬、洪、泉、福二十一州，“知州府，并与三司判官、转运使、副使一等差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这就是说，这时的泉州、福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

　　中州士民徙泉的最后一次高潮是在南宋。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府（今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长江以北往往成为战场，而相邻浙江的福建尤为显得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一带，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加上宋宗室贵族和中原地主官僚，以及不甘受异族压迫的中原人民大批南移流入泉州，使泉州民系的发展相当繁盛。

　　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先将宗室349人迁徙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随迁。“建炎置可之初，宗子仅349人，其后日益蕃衍，至庆元（1195～1200年）中则在院1300余人，外居者440余人，至于今日(绍定年间，1228～1233年)，则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

　　安姓：《安平志·卷7·名宦政绩名臣传》载：安连济，其祖安金藏。安连济入宋为御干，北宋·开宝（968—975年）中徙居安海，繁衍后代。安金藏《新唐书》有传，但其先世族属史乘失载。1981年4月，在河南洛阳龙门发掘安金藏之父安菩（字萨）夫妇墓，出土《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等物。从墓志铭得知安菩“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账百姓归中国”；唐·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内乱，安菩“时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领衙账部落，献馘西京”，帮助唐朝平定内乱。安金藏唐·景云中（710—711年）任右武卫中郎将，玄宗即位后授右骁卫将军，爵代国公。“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同族”（《隋书·西域传》），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之布布哈拉，678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后置安息州。可知安海安姓为安息国人后裔。

　　王姓：今晋江金井镇西坡王氏，始祖王一齐兄弟在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自光州固始南来，暂寓福海庵。（《晋邑金安王氏二房三派西考分族派谱》）

　　陈姓：今石狮永宁村(鳌城)开基祖陈成庵源出河南光州固始县颍川派下。陈成庵为宋代礼部侍郎，受命镇守永宁卫，遂携眷在此定居，已达二十余世（《鳌城陈氏大宗族谱》）。今晋江金井镇溜江，俗称溜澳，其陈氏始祖上溯河南光州固始，其名讳莫能稽考。宋初金紫光禄大夫陈仲夏，为政失落，为兴化军(今莆田)州事。元时陈恺自莆田迁晋江，遂有溜江陈氏（《溜江陈氏族谱》）。今德化县浔中镇陈氏均来自河南固始，宋代有侍郎陈三郎居家晋江围头陈卿村，其后裔陈朴庵于元代晋江迁居同安，明·正统甲子(1440年)陈朴庵之孙陈质来、陈顺德由同安衍居德化，自此陈氏在高阳、乐陶播迁发展（《高阳、乐陶陈氏族谱》）。今晋江东石镇平坑村陈氏始祖陈九郎，光州固始人，为宋代宣教郎，元·至元年间(1217-1294年)迁居安溜门头，门头(文头)陈氏后分居平坑，遂有平坑陈氏（《太平康陈氏公谱》）。

（七）宋、元，泉州海贾留居海外。

　　泉州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勇于冒险。自唐宋以来，泉州人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泉州以其优良的港湾，成为闻名世界的国际贸易港口，当时的记载称“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舆地记胜·卷一三○·风俗形胜》）。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考十六》）。但仍然阻挡不了泉州人追求财富的决心。

　　宋·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把泉州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说的最为明白：“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不博黄金不博诗”（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泉州南廓》）。

　　有充分证据说明，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泉州人向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地迁徙。而元代征爪哇时，自泉州出航，作战失败，军中病卒数百人均留在当地，成为华侨。当时，在东南亚从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国”成家立业，开店贸易。

　　近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ifangFranke）利用所搜集的东南亚古代汉文碑刻资料论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况。据他所述的资料，元时东南亚早有中国人的墓碑、庙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证明当时在东南亚留居的泉州人已经不少。[傅吾康（WoifangFranke）：中文碑铭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外交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泉州人侨居海外有其时代的特点：

　　首先，这个时期侨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临时性的，而且除了特别的原因（如元兵因失败、重病而无法回来）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发展。

　　其次，当时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许商人自由活动，所以他们从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较大。

　　另：满族粘氏入泉

　　元末，元朝大将、满族人完颜·粘博温察尔为避北方农民起义锋芒，举家南迁流寓泉州。时泉州反元烽火正炽，完颜·粘博温察尔的后裔为避忌讳，不姓完颜而姓粘，一直沿袭至今，粘姓遂为泉州满族大姓。现在，满族粘氏主要居住在鲤城区、晋江市龙湖镇和石狮市永宁镇。

（八）海丝之路的包容——蕃商“住唐”

　　　蕃商“住唐”泉州城，为时甚早。中唐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全唐诗·卷208》）。“十”对“百”泛言其多，但必然包含已有一批第一代外侨长住泉州的历史真实性。

　　唐·武德年间（618～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病逝葬于东郊灵山（参见《泉州古墓·圣墓》）。当时泉州应该侨居着不少的伊斯兰教徒，这些就是泉州回族的起源。

