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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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锡伯族：

锡伯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锡伯”是本民族自称，汉语则有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不同译音和写法。

关于“锡伯”一词的含义，诸说不一。一说为瑞兽或带钩，即《汉书·匈奴传》所称“犀毗”；一说为地名，海拉尔迤南室韦山一带(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古称为锡伯，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因以得名。

锡伯族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鲜卑族遗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锡伯族集中分布于辽宁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等地，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集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以及伊犁河流域的霍城、巩留两县，基余的散居于吉林省的扶余、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北京等地。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锡伯族人口数为十九万。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通用汉文和蒙古文；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使用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文。有锡伯文。

族源与变迁锡伯族与古代鲜卑有渊源关系。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东麓，至十六国时(公元304～439年)，鲜卑族慕容等部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建立了政权，后融于汉族。少数鲜卑人仍然居住在嫩江、绰尔河、松花江一带，保持了原来的生产方式。这部分鲜卑人就是今日锡伯族的先民。也有说锡伯族来源于匈奴，或室韦，或女真。清代以前，他们繁衍生息在以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为中心的东至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捕获物基本上平均分配，人人有份。

公元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锡伯族被满洲统治者征服，编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在一百多年中，锡伯族人民从自己长期聚居的地区分散到许多地区，随着频繁的驻防、调防，不仅移居东北三省，而且奉遣远戍云南、新疆。八旗制度使锡伯族处于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由原来流动性较大的渔猎经济转向稳定的农业经济。

锡伯族世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公元十八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人口约二十万，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中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现有锡伯族人口两万余人。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在满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跟蒲语很接近。锡伯文是１９４７年在满文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的。新疆的锡伯族至今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兼用汉语、维吾尔、哈萨克语。东北的锡伯族在语言、衣食、居住等方面和当地汉、满族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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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迁节：

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在公元1764年共同西迁到新疆伊犁驻防屯垦，在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和其他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2007年是锡伯族群众第二百四十一个西迁纪念日，在新疆生活着四万一千多锡伯族人民，每年的农历4月18日，男女老少都要身着盛装欢聚在一起，共度“西迁节”，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公元1764年农历4月18日，清朝乾隆大帝从东北盛京(今辽宁沈阳)等地调派锡伯族军人进驻新疆，有一千零十六人被征调，携同随军家属共四千零三十人，步行出发前往新疆伊犁驻防。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著名的民族集体迁徙行动。从此，锡伯族分居东北、西北两地。青年人充当“披甲”，服役当差，闲散附丁和家属则从事农副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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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锡伯皮影：

皮影是剪纸的姊妹艺术。其基本形式与剪纸相类似。它是用牛皮、羊皮、驴皮或纸张等采用阴阳及色彩的虚实对比造型，以雕镂、刻画、着色、涂油等方法制成的平面图像。皮影影人及场片器物的制作是为了皮影戏表演。演出时配合着音乐、锣鼓、演员的唱腔唱词及灯光效果，由艺人在幕后操纵影人身上的连杆儿，透过灯光可以在幕布上映出多彩且能行动自如的影像。

皮影戏在东北地区流行很广，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流传的时间也较长，是满、锡伯等北方少数民族民间颇为盛行的艺术形式之一。

皮影及影戏之起源，史学家孙楷第在《傀儡戏考源》中记：皮影戏始起于唐朝或稍晚一些时间的五代时期。当时值佛教盛行，寺院中的俗讲僧在讲宴时广泛使用影人，以其为死者的灵魂，存亡超度，致此初具滥觞雏形。关于东北通古斯民族民间皮影的起源也有相应的论述，俄国学者在《论通古斯人的摇篮》一文中说：“最重要的东西被称作‘阿南’的神像。‘阿南’，按照字义是影子的意思，它用皮革制成，涂上黑色，照通古斯人的说法：孩子的‘影子’就是自己的灵魂，时时在孩子的眼前出现，把他惊哭。按通古斯人说，孩子出生后灵魂没有立即稳定下来。灵魂常常离开自己的身体，当孩子的灵魂游荡时，‘阿南’就用来使其停留下来。”

