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三兄弟之“哀”

袁竼

绝望——嚷嚷着“我不服，我要检举”，号称“北京李嘉诚”的袁宝璟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同时走上黄泉路的还有袁宝璟之兄袁宝琦和堂兄袁宝森。袁氏兄弟皆因雇凶杀人而被正法。

　　启动网络搜索引擎，关于袁氏兄弟之红与黑、善与恶，令人扑塑迷离、感慨唏嘘。




　　至于袁氏兄弟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该杀与不该杀，局外人说不清，就连“局内人”也未必能说清。

　　袁氏兄弟之案，从案发到一审宣判，再到一度“刀下留人”，其是非曲折非一般的杀人命案可比。

　　“我不服，我要检举”——可惜一切已经晚矣。

　　可能，袁氏确有腐败丑闻要检举，检举了或能留条性命，所以袁氏临刑前还尚存最后的一丝侥幸。

　　可能，袁氏的检举说只是在临刑前最后哀嚎一声。

　　可能，袁氏的真正悲哀还不在于因雇凶杀人而必须偿命，而在于过份相信金钱的魔力。与其说袁氏兄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如说袁氏兄弟至死都没弄清司法乃至政治的吊诡及无情。

　　被杀者也不是什么林中的好鸟，作为警察中的“另类”，惹来杀身之祸不足以同情。可是，袁氏兄弟必须为自己的愚蠢和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形象）来“买单”。

　　袁氏兄弟都系暴发户，但袁宝璟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袁氏懂法，但他显然不懂中国社会的生存文化、政治生态和商人的生存哲学。

　　晚清的一位王爷曾哀叹：财也大、罪也大，子孙后代祸也大。这话放到袁氏兄弟身上十分贴切。钱这个东西，来得太不费功夫容易使人忘乎所以、利令智昏。

　　可以说，受特殊的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法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复合作用，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有钱人”的财富积累都带有“原罪”。

　　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见好就收敛，从此逐步学做一个守法的商人。更聪明的遂开始不断“修炼”自我，慢慢向儒商看齐。有的人被物欲俘虏，渐渐不能自持，不知道自己算个老几。

　　经商者要成为大商人——别说先得脱胎为儒商，在当代中国还必须是半个政治家，却又要懂得与政治、与权力、与官场若即若离，行为处世不害人、不害官、不害己。

　　这方面，李嘉诚离他们太远。香港孕育成功大商人的体制人文环境又不同于大陆，还是学学鲁冠球、冯根生和王石之辈吧。袁氏自视或被轻浮的记者吹捧为“北京的李嘉诚”，必被李嘉诚窃窃冷笑尔。

　　不消说玩政经能如李嘉诚之老道，袁氏能学点鲁冠球等大陆“准儒商”的皮毛，也决不会弄个“打针”偿命的下场。

　　当下中国，借经济社会转型所不可避免造成的“阶段性”“规则混沌”而掘到第一桶金并逐渐或“速成”为大富豪者，其实算不得有多大的本事。有钱了还得有文化、长见识、积德从善学着做儒商，那才叫有本事。一时半会儿做不到也没关系，但至少得守住做人的底线。

　　袁氏兄弟出身贫寒，其家境所导致的打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有缺陷的。我有钱，我能搞定一切，我是流氓我怕谁——直接和间接反映出袁氏兄弟与生俱来的心理缺陷和道德缺陷。

　　有这类缺陷的所谓成功商人不只是袁氏兄弟，而是商人中的一个特定群体。财富的集聚更多靠拼博、靠机缘、靠冒险、靠打擦边球。人的修炼靠养成、靠自律、靠修炼。

　　类似袁氏兄弟的角儿，当今国内商界并非个别，袁氏兄弟之下场当为他们所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