　　宋代以降，刺桐港“航海皆异国之商”（郑侠《西塘集·卷6·上泉守蒋大夫》），海外贸易趋发达，蕃商来华势必日众，“夷夏杂处”（郑侠《西塘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民夷杂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蕃商杂处民间”（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大猷）行状》），不可避免。

　　历史事实表明，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左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迨南宋季年，“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藩人巷”（祝穆《方舆胜览·卷12·泉州事要》）。显而易见，“蕃人巷”习惯语或专有名词的广为流传，自是经过年深月久时间的沉淀而成。这片聚居街区随着蕃商“住唐”人数的递增，溢出镇南门，向东迤逦于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里繁华。

　　北宋·徽宗大观、政和（1107-1117）年中，“土生蕃客”渐多，宋廷允许设立“番学”（蔡*《铁围山丛谈》），以便其入学就读。

　　在“蕃人巷”内外，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到庙宇林立，蕃商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病殁，则又可以其本国习尚举行葬礼，建筑坟墓。高宗绍兴末年，蕃商又捐资在城外东郊兴建公墓。

　　当然，“蕃人巷”在北宋·宣和（1119—1125年）年中即已拥有五十万人口的泉州城内，只是一个小聚居区。从宏观鸟瞰，依然是“夷夏杂处”，整个泉州城“廛肆杂四方之俗”，岁月流逝，互相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

　　元代中国一个新的民族成份——回族，以部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或部落的蕃商为主体，基本上了有雏型。

　　宋、元时，回族先民一部分由“海上丝绸之路”，从阿拉伯、波斯等地经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到泉州；别一部分由金吉带领西域军队，经邵武入福州、泉州等地。

　　晋江陈埭丁氏回族始祖赛典赤·赡思丁（参见《泉州人名录·赛典赤·赡思丁》），原是阿拉伯人，于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在朝居官。元末战乱，赛典赤·瞻思丁来泉经商，易朝时避居于晋江市陈埭，留一丁字为姓。其后裔后散居泉州、惠安等地，与当地人通婚繁衍，泉州市的回族多是其后裔。

　　元朝蒙古人和色目人联合对南方汉人（南人）的统治，促进了泉州对外交流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多元状态的发展，但从更广泛的地域看，同时也造成了汉人与非汉人之间深刻的民族紧张情绪。明朝建立后，明初统治者利用这种民族情绪，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排外运动。

　　泉州《清源金氏族谱》载，明兵入泉时，“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肉于猪槽中，报在宋行杀逆也。”在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及其混血的后代，或被杀灭，或被迫逃亡，其宗教崇拜场所、居住区、墓园也广遭破坏。

　　在国家压力的迫使下，阿拉伯、波斯商人及其后裔，不得已逃离泉州城区，向山区和海边的荒僻乡村移民，甚至离开泉州，逃往其它州县。

（九）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
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

　　（一）人口移动特点

　　从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时期那种人口海外自由活动的环境不复存在，泉州民间的第一种反映是成规模的海上私商与海盗的兴起（参见《海丝之路·私商与海盗》），第二种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区人口移动历程的第二次重大变动。

　　泉州地区人口移动的第一次重大变动，是起于晋室南渡止于五代的多次北方汉民入闽运动组合。这一次重大变动，引发了泉州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而明、清时期的第二次人口移动重大事件，不但不是社会经济的开发性动力，相反则是泉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步入式微阶段的社会反弹。

　　在中国移民史上，大规模的向外（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为生存压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迁入泉州这个边陲之地，就是因为当时中原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土地矛盾、人口压力等频繁发生，迫使民众向未开发之地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明、清时期泉州之所以出现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泉州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的地方了。在这个时期，泉州充满了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导致的矛盾。因而，向中华帝国的外部迁移，成为许多人寻找生存空间的基本手段。

　　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整体上说泉州人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晋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各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别。

　　大体言之，比较靠近大海的，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敦朴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晋江、同安等县，“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滨于海，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慑。”而内地如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条本薄末，有幽凤焉”。

　　（二）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癸巳（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

　　明·长乐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仅实行海禁，还禁止海外移民。因此，这个时期的移民与海上私商和海盗势力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与国内政治压力下出洋寻求发展机会的目的息息相关。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宾和日本，与前两者为主。

　　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以前，中国商人早已有侨居菲律宾的。这些商侨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带，散居菲律宾岛屿之间，主要从事商业贸易。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人数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业者和渔民。

　　当时的泉州侨民已经在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社区。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海外贸易中保护侨商的利益，另方面也为了在侨民中维护正统秩序。这是因为泉州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不仅要受到官府的压制，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样造成闽南人嚣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竞胜于讼，竞利启棼，鼠辈因凭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视音劣为奇货。……以夷为市，子母即赢，因而机械百变，此漳与四方之所异也。”没有一个自治权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发展的。