可以看出，不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皮影艺术皆因古代先民的灵魂崇拜思想而萌芽、产生，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早期，皮影主要被巫师、方士、僧侣、萨满等人所利用，在其“借影还魂”的法术中，把“影人”作为死者或生者的灵魂来“存亡超度”、“招魂唤魄”。这也决定了宗教功能是皮影原始的主要的民俗功能。

公元十世纪左右，中原及北方皮影戏基本定型，据宋朝学者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中说：“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事之像，至今传焉。”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也记：“有弄影者，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又有宋朝时期学者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载有“小经纪”一项，记述南宋时已有专门以刻影人为业的民间艺人及作坊了。这时的北方，正值女真人建立“大金”政权，皮影在女真族中业已广泛流行，从1980年在山西孝义县出土的金代墓室中皮影头像壁画及山西繁岩寺文殊殿金代大定年间儿童弄影戏壁画中即可想象当时北方民族民间皮影戏之境况了。

随着“金”势力的不断增强，女真人南下攻克黄河流域等地，据史书记载，金人进入开封后，兵士“求索杂剧、说话、弄影戏……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将其移民至“金”之上京。这说明，当时在女真人故地，喜好皮影的气氛已相当浓重。到了元朝，皮影戏甚至成了宫廷与军队消遣、娱乐的一种形式，并且随着元军的远征足迹传人波斯及阿拉伯等国家。九世纪初，波斯学者雷士丹丁就记录过在成吉思汗的儿子继位时，曾派遣演员去波斯讲演一种“藏在幕后的戏曲”，即为影戏。

由于满、锡伯等东北少数民族继承了北方占代民族的弄影习俗，所以，皮影戏一直在白山黑水间沿袭传流下来。明朝中末期到清初及至民国，是北方民族皮影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中原与东北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渗透，明代万历年间，关内各地不同流派的影戏，如陕西影、河北乐亭影等皮影艺术相继流传到东北部分地区，受到了民间百姓的极大欢迎，且相互效仿者极多，从而促进了东北满、锡伯等少数民族皮影与关内皮影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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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期，满族作为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而逐渐强盛，清朝定都盛京之时，许多王府都以有有影戏家班为时尚，供王公、大臣及其亲眷平日消遣。清代，东北的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吉林各地将军衙门均设有皮影府班，影匠领年佯禄最高者达五百两银子，其他衙门的满汉大臣等亦蓄有影戏家班。上行下效，东北民间的皮影戏也随之繁荣起来。”清军入关以后，东北传统皮影随之进入北京，其影戏以工精艺美而闻名。据史书记载，清康熙五年(公元1667年)，礼亲王府自养影班，班里领年俸银五百两者已有八人之多。恭王、怡王、肃王等王府也都蓄养着很有名气的皮影艺人和上讲究的影箱(影班)，由于东北皮影具有满、锡伯等民族的语言特征，既演家乡影又唱家乡调，所以调往各地的八旗官兵在地方语言、风俗不同的情况下，皆纷纷携带由旗人演唱的影戏班，东北民族皮影也就得以传播到全国各地。

东北皮影在近现代锡伯族民间流传较广的地区除辽宁等锡伯人聚居地之外，最盛行的还要数黑龙江省的双城地区。

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将锡伯族兵丁及家属南迁到辽宁各地后，分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因此，锡伯族官兵也就成了满洲的旗丁、旗民。由于八旗人增长迅速，而经济发展又相对落后，从而使相当一部分旗民成了编外的“苏拉”(闲散)，所以清代嘉庆年间，清政府派将军富俊调拨满族、锡伯族、蒙古族、汉族等旗人兵眷到双城堡垦荒开发，从此八旗皮影便以双城堡为中心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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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双城市锡伯族女皮影艺术家高金华讲述：据祖上传，双城堡刚开发时居住在这里的都是满族、锡伯族的八旗兵和相继移来的旗人，当时的皮影戏大都是用满语演唱的，多数是由官家主办的影戏，时称“会影”，民间的影戏多为唱“愿影”的形式，即在某家某人患病时向神灵烧香许愿，到痊愈后还愿时进行的活动，适时杀猪唱影，大户人家最少要持续三五天或七天左右。那时，唱皮影戏还没有影卷，所演唱的曲牌都是来自祖辈的口传心授，民间称作“流口”。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河北乐亭皮影艺人张振江、冯兆祥、马德花迁来双城堡正白旗五屯(今双城市农丰满族锡伯族乡)落户，开始皮影生涯，活动在双城西部一带，被人们称为双城“西派影”，与活动于东官所一带的双城“东派影”艺人郭武生、王大嗓等形成交相辉映之势。直到1919年双城堡地区已有影箱三十多个，皮影艺人一百六十余人，达到全盛时期。

