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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霖與敦煌學
余欣
2004-08-2410:25:03阅读309次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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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假如中國敦煌學的發軔，從1903年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中第一次記錄和考訂敦煌絹畫與寫經算起，至今已將近一百年了[1]；而中國敦煌學史研究的濫觴，如果以傅芸子的《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爲標誌[2]，至今恰好是六十年。百年來的敦煌學研究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回顧與總結。相對而言，學術史一直是的敦煌學研究中最爲薄弱的一環。已有的不多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於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胡適、向達、王重民等大家，而對於大量的“二綫”的敦煌學研究者以及非敦煌學專業研究者的存在，似乎視而不見。許國霖就是這樣一位邊緣人物[3]。本文希望能以許國霖爲個案，審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敦煌學研究史，幷嘗試以此作爲溝通古代史與近代史學術分野的津梁。尚祈博雅君子教正爲幸。
二、許氏生平與著作
許國霖之生平，沒有什麽記載，而北圖檔案又尚未完全公開，因此筆者撰文之初，未能檢獲直接相關材料。本次“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期間，中國國家圖書館爲配合會議組織了特展，所陳列之展品與本文相關者多件，筆者當時抄錄不少，稍後復蒙善本部李際寧先生之襄助，再次檢讀了這部分材料，並攝影若干，從而得以修訂拙文，謹此致謝。
展品中有一保存於《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底稿間的夾葉，提供了許多寶貴的信息，抄錄如下：
本書之首有胡適之先生序，其材料由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中選錄，分編爲二。一、《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共收寫經四百餘號，有年代可稽者，四十餘例，上起北魏太安，下迄宋太平興國。題名千二百餘號。此中仕宦僧尼寫經之人，均有關歷史之考證。二曰《敦煌雜錄》，共錄文八十餘篇，其中變文、讚文，計三十餘篇，實乃中國通俗文學史上最良之資，研究彈詞、寶卷，須於此追溯源流。又有民間契約四十餘篇，此種社會經濟史料，可以推知唐代之經濟狀况及勞民生活情形，爲研究古代社會經濟之良好材料也。
許國霖，字雨新，湖南湘陰人，北平平民大學畢業，曾任國史編纂處征料員，湘陰縣鄉村教育籌辦委員會委員，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員，編有《佛學論文索引》、《越縵堂東都事略札記》。
記此文字所用之紙張爲綠色表格，有以下諸欄目：本經編定號數、起迄、行數、紙數、有無殘缺、庋藏號數、總目號數、備考。顯而易見，此乃編纂《敦煌石室寫經詳目》之專用箋。細審其筆迹，與底稿修改處相同，又其內容乃《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敦煌雜錄》之提要及許國霖之履歷，其口氣似爲自述，故應出自許氏親筆。推測可能是该書出版之前，呈交商務印書館之自薦材料底稿，乃編目間隙隨手抽一箋寫就。
宣統元年十月十六日（1910年11月17日），京師圖書館在地安門外廣化寺創立[4]。敦煌遺書遂由學部分兩批移送入藏。第一批的移交時間不詳，大概即開館之初。第二批是二十二卷殘經和二本殘片粘册，移存時間是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910年12月13日）[5]。館方隨即設置專人保管、整理。1911年，對八千余號敦煌遺書進行了簡單分類幷草登記，編成《敦煌石室經卷總目》[6]。這是北圖敦煌遺書的第一次編目，是以後編寫《敦煌劫餘錄》的基礎。1922年，陳垣先生在俞澤箴先生協助下，將經卷作了一次全面的檢閱、考訂，幷詳細地記錄了編目上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和資料[7]。1924年3月，京師圖書館在目錄課下設立第五組，負責編輯唐人寫經目錄兼專門研究圖書館學。這實際上就是後來成立的寫經組的前身[8]。其成果即《敦煌石室寫經殘卷詳細目錄》[9]。同年，陳垣先生仿趙明誠《金石錄》的體例，將其所收資料編成了《敦煌劫餘錄》一書[10]。1929年11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海圖書館合幷，館務行政系統改組，於善本部下設考訂、寫經二組[11]。善本部主任爲徐鴻寶（字森玉），考訂組組長爲趙萬里（字斐雲），寫經組組長爲胡鳴盛（字文玉）。寫經組的主要工作任務爲考訂幷重新編寫敦煌遺書目錄。先是相繼編就《敦煌石室寫經庋藏目錄》和《分類索引》，以便館方庋藏和讀者檢索。已編至“讓國有虞陶唐周發殷湯”等號。然後在以上諸目錄的基礎上，編寫了兩個較爲完善的分類目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附《總目》、《檢目》、《索引》），1930年即已編纂大部分初稿[12]。1934年夏，《詳目》謄抄基本完成，幷開始編寫《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13]。至1935年1月全部告竣[14]。先後主持及參加編寫的人員有徐鴻寶、胡鳴盛、許國霖、李柄寅、李興輝、徐聲聰、張書勛、陳熙賢、于道泉、孫楷第、朱福榮、王少雲、馬淮等[15]。周叔迦亦參與了對佛教寫本的考訂[16]。因日寇侵迫益盛，華北時局日趨動蕩，1935年年底，北平圖書館館藏貴重書籍開始奉命南遷，敦煌遺書裝爲49箱，隨古籍善本運入上海租界暫避戰火[17]。因是年六月，組長胡鳴盛辭職[18]，将敦煌遗书及目录交许国霖代管，释家类善本及工具书、参考书交李柄寅代管[19]。其餘組員亦多有離館者，寫經組的工作實際上在此之前已經停頓[20]。
許國霖於寫經組籌建之初，即1929年10月就應聘入館[21]，任书记[22]，馆员[23]，亦称为组员[24]。對上述目錄之編成出力尤多。胡鳴盛特於《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總目凡例》中加以表彰：“謄清此目以北平李君柄寅用力最久，次則湘陰許君國霖，次則北平李興輝，特此申明，用昭三君之勤勞。”[25]自任職寫經組至日軍占領北平之前，近八年時間裏，許國霖利用能充分接觸館藏敦煌寫本的機會，撰寫了《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敦煌雜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等三部重要著作。
《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記其任職至1937年止，此後他的經歷，我們一無所知。筆者叩問於徐森玉先生的哲嗣徐文堪先生，蒙徐先生百忙中兩度賜復指教，頗能說明一些問題，茲節引其一：“前承詢《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作者許國霖先生情况，愧無以告。今天來滬的張秀民先生之甥，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韓琦先生見訪，說起此事，他當即與張先生通了電話。據張老說，他與許氏熟，許來館尚在他（1931年）之前，數十年都在北圖，沒有離開過，解放後還在那裏工作過十多年。因許先生沒有讀過大學，故只是一般工作人員，職務大概比秘書稍高。若然，關於許的情况，還可以設法從在京的老人處瞭解。”[26]
由此看來，《北圖館史資料彙編》記許國霖工作經歷截至1937年，似乎有點問題。但是否這意味着日佔時期許國霖一度離館，抗戰勝利後，又重新入館繼續工作，筆者仍未探訪到確切的消息，尚希知情者有以教我[27]。
由於許國霖幷非知名學者，他的著述，除了《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外，今天已鮮爲人知了。因此下面我將介紹全部論著及其不同的版本。這些著作基本上屬於敦煌學的範疇，或跟敦煌學有一些關聯。
（一）、《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最早發表於《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六號（1935年11月，43-72頁）。封底翻譯的英文標題爲“NotesontheManuscriptsofTun-huang”，許先生的英文名譯爲HsiuKuoLin，可見許先生沒有自起的英文名。文前有作者小序，和後來書中自序有所不同，故徵引如下（標點依原文之舊）：
敦煌石室在甘肅敦煌縣東南四十里許三危山下，古名莫高窟，俗謂之千佛洞。內藏書數萬卷，洞口封閉，歷千餘年人莫知之。清光緒二十六年，佛龕傾塌，藏書始見；惜當時吾國人士未嘗注意，致爲外人斯坦因伯希和選其精華，捆載而去。逮宣統二年，學部派人將遺餘殘卷輦運來京，藏之京師圖書館；入錄之本，計八千六百七十九號。民國十八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立，設寫經組，聘請胡文玉先生整理編目；將未登記之殘葉，檢閱續編，又增一千一百九十二號；國霖亦躬預其役。竊見卷內題記及背面雜文，多有關學術之研究；公餘之暇，輒行迻錄，居然成帙。今先將題記依據目錄次序分經彙輯，凡四百餘則，顔曰：《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以供學者之參考。至於雜文，則輯爲《燉煌雜錄》二卷，繕校已竟，異日再行刊佈焉！民國二十四年十月許國霖謹識。
按，序中所云八千六百七十九號及新增一千一百九十二號敦煌寫本之目錄，即《敦煌石室寫經詳目》、《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館藏目錄的編纂完成於1935年1月，許先生的序寫於同年10月。可見《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二書的編撰是與編目的進程相始終的，也就是許先生所云“公餘之暇，輒行迻錄”，只是後來又花費數月時間整理繕校而已。序文又云“今先將題記依據目錄次序分經彙輯”，可知《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所采用的按佛經部類順序將同一佛經的題記彙輯著錄於下的方法，是參考了館編兩目錄。至於館編目錄的分類，則是依照當時剛剛出版的《大正藏》。
先行發表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似乎引用者不多。但是英國的翟林奈所編的《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註記目錄》的參考文獻中所列的却是這篇文章[28]。
（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
