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在宜昌前坪（谭家包）一小山包上清理出西汉墓葬10余座，在好几座墓中都出土有“许氏”的铭文印章

华婷

                    三峡历史与考古文化



第一节三峡地区历史



一、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三峡地区位于长江上游的下段，属于我国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地带。东与富饶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相连，西接重庆市城区东部铜锣山脉的南麓地区，武陵山、大娄山余脉位于其南，北靠大巴山山脉，伏卧于三峡腹地自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巫山山脉被由西向东的长江拦腰切开。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8°09ˊ—32°12ˊ、东经106°54ˊ—112°04ˊ之间。总面积约5.67万平方公里。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稍冷、夏炎热、四季分明。

旧时所谓的三峡地区指的是西起奉节瞿塘峡口处的白帝城，东起宜昌西陵峡口处的南津关的狭长地带。因三峡库区西起重庆市江津，东到湖北宜昌市的三峡大坝，故本文论述的三峡地区西部包括重庆市的黔江地区、涪陵地区、万州区；东部包括湖北的恩施州、神农架林区、宜昌市。这一区域地理结构复杂，山区覆盖面积大，地势属于高峰峻岭、低山峡谷相连地带。其中山地面积约占69%，丘陵面积约占27%，平原、平坝、盆地面积约占4%。海拔多在500—1500米之间。自奉节以东是几大著名的峡谷地带，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峡谷与宽谷相间排列，其中峡谷地段总长约90公里，宽谷地段总长约103公里。

三峡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主要资源特征为：水能资源蕴藏量大，生物资源品种繁多，农林特产丰富，矿产资源种类齐全、非金属矿产藏量等也十分丰富。如水能资源：除长江外，其流域面积大于5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450余条，总长度达12700多公里。据勘查，三峡地区各个地质时期的矿产都有积聚，品类多达60余种。仅金属矿藏就有铁、铜、铅、锌、铝、金、银、锡等多达20余种。又如动物资源类方面，兽类有80多种，鸟类231种，爬行动物类27种，两栖类20种。

三峡地区的经济以山地农业经济为主，在农业种植方面的主要有玉米、水稻、小麦、土豆、蚕豆、红薯等。在当今的三峡区域有三个商品粮基地被列入国家“七五”计划之列，即开县、梁平、垫江；后又将宜昌、忠县、涪陵、利川、秀山确定为“八五”计划的第一批国家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之一。三峡地区幅员面积多达有5.67万平方公里，然而总人口只有1780.22万人，人口平均密度超过全国一倍多，每平方公里人口为250人。耕地仅153万公顷，人均耕地只占0.09公顷。工业经济总体上比较落后，除重庆外，其他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设备陈旧落后。正因该地区里生产水平不高，经济比较单一，综合管理水平低等原因，使得现在的三峡区域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普遍低于川、鄂两省平均水平及全国平均水平，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且是我国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1)



二、各阶段历史概况

（一）史前时期

据考古发现资料可知，人类至少已经有了三百多万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东部奥杜韦峡谷发现的人骨化石（编号“1470号”），距今年代约240万年左右。目前亚洲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地点是1985年和1986年在三峡地区巫山县龙骨坡，人类化石距今年代约204万年。“巫山猿人化石”及洞穴居住遗址即是人类在三峡地区活动的历史开端，在这里还发现有当时人类进行加工过的石器。

三峡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遗存基本上都有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三峡地区开始进入到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社会，考古学文化中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人类已基本上从山洞逐渐移居到三峡地区长江及支流沿岸的山前台地和缓坡地带活动了，人们聚集而居，一座座村落遥相呼应，在这些村落里已开始有了房屋，人们利用江边上的砺石修理石器，由过去打击制作粗糙的石器逐渐凿磨出较精致的石器，并开始制作陶器。磨制石器、陶器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迈进的重要标志。

三峡地区劳动人民在旧石器时代主要以狩猎和采摘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捕鱼业占居了一定的位置。三峡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出土的用于狩猎、捕鱼的工具，如石箭镞、骨镞，可以说明已有了射杀性的弓箭，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创造发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

三峡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遗址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锄、铲、镰等，1979年在中堡岛遗址发掘的250平方米大溪文化地层中出土用于农业生产工具多达3000余件。在不少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较多的猪、狗、牛、羊等家畜动物骨骸，有的陶支座还特别制成猪嘴形，宜都红花套遗址大溪文化陶器的陶胎中、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见有稻壳和稻杆遗迹，出土的彩陶片上有的还描绘出谷穗纹。在枝江关庙山遗址发现一座大溪文化房址（F22），房址墙基有用稻草壳加黏生土抹平表面的遗迹。不仅如此，在宜都城背溪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陶器（片）上也发现有稻壳痕迹。这些考古发现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的原始人们已从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选择在较理想的地方长期居住。农业种植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西陵峡的东面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就开始了栽培水稻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居住地，农业种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这又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二）夏商时期

夏时期在三峡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巴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的较早的文献记载，同书《大荒西经》中记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抵……。”《海内南经》中记云：“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丹山、丹阳其地都在巫峡和西陵峡地区。由此类文献记载可知，夏代时三峡地区的巴人与中原华夏族已有了密切的联系。

对于巴人的起源，文献中多记载其祖先是“廩君”，尤其是汉代以来，无论是正史还是佚史中都有不少的记载。据《世本·氏姓篇》：“廩君之先，故出巫诞。”这是说在廩君之先还有“巫诞”族。而所谓“巫诞”的“巫”字，多是指巫山地区，应劭谓：“夷水出巫，东入江。”夷水（指清江）其上游连着川江（今重庆）的群巫之地，这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有明显记载。廩君巴人在夷水活动的历史，考古发现资料中已有证实，如在长阳渔峡口发现的香炉石遗址，就是一处非常典型的夏商时期的巴人遗址。

这一时期，三峡地区有较多的原始部落群体在这里活动，如廩君在长阳渔峡口地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时，曾战败其他四个部落以后才登上了首领位置。《山海经》中记载长江三峡地区有若干个群巫原始部落群体相当于中原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在三峡地区已多有发现，应是早期巴人遗址。到了商代，巴人的东面与两湖地区的民族联系密切，西面又与古蜀国民族友好交往，北面的汉水上游地区也是巴人活动的范围。近年对汉水上游的城固宝山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商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有很多陶器的器形、制作风格包括纹饰等都与三峡地区（尤其是西陵峡地区）同时期陶器相似。宝山遗存应属于巴文化的性质，城固宝山应是商时期巴族在汉水上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区(3)。这说明，商时期汉水上游曾是巴族的活动地。

三峡、鄂西、汉水上游地区巴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原殷商帝国的密切关注，为了能统治巴族，殷商王室曾多次派军队南下征伐，河南殷墟甲骨卜辞中屡载有当时商王武丁南征巴方的历史事件。商代末年，西边周族的武王亲自率领的联合队伍东征“伐商”（历史上称“伐纣之役”），队伍中就有巴人军队参加，据文献中记载，巴人师旅作战，步调一致，阵容严密，动作整齐，前后呼应，进退有度。史籍中屡有所谓“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4)，记载的就是当时巴人军队在作战中的历史场面。

近年来在万州塘坊坪遗址的夏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发现有小件铜器和铜矿渣，表明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已开始有了冶铸青铜器的历史。经济方面除了以捕捞、狩猎以外，已开始有了对水田的栽种技术，在万州中坝子遗址商时期文化层中就发现有水田遗迹。这是截止目前考古在峡江地区发现最早的水田遗迹。