活动于双城地区的锡伯族民间皮影艺人主要有：高云鹏，锡伯族果尔吉氏，其父高鸿刚，皮影世家。祖籍辽宁复州<今复县)郭尔明阿牛录。高云鹏以嗓音宏亮著称，以“打鼓唱大(花脸)”见长，并且自刻皮影影人，多有创新。二十九岁早亡。

高凤阁，高云鹏之子，承其父业。曾从师双城堡“西派影”著名艺人张振江，学习“唱丑”，后与双城影戏圈“王家三父子”中之王凤阁搭伴唱影。解放初期与皮影艺人王凤阁、吴凤阁并称为双城影戏“三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自刻影人，组建现代皮影戏演出组，常年活动于双城及邻近各县乡村。经常出演的曲目有：传统曲牌《五峰会》、《双失婚》、《金石缘》等，现代曲目有《识字模范》、《买卖婚姻》、《保卫世界和平》、《美军暴行》、《黄继光》等。

满族、锡伯族民间流传盛行的皮影艺术具有着东北民族的区域文化特征。在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中，各地域各民族都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用不同的方式造就着各个民族，而不同的艺术则反映了各个民族自成特色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

在东北民族皮影艺术中，保留和积淀着北方渔猎文化、原始萨满教文化的深厚内涵，在皮影的造型中存在着大量的符号程式。如，普遍存在于影人头楂和部分戳子(影身)及场片上的鸟、鹰、鸡、凤鸟、雉鸟、雉鸟翎等等禽类装饰形象：鱼、龟、蛙及牛、马、鹿、虎、龙、狐、蛇、黄鼠狼等鱼类、走兽类形象；还有许多具象的纹样符号，如，日、月、星辰、树木、瓜、石榴、龙凤、蝴蝶、瓶花、宝塔、鹿角、箭杆、烟袋等等，以及大量的抽象纹样符号，如，太阳纹、鱼纹、瓜纹、葫芦纹、万字纹、勾云纹、盘长纹、贯钱纹、寿字纹等。

这诸多的符号程式中，都寓含着北方先民天体、星辰信仰、灵魂与精灵信仰、萨满教灵禽崇拜、山林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祖气崇拜及民间世代相传的阴阳生殖崇拜、祈福求祥信仰等古文化思想。另外，东北民族传统的服饰特征在皮影造型中也有较明显的体现。如影人中“方皮”大师兄的造型形象：头戴嘎达帽、脑后梳长发辫，腰系蓝丝带，穿套裤，脚蹬皮靴，大头、大下巴、大手等。其他人物多有头戴宽檐帽，脑后垂二或三眼花翎，梳一根长辫发。旦角中则头饰高旗髻，上刻四季花，着旗袍等。皮影的戳子、头楂造型也极具东北少数民族人的形象特点，细眼睛、长鼻子、尖嘴等等。

东北少数民族皮影头楂的色彩可分为红、绿、黄、白、黑五种，以深浅、浓淡、勾勒、平涂、润染为主要赋色手法，衬托出异彩纷呈的人物头面造型，色彩鲜艳动人。影人头楂的颜色本身分别标志着不同的人物性格，专人专脸，神态各异如。忠义英俊者便用枣红及近赤色，勇武豪放者多以绿色勾勒，正直无私者配以黑色脸谱，神异怪杰者多为黄色脸谱，专横阴损、心术不正或坐监犯科者勾白脸带横线，配以浓眉、吊角豆眼仁等等。意象赋色，以色寓意，以虚代实。影人造型富有真实、自然、生动的特点，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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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民族民间皮影的制作与雕镂有着严格特殊的工艺过程与方法。一般要经过；