許國霖將先行發表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合刊，書名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1937年6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出版，全書共179葉，綫裝兩册。卷首有胡適序、作者自序及瞿宣穎“敦煌石室寫經題記”篆字題簽[29]，“敦煌雜錄”則由馬叙倫題簽。《敦煌雜錄》之底稿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然不完，其文獻分類與正式出版本有異。1985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將商務版作爲《敦煌叢刊初集》第十影印出版，書名改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敦煌雜錄》，精裝，一册。1998年，蘭州古籍書店仍以《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爲書名，按原裝幀重新影印出版，更近原書風貌[30]。或許是因爲序寫於1936年，或許是因爲影印版中均未包括原書版權頁，也未對出版時間加以說明，所以後來的介紹往往有誤。1948年，北京大學五十周年校慶時，曾舉辦過一個“敦煌考古工作展覽”，將此書作爲中國學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展出，向達和王重民編寫的《展覽概要》就記爲1936年出版[31]。《八十年來我國之敦煌學》[32]和《中國敦煌學史》也都說是1936年[33]。至於《敦煌學大辭典》“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詞條和附錄《敦煌學紀年》均繫之於1937年8月[34]，大概是因爲作者自序署“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便以此爲出版時間，但推算有誤。準確的記載是容媛刊於《燕京學報》的書評[35]。這是我們所知，最早評介此書的文章。書評是作爲《國內學術界消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中的“（乙）出版界消息”之一發表的。首列書名《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雙行夾註云：“民國二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定價二元四角，分裝二本。”書評主體部分是抄錄胡適序，不具引。茲引錄其以下文字：“此書完全是鈔自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陳垣先生曾有《敦煌劫餘錄》一書，即記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之目錄。此則一鱗一爪，選鈔其內容。而《敦煌雜錄》中所鈔之幾卷變文，當更爲研究文學者所欲先睹爲快者也。”[36]
（三）、《越縵堂東都事略雜記》
此書是許國霖從李慈銘的著作中輯錄而成，民國二十五年（1936）由北平圖書館印行，是僅有32頁的小册子，流傳不廣。因爲李慈銘的越縵堂藏書後由京師圖書館購得，成爲北圖所藏古籍珍本善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很受館方的重視。在《北京圖書館月刊》的創刊號上載有一篇《本館略史》，其中第六條就是專門介紹李越縵藏書的：“會稽李愛伯先生（慈銘）爲同光著名學者，於史學致力尤勤。其藏書共九千一百餘册，內中手批手校之書，共二百餘種，約二千七百餘册。考證經史，殊可珍寶。本館經地方政府介紹，全部收入，另將李氏批校文字，編爲讀書札記，佈於本刊。”[37]王重民先生先後整理校輯了《越縵堂讀史札記》[38]、《越縵堂讀書札記》[39]、《越縵堂文集》[40]、《杏花香雪齋詩》[41]等書，幷撰寫了《李越縵先生著述考》[42]。許國霖之所以輯錄《越縵堂東都事略雜記》，想必是受王重民先生的影響。
（四）、《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
1936年11月開始，《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分爲四篇陸續在《微妙聲》月刊上發表[43]，隨後又刊出《敦煌石室寫經年代表》[44]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補遺》[45]。
稍後，許國霖把以上篇章合爲一書，亦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作爲菩提學會編輯的《微妙聲叢刊》之一，1937年6月3日由佛學書局印行[46]。書前有馬叙倫題簽、圖版二頁、周叔迦《引》（收入《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及作者《叙》，《引》、《叙》與刊於《微妙聲》第一期上的文字相同。大概因爲此書印數不多，而且出版次月即爆發盧溝橋事變，十余日後北平淪陷，故未能流佈，以致湮沒無聞。敦煌學界多不知有此書存世[47]，即偶有提及者，亦有舛謬[48]。據筆者調查，目前收藏此書的機構僅有兩家：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按理國圖也應該有，但筆者却未能查到。北大的一册，現收藏於保存本閱覽室。在封三的出版時間“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三日”鉛字下有鋼筆寫的“著者贈”三字，可知是出版不久，著者贈與北大圖書館的。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40册《佛教目錄學述要》收錄本書，但不是影印，而是重新排版[49]。
此書之底稿及謄清稿現存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底稿係以《敦煌石室寫經題記》爲底本，於空白處以墨筆或朱筆添寫新搜集之題記，或加貼箋條，進行增補改訂。其原稿筆迹似出自李柄寅之手，而增訂部分之筆迹則出於許國霖親筆無疑。其中一葉註云：“《微妙聲》從此行起排印”；“單行本從此行起排印”。可知是在《微妙聲》連載完畢後準備刊印單行本時所寫。謄清稿上有用朱筆註明“另起”、“三號”、“四號”等字樣，當是交由佛學書局發排時所寫。正式出版本與底稿和謄清稿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就是書中所抄錄的題記，底稿及謄清稿均標註所徵引的論著的頁碼，而正式出版本却只有出處無頁碼。爲何要删掉，令人難以理解。
我覺得有必要順便介紹一下《微妙聲》雜誌。《微妙聲》是菩提學會的會刊[50]。菩提學會是由班禪大師倡導幷定名的佛教團體，至1937年3月，其各類會員已達近兩千名[51]。《微妙聲》雜誌於1936年11月15日創刊，編者《弁言》聲稱：“竊維法性離諸名相，然假名相以明。真諦超絕言詮，而籍言詮以顯。抑且道之茂者，其言也昭。業之昌者，其文伊煥。五藏之沈秘，三乘之宏博，靡不存諸貝葉，彰以文辭。是以抱弘誓者垂文論以希範，懷諍信者播清辭之攝機。樂學者寫妙懷而研述，大心者紓智解以弘求。斯皆因言以寫聖心，寄迹而探玄理者也。……同人等生逢聖教，欣值佛乘。志切弘研，罔恤才短，用集同願，鑽仰玄途。或則教義是研，或惟史籍是考。或述行持所得，或陳弘獲之私。部類分居，纂撰所獲。月一刊印，名《微妙聲》。”[52]其稿約所徵集的範圍甚爲廣泛，包括所有與佛學相關的著作：“一、凡關於佛教學術之稿件，如下各門，一律歡迎。（一）通論（二）專件（三）經論、各宗研究（四）佛教學術史研究（五）佛教各個問題研究（六）古籍整理或考據、統計（七）有關佛學之詩文（八）譯述（九）介紹或批評（十）佛教史料”[53]。編輯委員會由湯薌銘、湯用彤、魏善忱、周叔迦、高觀如等五位學者組成，作者隊伍中不乏名家，如湯用彤、周叔迦、弘一、王恩洋、高觀如、蘇公望、楊殿珣等，還刊發一些譯文，如忽滑谷快天等人的論著，具有相當高學術水準。《微妙聲》還在全國各省市及香港、仰光、新加坡等地設立流通代訂處百餘家，因此在當時有較大的社會影響。
《微妙聲》中還有一篇燕居（高觀如）的《釋門叢識（敦煌石窟）》，值得我們注目[54]。此文不長，但已涉及到幾乎所有敦煌學的問題點。除了王仁俊、羅振玉、王國維、劉復等人的論著外，作者還徵引了羽田亨[55]、矢吹慶輝[56]、伯希和[57]、斯坦因[58]等海外學者的成果（原著），顯示了作者廣闊的學術視野。隨文刊登了八幅照片：敦煌石窟全景、敦煌千佛洞第十八窟附近、敦煌千佛洞第第一至四十窟、敦煌千佛洞第百二十窟、敦煌千佛洞外觀、敦煌千佛洞第第百六十三窟、敦煌千佛洞第百十七窟、敦煌千佛洞所出大般涅槃經。經筆者比對，敦煌石窟照片全部是從伯希和的《敦煌石窟》上翻拍，因此所用的石窟編號也是伯希和編號。這大概是伯希和所攝敦煌石窟照片，第一次被介紹到國內。至於《大般涅槃經》則是從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記》[59]翻拍的。
（五）、《佛學論文索引》
本文分爲三篇，連載於《微妙聲》[60]。著錄之論文按如下門類編排：一、總類：1、目錄，2、翻譯，3、藏經，4、概論，5、研究法，6、一般書誌；二、經籍類：1、衆經研究，2、律之研究，3、論之研究，4教義研究；三、諸宗類：1、通論，2、三論宗，3、法相宗。搜集範圍極廣，既有佛學專門刊物，又有非佛學的各學科期刊、綜合性刊物和各大學學報。現列舉如下，以見民國時期佛學研究之盛與許國霖用力之勤：《微妙聲》、《海潮音》、《現代佛教》、《威音》、《內學》、《佛音》、《佛化新青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人海燈》、《佛教評論》、《佛海燈》、《人間覺》、《四川佛教月刊》、《佛學半月刊》、《淨土宗半月刊》、《大陸雜誌》、《東方雜誌》、《建設》、《新聞報》、《北平晨報》、《民報》、《大公報文學副刊》、《新民叢報》、《新民月刊》、《廣播周報》、《大中華》、《文藝叢刊》、《學藝雜誌》、《康健雜誌》、《華國月刊》、《國風半月刊》、《民鋒雜誌》、《改造》、《學風》、《獨流》、《東北叢鐫》、《北强》、《華國月刊》、《現實旬刊》、《小說月報》、《歸納學報》、《哲學》、《哲學雜誌》、《哲學旬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圖書館學季刊》、《浙江圖書館館刊》、《河南圖書館館刊》、《北大圖書館月刊》、《文華圖書館季刊》、《中國新書月報》、《史學雜誌》、《歷史叢刊》、《學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國學季刊》、《國學專刊》、《國學論衡》、《文字同盟》、《金陵學報》、《輔仁學報》、《輔仁學誌》、《燕京學報》、《光華大學半月刊》、《中法大學月刊》、《中央大學月刊》、《厦大月刊》、《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
其中與敦煌學有關的有如下數篇（標點爲筆者所加）：《燉煌寫本佛經草目》，貴範九，《康健雜誌》二卷三期；《海外所存敦煌經籍分類目錄》，《歷史叢刊》一卷一號至三號；《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羅福萇，《國學季刊》一卷四號；《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羅福萇，《國學季刊》一卷一號；《敦煌叢鈔》，向達，《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六卷二號；《敦煌取經記》，斯坦因著，賀昌群譯，《小說月報》二二卷五號；《讀鳴沙餘韵》，悟，《中國新書月報》一卷一○、一一號合刊；《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葉恭綽，《圖書館學季刊》一卷四號。
許國霖是否佛教徒，我們無從得知。但自《微妙聲》創刊直至停刊，幾乎每一期上面都有他的文章，想必是與菩提學會關係甚深之主要撰稿人[61]。而且從許氏所編諸書及《佛學論文索引》來看，顯然具有較高的佛學素養。當然，許氏能如此廣泛地涉獵，無疑是充分利用其在寫經組工作的便利條件的結果。
三、在學術史上的貢獻
毫無疑問，許國霖的論著主要是資料彙編性質。但是我們不應當就因爲這一點而抹煞其在敦煌學學術史上的貢獻。接觸過敦煌寫本的人都知道，要從成千上萬件寫本中，挑選出富有學術研究旨趣的材料，這是真正考驗一個學者的學識的一種挑戰。而敦煌寫本的初次校錄，尤其是社會經濟文獻的初錄，是很不容易的。特別在二三十年代，尚處於中國敦煌學的草創時期，其艱難可想而知。所以，我們在討論學術史的時候，特別要“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62]。下面依次剖析《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二書的學術價值，探討許氏對當時國際敦煌學發展所作出的直接貢獻和間接影響，進而確定其在敦煌學學術史坐標系上應有的位置。