（三）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三峡地区巴人因在殷末参加了周武王伐纣战役并立了大功，故被周王室分封巴为姬姓诸侯国之一。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指的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封宗姬，建姬姓巴国一事，《正义》在解释《左传·昭公九年》周詹桓伯时称：“及我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这时期巴国的国都可能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下半城。《汉书·地理志》中曾云：“巴郡，故巴国。”《左传·桓公九年》杜注：“巴国，在巴郡江州县（今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

约自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北方中原发展而来的楚国，先在鄂西北的荆山一带立足，《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春秋晚期右尹子革曾对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经熊绎六传至熊渠时，疆域包括长江中游至汉水，鄂西地区的沮漳二水也是在楚国版图内，由北至南，纵横千里，由东向西跨越也达千里之余，并沿着长江通道向西征伐巴国。到了西周晚期，经过近百年楚巴双方在西陵峡地区的交战，最终整个西陵峡地区包括清江中、下游地区皆被强大的楚国占领，除巴人逐渐沿江向巫山以西地区迁陟外，原活动在三峡东部地区的夔子国、庸国以及一些小部落等皆都臣服于楚国了。

古时候的三峡地区是我国盛产食盐的重要地区，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曾指出：“四川盆地（包括三峡地区）原是侏罗纪内海，沉积有近两万万年的盐质，其上部的白垩纪岩层，亦还夹杂有部分盐层。”(5)我国古代不少文献都对三峡地区产盐的历史有过载述，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地古代劳动人民开采过的“盐井”遗迹多有分布。近年来在忠县哨棚嘴、中坝等遗址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堆积中出土大量的尖底杯，数量占所出陶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据研究，这种尖底杯多与当时煮盐有关，可见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对盐的认识及开采有着悠久的历史。

（四）春秋、战国时期

这时期的巴国以重庆市（江州）为政治中心，其疆域北接汉中，东到奉节，南至贵州北部，西达宜宾。经先前商、西周先辈们的着力经营，同时巴国又吸收了大量楚文化的新鲜血液，北方中原秦文化也对巴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急剧提升，军事武装势力更加强盛。为了对付东面的楚国入侵，巴国特在清江中游、瞿塘峡西口派重兵设防，《水经注·江水》中记载：“昔巴、楚数相攻伐，籍险置关，以相防捍。”又《华阳国志·巴志》载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

巴、楚两国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密切，历史悠久，又互婚姻，史籍中所载“战国时，尝与楚婚”(6)即指此，但两国之间又时而干戈相见。《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松滋），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战国中期，楚已将势力扩展到了瞿塘峡以西地区，在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都发现有成批的楚墓。如在忠县一墓地中，清理出战国中期的墓葬多达30余座，墓葬内一般都放置有作战兵器，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当时楚国的远征军，他们在与巴国交战中身亡后葬入此地的。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逐又征夜郎，至滇国。总之，这时期，巴国遭受到了楚国致命的打击，使得巴王室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的不断迁徙，也就是楚不断进迫的结果。”(7)可以这样说，当时巴国南半壁江河基本上都被楚国占领，唐《十道志》载曰：“楚子灭巴，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

三峡地区居住着若干个族群和种族集团，它们被中原华夏民族称之为“蛮民”。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有濮、賨苴、共、奴、獽、夷之蛮。”在这些民族集团有大有小、势力有强有弱，象巴县冬笋坝、云阳李家坝这样范围较大遗址、墓地，其居民可能是属于巴国的主体族群或种族集团，即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廩君蛮”和“板楯蛮”。居民姓氏，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这些姓氏在当时来说都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群体的，这几大姓氏中又以巴姓者势力最强，其余四姓皆从属于巴氏。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对盐业的开发、以及制盐的技术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由于楚国不断向西拓展疆土，一些巴国的盐场也随之被楚国控制。三峡地区巴国一些盐场的丢失，不仅使巴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等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也使得长期以来依赖于巴蜀地区供济食盐的北方秦国，其民食盐的来源也被割断。自然，秦国为了解决本国人民食盐问题，这就不得不出兵与此时期占领着三峡地区盐场的楚国作战了。后来，秦国使者李冰（蜀郡太守）领导蜀地人民一起沿着三峡巫、巴先民开采泉盐的路子，受着其丰富的历史经验的启迪在蜀地广都开凿出盐井，加之此时期三峡地区也已被秦国占领，三峡地区盐场被秦国控制，这才使秦国人民食盐问题得到了缓和。

战国中期末（公元前316年），北方中原的秦军（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等首先灭掉了蜀国，接着，秦军又攻克了巴国的阆中地，挥师南下，“击夺楚巴，黔中郡”，巴国东部的楚国面临着强大的秦军入侵，也处于节节败退的状态中，于是，南面的楚“商于”之地（黔中郡）、北面的汉中、东面的巫峡、西陵峡等地区相续被秦军占领。从此，三峡地区的巴国、楚国与蜀国一样都归属于秦国统治了。

（五）秦汉时期

秦统一了三峡地区的巴、楚以后，在原巴国之地推行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制度。早在秦惠王后元（或称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秦就在原巴国地区置巴郡。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巴郡，秦置。”《水经注·江水》记云：“秦惠王遣张仪等救苴侯于巴，仪食巴苴之富，因执其王以归。置巴郡，治江州。”在汉水上游，秦置汉中郡。现在三峡地区的一些县（市）地名基本上都是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定名，只不过后来有的地名改了，也有的移居故地。如朐忍：后改名为“云阳”；枳县：后改名为涪陵；宕渠：后改名渠县；鱼复：后改名奉节；巴东、建始、恩施、秭归、长阳、宜昌皆属南郡。南郡即今江陵。巴东，秦汉属南郡巫县；建始，秦属黔中郡，汉属南郡；恩施，秦汉属南郡，三国及晋属建平郡；利川，周时属巴国地域，秦时属黔中郡，汉时为南郡蛮地；秭归，秦置秭归县，属南郡；长阳，秦属南郡，汉置佷山县，随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改佷山为长杨县，唐时改长杨为长阳；宜昌，古称夷陵，秦汉时属南郡。东汉末年，过去的州由监察区演变为政区，于是形成州、郡、县三级制。这时期的三峡地区分属于荆、益二州。荆州管辖为南郡，益州管辖为巴郡。

汉代，三峡地区的人口增多，据《汉书·地理志》大致上可知：西汉元始二年，三峡地区的人口约为506019口，人口密度约为5.4人/平方公里。东汉时期人口大增，据《后汉书》卷32、卷33《郡国四》、《郡国五》中记载大致上可知：东汉永和五年，三峡地区的人口约为694955口，人口密度约为7.22人/平方公里。这一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直接受到汉政府（中央）的管辖，故多有汉族官员、人民移居到此。如在宜昌前坪西汉墓地中出土有数枚“许氏”家族的印章，这些许氏家族墓葬皆集中而葬，有的占居着一个山头。许氏当由中原地区移居而来。此外，汉政府也曾将巴蜀地区人民迁居异地，如汉高祖时，高祖为了平定关中地区，曾征发巴蜀士卒迁于商洛地区。东汉时期，汉政府从三峡地区向江夏徙置大量人口，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至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7年）南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口置江夏界中，今（东晋）沔中蛮是也。”