⑴刮皮子：将驴或牛、羊的皮剥下之后，放入凉水盆中浸泡三至四天，泡透后绷平，用刮皮刀刮去皮外面的毛及皮内面的油肉。

⑵浆皮子：将刮净的皮张用微热开水泡软后搭起使其阴干。再把配置好的糯米饭米汤刷在皮面上。待阴干后放在炕上压一宿，烘干后即可用于雕镂。

⑶选皮：用于刻影人的那一部分皮子，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刻头楂的皮子要薄且透明，刻戳子的上节亦需薄软，以便于操纵时灵活多变，腰节稍厚，下节两腿及有关场片道具则需厚皮。

⑷雕镂：民间的刻影艺人们往往是靠传统的造型图式做底样，需用现代影人时，则要重新构思形象，然后画出图纸，将皮子放在图样上面，依图谱式样用铁针划出轮廊，然后用小刀在垫着蜡板的皮子上雕镂。

生活阅历及经验丰富的民间影人雕镂艺人，通过承袭与实践，还总结出了许多有关的艺诀流传在民间，如选皮时：“一张驴皮宽又宽，雕镂影人选择严，肋边骨处透又明。头楂选用颜色鲜，屁股皮子易回卷，脊背适合刻场片。”

再如使刀时：“小小刻刀口锋利，直行莫偏慢用力。刀刀贯气线挺拔，毛茬斜扭最禁忌。横顺斜茬要分清，刻出影人才直立。”

皮影戏是舞台戏曲的前身，拥有丰富的剧目，有神仙道化戏、历史演义戏、民俗生活戏、爱情戏、伦理戏等，因此也就使得皮影的艺术造型更为丰富多彩。为了适应演出的需要。长期以来，东北皮影的艺术造型形成了一系列的夸张、变形、象征、示意等具体程式，人物刻画整体、简炼，线条粗犷豪放、大胆夸张。节奏韵律感强，刚中寓柔、疏密得当，使角色神态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界。世代相传、家喻户晓的人物，各有相应的基本脸谱、冠带等。

皮影头楂多为侧面，以克服干面造成的局限性，以此来增强形象的表现力。在影人头楂的镂刻中，一般文质生、旦等多采取阳刻，以极其流畅、自然的线条勾勒人物的股谱，展示人物的性格，显得清秀隽美。而对于丑角及花脸黑头等角色，则大多采取线刻(阴刻)，保留面部较大的面积，以便渲染着色、勾画脸谱。在戳子的大面积实体上，多以镂空的细线条来形成间隔，以分别图案色块并且表现人物形态结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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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满、锡伯等少数民族的皮影艺术，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民族民间剪纸的质朴、浑厚、劲烈、豪放的艺术风格，在表现方法上超越了对自然的摹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对中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的民间皮影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锡伯族的源流和两次迁徙

关于锡伯族的源流问题，已发表了很多文章，如与满族同源说、与女真同源说、为蒙古的一支说和北鲜卑的后裔说。

著名锡伯族化工专家、族史学者何叶尔·李力认为，北鲜卑的后裔说是准确的，而且应当说是直系后裔。在史学家贺灵、佟克力所著《锡伯族史》和白友寒所著《锡伯族源流史纲》中也说明：“鲜卑人乃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系的一支，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及呼伦贝尔草原广大地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大部分匈奴西迁，鲜卑遂进入北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公元158～167年)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鲜卑族人逐渐南下，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以后又分裂为南室韦和蒙兀室韦，南室韦转化为锡伯，蒙兀室韦转化为蒙古。北鲜卑南下后仍有少数人留居故土，演变为锡伯族。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使她们保留了故鲜卑一些特征，如风俗、语汇和族名，形成了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记载，锡伯部族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扎兰陀罗河即绰尔河。又根据米文平《英雄民族的摇篮》一文记叙，1980年7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始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从这两处遗址证明锡伯族在移到辽宁前，一直活动于古拓跋鲜卑地区，为拓跋鲜卑留下的遗民。

