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嘉蘅与南阳

卧龙岗

  　　
五任南阳知府

顾嘉蘅，清代江苏昆山县人，道光庚子科（1840年）二甲第五名进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秋，顾嘉蘅以七品翰林编修调升为从四品南阳知府。次年，因其母病丧，丁忧归里。咸丰元年（1851年）二任南阳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春，顾嘉蘅之父顾槐病逝，顾嘉蘅又扶榇归里。当时恰遇捻军起事北来，兵报火急，顾嘉蘅被清政府诏令夺情回任，是为顾三任南阳知府。之后顾嘉蘅曾第四次任南阳知府。

关于顾嘉蘅第五次任南阳知府的情况，百姓间流传着一个颇能反映封建社会政治腐败、官场险恶的典型事例。当时，清朝政府推行“捐官”制度，即政府以官换钱，公开大卖官。清政府虽以“捐”为名，但却行卖之实，各府州县官为“捐官”推销员。当时顾嘉蘅为“捐官”去邓州，途中宿穰东马步衢家。马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武状元、广西提督马殿甲之子。平日，马步衢与顾嘉蘅交情甚厚，此时顾嘉蘅将来意说明并委托马募资“捐官”，并商定分成办法。由于马的父亲为武状元，祖父又是武翰林，一向重视科第，十分厌恶“捐官”之事，于是，马步衢当即谢绝了顾的委托并愤然说：“我马某决不做这等辱没祖先的事。”顾嘉蘅是个自视甚高、十分傲慢的人，受此奇辱，遂拂袖而去。顾一到邓州，就嘱咐州官杨某罗织马步衢一个罪名，以泄怒气。但马在当地人缘较好，并无仇家，衙役只好买通一户人家告马，杨某立即受理，意欺辱马步衢，为顾嘉蘅出气。杨用拜帖请马到州衙，透露有人控告他，劝马亲自到府衙求助。马听后勃然变色，立即坐轿到南阳，住进旅舍后向府衙呈一辩诉。在顾嘉蘅将诉状批出后，马步衢便将批文揭下，立即驱车进京到吏部控告顾嘉蘅挟怨诬陷。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马殿甲同年兄弟，也即马步衢的年伯。清代社会最重年谊，马步衢又不惜重金买通上下。不久，吏部便撤去了顾嘉蘅的南阳知府之职。马步衢与新任知府同车到宛接印。然而，顾嘉蘅并未就此罢休，他旋即回家乡打点银两，又夺回了南阳知府之职，此即顾第五次任南阳知府，时间为同治元年。但马步衢为了和顾嘉蘅见个高低，不久便再次驱车进京，这次他几乎将家中白银散尽，终于使吏部再次撤去了顾的南阳知府之职。顾嘉蘅在上有吏部压顶、下与地方豪绅不和的困境下，于同治七年（1868年）愤然离开了南阳。

结积案，筑城池，抵御捻军

顾嘉蘅在封建社会确属能吏。他在道光二十七年秋因考核一等而调升南阳知府后，首先注意的是安抚百姓，认真审理积压下来的案子。在初任知府的数月间，顾嘉蘅仅清理积案就达300余起，并注意整顿社会治安，稳定了南阳当时的社会秩序，受到百姓好评。捻军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但被清朝政府污蔑为“捻匪”。顾嘉蘅堪称清廷的得力府官，捻军过宛时，正值他回家乡为父守丧丁忧。清政府对顾十分倚重，下诏敦促他夺情复任。回宛后，顾一方面抓紧组织团练，一方面修筑浸圮的南阳城池，与捻军对抗。顾嘉蘅这次对南阳城的修建是前所未有的，城高两丈，南北月城门可直达正门。顾嘉蘅还在正门和月城门上方、拱券外面逢中各加上一块石刻横额，东门外曰“中原冲要”，内曰“楚豫雄藩”；西门外曰“控制秦关”，内曰“吕城肇封”；南门外曰“车定指南”，内曰“荆襄上游”；北门外曰“星拱神京”，内曰“源朔紫灵”。他以此来反映南阳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此后，南阳城多次遭到捻军的进攻，均未攻克。顾嘉蘅当时对捻军高度警戒，有时竟是过于惊恐。譬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十一月十七日，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尾追捻军至南阳。当僧格林沁深夜赶到南阳城下时，顾嘉蘅和南阳总兵图塔纳怕有闪失以夜深兵贼不分，闭门不纳。次日黎明，僧格林沁大怒，“击折总兵顶翎，犹不解”，顾嘉蘅便命城中“父老跪求之，乃已”。

