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敬爱的夏坚白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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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夏坚白院长

　　每当我漫步校园，停留在夏坚白纪念铜像前看着他那凝神远方的眼神时，仿佛他在向我述说他对测绘事业远景的规划，我总是默默向他描述我校的变化和最近几年来又取得的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以告慰他在天之灵。在夏坚白老院长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我又情不自禁来到夏坚白院长纪念铜像前，望着他那慈祥亲切的面容，勾起了我对过去岁月的丝丝回忆。

　　我是１９５７年考入当时的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的（１９５８年后改名为武汉测绘学院）。第一个寒假回家路经上海，去看望我的舅公公、前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先生时，他说：“你们院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留学回来正赶上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他先在重庆北碚中央地理研究所工作，在我们同济大学内迁重庆李庄后，他在同济大学任教授，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我任校长时他是教务长，我们工作配合得很好。到我卸任校长之职后，他就任了同济大学的校长。所以我们的关系不一般呐！”舅婆婆也说：“夏坚白先生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人也相貌堂堂，十分神气，还有他的太太林静庄，可是一个大家闺秀，非常贤惠的东方美人。”

　　说来也巧的是，我家的大哥也曾经是夏院长的学生，因为他是１９４７年考入同济大学的，当时夏先生是同济大学的教务长。我们兄弟有时在一起谈论夏先生，他说：“夏先生可是特别受同学们爱戴的师长之一。他人品好、学问好，关心学生疾苦，帮助学生逃脱过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抓捕。”我哥说，一次军警突然包围同济搜捕进步学生，夏先生多次以出面和反动军警交涉为由，阻止军警进校，掩护进步学生逃脱国民党的抓捕，后来得知，在那次的掩护中，夏先生让当时的工学院院长李国豪躲藏在他家中而逃脱了国民党的抓捕。我哥还说，为了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夏先生还和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王之卓等几位著名大学的校长们一起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请愿，为各学校领回一批救济款，解决了许多教员家庭的燃眉之急，也解决大批学生的生活着落。

　　夏坚白先生生活十分简朴，他气宇轩昂，衣着整齐，高雅却毫无奢华之气。他待人谦逊，彬彬有礼，从不摆大学者的派头，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更重，深受全校师生的敬重。当时学校有５位院长，有两部小车。一部英国产的奥斯汀小轿车，一部旧的苏联轿车。夏院长因私出门时都是去挤公共汽车的。我有一次亲眼所见，夏院长在前门搭乘１５路汽车，他等待许久，好不容易来了一辆，但乘车人太多，蜂拥而上，夏院长根本上不去，我想帮他挤出一点空间好上车，他说算了而转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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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夏院长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当时在他中山装左胸上挂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夏坚白”的白底黑字布牌子，每当我见到他匆匆地赶着去上班时（实际是去接受批判），心里真有滴血之痛而不敢言。后来全校师生到崇阳搞斗批改时，他被赶到“牛棚”当烧火工，在那样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不幸皮肤感染细菌，以后逐步发生恶变。夏师母说，其实夏先生的全身脏器都非常好，但就是这恶疾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从崇阳回汉后武测撤销，他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这时的夏先生仍自费订有很多英、德测绘方面的杂志，翻译了许多卫星大地测量方面的著作。他看到世界测绘科学的迅猛发展，他为我国测绘事业的未来担心，强烈的责任感趋使他为恢复国家测绘局、为武汉测绘学院的重建奋笔上书，给周总理写信，并向郭沫若、周培源等中科院的科学家们频频发出呼吁。经他的努力，１９７４年终于使武测得以重建。当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分散在武汉各高校的老师们聚集在重建的校园时，内心不知多么兴奋，但真正知道夏先生为此呕心沥血的当时是很少的。武测重建后，领导要夏先生重新搬进他原来住的单栋小楼去，但他说：我现在不是校领导，我不能特殊化，而要求搬入了一栋多单元的住宅楼。可惜不久夏先生因皮肤癌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去世。夏师母则在这套旧房子内一住就是２０多年。

　　在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作为九三学社湖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觉得弘扬他的精神，激励后人很有必要。因此在夏师母及他的子女的支持下，从夏师母在文革中忍痛烧毁的众多相册的劫后余存中挑选了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并和从学校存留的极为稀少的夏院长的工作照片中一共选出了２７帧珍贵的照片，做成一册纪念彩页，算是我这后辈弟子对他的最好纪念吧！

　　（作者为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员,胡丽红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