锡伯族早期居住在科尔沁草原。“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其后陆续归附于清，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迁徙驻防的历史。”大体上在现嫩江以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

正是由于以上历史和地理环境关系，这部分遗民延续了鲜卑的民族称号，以后称为室韦、席北、锡伯等，不过为不同时期汉语音的音变而已。以汉语拼音来说明，鲜(xian)、室(shi)、锡(xi)前一字母都属于舌音，卑(bei)、韦(wei)、伯(bo)前一字母都属于唇音，鲜卑语音与汉语发音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不同时代译为汉文时，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差异。又如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口语称自己民族为锡窝(xiwo)，窝与韦的发音很接近。又如现俄属西伯利亚为汉朝时期鲜卑故地，因族名而名其地，英译为Siberia，也可译为鲜卑利亚。

再从语言学来研究，现在新疆的锡伯语仍保留有鲜卑语词汇。《日本研究》1988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鲜卑人东渡日本考》，文中谈到日本江户时代的私家史书《东日流外三郡志》上载有：在上古日本北部有渡来民族，号称津保化族，津保化日音Tuboke，就是“拓跋”。由于鲜卑族的影响，在现代日语中保留有鲜卑族词汇，这些词汇与新疆锡伯语发音很近似，说明现在的锡伯语保留有鲜卑语词汇。

再有从民俗方面，在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有位农民供奉的“喜利妈妈”上挂有“铜兽”，这与鲜卑族的鲜卑兽是一致的。锡伯族的“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女平安的神，而鲜卑兽是鲜卑族的图腾，是保护人们的神兽。

综合以上，从地理上的活动区域、语音、语言词汇和民俗四个方面，说明现在的锡伯族确系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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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锡伯族从北鲜卑故地辗转南迁盛京

锡伯族的先民鲜卑，因早期活动区域不同，又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北部鲜卑早期游猎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后来南迁到呼伦池的草原上，然后继续向西南迁，徙居阴山河套之间，与滞留的匈奴相融合，发展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在三国时期活动于西辽河上源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西晋时期发展为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等部。拓跋鲜卑在公元386年至534年建立北魏王朝，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在中原的第一个政权。进而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为后来隋唐更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锡伯族是没有入主中原的北部鲜卑遗民的直系后裔。他们依然游猎于以“拓跋石室”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北段的森林里。那么，锡伯族的先民是怎样从北鲜卑的故地来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简要叙述。

这一时期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九部之战”，到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锡伯族奉命西迁伊犁戌边，历一百七十年。主要是在清朝的前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在清朝的首次大迁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

先说明在清开国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对于锡伯族的被迫大迁徙有直接的关联。

一是：“九部之战”。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农历9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新宾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互争雄长”的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值得申明的，一是锡伯族名的“锡伯”二字，就是从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献中出现的，之后一直沿用下来，恢复了锡伯民族自称的历史原貌。二是科尔沁蒙古编旗。“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后金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再来说迁徙。先看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然而，碑文所记往事，有的地方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有错误。如锡伯族原居何处？锡伯族何时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何时迁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万世永传”。但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公元1808年)，晚于太平寺建庙时的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据久远的传说，且与事实有出入的口碑资料，没查阅官府档案核实。故而有些差错是可以理解的。

锡伯族的原居处，在嘎仙洞及大兴安岭，编旗驻防与南迁情况为：

第一，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

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这方面在锡伯族家谱中就有记载，如边台韩姓家谱载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将军)墨尔根城和雅鲁河流域时，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长曰乌苏布，次曰乌苏买。乌苏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乌苏买有二子，长曰鄂尔布，次曰鄂尔胡买……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

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

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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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今辽宁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今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清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

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康熙大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

两年后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

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

①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

②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

③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

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而且“嗣后，每年将锡伯女、寡妇，均照此查送”。这不是灭种之策吗？如此圣上，何其毒也！(注：锡伯族认为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以致在民间留下了吃翻桌之说)。

第三，随旗当差，分驻各地效力。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讲，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沈阳城南西河山沟村锡伯族完颜氏宗谱载：“清帝知我族强悍，不容团聚一处，防生意外，随分散各旗各佐”。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亦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