重修武侯祠与南阳府衙

顾嘉蘅非常佩服诸葛亮的人格，对其当年躬耕地卧龙岗十分仰慕，于是重修武侯祠。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亲自主持修缮事宜，高台堂院增新，高楼砌以砖石，并在祠之南建龙角塔。同治三年（1864年）顾五任南阳知府时，再次对武侯祠进行较大规模整修。他还注意丰富武侯祠的文化内涵，曾将颇能体现诸葛亮立身治国的《诸葛亮文集》中《将善》、《兵权》等4篇文章书后镌刻于祠内，并作有多篇怀古诗文。加之他喜欢书法，至今武侯祠由他亲书的匾额有4方，对联有6副，题咏石刻等达10余块。

南阳于元朝设府，历代均有修葺，顾嘉蘅的前任知府岳兴阿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春对其进行大修，使百废俱举。但至咸丰元年，府衙中又有不少建筑浸圮毁坏，于是顾嘉蘅便进行了一定规模的修葺补建。同时他还在府衙的后院、内宅周围增建不少建筑，并亲自题写名字。他的这次修建，为40余年后的南阳知府傅凤飏（傅鳳颺）全面整修扩建府衙奠定了基础。

名联扬天下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是顾嘉蘅第五次出任南阳知府时给武侯祠撰写的诸对联之一。对于这副对联，过去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这副对联显然是回避矛盾，不辨是非，说顾嘉蘅是襄阳人，他在南阳做官，不敢得罪当地豪绅，怕家乡人骂他出卖桑梓，最后只好折中调和，双方都不得罪。这种误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顾嘉蘅的后代顾庆红曾在《宜昌日报》发表《湘坡顾嘉蘅轶事》，其中有：“先曾祖顾嘉蘅，号湘坡，江苏昆山人，其父顾槐（号南林）来彝陵做官……”可见顾的籍贯并不在襄阳。顾嘉蘅在给南阳武侯祠题写的一些匾联落款中常有“楚彝顾嘉蘅”或“东湖顾嘉蘅”字样，而“彝陵”、“东湖”即今湖北宜昌市，这是顾嘉蘅父亲顾槐任职的地方，后人以讹传讹把顾嘉蘅误传成了襄阳人。顾嘉蘅颇有学问，他认为诸葛草庐在南阳。早在道光二十七年秋，顾首任南阳知府时，即为草庐撰写对联称诸葛亮“抱膝此安居”（现仍挂于草庐中）。咸丰三年（1853年）春，他三任南阳知府时为卧龙岗作诗说自己“三仕惭来三顾地”（石刻在武侯祠后院北廊），咸丰四年（1854年）冬他又指出“诸葛庐即躬耕旧地”（石刻在武侯祠后院南廊），由此知他并非是一个不辨是非的“和稀泥”者。

顾嘉蘅在南阳期间还十分注重结交文友，喜欢文墨。南阳市博物馆现存不少他的墨迹，也存有不少他人为顾嘉蘅题写的字画，其中有不少在书法和内容上堪称佳作。

总之，顾嘉蘅是清廷的一名得力府官，他在不遗余力效忠皇室的同时，也为南阳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受到了百姓们的称赞。在南阳近代史上，顾嘉蘅是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