（一）《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
關於《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的編撰緣起，許國霖在自序中說得很清楚，而且極有見地：
館藏者，雖爲劫後之餘，而可珍之處，猶足多矣。溯自發現以來，迄今已三十年，倫敦、巴黎所藏，或影印輯錄，或傳抄刊佈，流行於世者甚？，治學之士，孳孳研究，於典章學術咸有發明。而吾國所藏，以編目未峻，未能公之於世，寶韞珠藏，良可惜也。余因有感於此，爰於客歲暑假之暇，擇卷中佚文趣語，及題名跋記，概行迻錄，詳加寫正，分爲二輯。一曰：《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則依館藏寫經目錄次序，分經彙編。其中寫經年代，及仕宦僧俗寫經人名，悉足以資歷史之考證。附編年代表於後，以備稽查。二曰：《敦煌雜錄》，則就文之性質，分爲八類。（變文、偈讚、文疏、契約、傳記、目錄、雜類）以唐代民間通俗之作爲多，可以考謠諺之源流，窺俗尚之遷易，欲知千年來社會之演進，及經濟之轉變者，此是重要之史料也。
看了這番話，我們不由得心生喟嘆。六十餘年前，許國霖正是有感於國外收藏皆已流行於世，而本國所藏，反而未能公之於衆，才發奮加以校錄，“冀博雅君子，利用此集，疏剔考證，於國故中有所啓迪。”殊料時至今日，北圖藏卷仍未能全部刊佈，有些材料還是不得不依賴於《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此書之生命，竟因此而得以延長，實在令人痛感無奈和悲哀。
在許國霖之前，北圖藏敦煌遺書的主要整理成果就是《敦煌劫餘錄》。白化文先生在高度評價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幾個大問題：“頭一個大問題是，卷背文獻多未見諸著錄。另一個問題是，具有學術提要性質的是‘附記’，可幷不是每號卷子都有。……再一個問題是，提要中多未錄原卷題記。從敦煌學研究的實踐來看，學者多認識到題記的重要，希望提要內轉錄題記。”所以白先生認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是《敦煌劫餘錄》的補苴工作之一[63]。王重民先生則給予許國霖此書以高度評價：“這些東西是讀者所最需要的。許國霖先生這部輯錄和劉銘恕先生以及我在兩種劫經錄的題記、本文、說明中所反映的，用意也是相同的。”[64]吳其昱先生也說：“至於目錄方面，1931年陳垣《敦煌劫餘錄》共著錄8679號（中有缺號，實約8221軸）稍嫌簡略，過重經典；卷背文字常爲極重要之文獻，幸許國霖略有抄錄。”[65]這批新材料的公佈，很快就在國際上引起强烈反響。率先作出反應的是那波利貞先生。那波氏在出版後不到兩個月，就得到了這本書，幷迅速寫出一篇經典性長文《梁戶考》。文中說：“對北京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書的進行調查的許國霖氏的報告書，題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上下兩册，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即昭和十二年六月公刊，至本年八月我國舶載以入。我在八月二十六日有機會得之一閱。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的敦煌遺書中的種種文書的遺存的狀况得以如實的承知。”[66]
爲便於分析，我們將《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分開討論，先談前者。
在此之前，羅福萇《古寫經尾題錄存》是全世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專錄題記的著作，雖說是開風氣之先，畢竟收錄有限。《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收錄寫經題記及抄寫者題名464則，附錄印鑒3則（來自7個卷子），《寫經題記年代表》上起北魏太安四年（458），下迄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共收有紀年卷子44號，一一標明年號紀年和公元紀年、經名、編號，間加附註，成爲當時搜羅最爲宏富的資料集，許國霖敏銳的學術眼光，是值得我們欽佩的。胡適先生在序中提示這些寫經題記具有三方面的研究價值：“就許君抄錄的《題記》看來，這裏面已有許多很值得注意的材料。第一，寫經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五卷。第二，有些題記可以使我們知道當初寫經的情形。……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會史料。第三，有些題記使我們知道當時寫經的校勘工作。”[67]其實還遠不至於此，試舉數例如下：
大周廣順捌年七月十一日，西川善興大寺西院法主大師法宗離別敦煌往西天取經，流與郡主大傅。冬字六十二號背面[68]
按，錄文中有幾個錯字，“流與”當作“流（留）爲”，“大傅”應作“太傅”[69]。S.4654《薩訶上人寄錫雁閣留題並序呈獻》中有：“粵惟周之有天，廣順應兆之代，擾之以甲寅四載，律之於仲侶（呂）圓彩；埵薩（薩埵）誕跑(迹)，堯蓂垂芳於八葉；安居竟竟，旦（且）又之於清旬，實辛酉乙（之）次也”云云。[70]P.2703《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狀》記：“今西天大師等去，輒附音書。其西天大師到日，希望重叠津置，疾速發送。……舅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敦煌王曹狀。”[71]汪泛舟將此二件文書和冬字62《維摩詰經》題記聯繫起來，認爲此詩即廣順八年（即顯德五年，958）浴佛節前夕法宗呈於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的，嗣後，法宗又準備數月，定於七月十一日去西天取經。行前，將《維摩詰所說》一卷，幷於卷背題款以敬贈敦煌王曹元忠。法師西去時，曹元忠又托法師帶書于闐王，幷囑倍加關切諸語[72]。可備爲一說。但藤枝晃先生和榮新江教授均認爲，西天大師無疑是指印度來的高僧，狀文應該是曹元忠致甘州回鶻可汗的信稿，目的是爲了介紹西天大師經甘州往中原[73]。這一解釋似乎更爲合理。不論如何，這條題記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寶貴材料。許國霖將其錄出，顯然是意識到了其獨特價值。
陽字二十一號《佛說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題記[74]，實際上就是現在通稱爲《黃仕强傳》的冥報故事。冥報傳奇在中國文學上的重要地位，陳寅恪先生早有精闢的論斷：“蓋中國小說雖號稱富於長篇巨制，然一察其結構，往往爲數種感應冥報傳記雜糅而成。若能取此類果報文學詳稽而廣證之，或亦可爲治中國小說史者之一助歟。”[75]但似乎幷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而《黃仕强傳》不僅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且頗多現實影子，實爲不可多得的社會史資料。雖然許國霖在三十年代就全文抄錄了這件珍貴的文獻，但不知爲何，一直沒有人關注。直至六十年代，張鐵弦才又重新在北圖發現這件寫本，可惜著眼點放在“封建剝削階級和一般平民在寫經祈福方面的懸殊上”，未能深論[76]。還是法國學者戴密微獨具慧眼，寫出了《唐代的入冥故事――》這篇力作[77]。不過他只利用了P.2136、P.2186、P.2297和大谷大學藏本，也沒有注意到北圖的陽字21號寫本。十年後，柴劍虹先生在此基礎上搜集當時能見到的所有寫本，精心校註幷作了深入的研究[78]。之後，白化文先生又從上海圖書館找到一件，撰文作了補充[79]。如果國人能及早留意許國霖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或許就無需海外漢學界越俎代庖了，更不必等到半個世紀後再來填補空白了。
又如《金光明最勝王經》的一條題記：
大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伺命伺祿土府水官行病鬼王並役使府君諸郎君及善知識胡使祿公使者檢部歷官舅母關官保人可轉及新三使風伯雨師等伏願哀垂納受功德乞延年益壽麗字七十二號[80]
按，筆者據原卷校正，發現前脫一行：“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十卷，右已上寫經功德並同莊嚴。”此外，“大山府君”當作“太山府君”。最近嚴耀中搜集敦煌文書中的相關史料，對其中的“平等大王”進行了較爲深入的考證，認爲這個稱號不僅是佛教觀念與漢族民間文化的一種結合，而且是均平思潮在唐宋間泛濫的端倪[81]。其實不單是“平等大王”值得研究，寫經題記以及其他敦煌文獻中所出現的各種神鬼的名號，均有細緻考察的必要。這對於我們重建中古時期民間信仰的萬神殿是很有意義的。
由於這些題記是許國霖在編目的餘暇，匆忙抄錄的，因此難免有不少疏誤，對學術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我們在肯定其刊佈史料的勞績的同時，也不能無視這一客觀事實。第一個上當就是胡適先生了。胡適先生在序中說：“有些經是和尚自己寫的，有些是學童(學仕郎)寫作習字課的，有些是施主出錢雇人寫的。一部《大般涅槃經》（潜十五）的題記說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資財爲亡夫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卅吊；《法華經》一部，十吊；《大方廣經》一部，三吊；《藥師經》一部，一吊。這是很有趣的經濟史料，不但表現宗教風氣而已。”果真如此，那可真是有趣的經濟史料。可惜我們只要核對一下原卷，就知道這不是“吊”字，而是“卷”字。因爲行草中字體相近，所以許國霖誤認了。恰好適之先生在這裏又犯了大膽假設的毛病，鬧了笑話。所以白化文先生提醒讀者：“附帶說一下，《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一書，因係過錄後鉛印本，過錄和鉛印校對未校出的錯字時有，使用時切宜注意。”[82]
再來看《敦煌雜錄》。胡適先生畢竟是大家，他的序雖有上文提到的瑕疵，但的確稱得上是高屋建瓴，所以我不憚費筆墨，節引如下：
《敦煌雜錄》是繼續蔣斧、羅振玉、羅福葆、劉復、羽田亨諸先生的工作，專抄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經典的文件。蔣氏之書最早（宣統元年）。三十年來，這類佛經以外的敦煌文件陸續出現，最大的一批是劉復先生從巴黎抄回來的《敦煌掇瑣》。但這些都是國外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經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達先生抄出的幾件長卷之外，差不多全沒有發表。所以外間的學者只知道北平所藏儘是佛經，而不知道這裏面還有許多絕可寶貴的非教典的史料！
許國霖先生鈔的這些文件，大致可分爲幾類：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學，如變文，佛曲，勸善文，淨土讚之類。第二是一些訓詁及訓蒙的殘卷，如《禮記音義》，《論語音義》，《太公家教》之類。第三是一些俗世應酬文字的範式，如祭文程式之類。第四是許多民間經濟往來的文契如借麥種牒，雇作兒契，典兒契，賣地契之類。第五是雜件，如藏經點勘帳，如姓氏錄之類。