　　到16世纪70年代以后，华侨的势力在菲律宾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恐慌。为了控制华侨，他们利用传教向华侨灌输殖民主义文化，同时禁止华人经营零售商业。

　　当时的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必须同时面对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商盗的挑战。嘉靖（1522—1566年）以后，尽管明政府加强了海防控制，这些商盗集团在势力上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一些集团甚至在东南亚各地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压制中国商盗的海外扩张力，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处处设防，勾结明政府对他们加以围剿。

　　在同一时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迁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经过南洋诸国周转而去的，即谢肇制《五杂俎》所谓“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当时，明政府因为倭患问题（参见《泉州典故·倭患》），严格禁止商民与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经常以去南洋为借口，获得官府许可出境，然后辗转到日本。在日本，许多泉州商民与当地人成婚，也有许多人在当地定居并发展家业。他们利用与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属和家族亲缘关系，与内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

　　（三）明·晚期

　　明末，郑芝龙为首的海商军事霸权集团逐步形成（参见《泉州人名录·郑芝龙》），控制着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郑氏集团早期已经利用海上势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迁。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占据台湾北港。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正值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遂在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使泉州出现第一次移民台湾的高潮。去台的泉州移民有的携带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台，有的单身前往在台长住。

　　这一时期，泉州商民移居东南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史载，明·万历间（1573"1620年），漳、泉民贩吕宋（今菲律宾），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拥贾杂为生。《明史·卷323》云，在菲律宾，“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

　　仅从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的几次大屠杀，可知泉州华侨之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进行第一次大屠杀，有2.5万人被杀害，泉州府籍死者甚众，致使晋江安海等处“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几人称寡”。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吕宋华侨进行第二次大屠杀，有1.2万名华侨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此后至清朝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共进行五次大屠杀，数万名福建华侨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四）畲民入泉

　　明代，畲族自湖南迁移泉州，散居各地。畲族自称“山族”，古称“五溪蛮”。明·正德七年（1512年）盗起，原住惠安的畲民星散四方，其中一支卜居在双髻山、丰山下村落，繁衍生息，洛江区河市、马甲镇因之成为畲民聚居最多的地方；另一支散居南安市码头镇，安溪县官桥、白濑、剑斗、湖上等乡镇，永春县达埔、东平乡和德化县霞碧、葛坑乡等地。

（十）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
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一）迁居台湾

　　清初，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参见《泉州人名录·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4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此时，清政府在北起辽东，南至广东，对沿海居民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参见《海丝之路·迁界》），把各省沿海30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禁止船只出海，在沿海地区发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离失所者众多。

　　郑成功在台湾一方面实行军屯，另方面从福建沿海招集“迁界”后流离失所的流民，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政策，到台湾参加开垦，使泉州出现了迁台的第二次高潮。

　　在同一时期，向吕宋等东南亚各国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续，数量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个时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迁界”之害的民众，与海上商盗关系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郑成功海上政权败局已定，清廷开始在沿海地区复界，重新从内地把人民迁到沿海居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四口岸开放对外贸易港口，并对海外商船减少关税。然而，这些政策只维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后，即重新对海上贸易加以严厉打击，也对海外移民实行严厉限制。在康熙、雍正年间，三次严申禁令，企图杜绝沿海人民“偷渡”去台。但是，实际上根本无法阻止泉州的去台移民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开放泉、台通航对渡（参见《泉州史迹·蚶江海防官署碑记》）。在控制放松的情况下，泉州向台湾的移民出现了第三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使台湾得到开发。（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如清·嘉庆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里（今虎邱镇）卓源周氏部分精壮族众移居台湾淡水大加蚋堡东门外三板桥，开垦原野，从事农耕，逐渐蕃衍，成为台北望族。

　　与此同时，随着汉人移民入台，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台湾，确立“以台治台”的政策，把郑成功遗留势力迁回大陆，派福建班兵驻台防守，对台湾人事制度实行特殊政策，将其列于福建属下，对人员进行频繁调动，在民政方面广泛实行保甲、里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设军事防线。（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这一时期，移民有的单身前往，有的举家入台，而移民社会身份背景也从流民转变为包括士绅阶层。随着台湾地方政府的设立和士绅阶层的入台，清代正统制度和文化也逐步移植到台湾。台湾科举制度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追求功名，促使以“四书五经”为象征的国家正统观念体系成为渗透性极强的文化。

　　至于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二）移居海外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者尤多。”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制造“红溪惨案”，屠杀华侨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晋江人。

　　直到光绪年间，在吕宋的华侨人数还很多。《清史稿·卷119·职官志》云：“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即大吕宋也。明·嘉靖初，据南洋之蛮里剌（马尼拉），是为小吕宋……光绪六年（1880年），小吕宋华民请设领事，不果。光绪十三年（1887年），置小吕宋总领事。”

　　据本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八百多户六千多人，而国内仅有二千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四千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三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城效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三百人，而国外人口则达六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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