两汉时期，三峡地区逐渐纳入到祖国大统一的汉文化洪流中。从秦始皇至西汉末，三峡地区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然而，到了东汉时期，三峡地区发生了两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一是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公孙述在成都自立天子，国号“成”，号称“白帝”，据蜀12年，长江上游皆为公孙述直接管辖。这期间，公孙述数次使将士东出三峡，建武九年更派万大军顺江东下与前来伐蜀的汉军在西陵峡口东面的荆山、虎牙山一带交战，后惨遭失败，东汉大军入江关溯长江、岷江而上，直抵成都，经长达近两年的征战，于建武十二年十一月，蜀公孙述战败而亡。二是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孙权所部夺取了荆州，蜀汉大军从樊城退兵，部下将士多归降于东吴，年底关羽在回马坡（湖北省远安西南）被吴军俘虏杀死。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所部为夺回荆州，替关羽报仇，亲率大军由川东东下征讨孙吴。次年二月，进兵夷陵，在猇亭与吴对擂，后败退奉节白帝城，后病死于永安宫。这一历史时期有影响的人物甚多，东汉时期的严颜（时任巴郡守将）、甘宁（三国时曾任西陵太守、折冲将军）、董和（公元214年，被征为掌军中郎将）等皆是。尤其两位女性值得一提，一是秦代巴郡人巴清，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矿业家，女实业家。主要开采丹砂（一种水银矿）。二是西汉南郡秭归（今兴山）人王嫱，字昭君。西汉元帝时宫女，后为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六）三国两晋至隋唐时期

东汉末年，三峡东部的宜昌爆发了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战后，蜀汉政权与东吴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北方魏国，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也颇为频繁。广阔的巴蜀地区在蜀汉政权的治理下，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历史时期，尽管也有东汉末三国初的“百里洲浮桥之战”，蜀汉延熙十一年（公元248年）后主刘禅平定涪陵属国（后改为涪陵郡）豪族徐巨的反叛等大事件，史书上“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评述不谬。三峡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仍是州、郡、县三级制，整个三峡地区分属于吴、蜀两国管辖。其中的巴东、涪陵、巴郡为益州管辖，宜都、建平郡为荆州管辖。

两晋时期，三峡地区的地方政区制度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其中属于梁州的有巴、巴东、涪陵郡；属于荆州的有建平、宜都郡。后巴东及其以西的涪陵、巴郡划为益州，建平、宜都郡仍属荆州。西晋王朝建立，晋武帝司马炎巩固统治地位后加速了统一天下日程。公元269年，参军王濬出任巴郡太守，他领导的巴郡水军作战时英勇顽强，在灭吴战争中离下了很大的功劳。西晋末至东晋初，巴、巴东、涪陵郡先后入成汉之荆州，东晋初，瞿塘峡（鱼复）以西的三峡地区为成汉管辖，瞿塘峡以东的三峡地区为东晋管辖。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定蜀以后，三峡地区又分为巴、涪陵、巴东、建平、宜都郡。其中巴郡、涪陵郡分属益州，巴东郡、建平郡、宜都郡分属荆州。

社会经济方面，据《蜀广记》卷64中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人赖以充实。”农业耕种仍是刀耕火种，主要粮食作物有小米、豆类、稷等，水稻少量。另外，采摘、捕捞、狩猎仍占有一定的位置。农副产品丰富，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土植五谷，性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有“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此外，酿酒业在这时期也很兴旺发达，有誉名全国的“巴乡清”，《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中记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产品开始用于赋税之资或上贡于朝廷及地方政府。

隋唐朝时，活动在三峡地区巴族中有田、向、冉三大姓氏，据《旧唐书?李靖传》曰：“萧铳据荆州，（李渊）遣（李）靖安辑之，轻骑至金州（今陕西安康），遇蛮贼数万屯聚山谷。会开州蛮冉肇则反，率众袭夔州。”又《新唐书?杨思勗传》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五溪首领覃行章乱，沼思勗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章。斩首三万级……。”这些都是记载唐初及盛唐时的历史事件。隋唐地方政区制发生了变化，此前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郡）、县二级制，三峡地区分属荆、峡、信、南、开、临、渝等州。唐开元以后，地方政区制又有变化，演变为道、州（郡）、县三级制。三峡地区分属有荆南道、山南西道、剑南东川道。五代十国，三峡地区地方政区制度基本上仍沿袭唐制，三峡东部地区自归州以东属南平（荆南），三峡西部地区自夔州以西先后属于前蜀、后唐、后蜀。历史再演变到了宋代，地方政区改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制。

城镇建设方面，早在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沿江的一些平坝、岛、山前台地、缓坡地带居住，并形成了一个个占地面积较大的聚落，为后来三峡沿岸地区城市、集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在长江支流上也分布有几座城镇，如北井县城，泰昌县城、汤溪盐场等即是如此。不过，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三峡地区的一些城镇占地面积都不太大。如以隋唐时期三峡地区较大的峡州郡，郡址在今宜昌市西北下牢戎（溪），为一沿江而建的小城，贞观九年，从下牢戎移于今宜昌市。其人口，唐贞观年间近2万，降至北宋时，峡州夷陵有“县民一二千户”。其城池“周长八百三十六丈、高二丈二尺”，也不过是一座小城，城内人口也不足二万。再如古渝州城，公元742年—758年，渝州曾称为“南平郡”，后因这一地区僚民很多，故唐代又称之为“南平僚”，宋代又称之为“渝州蛮”。《新唐书·南平僚》中记载说：“南平僚者，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户数及人口大致与峡州户数人口相当(8)。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居民除部分较偏僻的山区外，其他绝大多数地区都汉化了。

社会经济方面，这时期仍基本上与先前时期一样，渔猎、采集仍在生活中占较大的比例。农业种植仍普遍采用传统式的刀耕火种，如《太平寰宇记·东湖县》记载：峡州“男子刀耕火种”。明代天一阁所藏嘉靖《归州志·风俗》中载述“刀耕火种，以渔猎为业”，嘉庆《四川通志·风俗引旧诗》记云，夔州“民烧地而耕，谓之火耕”，《舆地纪胜·涪州》中云：“其俗刀耕火种”。人口有增加，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万县地区夔、万、忠、开四州有人口174139。农作物以黍稷、菽粟为主，水稻作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苎麻、葛等，尤以茶叶生产为盛。





第二节三峡地区考古文化



一、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

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建国前仅做过零星的调查，如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学者格尔阶·纳尔逊（N.C.Nelson）、传教士埃德加（J.H.Edgar）等先后到三峡地区实地进行考察，发现了大溪、跳石、碚石等文化遗址，并获得一些动植物标本和化石资料，至今这些标本仍珍藏于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9)。

不过，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祥瑞志》中就曾有记述：“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间，……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蜑人以为神物奉视之。”又如南宋时期的《容斋随笔》（洪迈著）中也曾记载有在湖北长阳境内发现过铜虎钮錞于两件。这种形式的青铜器出土，一非正式发掘，二没作具体研究。那个年代里的学人对出土的这些青铜器称之为“神物”，自然这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而现代意义的考古应是人们为了认识人类发生和发展而进行的有目的的科学发掘。但古人能将这些青铜器给真实的记录于史书中，这为后来人们对三峡地区文物考古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先后对三峡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文物调查无数次，参加单位主要有四川、重庆、湖北、北京等地有关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20世纪50—80年代初，大规模考古发掘的项目主要有，1959年、1975年的巫山大溪遗址发掘。1972年、1980年、1983年数次对涪陵小田溪古墓群的发掘。1971—1981年多次对宜昌前坪古墓群的发掘。1973年对宜都红花套遗址的发掘。20世纪80年代对著名的宜昌中堡岛、杨家湾，秭归朝天咀、柳林溪等属于长江葛洲坝水库淹没区（巴东以下）的文物遗迹（古遗址、古墓群）的发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配合三峡大坝水电工程建设，由国家文物局出面陆续从全国调集了近百家从事文物、考古、地质地理、古生物、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员，从祖国各地汇集到三峡地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物考古发掘队伍。目前，自西起重庆，东到宜昌的长江沿岸（包括支流）地区。文物考古发掘队正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到处可见到田野考古队忙碌的身影。