第一類的佛教通俗文學，近年來早巳得著學者的注意。許君所輯之中，最重要的是幾卷《變文》，雖不如巴黎所藏《維摩變文》和我所藏《降魔變文》的完整，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變文》種類之多，數量之大，所以是很可寶貴的。這裏面的《佛曲》，如《辭娘讚》，如《散花樂》，如《歸去來》，都屬於同一種體制，使我們明白當時的佛典是用一種極簡單的流行曲調，來編佛教的俗曲。
第二與第三類，殘闕訛誤太厲害了；沒有多大用處。
第四類之中，有許多有趣味的經濟史料。此中《借麥種牒》最多，可以推知當時僧寺佃農的經濟狀况。最詳細又最動人的是《盧貝跛蹄雇作兒契》。我們讀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漢朝王褒的僮約。我們從前總想王褒的僮約是一篇游戲文字。現在讀了這篇雇作兒契，我們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還是一種牛馬式的奴隸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寫的僮奴生活，雖是詼諧的作品，離實際的生活幷不算很遠的。
1925年赴法留學歸國的北大教授劉復，將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所抄104種文獻，輯印爲《敦煌掇瑣》三册[83]。劉復在前言中明確表示自己輯錄的重點在於民間文學和社會史材料，他說：“上集是文學史的材料，中集是社會史的材料，下集是語言史的材料。”[84]這是“社會史”這一字眼首次進入敦煌學的範疇。劉復進而對“謬誤的大小觀念”進行了辯駁，劉復說：“譬如有兩個寫本，一本寫的是一部《尚書》，一本寫的是幾首小唱，照著向來沿襲的說法說，《尚書》當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書》當然是大的，小唱當然是小的。但切實一研究，一個古《尚書》，至多只能幫助我們在經解上得到一些小發明，幾首小唱，却也許能使我們在一時代的社會上、民俗上、文學上、語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見解。如此看所謂大小，豈不是適得其反。”[85]幷指出：“總而言之，我們新國學的目的，乃是要依據了事實，就中國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詳的觀察與推斷，而找出個五千年來文明進化的總端與分緒來。”[86]蔡元培也在序中闡發道：“就中如家宅圖，可以見居室的佈置；舞譜，可見舞蹈的形式；各種借書，可以見借貸實物與罰去利息的習慣；通婚書、答婚書等，可以見結婚的儀節；勸善經、勸戒殺生文，與曆書、解夢書、吉凶避忌條項等，可以見信仰佛教與保守古代迷信的程度；其他雜文，以此類推，都是很有益於考察當時社會狀况的。”[87]劉復和蔡元培的觀點都是極有見地的，至今仍不乏啓迪意義。尤其是是劉復關於“新國學”的論述，與稍後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的“總體史”的核心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很具有前瞻性。
不管許國霖是否受劉復的啓發，胡適先生認爲《敦煌雜錄》可以看作是蔣斧、劉復等人的工作，尤其是《敦煌掇瑣》的繼續，堪稱的評[88]。儘管早在1910年，劫余殘卷入藏京師圖書館之前，京都大學就派遣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五位學者，赴清朝學部考察[89]。但對一般讀者來說，是無緣獲見這批敦煌寶藏的。到了1917年，京師圖書館發佈《開幕廣告》，稱：“本館現在籌備告竣，定於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開始售券，特此通告。地點安定門大街萬家胡同。內容：文津閣四庫全書六千一百四十函、敦煌石室唐人寫經八千卷、宋元精槧及舊鈔本一萬二千册、普通書八萬册。但寫經及舊槧等有紙易碎損者，不供閱覽。”[90]與此同時，教育部批准京師圖書館所呈《藏書流佈暫行規則》，其中規定：“第一條，本館爲流佈藏書起見，擬將所藏善本書籍及文津閣四庫全書、敦煌石室唐人寫經，均許人攝影及轉鈔……第三條，按照本館閱覽規則第十六條之規定，凡欲將本館書籍卷軸攝影或轉鈔者，須繳相當費額，如左表所規定：……敦煌石室唐人寫經一卷，攝影，二元；轉鈔，五角。……第六條，凡欲假貸本館書籍卷軸攝影或轉鈔者，其書之種類、名目須先期指定，其數目照左定之限制：……敦煌石室唐人寫經，四十卷。……第八條，凡攝影或轉鈔等事，均在本館行之，不得携出館外。入門時仍須買普通入覽券，不得任意出入。”[91]至1919年1月11日，又將轉鈔一卷的繳費標準調高爲一元[92]。以民國初年的物價來看，收費標準是不低的，而且還附加了種種限制。但由於編目未峻，連這都不可能辦到，實際上規則形同虛設，所以其實還是沒有開放閱覽，外界對此知之甚少。因此《敦煌雜錄》作爲非佛教文獻的又一次彙總，堪稱嘉惠學林之善舉。
文學作品是《敦煌雜錄》的大宗，“變文”類收錄文十二篇，其中四篇是首次錄出；“偈讚”類收各種讚頌三十五首，多數是第一次公佈。其中果字四一號《淨土樂讚》、文字八九號《歸西方讚》等，李證剛曾加以著錄，然限於目錄體例，未附錄文[93]。自1920年王國維先生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94]以來，俗文學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熱點[95]。但是在《敦煌雜錄》問世之前，刊佈俗文學作品錄文的只有羅振玉的《敦煌零拾》[96]和向達的《敦煌叢鈔》[97]。所以容媛評介道:“《敦煌雜錄》中所鈔之幾卷變文，當更爲研究文學者所欲先睹爲快者也。”[98]此前，鄭振鐸著《敦煌的俗文學》時，沒有見到北圖藏本，他說：“京師圖書館藏本的幾種演繹佛經的作品，編目者名之爲‘俗文’，如《維摩詰經俗文》，不知原文是否如此？”。[99]而向達撰寫名篇《論唐代佛曲》時，其中三篇“俗文”是托人從京師圖書館抄錄的[100]。所以胡適序云“北平所藏的經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達先生鈔出的幾件長卷之外，差不多全沒有發表，所以外間的學者只知道北平所藏儘是佛經，而不知道這裏面還有許多絕可寶貴的非教典的史料！”。因此，《敦煌雜錄》的出版，對於推動敦煌俗文學研究的進步是有歷史性功績的。
此外，河字一二號《父母恩重變文》，擬題爲變文[101]，而不是像《敦煌劫餘錄》那樣名之爲“俗文”[102]，表明作者是吸收了當時的研究成果的。而原卷無題，係作者擬題者，均註明“擬”，這也是值得稱道的。
“音韵”類和“文疏”類，胡適先生認爲“殘闕訛誤太厲害了；沒有多大用處。”其實不然。譬如殷字四十四號《禮記音義》，就有助於校勘，而且其註音有自身特色，所註的有些反切與《廣韵》、《經典釋文》均不同，因此這可能是歷代書目未著錄之唐人《禮記音》或西北方音影響所致。由於殷字寫本至今未刊印圖版。以往學者要研究這件寫本，還是不得不依靠《敦煌雜錄》[103]。至於“文疏”中的追念疏、臨壙文、祭文、社文、願文等，正是我們研究敦煌民間宗教信仰、社會組織以及日常生活的絕佳資料。那波利貞就曾在關於唐代社邑的開創性論文中全文引錄《敦煌雜錄》所刊佈的兩件周字號祭文[104]。
“契約”類文獻的集中刊佈，在我看來，是最值得讚賞的地方。因爲這些“庸鄙”之物向來是不入中國傳統學者的“法眼”的。儘管中國現代學術興起後，學術界已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向。但是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遠不如文學方面的多，是有目共睹的。1911年，孫毓修發表《唐寫本公牘契約考》[105]，雖然粗糙，却是一篇開創性之作。但是所能利用的僅僅是斯坦因在新疆所獲的文書。《沙州文錄補》輯錄了幾件[106]，翌年《敦煌掇瑣》出版，又使學界獲得了法藏的十餘件契約的錄文。《敦煌雜錄》復彙集了北圖的十二件寫本。如此雖非完璧，但三大收藏地之契約文書概貌已大致可觀。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的大家仁井田陞先生，對於《敦煌雜錄》中的這部分資料極爲重視，他所撰寫書評重點就落是在這一方面[107]，幷在總體上給予這兩部書很高的評價：“所謂《雜錄》和《題記》，毋庸置疑都將成爲敦煌資料研究的基礎，對於繼承了辛勞的整理事業（筆者按，指陳垣《敦煌劫餘錄》）幷達成了預期目的的編者許氏，內外學界應當對此表示謝意。”[108]仁井田陞還在著作中多處徵引[109]。
“目錄”類所收的幾件點檢勘經錄，也是前人不太注意的文獻。而這些對研究中國佛教大藏經制度是很有幫助的[110]。其中盈之四一號《點檢藏經內現有部帙數目（擬）》，註明了每一部經的收藏位置，方廣錩認爲這是定格貯存法的一種變通用法[111]。
最後一類“雜類”確實收得比較雜，但其研究價值相當於其他各類是毫不遜色的。《太公家教》，這是中國學者1909年中秋節首次獲悉敦煌寫本消息時，就非常關注的一種童蒙讀本[112]。1911年，王國維發表了一篇跋，對此作了的考證[113]。後來，王重民、入矢義高、朱鳳玉等在此基礎上作了更爲深入的研究[114]。前些年，又有綜合性研究專著《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出版[115]。《百行章》是另一種饒有興味的蒙書[116]。北圖所藏乃字27號，是完整的《太公家教序》[117]，位字68號，是一卷較長的《百行章》抄本[118]，均屬難得。這些寫本之所以不斷引起學者的關注，是因爲和唐代庶民教育相關聯[119]。再如收字四號《至道元年僧道猷往西天取經牒》[120]，榮新江教授曾據此及羅振玉舊藏考證道猷是由北宋王朝派遣的取經僧人，在至道元年前後寄住沙州靈圖寺，幷與沙州官人有文字之交，還曾上書節度使曹延祿[121]。此實爲晚期歸義軍政治史與宋初中外關係史之重要史料也。而菜字二十五號《討蕃開路》雖僅一行，却揭示了歸義軍建立初期張議潮東征凉州的重大史實[122]。千年幽隱，賴此以明，尤可珍寶。許國霖將這些文書錄出，足證其識見之超拔。
榮新江教授認爲，在六十年代北圖公佈八千餘號縮微膠卷後，《敦煌雜錄》仍然還有價值，主要原因在於其收錄了《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1192號部分）的非佛教文書，即“讓國有虞陶唐周發殷湯坐朝”十二個千字文編號部分，這一部分正是北圖藏敦煌世俗文書的淵藪，而這些文書照片，迄今還沒有公佈[123]。誠爲不刊之論。\n 當然，《敦煌雜錄》也像《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一樣，存在著錄文多有錯簡的弊病，以致引人誤入歧途。例如，殷字四一號《張修造雇五歲駝契》和同卷《張修造雇六歲駝契》，許國霖前件錄爲“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後者錄爲“癸未年七月十五日”。[124]致使史料難以通解。後榮新江教授檢視原卷，才發現“七月十五”實“四月十五”之誤[125]。
（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
本書作者《叙》前半部分與《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略同，後半則述此書編撰原委，其中不凡精見，茲徵引如下：
余服務圖書館管理寫經，有感於此，爰於容歲[126]暑假之暇，凡卷中逸文趣語以及題名跋記，概行迻錄，編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及《敦煌雜錄》二書，逮後見《永豐鄉人雜著》，《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報告》，（第七卷四期第八卷一期）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LondonInstitution,(Bulletin),vol.7:4,vol.8:1.《鳴沙餘韵》等書內有題記頗多，緣將題記一書，重加編訂，顔曰《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其有年代可稽者，計二百餘則，上起西晋元康，下迄宋太平興國，且有當年仕宦僧俗寫經人名頗多，悉足以資歷史之研究，羅振玉先生輯編高昌麴氏、瓜沙曹氏二《年表》，（《國學叢刊》）徵引題記爲證，又《跋唐館本金剛經》，（《永豐鄉人雜著甲稿》）則據其經尾題記，考證唐代官制之沿革，及虞昶之襲爵。題記之有關考證，於此可見一斑。又其中記錄譯經之事甚詳者，略有數篇，雖非題記，然亦可供研究經教歷史者之參考，既可知經之翻譯年代，且可知在場負責之人，其譯述之謹嚴，程序之繁重，尤足以資今日作翻譯事業者之觀摩也，他如减割資財，寫經爲功德，亦藉以知常年佛教之隆，人心信仰之篤，敦煌石室遺留寫經數萬卷，有由來矣！茲者編錄己竟，不揣淺陋，謹誌數語，以述始末云。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許國霖謹識。
