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概说

幸福媚儿

  　　
　　唐，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国在唐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李唐王朝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
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宗、睿宗
之际曾出现过短暂的武周政权。
　　据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统计，全国共有三百二十八个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
个县。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迄安西，北起单于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长安，以洛阳
为东都通称"二京"。

建立和前期的统治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隋朝末年，民变遍及全国，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
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中国山西省境内的民变。
　　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当权阶层一再分裂，割据势力星罗棋布。李渊素
有大志，移官太原后，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
　　到大业十二年(616)，割据势力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打击
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
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渡黄河，向西南挺
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
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
　　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
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
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
民攻打据有金城等地的薛举。经过反覆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杀薛举
子薛仁杲，平定西北。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胡商安兴
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河西走廊。
　　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中国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
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
　　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
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
被迫出降。
　　窦氏馀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
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
　　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
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623)，杜氏的江淮馀部在辅公祐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
丹阳，称宋帝。七年辅公祐被执杀，江南平。
　　武德四年(621)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
被消灭。五年，岭南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
唐所有。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
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
太上皇。次年(627)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徵讨据有夏州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
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布国家大政的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都在这一
年正式颁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
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发展。
　　唐承隋制，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
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
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
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
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
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
　　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
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
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和侍郎，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八座"。每部分设四司，
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合称"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
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五监是国子监、少府
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官和监督
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
　　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
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
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
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
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地方行政亦沿袭隋制，为州县二级。州设刺史有时称郡，则设郡守。县设县令。
刺史、县令掌本级地方政府的政令。
　　县以下在农村实行乡里制，百户为里，设里正五里为乡，设耆老。城市的居民
区以坊为单位，设坊正。乡、里、坊是最基层的单位，对城乡人民进行直接统治，催督
课役，镇压反抗。
　　在沿边及内地紧要之处，州之上还设有都督府，长官是都督，原来只管军事，因都
督例兼所在州刺史，故亦兼管该州民政。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道)，称十道，即关
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
道。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
东道和山南西道，从关内道析出京畿道，从河南道析出都畿道，增置黔中道，共成十五
道。
　　唐朝不断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官员分巡诸道，监
察刺史以下各级地方官的善恶。开元(713～741)间各道渐设有治所，这种监察区开始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行政区的性质。
　　唐朝先后颁布了律令格式。律指刑律，令指国家对各种规章制度所定的条例，式指
各种章程细则，格基本上指皇帝不断以制敕形式颁布的禁令汇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再
修订的《唐律》。
　　唐高祖即位后，令刘文静、萧瑀和殷开山等人损益隋朝的《开皇律》，制定新律，
即《武德律》，在武德七年(624)正式颁布。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
厘改《武德律》为《贞观律》。
　　唐高宗即位后，令长孙无忌等人删改《贞观律》，勒成十二卷，是为《永徽律》
并令长孙无忌撰《律疏》三十卷，逐条解释律文。《律》与《律疏》后通称《唐律疏
议》。
　　《唐律》首先把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
次，保护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维护各种阶级特权，
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
论罪。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它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显着的