据解放以来的文物调查、勘探资料，在三峡大坝施工区和淹没区内分布有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群）共829处，地下文物埋藏总量面积多达3000余万平方米；地面文物（含水下）共453处。在829处古遗址和古墓葬群中，旧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遗址、墓葬（群）约700余处。秦汉以后各时期的文化遗存，一般都叠压在上述这些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人类居住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之上。通过对三峡地区部分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已获取了大批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积累了大量旧石器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物资料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长江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大致上勾画出了长江三峡地区旧石器至明清各个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致轮廓。



二、各阶段考古发现的资料概况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三峡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共有70余处(包括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重庆地段内50余处，湖北地段内20余处。文化内涵包括早、中、晚各个历史阶段，约从200多万年以前开始，到距今约8000年，基本上可与新石器时代早期衔接。

1、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属于这一个历史阶段的旧石器地点不太多，重要的遗址和化石地点有“巫山猿人”化石及其遗址，巴东、建始巨猿动物群化石，秭归玉虚洞遗址；在湖北长阳、巴东、建始、利川、秭归，重庆巫山、奉节等地海拔为700--1000的半高山地带一些发育较好的溶洞里，常有巨猿和各类动物化石出土。

1985年10月13日和1986年10月24日，在“巫山猿人”遗址地层中发现人类化石2件，“巫山猿人”属于早期直立人。在该遗址地层中出土有较多的石制品，有砍砸器、石锤、石片等器类，其制作特征是加工粗糙，使用痕迹比较明显，表现出了相当的原始性。秭归玉虚洞遗址地层出土石制品有大型砍斫器、凹刃刮削器、石核、尖状器、石锤、石砧等。此外，值得提出的是，“巫山猿人”遗址地层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12枚及一批骨制品和多达120余种4000余件脊椎动物化石。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巴东、建始、巫山等地已发现“巨猿化石”共300余枚。研究表明，巨猿牙齿化石比人类牙齿更加粗大，推知巨猿身高约2.74米(10)。古人类学研究认为，建始“巨猿化石”是“南方古猿”，也有学者认为亦可能代表南方古猿分布在亚洲的一个新种(11)，与巨猿化石相伴出土的动物化石多达23种，总特征反映了较古老的性质。测定研究表明，“巫山猿人”化石距今年代为204--201万年，属于更新世早期。巴东、建始“巨猿化石”可能是猿类系统的一个旁支，其生存时期从第三纪上新世经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12)。

2、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

1956年发现的“长阳人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遗址有丰都高家镇、井水湾、烟墩堡，奉节藕塘，万州大地坪，忠县乌杨，神农架犀牛洞，宜都九道河，当阳九里岗等。在长阳、巴东、建始等地一些洞穴中多有动物化石出土。

出土的石制品比较丰富，而且数量多，如丰都烟墩堡遗址出土石制品标本多达10000余件。这类遗址出土石制品一般可分为大、中、小型，主要器类有尖状器、敲砸器、石核、刮削器、石球、石锤、石砧、钝背刀、凹缺器、盘状器和一些复合工具等。动物类化石有犀牛、东方剑齿象、大熊猫、貘、水鹿、斑鹿、豪猪、野猪、牛等20多种。

遗址的距今年代约为20—5万年，丰都高家镇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阶段，地质年代分别为中更新世中期，也有人认为应属于晚更新世早期。著名的“长阳人化石”距今年代约为19.5万年，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13)，与“北京猿人”末期年代相当。

3、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此阶段的遗址和人类化石在三峡地区普遍都有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资料有奉节“草堂人”、巫山“河梁人”。遗址主要有重庆铜梁、重庆九龙坡、重庆马王场，合川沙桥角村；湖北巴东一带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发现有10多处，其中保存较好的有巴东李家湾、高桅子等遗址。著名的铜梁遗址发现于1976年，1978年正式发掘，1981年命名为“铜梁文化”(14)。在重庆地区，属于铜梁文化性质的遗址分布较广。

出土的石制品数量多、种类齐全，器形一般较粗大，形状规整，主要器形有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凹缺器、石核、石片等。巫山迷宫洞遗址中出土的石钻具，制作精美，器形对称。是一种比较先进的钻孔工具。发现的动物化石主要有东方剑齿象、印度象、赤腹松鼠、大扫尾豪猪、白管象蝠、猕猴、巴氏大熊猫、中国犀、羚羊、苏门羚、鹿、华南巨貘等40多种。

遗址的年代有偏早阶段和偏晚阶段，铜梁文化诸遗址距今年代约为21550±310年(15)，奉节横路遗址距今年代约为10070±8000年，巫山迷宫洞遗址距今年代约为13150年，长阳桅杆坪遗址(下层)距今年代约为10070±190年(16)。这类晚期文化遗存中有不少遗存之上叠压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地层学角度观察，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应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峡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资料，年代最早的可前推到距今200多万年以前的“巫山猿人”时期，我国人类学、考古学专家根据三峡及相邻地区越来越多的人类化石、人类居住遗址资料发现，推测在三峡地区还可能发现更早、更重要的远古时期人类化石（包括遗址）资料。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类居住遗址发掘资料的不断揭露，不仅填补了三峡地区早期人类发展的历史空白，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三峡地区的一些宽谷以及缓坡和山前台地上，密集地分布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最近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表明，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共有100余处。依其遗址所分布的地点、数量及文化内涵情况，三峡东部地区似比西部地区分布数量要多些，且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时代包涵有早、中、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间无空环，是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历史社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1、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三峡东部地区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宜昌窝棚墩、路家河、三斗坪、伍厢庙、杨家嘴，秭归朝天嘴、柳林溪、东门头、玉种地，巴东店子头、楠木园、白羊坪，宜都城背溪、花庙堤、白水巷、金子山等；西部地区主要有巫山刘家坝，丰都玉溪，奉节鱼腹浦等。

出土遗物石器类主要有斧、锛、凿等。绝大多数石器制作比较粗糙，器表面不甚平滑，器形不太规整，显现出相当的原始性，但也有少部分小型石器制作比较规整，刃部不仅大都经过磨制，而且还相当锋利。陶器类以圜底器为多见，次为圈足器、平底器。器形主要有壶、罐、釜、钵、碗、盘、支座等。制法一般采用泥片贴筑法，以手制为主，器形一般不太规整，是较原始的文化遗物。在奉节鱼腹浦遗址中出土了石、骨标本多达1000余件，此外还发现有12个烧土堆及烧石、烧骨。

据测定年代，奉节鱼腹浦遗址距今年代为8000--7000年之间(有学者认为鱼腹浦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西陵峡地区诸遗址的距今年代多在8000--7000年之间，基本上可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年代衔接。

2、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

属于这一历史阶段的遗址可以1959年发掘的巫山大溪遗址为代表(被考古学命名为“大溪文化”)(17)，此外还有秭归老坟园、白水河、朝天嘴(二期文化)、龚家大沟、柳林碛，巴东店子头、土寨子，宜昌中堡岛、杨家湾、白狮湾、黄土包、清水滩、伍厢庙，巫山琵琶洲、大脚洞等。属于大溪文化类型的遗存多分布在三峡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零星发现。