本書共著錄佛經157種，題記645則（其中11則非敦煌所出），每則題記後均標明編號，若是轉錄者則註明出處，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已全部彙入本書，在當時是最爲豐富的集錄。據叙及註可知其來源主要有三：1、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中的《古寫經尾題錄存》[127]；2、翟林奈《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漢文紀年寫本》[128]，即所謂《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報告》；3、矢吹慶輝的《鳴沙餘韵》。
其實還有幾個來源，就是所謂“影印本”。這些一概註爲“影印本”的，實際上有不同類型：
（一）、李盛鐸舊藏照片
1、《維摩經義記》題記：“《維摩經義記》，甘露二年正月廿七日沙門靜志寫記。”[129]此卷寫記即見於《德化李氏敦煌寫本目錄》[130]、《李木齋氏鑒藏燉煌寫本目錄》[131]（即刊於《敦煌遺書總目索引》318-323頁之所謂傳抄本《李氏鑒藏燉煌寫本目錄》）的李盛鐸舊藏“《維摩義記》第二（甘露二年）”。1919年9月17日，羅振玉致信王國維，特別提及這件寫本：“弟前日往看李木齋藏書，……其寫經，甘露二年（當是高昌改元）……以上諸書頗可寶貴，恨不得與公共一覽也。”[132]同月30日，王國維回復云：“李氏諸書，誠爲千載秘笈，聞之神往。甘露二年寫經，君楚疑爲苻秦時物，亦極有理。”[133]此前，羅振玉曾有一函致王國維，云：“李木齋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盜自學部八千卷中，已展轉與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駭之事。弟當設印局印之，此刻切勿宣爲荷。”[134]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和北京大學都藏有一批攝製年代很早的李盛鐸舊藏照片[135]，大概就是羅振玉所照印者，亦即許國霖所謂之“影印本”。
2、《仁王般若經》卷上北魏永安三年（530）東陽王元榮題記[136]。此寫經現藏京都博物館，即所謂“守屋收集品”，卷上題記，池田溫疑僞[137]。“守屋收集品”中有相當多的北朝寫經都有紀年題記，尾部都鈐有李盛鐸藏書印[138]。許國霖註爲“影印本”，可能也是出自上述李盛鐸舊藏照片。
（二）、王重民所攝法藏敦煌文獻照片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辛未年（911）二月四日皇太子李暅題記。此題記下註“影印本Pelliot3688”[139]。還有幾件僅註伯希和編號者。這些有可能就是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攝錄幷寄回的照片。
（三）、羅振玉舊藏照片
《大般涅槃經》卷廿七建德二年（573）大都督吐知勤明題記[140]。此寫本現藏故宮博物院。紫溪《由魏晋南北朝的寫經看當時的書法》刊佈過黑白圖版[141]。最近出版的《晋唐五代書法》，刊出彩色圖版[142]。故宮的一些敦煌寫本原是羅振玉舊藏，例如同書刊佈的草書《法華經玄讚》就是如此[143]。因此本件《大般涅槃經》或許也是出自羅振玉舊藏。另外，上博05《大般涅槃經》卷九亦有建德二年吐知勤明題記[144]，爲吳士鑑舊藏[145]，當與此件出自同一卷帙。
（四）不明
1、《維摩詰經》卷上麟嘉五年（393）王相高題記[146]。此卷現藏上海博物館，編號上博01[147]。
2、《維摩詰經》卷上神龜元年（518）經生張鳳鸞題記[148]。此卷現藏上海圖書館，編號上圖035[149]。
此二件寫本“影印本”從何而來，不明。
但別有一令人不解者，翟林奈的文章共分爲六篇刊載，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最重要的資料來源，爲何許國霖在只見到兩篇的情况下，不待全文刊出，急於要出版此書？
附錄《敦煌石室寫經年代表》在原表的基礎上增補了164則，約爲原表之四倍。《補遺》增補題記137則，所依據的是《敦煌本古逸經論章疏並古寫經目錄》[150]、《海外所存敦煌經籍目錄》[151]、《德化李盛鐸所藏敦煌寫經目錄》[152]、《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八五諸書。書中還附有《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寫真》圖版二頁，每頁圖版由四幀寫經題記照片組成，分別是：S.161、S.4415、S.81、S.797和S.2157、S.2278、S.217、S.87。其中寫真（一）曾刊載《微妙聲》第五期。其實這兩頁圖版均取自翟林奈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漢文紀年寫本》。
因爲《微妙聲》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都不容易見到，故敦煌學界罕有人提及[153]。而此書之序言乃陳寅恪先生所作，所以序之知名度和影響力遠在本文之上，常爲人所徵引。序云：“寅恪受而讀之，以爲敦煌寫本之有題記者不止佛教經典，而佛教經典之有題記者此編所收亦尚未盡，然即取此編所收諸卷題記之有年月地名者，與南北朝隋唐之史事一參究之，其關係當時政治之變遷及佛教之情况者，約有二事，可得而言：一則足供證明，一則僅資談助，請分別陳之。”[154]接着寅恪先生就佛教史、佛教之傳播及與政治史之關涉，作了精彩的闡發。鄭阿財先生認爲這是一篇勘與《敦煌劫餘錄序》比肩的大手筆。他說：“尤其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1930）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1939），不僅具體介紹了北京圖書館藏敦煌寫卷的價值，幷以宏觀的史學角度論述敦煌文書在中國學術史的價值，更首度提出‘敦煌學’一詞。雖然文字簡短，但却是影響敦煌學發展最爲深遠序文。”[155]鑒於此序大家都非常熟悉，此不贅述。所欲論者，乃此名序之版本及寅恪先生寫作時之處境。上文已言及，是序幷未與書同時刊印，而是另行發表於《史語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156]。經筆者比對，“史語所集刊本”和“金明館叢稿本”，在內容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後者增補修訂處計有二十七處，有時甚至是大段的改訂。寅恪先生治學之演變軌迹，籍此可略窺一斑。
令人驚喜的是，筆者在北大圖書館古籍特藏室又發現一册油印本《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此油印本現已用硬封面精裝，館藏編號爲1773：7939，藍色內封上題《陳寅恪先生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鈐有“燕京大學圖書館藏印”，正文共八頁。審其字迹，似爲刻工手筆，而非出於寅恪先生親筆。據小封套內所插之借閱登記卡，此書只有翁獨健、吳榮曾等四位讀者閱覽，最後一次借閱是在1950年，從此五十餘年一直“養在深閨無人識”。執此油印本與其他兩本比勘，發現文字與“史語所集刊本”大同小異。但有三點關鍵之處上的删改，有必要特別指出：其一是首句，油印本、“史語所集刊本”皆作“許雨新先生國霖以所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來征序於寅恪”，而“金明館叢稿本”改爲“北京圖書館以所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來征序於寅恪”；其二是前二本末句作“質之雨新先生，以爲何如？”，“金明館叢稿本”改爲“質之大雅君子，以爲何如？”；其三，油印本尾署“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義寧陳寅恪序於清華園”，其他二本皆無。
寅恪先生爲何後來要略去許國霖的名字，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由於許國霖不入學者之流，沒有必要大書其姓氏。當然，這僅是臆測而已。
1937年寅恪先生仍執教清華園，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平津人心惶惶[157]。值此國難多事之際，仍爲許國霖作序，可見其對此書之重視。之所以有油印本之刊刻，我推想大概因時局不穩，寅恪先生擔心文稿散失，故命人刻之。
四、結論
綜上所述，許國霖雖然一生的所有學術工作只是資料整理，從未寫過任何研究著作，但是他的勞績，推動了北京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的利用，向學術界傳播了國內外最新的學術信息，對於三四十年代，乃至至今的敦煌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功不可沒。他通過自序、編目體例以及論文索引所表達的有獨到見解的學術觀點，所展示的高明的學術眼光和良好的學術修養，是我們應當給予肯定和讚賞的，而不應該由於他是非學院派出身而加以貶低。此外，爲他的書作序的胡適、周叔迦、陳寅恪，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他們富於前瞻性的序言，至今仍給我們以很多啓發。我們應該向引出這三篇宏辭的許國霖先生表示謝意。
五、餘論：關於敦煌學學術史的一點思考
近年來，部分從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學者逐漸對敦煌學史、晚清以來的西北史地研究、國學研究發生了興趣，已有一些優秀的成果問世[158]。但是限於學科規訓的局限，他們的研究重點往往不得不落在學者交往史和社會歷史境遇等層面，難以深入到核心地帶，對一部學術著作或一位學者、一個學派，究竟在學術史上占有怎樣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評判。而本學科的專業學者，或者不屑於從事學術史研究，或者認爲這似乎侵犯了近代史的疆界，所以很少涉足這一領域。而在我看來，這一工作既具有相當大的難度，又蘊涵著積極而深遠的意義。因爲它需要寬廣的學術視野和豐富的跨學科訓練，即使是本學科的一流學者也不容易做好；而它的意義，則正在於超越學科的雷池，成功建構近代學術史和文化史，同時重新審視敦煌學發展的內在學術理路，爲自己尋找更準確的方位與路標。換言之，學術史不僅是學科自律的重要手段，也是學科自覺和學科自我發展的內在要求。相信今後必將有更多的學者投身於這一極具前景的新領地的開拓。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初稿
八月七日二稿
九月二十六日再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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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銘恕《敦煌遺書札記四篇·葉昌熾與敦煌遺書》，《敦煌學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58-67頁；吳琦幸《葉昌熾與敦煌研究》，《蘭州學刊》1985年第4期，69-72頁；榮新江“YeChangchi.PioneerofDunhuangStudies”,IDPNEWS,No.7,Spring,1997.5,pp.1-5 3pls.