影响。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兵制。西魏、北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府兵制发展到隋代已渐
臻完备，但在隋朝覆亡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因此，唐初必须重新整顿兵制。
　　唐高祖于武德初置十二卫，下设军府，有时称骠骑府，有时称统军府。唐太宗在贞
观十年(636)调整和健全府兵制，下令改统军府为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统率本
府卫士。折冲府的数目有所增加。当时全国约有六百多府，关内道占二百六十馀府，形
成了军事上居重驭轻的局面，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每逢战争，皇帝命将帅领府兵出
征，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形成将帅专兵的局面。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卫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
兵例从受田民户中选拔丁男充当，三年一拣点。这种亦农亦兵的卫士三时耕稼，冬季讲
武，既减轻军费开支，又保证农村劳力。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另一项任务是戌边征防，即出征
和到沿边的镇、戌充当防人。府兵执行这些任务时，均须自备衣粮和部分武器。卫士免
除一般的课役负担。
　　中央禁卫军，除宿卫南衙，归十二卫统领的番上卫士外，还另置北衙禁军。北衙禁
军是皇帝的亲军，专司守卫宫禁和扈从。其原为元从禁军，成员老死后例由其家子弟及
上户子弟补充，后亦改由卫士简补或招募。北衙军的名称及组织屡有改易，曾出现过飞
骑、百骑、千骑、万骑等称谓，至开元、至德之际终于形成六军，即左右羽林军、左右
龙武军及左右神武军。
　　除府兵外，统治者徵募民丁充当镇戌防守，或临时组成军队出征，这种士卒称作兵
募。
　　唐代从军的人主要是农民，也有部分地主。立有战功的军人可以根据勋位得到勋
田，不过实际所得勋田远远少于法定的亩数，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
　　学校是培养后备官员的场所，科举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之一。
　　学校分京师学和州县学。京师学隶属于国子监，包括以下六种学校国子学、太
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类学校均置博士与助教以授经业。学生称作生徒。
　　诸学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国子学专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三百人太
学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有五百人。至于四门学则兼收六、七品官员及庶民子弟，
多达千馀人。律学、书学和算学居于次要地位，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可以入学，名
额各数十人。
　　在地方上，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规模较小，生徒有限。
　　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的生徒主要学习儒家的经典，诸经中以《孝经》和《论语》
为主，是共同必修的经书。考试的方式是读和讲，通经数达到标准方可卒业。
　　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发展学校，增筑学舍，大增生徒，各少数族及亚洲各国君长亦遣
子弟入国学，于是儒学大盛，为古昔所未有。
　　唐朝在门下省设宏文馆，在太子东宫设崇文馆，各置学士若干人，除掌书籍外，亦
教授学生，唯学生均来源于高级贵族、官僚子弟，为数不过数十人。除官家学校外，当
时还有私人聚徒讲学。
　　唐朝继续发展完善科举取士制度。参加科举的人有由学校保送的生徒，有通过州县
初试的乡贡。
　　唐代科举分制举和常举。制举由皇帝下诏举行，以待"非常之才"，随时设科，名目
繁多。最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辞科等。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
废。
　　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到唐
太宗时，此科几至废绝，士人的趋向才开始转变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试帖经、
经义及时务策。进士科在贞观年间试策和经义，高宗时加试杂文(指诗赋)，到玄宗时始
改变为以试诗赋为主。此科后来跃居独重地位，进士及第者往往能飞黄腾达。
　　常举须先通过礼部试，进士及第者仅得出身然后通过吏部试，身、言、书、判合
格者始得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所谓门荫，是指凭藉先辈的
官资以荫得官。
　　唐代属于九品范围的职事官称流内官，低于九品职事官的官吏称流外官，流外官多
半是出身卑微的胥吏。所谓入流，是指流外官经过考铨，升职为流内官。
　　唐初，由此两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
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员才占了多数。
　　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是选官制度上的进步。它在削弱门阀士族、扩大唐政权的社
会基础、提高官员文化水平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亡隋的教训，与群臣留意"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
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知人善任，朝政清明太宗虚怀纳谏，以魏
徵为代表的大臣能够面折廷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
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纵鹰犬，罢贡献，节俭自持，力戒奢淫修撰
《贞观氏族誌》，以抑制山东旧士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的盛
况，唐太宗被少数族尊为"天可汗"。
　　但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
往东征高丽的战争更给人民带来了苦难。贞观年间不但有卖子鬻女的现象，而且发生
过农民自残肢体以逃避徭役的事。劳动人民仍然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
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是武士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
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勣、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
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
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
　　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天下称皇帝和武
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
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
帝，改国号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十
五年之久(690～705)。
　　武则天操国柄将近半个世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她重视农业发展，曾向高宗建言劝农桑、薄赋敛以后又向全国颁布了《兆人本
业》，用以教导农民，内容包括农俗四时种莳之法。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她破格用
人，发展科举制。她还一再下令放奴为良，限制王公以下的畜奴数，禁止西北一带养蓄
突厥奴婢，各地不得以"佣力"为名质卖男女。武则天即位前，还令大臣撰成《姓氏
录》，以代替《贞观氏族誌》，进一步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同时禁止陇西李氏、太原王
氏、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等七姓十一家相互通婚。
　　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生产提高，户口迅速增加。
　　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消极的一面。她广建佛寺，筑"明堂"、"天堂"，造"天枢"，铸
九鼎，浪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其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
一方面均田制已开始趋向弛坏。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武则天在夺权的过程中曾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和索元礼
等，广事罗织，以酷刑逼供，大兴告密之风。一时冤案，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基
本巩固之后，这种风气才有所收敛。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暐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
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
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
　　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馀党武
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