出土遗物石器类主要有斧、锛、凿、球、锄、铲、雕刻器、盘状器、砍砸器、杵、镞、尖状器、纺轮、砺石等。制作方法一般先打成毛坯，然后再磨制而成，多有弧刃。陶器类主要有壶、罐、釜、簋、钵、碗、盘、杯、瓶、盖、支座等。多为手制，系用泥条盘筑法；圈足器大多是将器身与圈足分别制作好后再粘接而成。其中，有的陶器是绘有图案的各类彩陶，还发现了一批(300余片)刻有各种符号的陶片。据研究，这类“刻划符号”当与我国文字起源有一定关系。有的遗址地层中还发现有成批的墓葬和房屋建筑遗迹。据测定，三峡地区东部的这类大溪文化诸遗存的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之间。

过去认为，大溪文化遗物不过瞿塘峡以西地区，而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资料表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多处遗址、墓地中均有发现，如奉节羊安渡遗址中发现有典型大溪、屈家岭文化的遗物。云阳故陵战国墓葬中发现有具大溪、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陶器。丰都玉溪遗址上文化层中发现有一种饰红陶衣具有大溪文化特征的陶器，另还有碗、钵之类的陶器。忠县哨棚嘴一期一段，玉溪坪一期皆相当于大溪文化晚期阶段，距今年代约在5000年左右。

在巫山大溪，宜昌三斗坪、中堡岛、白狮湾、杨家湾、清水滩，秭归朝天嘴、龚家大沟、玉种地，宜都红花套等大溪文化遗址地层中都清理出有墓葬，以巫山大溪遗址发现墓葬最多，共有数百座。1985年在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地层中清理一座“乱葬坑”，坑内葬有6男1女，骨架均混乱，多数骨骼不全，头骨非缺即残，这些尸体下葬前皆进行过支解(18)。

3、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这类文化遗存在三峡地区广有分布，东部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为代表，西部以“哨棚嘴文化”遗存为代表。屈家岭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清水滩，秭归渡口、官庄坪鸽子窝、仓坪等。石家河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宜昌白庙子、下岸溪、下尾子、王家湾、黄土嘴、庙坪、旧州河、何家坪，巴东雷家坪等。属于哨棚嘴文化类型的遗存主要有巫山魏家梁子、锁龙，奉节老关庙，忠县井沟、哨棚嘴、中坝、瓦渣地，丰都玉溪坪，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等。

出土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有斧、锄、铲、耜、镰、砍伐器、凿、锛、石杵、磨盘、网坠、矛、匕、刀、镞、石球等，但与三峡地区大溪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石器种类、数量相比有减少或减退的趋势。陶器类，屈家岭文化类型的器形主要有双腹碗、双腹豆、双腹鼎、壶形器、高圈足杯、蛋壳彩陶碗、杯、罐形鼎、盆、碟、锅、尊形器、钵、器盖、陶球、罐、纺轮等。石家河文化类型的器形主要有深腹罐、圈足盘、鼓腹罐、大口罐、鼎、釜、瓶、杯、平底钵、竹节豆、甑、器座、擂钵等。哨棚嘴文化类型常见的器形有侈口深腹盆、宽平沿直腹或鼓腹盆、小花边深腹罐、侈口鼓腹罐、高领罐、浅盘豆、钵、杯、尖底器、瓮、纺轮等。

测定年代数据表明，各文化类型的年代分别是：屈家岭文化距今年代约为4585±145—5020±235之间，石家河文化距今年代约为4388±150年，哨棚嘴文化距今年代约为5000—4000年之间。

值得提及的是，1993年在三峡东部地区的宜昌中堡岛遗址屈家岭文化类型的层位中清理了23座器物坑(祭祀坑)，坑内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多达1000余件。1992年、1993年在宜昌杨家湾遗址屈家岭文化类型层位中清理了墓葬40余座(土坑墓、瓮棺葬墓)，1997年在秭归旧州河遗址石家河文化类型的层位中又清理了一种较特殊的腰坑墓。腰坑内置一高领卷沿罐，罐口上放有一钵，钵底部中央敲掉一小块陶片后特留有一小孔。罐内放有青鱼一条。

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早期时，东、西两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内涵有着惊人的相似处，约自中期开始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面貌。

三峡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已经建立，其演变序列是：桅杆坪遗存（新石器时代初期）→城背溪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大溪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屈家岭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东部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诸遗存中，以大溪文化的资料最为丰富，其中，出土有我国石器时代石器中最大的石斧（号称“石斧王”，该石器现成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我国古代文字有一定联系的多达300余片刻划符号，各类陶器上描绘的当时人们生活的彩陶艺术，在著名的大溪遗址不足7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墓葬多达200余座。此外，大溪文化资料还显示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开始，三峡地区已经与中原同时期的仰韶文化有了密切联系。

三峡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也已基本上构建成，其演变序列是：鱼复浦遗存（初期）→玉溪遗存（早期）→哨棚嘴下层文化遗存（中期）→哨棚嘴晚期文化遗存。西部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中的文化内涵，当以哨棚嘴文化遗存的内涵最为丰富。从时代上看，哨棚嘴早期文化遗存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往后一直延续到夏商周及秦汉以后，从某些遗物中还可观察到有不少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风，如将一些陶器的口部装饰成花边，大量作圜底状的炊器等。哨棚嘴文化诸遗址中不少遗物明显是三峡东部地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的典型器类。由此可见，尽管是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三峡东西部地区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但两地原始民族之间互相交往是较密切的。

（三）夏商时期考古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渝东地区的巫山大昌西坝遗址中发现了类似中原夏商文化时期的陶器，在西陵峡地区的宜昌白庙子、三斗坪、中堡岛、下岸溪、路家河，秭归朝天嘴、茅坪等古遗址中也陆续发现一些相当中原夏商文化时期的陶器，只是限于当时采集的标本数量较少，对某些遗址只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因此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物认识较模糊，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峡地区发现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已多达200余处。经对其中部分古遗址考古发掘，获得一批批重要的实物新资料，对三峡地区夏商遗存的文化内涵有了新的认识。

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分布于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遗址由西向东排列主要有江津王爷庙，渝北区朝阳河嘴，丰都黄柳嘴、凤凰嘴、麻柳嘴、农花庙、玉溪坪，忠县杜家院子、瓦渣地、哨棚嘴、岩脚，云阳东阳子、李家坝，奉节新浦、老油坊，巴东官渡口、红庙岭，秭归庙坪、旧州河、朝天嘴、下尾子、徐家冲、长府沱，宜昌路家河、白庙子、中堡岛、下岸溪、伍厢庙、三斗坪等。出土的陶器多为夹砂褐陶，泥质陶以褐陶、灰陶多见，黑皮陶少见。器类主要有平底、尖圜底、圈足器，三足器少量。常见的器形主要有釜、罐、瓮、壶、盆、缸、钵、豆、碗、杯、灯形器、器盖、器座、鬶、盉、尊等。石器类较少，有打制、磨制两种，小件石器制作较精，大多数通体磨光，器形主要有斧、锛、凿、铲、刮削器、网坠等。铜器类有罄、尊、镞、钩、管、针等。此外，在有的遗址中还屡见有一些残铜渣、铜矿石等。1998年在万州塘房坪遗址夏时期文化层的第3层下发现灰坑多个，在其中的第8号、第1号灰坑中出土小件青铜器8件，主要有箭鏃、锥形器、圈形器等。除青铜器以外，另还发现一些残碎的铜渣块，这些铜渣块显然是当时人们冶炼铜器之后遗弃的，两灰坑年代至少应在夏代后期以前(19)。