[2]《中央亞細亞》第一卷第二期，1942年10月，36-42頁。
[3]目前所見，只有林家平、寧强、羅華慶《中國敦煌學史》，於許國霖較多的着墨，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98-100頁。
[4]《呈學部廣化寺已開辦儲藏幷請羅振玉等任名譽經理員》（文稿），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10-11頁。編者將擬稿時間徑書爲1910年10月17日，誤。因宣統二年仍用陰曆，十月十七日即公曆11月18日。其他一些檔案的時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錯誤。
[5]《學部續送京師圖書館敦煌經卷片》（原件），《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3-15頁；《續送燉煌唐人寫經清單》，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37-138頁。關曉紅認爲這些續送呈到的寫經，可能是追繳歸案的盜贓，可備爲一說。參看氏著《晚期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485-486頁。
[6]本次展覽中陳列。又，方廣錩認爲這項工作應完成於1910-1911年，見《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查初記》，《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2期，2頁。由以上檔案看來，應當主要是在1911年。
[7]陳垣《敦煌劫餘錄序》，同書葉四正；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475頁。
[8]《教育部指令第八百零五號核准京師圖書館暫行辦事細則》（1924年3月29日），《教育公報》第十一年第五期，1924年6月30日，40頁。
[9]此目現存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特展時陳列。
[10]鉛印，綫裝六册，1931年3月作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出版；1991年10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再版；1985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又將其列爲《敦煌叢刊初集》（三、四）影印再版。此書的重要書評有：方回（向達）《敦煌劫餘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六號，1931年12月；石田幹之助《三松盦讀書記·敦煌劫餘錄》，《史學雜誌》第43卷第9號，1932年9月，111-115頁；張崟《敦煌劫餘錄》書評，《浙江圖書館館刊》第二卷第三號，1933年6月30日，115-116頁。又，此書謄清稿現藏國圖善本部。
[11]《國立北平圖書館呈教育部送本館組織大綱請備案》（1929年11月13日），袁咏秋、曾繼光主編《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書叙傳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24-125頁；《教育部指令第三○六六號核准國立北平圖書館組織大綱備案》（原件，1929年11月28日），《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054-1061頁。
[12]《館務報告》云：“（九）唐人写经之整理：唐人寫經，館藏約八千餘卷，舊有《總目》、《詳目》各一。《詳目》向由多數人編纂，體例既不一致，其中誤品名爲經名，誤藏文爲梵文者，層見叠出，且全未標明庋藏櫃屜號數。《總目》間有標明庋藏號數而又未註者，又居多數，檢閱存放均感不便。本年將《詳目》、《總目》庋藏號數一一註明，編一《庋藏目錄》，以便檢存；編一《分類索引》，使覽者易於明暸大概。《庋藏目錄》稿已編就，尚未謄正；《索引目錄》已編三分之一。又《總目》內標明經名者，有三百餘卷，尚未編訂詳目。其中僅標部類者有之，誤標經名者有之，誤以品名爲經名者亦有之。本年繼續編訂。此種詳目亦已成就十分之九。一俟此項工作告竣，即行著手審查舊有《詳目》，補遺修改，俾早日成一完好目錄。至《總目》中未註經名者之二百餘卷，亦有急速整理之、必要。館中特約周叔迦先生詳加審查，已經查出十分之八，周先生純盡義務，熱心贊助，至可感也。（十）西夏文經典之整理：館中購入西夏文佛教百卷，漢文佛經十二卷，由周叔迦擔任編目，業已告竣。詳細目錄將在館刊西夏文專號發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六月，34頁。
[13]《館務報告》云：“寫經目錄：（一）繕鈔《寫經詳目》已完成四分之三；（二）繼續審定寫經殘卷，又審得四百餘卷；（三）開始編輯《寫經續目》，三種已編有詳細續目五百餘則，《總目》續編五百則，《目錄索引》續編二百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15-16頁。
[14]《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凡例》尾署“二十四年一月胡鳴盛謹識”。又，《館務報告》云：“寫經目錄：《燉煌寫經詳目續編》計收寫經一千一百九十二卷，繕寫成帙，幷編輯《總目》一册，又《燉煌寫經索引續編》亦鈔錄完畢，另輯《總目》一册，均已裝訂成書。”《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17頁。據此可知，大約1935年1月，編目已全部完成。
[15]前揭方廣錩《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查初記》。
[16]周叔迦先生於庚午（1930）之冬，自青島回北平，受北平圖書館之托，標識敦煌寫經，幷考證新購西夏文佛經。參看註12所引《館務報告》及氏著《北平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小記》，原刊《輔仁學誌》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9月，55-64頁；收入《周叔迦佛學論文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732-741頁。周叔迦先生的成績得到了王重民先生的高度評價，參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549-550頁。
[17]參看北圖檔案，尤其是《1935年11月25日委員會函教育部報告運書情形請撥裝箱運租費》（文稿）、《1935年12月6日密呈教育部解决善本圖書南運經費辦法》（文稿）、《1935年12月18日上海商業銀行收到寄存書函》（原件），見《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415-439頁。又，徐文堪先生擬提交“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的論文《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在抗戰期間的保存經過》，據預編論文集所載提要，即是探討古物南遷後，敦煌文獻在上海的保存史迹，可惜徐先生未能與會。
[18]胡鳴盛離職時間據《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376頁；又，市文史委《愛國民主人士胡文玉先生》記其1937年7月應聘出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兼圖書館主任，與此相合。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應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應城文史資料》第四輯，1990年，3頁。
[19]《敦煌石室寫經庋藏目錄》中多有用鉛筆、墨筆標明點檢核實的字樣和符號，末頁云：“右目各經卷由胡鳴盛謹交許君國霖代管。以上由許國霖查收。”《寫經室入藏明清單行本佛教書籍目錄索引》亦類此，末頁云：“右目各經卷由胡鳴盛謹交李君丙寅代管。以上由李柄寅查收。”
[20]胡鳴盛辭職後，孫楷第繼任組長。孫楷第手書寫經組工作總結現藏國圖善本部，由此總結可知寫經組雖仍然保留，但敦煌遺書整理工作已處於停頓，工作重點已轉入古代小說和戲曲的編目。
[21]《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366頁。
[22]《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附錄四，10頁。
[23]《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附錄，10頁。
[24]《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附錄，6頁。
[25]《敦煌石室寫經詳目》，方廣錩《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查初記》有錄文，5頁。
[26]徐文勘先生2002年5月9日筆者函。
[27]李際寧先生告訴筆者，許國霖抗戰爆發後即離館，後不知下落。未知孰是。
[28]L.Giles,DescriptivecatalogueoftheChinesemanuscriptsfromTunhuangintheBritishMuseum,London1957,p.333.