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

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花生

第四，南征云南与北返黑龙江屯垦。

征云南。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来，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不断侵犯我云南普洱、东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反击，结果为缅军所败。

清乾隆三十四年盛京将军恒禄接上谕旨，便从盛京选派锡伯一千名精兵强将，于公元1769年农历4月初起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农历7月中旬抵达云南前线。经过交战、缅甸当局慑于大军威力，被迫与清军议和，锡伯官兵驱逐缅甸侵略者的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据清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载：锡伯一千名官兵，“阵亡之兵十二名，因伤死亡之兵三名，关外病故之兵五十四名，关内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死亡之兵一百零五名”。锡伯族官兵在这次征战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清乾隆三十五年农历1月6日，南征云南的锡伯官兵八百九十五人，分队撤回盛京。

返黑龙江屯垦。锡伯族南迁盛京及京师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经营，人口迅速增长，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了余丁繁多而财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没有收入，“窘迫不能养共妻子”，于是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政府把京师、盛京、复州、金州、岫岩、凤城等地闲散兵丁及其家属，分批迁返黑龙江双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垦，开荒种地。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吉林双城堡八旗户口男女统计：“西伯(锡伯)四百九十三户，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栏内，理合声明。”

3.锡伯族从盛京西迁戍边

锡伯族拨来盛京(今辽宁沈阳)驻防六十年之后，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有一部分锡伯族从辽宁西迁到伊犁。锡伯族的西迁是整个民族中一个大事件，他们迁到伊犁之后，在开发大西北，保卫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以及保存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历史记载，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撤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针对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外国势力又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一方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方面向南疆移民屯田，并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但是，由于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强有力的军队驻防。当时虽已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但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向清朝廷启奏，请求增派盛京的锡伯族官兵，因锡伯官兵骁勇强悍，善于骑射，很有声望。奏曰：“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乾隆帝御审明瑞将军启奏后，下了谕旨：“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行军路线：“由塞外行走”。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盛京所属锡伯官兵携家眷共四千余人，于农历4月18日从沈阳出发踏上了西迁伊犁的艰难旅途。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沈阳，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农历8月24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8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草木枯荣，寒气凌人的季节。锡伯族官兵携其眷属无法继续前进，便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第二年(公元1765年)农历3月草木返青时再赶程前进。但在乌里雅苏台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疲惫瘦弱，加之雪厚无草，开春时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牲畜先后倒毙一大半，已无法继续前行。后经管带协领阿穆胡朗、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奏准，借给每户马一匹，计五百匹，驼一峰，计五百峰，每人带四个月口粮和一个月茶叶，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3月10日起，先后由乌里雅苏台起程继续前行。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只好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就穿绕科齐斯山又继续行进，然而，没过多久，由于受困多日，所剩口粮已供不应求，所借马驼也倒毙甚多，行走已极为艰难。这种情况下，阿穆胡朗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继续前进。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济之前，余粮已尽，竟以野菜充饥。过了霍博克赛尔、察罕俄博，于六月，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才得到接济。又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罗塔拉等地，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7月22日，先后抵达伊犁地区。

西迁的锡伯族官兵与家眷，冒酷署，顶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历时一年又四个月，行程万里。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垦戌边”壮举，正如清朝著名锡伯族诗人锡济尔珲的叙事长诗《离乡曲》所描写的那样：

坐上牛车出了关，骨肉分离不能还；每日只行数十里，不知何时才换班。

东望家乡泪不干，哪堪夏热与冬寒；历过千山与万水，一到乌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车也残，人都饥饿病难安；无法暂在乌城住，春融不敢再盘桓。

凄凄惶惶过一冬，同把行装密密缝；准备三春积雪化，想起关东泪满胸。

山路崎岖车乱颠，赶车人儿好熬煎；妇女嚎啕牛不走，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老牛车偏遇石头；儿女翻在车箱里，损腰折腿血交流。

嗳哟苍天快显灵，保我儿女到边庭；纵然受了伤与病，哪有医药来调停。

奔奔忙忙何日休，可恨拉车都是牛；过了赛里淖尔地，又把烂车到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