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有房屋居址、陶窑、窖穴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发现有墓葬，如云阳李家坝，巫山魏家梁子，宜昌杨家嘴、中堡岛、三斗坪，秭归长府沱、沙湾等处，皆为小型土坑墓，坑内随葬品较少。在杨家嘴遗址中清理出墓葬10座，这是三峡地区发现的最多一处商代墓地，据对墓内人骨架鉴定结果可知男女各为半数（男5、女5），其中男性平均寿命普遍要高于女性。杨家嘴第5号和第8号墓葬底部中端皆设有一腰坑。云阳李家坝遗址商代地层中清理出一座墓葬（编号M12）底部中央设有一方形腰坑，腰坑中放置石器5件，陶器1件(20)。

夏商时期三峡地区基本上是巴人活动的区域，故对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一些代表巴人特色的日常生活用品器物被考古学称之为“早期巴人遗存”(21)，这类遗存的文化内涵除具有浓厚的巴文化风格外，来自东边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也较强烈，同时也渗入了一些由西而来的蜀文化因素。从地域上着眼，鄂西、三峡地区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地区，已有考古线索证明，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人遗址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遗物可直接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找到它们的归宿(22)。据此可见，要彻底弄清楚夏商时期巴人活动的历史，在史料记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依靠于考古发掘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疑难课题的。

与我国其他较发达的地区一样，三峡地区一些商代遗址地层中除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陶器、石器、骨器外，还发现有一些商代的青铜器，在这些青铜器中以小件为多见，大件的少见，与三峡东部的两湖地区、西部成都平原都发现有大量的商时期的青铜礼器不同。因此，在青铜器制造方面，三峡地区似要显得稍落后些。不过，在三峡地区不少的商代遗址地层中发现有铜矿渣，这些铜矿渣应是当时该地区劳动人民冶铸铜器后遗留下来的，这说明早在商代甚至更早时期，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就已开始有了冶铸铜器的历史。

（四）西周时期考古

西周时期遗址的分布要较先前本地区夏商时期遗址密集些，遗址占地面积也要大些，内容也要丰富些。除在峡江两岸的一些台地和缓坡上密集地分布着一些居住遗址以外，另在一些支流较宽阔地带也分布着有较多的西周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如忠县中坝，云阳李家坝，巫山双堰塘、琵琶洲，秭归乔家坝、张家坪，宜昌落日坪等，这些人类居住遗址占地面积多数都在一万平方米、数万平方米，有的甚至多达数十平方米(23)。

过去，人们将发现的一些西周文化遗物笼统称之为商周或是周代文化遗存（这主要是指瞿塘峡以西地区），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有不少学者这样认为。然而，在三峡地区考古发现材料中属于西周时期遗址不仅多而有之，而且相当丰富，比较重要的如巫山双堰塘遗址，该遗址分布范围多达10万平方米以上，揭开表土和近现代淤沙层就是西周文化层，堆积最厚的可达2米多。文化内涵较丰富的遗址还有宜昌上磨垴，云阳李家坝，忠县中坝、哨棚嘴，丰都石地坝、玉溪坪等遗址。

在三峡地区一些先秦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地层中，一般都发现有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有的西周文化堆积之下直接叠压着商代文化堆积层，也有在其下面直接就是未动过的生土，其上又多叠压有东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层。经对西周文化堆积层中出土的遗物比较，再结合商代和东周文化堆积层中出土遗物分析研究后可知，西周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出土的一些日用陶器，早晚演变顺序清楚，与先前商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一些日用陶器有着承袭关系，后再发展延续到东周时期，从而使我们过去对这段历史文化遗存的模糊不清现象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铜、铅、骨角、石、玉器类等。陶器类主要有花边口沿罐、鬲、豆、盆、钵、簋、筒形器、碗、尖底盏、器盖、壶、罍、纺轮等，另在长阳香炉石遗址中还发现有两枚西周时期的陶印章，这是目前我国范围内发现的时代为最早的印章；铜器类多是一些小件，器形主要有斧、镞、刮刀、鱼钩、锥、针、残口器、杈角形饰、蝎形饰等，另在不少遗址地层中发现有一些冶铸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铜矿渣；铅形器有条形器；骨角器有镞、笄、锥、帽形器、贝壳等；石器数量不太多，主要有斧、锛、锤、刀、弹丸、刮削器、臼形器等；玉器类有璜、圆形片饰等。从这些出土遗物看，大致上可以说是以巫峡为界，巫峡以东地区的西周中期以后的文化遗存属于典型的楚文化系统，而巫峡以西（包括大宁河流域）至重庆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属于典型的巴文化性质。再经对东部地区一些西周时期遗址地层中出土遗物仔细进行比较分析后还明显观察出，大约从西周中期开始，楚文化就发展到了这一地区，而西周晚期以前，鄂西及西陵峡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当属于这一地区土生土长的巴文化系统。

发现的建筑遗迹主要包括有两个方面：一是房屋建筑遗迹，二是用于治理洪水的水利工程建筑遗迹。在宜昌上磨垴西周遗址地层中发现有石墙基。1997年在巫山双堰塘遗址（大宁河边上）地层清理有当时开挖的沟槽，从沟槽内挖掘出来的砾石就有好几堆。另还发现有坑洞。考古学研究认为：“这些坑洞和沟槽的功能和用途当与水边拦河设施最为密切”，这一沟槽建筑遗迹“也许是目前所知重庆地区最早的水利工程”(24)。

（五）春秋、战国时期考古

三峡地区发现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墓葬数量较多，文化面貌主要是巴文化和楚文化，以巴文化遗址、墓葬发现的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三峡西部地区，楚文化遗址、墓葬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主要遗址有涪陵镇安，忠县中坝、哨棚哨、瓦渣地，万州中坝子、麻柳沱，云阳李家坝，奉节新浦，巫山锁龙、跳石，巴东五里堆、宝塔、黎家沱、团包、棕杨树槽、前进滩、雷家坪，秭归官庄坪、张家坪、何家坪、台丘、王家坝、白水河、范家坪、卜在河、东门头、庙坪、渡口、曲溪口、沙湾，宜昌中堡岛、下岸溪、小溪口、黄土包等。这些遗址地层中有的包涵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也有的只有春秋时期的遗物，还有的仅只发现有战国时期的遗物。

较重要的墓葬资料有重庆巴南区冬笋坝，涪陵小田溪，忠县中坝、崖脚、瓦渣地，云阳李家坝，秭归庙坪、卜庄河，巴东红庙岭、西氵襄口，宜昌前坪、葛洲坝等。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一些房屋建筑遗迹，单间的、多间相连的都有，有的是数十间连成一片。如忠县中坝遗址地层中清理出春秋、战国时期的房址多达40余座。秭归柳林溪、白水河等遗址地层中清理大量成片板瓦、筒瓦，其板瓦和筒瓦普遍要比江汉地区同时期诸遗址中出土的板瓦和筒瓦明显要大些，可见当时建筑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遗址地层中出土陶器类主要有罐、壶、甗、杯、豆、盆、钵、器盖、鼎、鬲、釜、缸、盂、瓮、纺轮等；石器类较少见，主要有斧、锄、铲、凿、刀、范、刮削器等；铜器类有斧、削、锛、箭镞、鱼钩、刀等，还发现有铁器、骨器等。墓葬中出土器物种类较多，有陶器、铜器、玉器、铁器、漆木器等。陶器类有釜、罐、豆、鼎、盏、敦、甗等，铜器类有壶、盆、釜、鍪、豆、罍、甑、盒、镜、编钟、錞于、钲、斤、凿、剑、弩机、钺、矛、戈．胄顶等，玉器及其他还有玉块、玉璜、佩饰、琉璃珠、印章、铁锸、削刀等。漆木器多已腐烂，仅是一些漆痕。