[29]瞿宣穎，字兌之，湖南長沙人，近代學者。著作有《漢代風俗制度史》（前編），廣業書社，1928年；《方志考稿》（甲集六編），天春書社排印本，1930年；《汪輝祖傳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人物·風俗·制度》，1945年初版，收入婁子匡編《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第105册影印，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年，等等。大概因爲是同鄉，因而相熟，且許國霖書中頗多社會史料，而瞿宣穎對此興趣甚濃，故許國霖請其題簽。
[30]但是此影印本缺胡適序和作者自序。我在榮新江教授處見到原書，係大約五六十年代琉璃廠中國書店售出，前五葉，即兩篇序言部分，被人撕去，其餘則完好無損。推測大概是五十年代批判胡適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胡適的著作在禁毀之列，書店出售時，往往撕毀與其相關部分。蘭州古籍書店所據以影印之本，亦是如此，故獨缺此册葉。
[31]《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年特刊》，北京大學印行，1948年，50頁。關於這次展覽的介紹，參看榮新江《北京大學與早期敦煌學研究》，《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33-340頁；氏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76-177頁。
[32]陳人之《八十年來我國之敦煌學》，《敦煌學論集》，21頁。
[33]《中國敦煌學史》，98頁。
[34]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809頁、955頁。
[35]容媛長期負責《燕京學報》“學術界消息”欄目的撰稿。
[36]《燕京學報》第23期，1938年6月，318-319頁。
[37]《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28年2月，3頁。
[38]李慈銘著，王重民校輯，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1929-1930年，鉛印本。王重民所撰此書之四篇跋文及《書〈越縵堂文集目錄〉後》，已收入氏著《冷廬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405-411頁。
[39]（一），《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號，1928年4月，74-77頁；（二），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6月，137-140頁；（三），第一卷第四號，1928年8月，207-209頁；（四），第一卷第六號，1928年12月，457-470頁。
[40]李慈銘著，王重民校輯，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1930年，鉛印本，十二卷，四册。
[41]王重民輯錄，二集，十卷，稿本，未刊。
[42]《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五號，1932年10月，1-8頁；收入氏著《冷廬文藪》，245-256頁。本文小序云：“北平圖書館既購得越縵堂遺書，余即司整理之役。迻錄纂輯，三年之中，計成書十四種，校定者復若干種，共百十萬言，先生爲學之大端，略具於是矣。”
[43]分載《微妙聲》第一期，1936年11月15日，89-98頁；第二期，1936年12月15日，69-78頁；第三期，1937年1月15日，73-82頁；第四期，1937年2月15日，71-84頁。
[44]《微妙聲》第五期，1937年3月15日，81-86頁。
[45]《微妙聲》第六期，1937年4月15日，79-86頁。
[46]在《微妙聲》第七期上登有《本刊叢書二種出版》的廣告，云：“許國霖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一册，三角；楊毓芬纂：釋氏外學著錄考，一册，二角。”83頁。
[47]在搜集材料上竭澤而漁的池田溫先生也只見到《微妙聲》雜誌上的單篇，而不知已彙集出版。《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17頁。
[48]林家平、寧强、羅華慶《中國敦煌學史》，云此書“由北平菩提學會出版，陳寅恪爲之作序”，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年，99頁。不確。陳寅恪序係另行發表，幷非與書同時刊印。詳見後文。
[49]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53-280頁。
[50]黃夏年說《微妙聲》是周叔迦居士領導的北平佛教會在北京創辦的，《20世紀的中國佛學研究》，《中華文化論壇》1997年第4期，90頁。不確。第一期封面印有“北平佛教會會刊”字樣，但自第二期開始，即轉歸菩提學會。
[51]《菩提學會章程》，《微妙聲》第五期，89-91頁。
[52]《微妙聲》第一期，1頁。
[53]《微妙聲》每期之封三。
[54]《微妙聲》第三期，55-62頁。
[55]羽田亨、伯希和合編《敦煌遺書》活字本、影印本各一集，上海東亞考古研究學會，1926年。
[56]《鳴沙餘韵》，東京岩波書店，1930年；《鳴沙餘韵解說》，東京岩波書店，1933年。
[57]P.Pelliot,LeGrottesdeTouen-houang,Paris:P.Geuthner,6vol.,1920-24.
[58]A.Stein,TheThousandBuddhas:AncientBuddhistpaintingsfromthecave-templesofTun-huangonthewesternfrontierofChina,London,1921.
[59]A.Stein,Serind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andWestermostChina,5vol.,Oxford,1921.Chap.XXIV,Sec.IV,PLCLXVIL.
[60]（一），第七期，1937年5月15日，74-81頁；（二），第八期，1937年6月15日，78-85頁；（三），卷二之一，1940年1月1日，1-10頁（每篇文章單獨計算頁碼，實際幷非首篇，而是在卷末）。
[61]由於許國霖的文章多刊發於《微妙聲》，因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目錄·索引暨作者簡介》許國霖條下只有一句話：“《微妙聲》月刊作者”。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年，234頁。
[62]借用陳寅恪先生語，《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學衡》第七四期之《文苑》，1931年3月，9頁；收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商務印書館，1934年；又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47頁。
[63]白化文《敦煌文物目錄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14-15頁。
[64]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後記》，王重民等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548頁。
[65]吳其昱《八十年來之敦煌學》，《漢學研究通訊》第五卷第四期，1986年12月，162頁。
[66]《支那佛教史學》第二卷第四號，1938年12月，42頁；收入氏著《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4年，355頁。[67]需要指出的是，胡適序的日期署爲“二五，七，三○”乃刻寫之誤。1936年7月30日，胡適正在訪美途中，短暫停留舊金山，是不可能爲許國霖作序的。行程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618-622頁。按，胡適序先載於《大公報·圖書副刊》，1936年7月23日，第11版，日期署爲“二五，七，三。”“三”下乃句號，非七月三十日也。此序復載於《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三號，1936年6月，1-4頁，亦作“二五，七，三。”但文中標點與《大公報》略異。此序又載《微妙聲》第一期，61-64頁；又附入《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37-40頁。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4册繫於7月3日，錄全文。說明云：“錄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文字依先生四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的最後改定，另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三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1528-1532頁。又，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條下云：“今夜有《校寫〈五更轉〉後記》一文，大要是：許國霖《敦煌雜錄》裏還有一首‘五更調’（周字七十號），其文字和劉復《敦煌掇瑣》三八（巴黎P.2963）題‘南宗讚一本’相同，可以互相校勘。”文載《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27-31。四月十三日條下記：“今天，改訂《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可見胡適是《校寫〈五更轉〉後記》後，順便改訂此序的。但筆者作了一番比對，似乎沒有發現有什麽修改之處。
[68]《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八。
[69]參看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496頁。
[70]錄文據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889頁。
[71]錄文參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第4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製中心，1990年，399-400頁。
[72]汪泛舟《〈薩訶上人寄錫雁閣留題並序呈獻〉再校與新論》，《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134-140頁。
[73]藤枝晃《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四），《東方學報》（京都）第13本第2分，1943年，65-66頁；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李錚、蔣忠新主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64頁。
[74]《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一一至葉一二正。
[75]陳寅恪《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號，1928年6月，59頁；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257頁。
[76]張鐵弦《敦煌古寫本叢談》，《文物》1963年第3期，7頁。
[77]PaulDemiéville,“UnedescenteauxenferssouslesT’ang,labiographiedeHouangChe-kiang”,étudesd’histoireetdeliteraturechinoiseoffertesauprofesseurJ.Prusek.Paris:InstitutdesHautesétudeschinoises,1976,pp.71-84.耿昇中譯文《唐代的入冥故事――〈黃仕强傳〉》，載敦煌文物研究所編《敦煌譯叢》第一輯，133-147頁。
[78]柴劍虹《讀敦煌寫卷札記》，《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248-266頁；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學論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84-101頁。在該書附記中，柴劍虹還提到了一件新發現的浙江博物館藏寫本。
[79]白化文、楊寶玉《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卷子812531號〈黃仕强傳〉錄文校註》，《敦煌學》第二十輯，臺北，1995年12月，23-70頁。
[80]《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九背。
[81]嚴耀中《敦煌文書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間的均平思潮》，《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9-26頁。
[82]《敦煌文物目錄導論》，17頁。
[83]劉復《敦煌掇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叢書之一，北京，1925年；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再版；《敦煌叢刊初集》第15册影印，黃永武主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84]同上書，12頁。
[85]同上書，14頁。
[86]同上書，15頁。
[87]同上書，2頁。
[88]傅芸子也認爲：“《寫經題記》共收四百餘則，《敦煌雜錄》專鈔非佛教經典的各種文件，爲繼蔣氏《沙州文錄》之作。”《三十年來之中國敦煌學》，《中央亞細亞》第二卷第四期，1943年10月25日，57頁。
[89]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年，此據《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九卷，京都同朋舍，1985年，268-272頁。又，高田時雄提交“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論文《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顛末》對此事考證甚詳，極具參考價值。
[90]《政府公報》第三百八十號，1917年1月31日。本條材料承學友張建軍檢出惠示，謹致謝忱。
[91]《1917年5月29日教育部指令第三七六號批准京師圖書館藏書流佈暫行規則》（原件），《北京圖書館館刊館史資料彙編》，973-977頁。
[92]《教育部指令第六四號批准京師圖書館改訂藏書流佈暫行規則》，《政府公報》第一千六十三號，1919年1月18日。
[93]《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五八至葉五九正，葉六七至六八正；李證剛（翊灼）纂《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上海國粹學報社，1911年；收入《敦煌叢刊初集》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葉九背，葉十正。
[94]《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1920年4月25日，95-100頁。
[95]關於變文的名義，當時曾有熱烈的討論。參看潘重規編《敦煌變文論輯》，臺北石門圖書公司，1981年；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96]1924年上虞羅氏印行。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第七册，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敦煌叢刊初集》第八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97]（一），《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二號，1932年4月，21-56頁；（二），同刊第六卷第五號，1932年，12月，41-62頁。此即胡適序所云“向達先生抄出的幾件長卷”。
[98]同註36。
[99]《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三號，1929年10月，483頁，註二。
[100]《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十號，1929年10月，1579頁；收入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276頁。
[101]《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四四至葉四七。
[102]《敦煌劫餘錄》，葉五七一。
[103]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彙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399頁。又，許建平先生近據原卷校錄，撰有《北敦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將刊於《敦煌研究》，依賴《敦煌雜錄》研究本件寫本的歷史將由此告終。
[104]那波利貞《唐代の社邑に就きて》（上），《史林》第23卷第2期，15－57頁；（中），《史林》第23卷第3期，71－110頁；（下），《史林》第23卷第4期，93－157頁。收入氏著《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459－574頁。
[105]《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二號，1911年4月23日，16-20頁（第3分）。該文還附有六件文書的圖版，這大概是斯坦因新疆所获文书照片首次在國內公佈。
[106]羅福萇編，上虞羅氏1924年鉛印本；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四編第十二册。
[107]關於仁井田陞對中國古代契約研究的貢獻，參看拙稿《胡天漢月――海外中國古代契約研究史略》，《國際漢學》第七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361-385頁。拙文原稿曾附有《海外中國古代契約研究論著編年目錄（初編）》，發表時大概因爲出於篇幅的考慮，爲編者删去，深感遺憾。