上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与墓葬距今年代约为公元前770—前200年之间，前接西周，后连秦汉。楚人遗物包括成批的楚人墓葬在三峡西部地区已多有发现，如忠县崖脚发现战国时期的楚墓共有20余座。墓葬内一般都放置有器物，青铜器、陶器、玉器、漆木器等。据称，这是目前在三峡地区分布最西边的楚墓。由此看来，楚人势力曾在一个时期内向西已到达了重庆忠县一带。但论及其文化影响，楚文化却已渗透到了巴国的腹心地区，如涪陵小田溪上层贵族墓群、巴南区冬笋坝巴人贵族墓群、云阳李家坝巴人贵族墓群内出土的器物中都具有较强的楚文化因素。不仅如此，在四川盆地的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蜀人墓葬中也发现有许多的楚器，楚与蜀交往，自然要通过巴地，长江三峡曾起过重要的媒介作用，三峡地区巴人遗址、墓葬中有大量楚人器物出土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峡地区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中出土有不少的青铜器，尤其是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如涪陵小田溪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各类青铜礼器、兵器、工具等近百件，显然应是巴人贵族墓地。另在不少洞穴、山坡、河谷等地也时有青铜器出土。从现有资料来看，当以战国时期青铜器数量最多，此应是三峡地区青铜器生产的最高峰时期。

三峡地区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常出土有铁器，有的遗址地层中还发现有冶炼铁器后遗留下来的铁矿渣。铁器主要是以工具类为主，其次是兵器类。从三峡东部地区几处周代遗址中出土铁器所在层位可知，铁器的时代至少是春秋中期。而据过去考古发现资料，我国南方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地点多在楚地，在长江流域时代最早的铁器是楚国生产的，时代为春秋晚期。三峡地区春秋时期铁器以及铁矿渣的发现，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该地区的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同时也开始使用了铁器。这在我国冶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六）秦汉时期考古

战国中期末（秦惠王文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国先灭蜀，再灭巴。于是，北方先进的秦文化涌入到巴、蜀和三峡地区，如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涪陵小田溪，云阳李家坝，宜昌前坪等墓地中都发现有秦人墓，有的巴人墓、楚人墓中随葬有秦文化风格的铜器、陶器，秦文化因秦的器物组合为鼎、盒、壶，另还有铜镜、铜剑和半两钱等，有的铜器上还铸有秦人的文字。尽管如此，本地传统的土著文化因素仍占主导，出土的大量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等仍是延袭着战国时期本地土著文化的特征。

两汉时期的墓葬尤其突出。典型的墓地有重庆市区临江支路，巴南区冬笋坝、干溪沟，涪陵点易，丰都江南、高家镇，忠县花灯坟，万州上河坝、松林包，云阳李家坝，巫山麦沱、陈家坝、安全、江东嘴、瓦岗槽、水田湾，巴东碉楼包、西瀼口、黄家梁子、茅寨子，秭归卜庄河、东门头、土地湾、台子湾，宜昌前坪等。这些墓地中的墓葬数量有的数十座，有的数百座，有的多达1000余座。墓葬有土坑、石室、崖墓、岩坑、砖室、悬棺、土洞、瓮棺葬等。墓葬类型丰富多样，演变关系清晰。西汉墓以土坑为多，东汉墓以砖室、崖墓为主。

在两汉时期墓葬中发现有较多的合葬墓，主要有秭归卜庄河、何家坪，宜昌前坪等。卜庄河一墓葬中清理出人骨架多达10余具，何家坪M5内清理出人骨架5具。东汉时期的合葬墓发现较多，如在万州钟嘴、大周溪、塘坊、瓦子坪，丰都汇南、高家镇，巴东西瀼口、黄家梁子、碉楼包、龙船河，秭归台子湾、蟒蛇寨等地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墓内人骨架多在3—12具不等(25)。这些墓葬中多人而葬，反映出的是同一家族合葬的现象。如在宜昌前坪（谭家包）一小山包上清理出西汉墓葬10余座，在好几座墓中都出土有“许氏”的铭文印章。三峡地区这种同一家族合葬在一起的现象从西汉时期开始，往后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时期。如巴东老屋场南宋时期M4，秭归台子湾元代墓葬M9等都是合葬墓，巴东老屋场南宋时期的合葬墓是利用一座早期的墓圹而葬的两层合葬墓，上层有人骨架2具，下层有人骨架5具。可见这种家族聚集合葬的习俗延续年代之长。

出土此时期的文物数以万计，珍贵文物有东汉时期鎏金摇钱树（出土于秭归台子湾），该树最大的树枝叶片长达21厘米。树上有蟾蜍托日月，树根部的龙、象以及树枝、梢上的龙、凤（朱雀），戴冠特幡的道士，蟾蜍、兽首人身的神物、马等。1982年在重庆市发掘出东汉时期“偏将军印章”金印。1985年在宜都陆城发现一件三国时期“偏将军印章”系龟纽银印。1975年在合川清理出一座东汉时期券顶石室墓，内有画像石14幅，内容丰富，主要包括有茯羲、女娲、仙人、青龙白虎等神怪传说，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历史典故，乐俑、水鸟、羊等生活题材。1997年在巫山麦沱东汉墓地中清理出青铜棺饰数件，上以阴线刻出西王母、四神等并鎏金。在秭归卜庄河一座东汉墓中清理出虎形铜带钩2件，带钩呈长条形，横剖面呈三角形，钩头作蛇状，圆形扣纽。

三峡地区一些东汉时期墓葬中常有较多的陶俑与器物伴出，依其陶俑形态观察，主要有舞俑、乐俑、听琴俑、侍从俑、武士俑、厨师俑等，“这些陶俑表现出来的地区性极强、绝大多数陶俑，面容祥和，姿态恬静，服饰飘逸，衣褶线条流畅，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世界的憧憬”(26)。

1994年，在云阳旧县坪发掘出了汉“朐忍”故治。“朐忍”县，为巴郡所辖十一县之一，这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载。旧县坪“朐忍”故治是重庆三峡库区保存非常好的一个古县城遗址。另在云阳李家坝还出土有“朐忍丞印”封泥，为“朐忍”县故址在云阳旧县坪说提供了佐证材料。1994年在万州发掘出一座汉代古城，名“椅城”。该城址高出长江面100米以上，依山势而建，面积约在4万平方米以上。在该城两侧发现有保存完好的城垣。这是迄今三峡地区最早用土巩筑城墙的古城遗址(27)。在西陵峡的三游洞山坡上，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军垒遗址，古军垒皆用模印花纹砖砌筑而成，形近正方，军垒砌砖上模印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纪年铭文。据考证，该军垒始建于东汉时期，延用至六朝以后。

（七）三国两晋至隋唐时期考古

三国时期三峡地区分属于吴、蜀两国。西陵峡及以东地区属东吴管辖范围，巫峡及以西地区属蜀国管辖范围。在长江及支流沿岸密集分布着一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居住遗址，这些遗址一般都叠压在秦汉时期居住遗址的地层之上。在遗址堆积层中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有城址、房址、灰坑、窑址、墓葬等几个方面，其中以城址、墓葬资料最丰富。

1997年对巫山古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同时对古城的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资料证明，巫山古城始建于魏晋，这与《水经注》中记载的“吴孙休分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长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相吻合。据说，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巫山县城是从大昌盆地搬迁于此地的。又著名的“楚王城”，据《水经注?江水》中记载：“江水又东迳城北，其城凭岭作固，二百十一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北对丹阳城。”经考古实地调查、勘探和发掘，该城垣南北长930米，东西宽210米，总面积约0.2平方公里。城垣残高2.7米，残宽2米。在城垣底层中发现有较多的南北朝时期的遗物，南北朝以前各历史阶段的遗物不见。由此可见，典籍中记载的所谓“楚王城”始建年代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

发现的墓葬数量较多，类型也比较复杂。典型的墓地主要有宜都刘家老屋、石板巷子、解放村、乌龟包、陈家冲、白洪溪，宜昌星火路、前坪、西坝、后坪、樵湖岭、古坟嘴、高家冲、下河、范家湖、市一中、金岭，秭归蟒蛇寨、陶家坡、东门头、胜利街、老坟园、卜庄河，巴东宝塔河、西瀼口、老屋场、王家湾、东瀼口、茅寨子、焦家湾、孔包河、龙堆包、炮台子、地主坪，巫山麦沱、江东嘴，奉节上关，忠县花灯坟，丰都江南、高家镇，巴县岩口崖、木耳厂、石柱庙、青岗坡崖、佛耳岩崖，长寿青龙屋基崖、张家湾崖、临江寨崖、滴水岩崖，重庆江北区刘家崖、七岩崖、马槽崖、菜牛湾崖、石岭岗、新寨村等。墓葬有砖室墓、石室墓、崖墓、瓮棺葬、悬棺葬、土坑墓等。土坑墓、瓮棺葬数量较少，瓮棺葬多是用于埋葬小孩（婴、幼儿）的。悬棺葬延续时间较长，约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这种葬俗当与南方近水民族有关。崖墓、砖室墓数量最多，这是自东汉以来较流行的墓葬形制。

墓葬中一般都有随葬品，按质地分有陶器、铜器、瓷器、铁器、钱币等。其中陶器类器形主要有罐、釜、俑、钵、盘、甑、方塘、房屋、灶、仓等；铜器类器形主要有铃、带钩、镜、镯、铺首、环、珠、扣、刀、剑等；瓷器类器形有罐、壶、碗、盘、杯等；铁器类主要有棺钉、凿、斧、刀、剪刀、环、挂钩等；钱币主要有“直百五铢”“五铢”“大泉五十”“剪边五铢”等。另还有银指环，铅珠，烧料珠，玛瑙珠等。墓内棺椁多已朽腐。这时期的合葬墓仍较常见。合葬形式有多穴葬，多人并单穴葬。这种多人葬应是家庭式合葬，是先前族葬习俗的延续。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三峡地区也不例外，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发现一批隋唐（部分宋代）时期的城址、集镇，主要城址有潼南崇龛县址、永川汉东城址、大足曲水铺昌州城址、荣昌州城址、合川赤水县城、钩鱼城、渝北多功城、涪陵县城、丰都县城、忠州城、万州天生城、云阳明月坝集镇、奉节白帝城、巫山大昌古城、巴东旧县坪城、秭归归州镇、东门头城址等。这些城址、集镇大都进行了实地调查、勘探、试掘和发掘，尤其是对其中的巴东旧县坪城，云阳明月坝集镇，奉节白帝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收获。

巴东旧县坪城遗址占地面积近30万平方米，2001至2002年共揭露城址面17000多平方米。考古发掘证实：旧县坪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从商周到明清各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以隋唐到宋代是遗址的繁荣期，各类遗迹保存十分完好，发现有庙宇、肆酒、街道、窑穴等一批重要的遗迹，清理出了六朝时期的城址，尤其是宋时期巴东县治的整体布局。发掘出大量的遗物，其中用于粮食生产加工的有石磨、石碓、石臼，建筑材料有瓦当、板瓦、筒瓦、砖石，可复原的瓷器多达数千件，除大量的本地产品外，另还有北方钧窑、汝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的产品，也还有南方建德窑、景德镇窑、龙泉窑、湖泗窑的产品。

云阳明月坝集镇遗址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2000年至2002年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揭露面积26000平方米。遗址的建筑遗存分上、下两层。根据地层中出土遗物、建筑基址可知该遗址（集镇）的建筑年代上限在唐代中晚期，下限晚至五代或者北宋初年。揭露了一批唐代的灰坑、房址、道路、墓葬等遗迹现象。出土有较多的邛窑、青羊宫窑、长沙窑、越窑、邢窑、定窑等各地窑口的瓷器，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唐代集镇的结构、布局、规模、物质文化特点以及区城经济史，道路变迁等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时期的墓葬也有很多发现。秭归庙坪、望江，巴东罗家坪、西瀼口、孔包河、白羊坪，奉节上关、宝塔坪，云阳明月坝，万州塘房坪，丰都玉溪坪等地均有发现。墓葬内一般都放置多寡不均的随葬品，器类主要有铜器、瓷器、铁器、玉器等，铜器有饰件、带扣、钗等，瓷器有罐、碗、壶、盘、灯、注壶等，另还有铁器、玉簪等。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万州冉仁才及夫人汉南王女的合葬墓，这是三峡地区规格比较高的一座墓葬，该墓是一座带耳室的砖石券顶墓，早年被盗。在墓室内壁顶上发现有用石灰抹平的并绘有星象、青龙及白虎，墓内出土文物多达100余件。

大宁河沿江山崖壁上有经人工凿孔、支架木桩，然后铺上木板而修成的“栈道”（也有的称“阁道”“栈阁”）。栈道南从龙门峡口开始，北达陕西黑水河，全长约400公里，是连接着川、陕地区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据考证：大宁河栈道可能始建于秦统一六国，或西汉之初，延用于近代。当年，唐玄宗特遣巴使者将其新鲜的土特产“荔枝”用快马送至长安，就是从三峡栈道运送的，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这一千古佳句即指此。

在云阳李家坝遗址地层中清理出了唐宋之际和明清时期的水田遗迹，发现有田埂、水口、稻窝、人脚印、牛蹄印等。

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产盐。在奉节、云阳、开县、忠县、巫山等地发现有许多的盐井，从汉代至清代连续开采使用。近10余年来，在三峡地区不少遗址中出土大量的被考古学家称之为尖底杯、圜底罐等器物，其用途主要就是用于盐业生产的，从这些器物所处的时代来看，可向前推至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可见三峡地区产盐的历史之悠久。这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研究中国盐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丰都、万州发现了大量唐宋时期的窑址、冶炼址，这为我们的研究三峡地区手工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水文考古方面最重要的资料是涪陵白鹤梁题刻，题刻总数共165段。最早的题刻始于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年代为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其中唐代一段、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4段、近代14段、年代不详者7段，另还有石鱼雕刻18尾、白鹤雕刻1幅、观音及人物线刻3幅(28)。白鹤梁题刻记载了1200多年的枯水水文资料情况，被誉为世界水文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为研究长江中上游地区历代枯水年代序列提供了标尺，而且为我们研究长江中上游地区水文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如今葛洲坝、三峡大坝工程建设，白鹤梁题刻同样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水文设计依据。除涪陵白鹤梁题刻外，比较有重要的石刻还有重庆灵石、云阳龙脊石、丰都龙床石、巴县迎春石、江津莲花石等。

三峡地区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前可追溯至距今2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世世代代在三峡地区繁衍生息，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三峡地区地上和地下的文物都十分丰富，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各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存（物）都有发现。仅三峡库区涉及到的文物古迹就多达1089处，其中地下文物埋葬面积至少在3000余万平方米以上。据目前重庆、湖北考古工作者的粗略统计数据，现已在三峡地区清理出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各类文物多达8万余件，珍贵文物多达7000余件。如此之多的文物出土，以及各种遗迹材料的发现，向我们展示出了三峡地区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以自己的聪明、才干和实践所谱写出的辉煌历史篇章，使我们研究三峡地区古代人类活动分布规律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也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文明进程、环境变迁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