[108]仁井田陞《許氏〈敦煌雜錄〉と所收の法律史料――附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東洋學報》第26卷第1號，1938年2月，166頁。
[109]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中國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年。
[110]參看方廣錩《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111]方廣錩《敦煌佛教經錄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648頁。
[112]羅振玉《莫高窟石室秘錄》，《東方雜誌》第六卷第十二號，1910年1月6日，81-86頁。
[113]《唐寫本太公家教跋》，收入《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012-1014頁。
[11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219-224頁；同氏《太公家教考》，《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香港龍門書店，1951年，69-76頁；入矢義高《〈太公家教〉校釋》，《福井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東京福井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刊行會，1960年，31-60頁；朱鳳玉《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6年，389-408頁。
[115]周鳳五著，臺北明文書局，1986年。
[116]主要論著有：福井康順《百行章にっぃての諸問題》，《東方宗教》第13、14輯合刊，1958年7月，1-23頁；林聰明《杜正倫及其〈百行章〉》，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6月；鄧文寬《敦煌寫本述略》，《文物》1984年第9期，65-66頁；《敦煌寫本〈百行章〉校釋》，《敦煌研究》總第4期，1985年，71-98頁；《跋敦煌寫本〈百行章〉》，《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7頁；胡平生《敦煌寫本〈百行章〉校釋》補正，《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79-306頁。
[117]《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一六一。
[118]《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一六六至一六七。
[119]蒙書的概觀性分析有鄭阿財《敦煌蒙書析論》，《第二届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211-233頁；《敦煌童蒙讀物的分類與總說》，首都師範大學20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正式文本刊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頁。關於庶民教育的奠基性論著是那波利貞《唐鈔本雜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資料》，《支那學》第十卷特別號，收入氏著《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197-268頁。此外，李正宇《唐代時代敦煌的學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39-47頁；收入氏著《敦煌史地新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173-192頁；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231-270頁。
[120]《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一六八。
[121]《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961-962頁。
[122]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7、152頁。
[123]榮新江教授8月6日致函訓示。
[124]《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葉一二九至一三○。
[125]同註122，365頁。但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稱錄自北圖善本部原卷，仍作“七月十五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310-311頁。今從榮氏說。
[126]按，“容”，底稿作“客”，蓋刻寫之誤。
[127]羅福萇纂輯《古寫經尾題錄存》，羅福葆《補遺》，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三册，1221-1273頁。
[128]“DatedChineseManuscriptsintheSteinCollection”,I,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vol.VII,Part4,1935,pp.809-836;II,vol.VIII,Part1,1935,pp.1-26;III,vol.IX,Part1,1937,pp.1-25;IV,vol.IX,Part4,1939,pp.1023-1046;V,vol.X,Part2,1940,pp.317-344;VI,vol.XI,Part1,1943,pp.148-173.
[129]《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32頁。
[130]中央圖書館編，刊《中央時事周報》第四卷第四十八期，1935年12月15日，49-52頁；（續），同刊第四十九期，12月21日，43-46頁。鄭阿財、朱鳳玉主編《1908-1997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9頁）及榮新江《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僞》，均將篇名誤作《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TheLiShengduoCollection:OriginalorForgedManuscripts?”,ProceedingsoftheConferenceontheDunhuangForgeriesintheEarly20thCentury,ed.bySusanWhitfield,London,TheBritishLibrary,2001.中文本《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僞》，載《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1—18頁，收入氏著《鳴沙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103-146頁），以致與《學觚》第一卷第七期所載相混。又，《中央時事周報》所刊目錄前有引言，亦有資於考證李盛鐸舊藏的真僞及時人對此事之態度，茲節引如下：蓋德化李木齋閣讀盛鐸氏藉其戚何秋輦，彼時任甘省藩司之使，盡得斯伯兩氏所餘精品而朋分之。致學部所得，殆全糟粕，未幾何氏舊藏亦歸於李，然李氏則諱莫如深，從未出以示人，其內容究竟如何，外界無從揣測也。今年春，李氏將有斥賣消息，乃印成目錄一册，藉資號召，批覽一過，佛經外，經史雜著，及契約曆本等，有關史料者甚衆，而景教經，尤爲名貴。雖未逮倫敦巴黎藏弁之富，固遠軼學部而上之焉，但索值殊奢，國內學術機關多欲購之不得，亡何傳卒以八萬元日金，畀諸異國。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爰取此數頁之原目，披露於海內，庶覽者知所警惕，慎勿爲李氏續耳。
[131]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藏抄本。榮新江教授已將其全文刊佈，見前揭《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僞》。
[132]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470-471頁。
[133]王國維《觀堂書札》，《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1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7頁；收入《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473-474頁。前者繫於9月20日，誤。又，關於甘露年號之探討，參看王素《吐魯番出土寫經題記所見“甘露”年號補說》，《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244-252頁。
[134]《羅振玉致王國維》（1919年7月2日），《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459頁。
[135]參前揭榮新江文《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僞》註9。
[136]《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3頁。
[137]《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115頁。
[138]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72頁。
[139]《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20頁。
[140]同上書，13頁。
[141]《文物》1963年第4期，34頁，圖一
[142]施安昌主編《晋唐五代書法》，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年，159頁。
[143]同上書，188-192頁。
[144]《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92頁。
[145]汪康年曾於筆記中提及：“敦煌石室之唐人寫經已送之學部，而前後散於外間者尚多，亦當有留於彼地者。吳絅齋識安西州牧郃陽侯真甫葆文，得寫經三卷，其一卷爲北周建德二年正月所寫《大般涅槃經》，寫經之人自稱‘清信弟子大都督吐至動明’，有題識六行。吐知爲代北複姓，一千三百四十年之紙本完好無恙，良可寶也。”見《汪穰卿筆記》卷七《雅言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85頁。又，關於吳士鑑舊藏，參看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吳士鑑舊藏”條（榮新江撰），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793頁；黃征《吳士鑑舊藏北朝唐人寫卷的鑒定與考證》，《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165-169頁。
[146]《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19頁。
[147]上海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彩色圖版四－2；黑白圖版27頁。
[148]《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19頁。
[149]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彩色圖版一四；黑白圖版259頁。
[150]《昭和法寶總目錄》，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年，1055-1068頁。
[151]《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第一年第一、二、三册，1926年10月-1927年2月，1-36頁（分載三册，單獨計算頁碼）。有葉恭綽小引，略云：“敦煌經籍之存於歐西者，自以斯氏伯氏所藏爲大觀，而在東瀛，則推橘氏所藏爲巨擘。爰將三氏所存目錄，依類編纂，仍註明見於何家目錄，俾觀者若網在綱。至於國內所存，仍當繼爲彙輯，則於何家藏若干部，何家缺若干部，某部何家有若干卷，缺若干卷，尤能一目了然。對於敦煌經籍之共同整理，更不難按圖以索驥矣。”可惜事竟不行。
[152]當即《德化李氏敦煌寫本目錄》。
[153]董作賓撰《敦煌紀年》時，亦是以《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爲參考，而未及《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說文》第三卷第十期，1943年5月，83-100頁。
[154]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00頁。
[155]鄭阿財《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中國大陸篇》，《漢學研究通訊》74，2000年5月，170頁。
[156]1939年10月，15-18頁。
[157]參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2頁。
[158]代表性成果有：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陶飛亞,、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99年；同氏《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等。
XueGuolinandDunhuangStudies
YuXin
Summary
Therearetoomanyarticlesandbooks,whichwerepublishedduringthepastonehundredyearsinthefieldofDunhuangStudies.Itdeservethatwesummaryandretrospect.Butcomparatively,theacademichistoryisstilltheweakestlinkoftheDunhuangnology.Thereisnotmanyresearchworksonthissubject.Evenso,somedepartedwritingsfocusedonafewfamousscholarsonly,suchasLuoZhenyu,WangGuowei,ChenYinque,HuShi,andWangzhongminetc.However,manymore“thesecond-class”researchersofDunhuangnologyandothernonprofessionalscholarsareoutoftheirken.XuGuolinisoneofthem.So,theauthorchooseshimasagoodcase,anddoesameticuloustextualresearchonhislifeandallofhispublications,andtriestoanalyzeandrevealhisacademiccontributiononthegreatbackgroundoftheinternationalDunhuangStudies,especially,fromthe1930sto1940s.TheauthorhopesthisconstructivemethodwillbecomeanewbridgebetweentheChineseAncientHistoryandtheModernHistory.
原爲提交“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論文（北京理工大學，2002年8月），修訂後收入《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中華書局，2004年，66-98頁。因篇幅關係，所附圖版僅刊出其中兩幅。
附錄
許國霖與敦煌學圖版目錄
圖一：許國霖自撰《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提要及履歷
圖二：《敦煌石室寫經庋藏目錄》末頁胡鳴盛將敦煌遺書移交許國霖之記錄
圖三：《敦煌雜錄》目錄底稿
圖四：商務版《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
圖五：《大公報》所載胡適《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圖六：那波利貞《梁戶考》中關於《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的記載
圖七：仁井田陞《許氏〈敦煌雜錄〉と所收の法律史料――附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圖八：刊載《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年代表》之《微妙聲》第五期
圖九：《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底稿
圖十：《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謄清稿之周叔迦《引》
圖十一：《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謄清稿之作者《叙》
圖十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謄清稿正文
圖十三：佛學書局本《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
圖十四：《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馬叙倫題簽
圖十五：翟林奈《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漢文紀年寫本》（一）
圖十六：油印本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首頁
圖十七：油印本陳寅恪《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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