　　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
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馀势
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
　　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
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
政局至此结束。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力求有所作为。他先后以姚崇、宋璟、张嘉贞、韩休和张
九龄为相。诸相或忠言直谏，或守法不阿，或长于吏治。玄宗本人留心纳谏，精简机
构，释放宫女，减毁服玩，显着节省开支。
　　其时对官吏循名责实，对地方官加强监督，吏治趋向清明。又针对经济、财政、军
事问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在经济上，大力兴修水利，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
文化方面，在东西二京置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
　　故开元年间形成了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局面，史称开元之治。这是继汉武帝时期
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
　　无论是官僚贵族、庶族地主还是商人、高利贷者，都大量购买土地。不仅用这些土
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为供游赏的园林，这种情况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郊区尤为普
遍。
　　寺院经济在隋末大乱打击下有所削弱，但随时间推移又有恢复和发展。寺观不仅有
常住田，而且可以据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产是来源于施舍。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出佃收租，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约，是当
时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见证。
　　吐鲁番的租契反映，主佃双方多为小农，他们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经营不便而交
错出赁土地，也有小农因家贫无力垦种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当性质的立契租佃。由
此可以断定，地主与佃客间建立租佃关系的情况相当普遍。
　　根据出土契约，租额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预付和后付，地租有交产品和货币之
分，上述诸区别取决于土地质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种类。
　　租佃关系采取契约形式，定额租的产生和流行，凡此都说明唐代佃客对地主的人身
依附比以往历代有明显的减轻。
　　部曲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
估计在大多数地区，部曲已经极少。
　　《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文字是从《开皇律》中承袭而来的，并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
状。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赐奴婢的情况，动辄以数百人甚至以千人计，受赐者大多是立有
战功的军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国以后，赐奴婢的数量锐减，说明掠战俘为奴的习惯不再
盛行了。
　　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一部分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
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大部分则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
口分田。
　　民户中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官员
按品级受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勋官按勋品受不同数量的勋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
妾及笃疾、废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与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宽了对买卖永业田、
口分田的限制。
　　不仅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均田令的记载《唐律疏议》中也有土地还受的规定敦
煌、吐鲁番等地的大量手实、户籍和给田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也具体而生动记
录了均田制实施的状况。从上述文书可知，民户"应受田"额与"已受田"额距离颇大，受
田一般不足法定亩数。
　　唐朝前期实行的课役徵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和地税。以租庸调为正税，户税
和地税是辅助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
　　租庸调课敛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作租
纳绢二丈、绵三两，称作调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绢，每日合三尺，这种以绢折
役的办法称作"输庸代役"。不产丝织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调绢，另纳麻三斤，
庸绢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唐朝把民户划分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户等主要根据财产和户内丁口多少划分。国
家根据户等高低徵收税钱，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
　　开元时，户税分小税和大税，每年收小税约四十万贯，三年收一次大税约一百五十
万贯。此外，每年还另收八十万贯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宝年间，八等(即下中等)
户纳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户纳钱二百二十二文。户税有越来越重要的趋
势。
　　唐太宗继承隋制，于贞观二年(628)在全国普遍设置义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百
姓根据籍内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亩纳粟或麦、稻二升于义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义
仓徵敛即地税。后来由于"公私窘迫"，国家遂贷义仓存粮支用。自中宗神龙(705～707)
之后，义仓储粮支用向尽。天宝七载(748)以后，每年地税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四十馀万
石，是唐王朝的重要税收。
　　唐朝中央尚书省工部设有水部郎中，负责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监有都水使者，主持
兴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运等事宜。各地的渠及斗门均置长一人，专司调节渠水、分配
使用。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
　　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兴筑于前期，这与当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有关。比较
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间在同州开渠，自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六千馀顷贞观
年间江都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顷武则天执政时期在营丘东北
所开的窦公渠，曲折三十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期兴建很多渠、塘、
堰，均能溉田数千亩。
　　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轳和桔槔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
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式水车溉田。
　　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
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
　　农业的发展导致垦田数量和户口的增加。开元年间，有的地方高山绝壑，"耒耜亦
满"有的地方原来榛莽丛生这时也变成了稻之川，土地得到了空前的开发。
　　随着垦田的扩大，新增加了一些县。贞观年间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经过百馀年
的繁衍和逃户落籍，到天宝十三载(754)增加至九百馀万户。而据杜佑在《通典》中估
计，如果把隐漏的逃户、隐户都计算在内，人口最多时的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左
右。
　　唐代前期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手工业分官府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农民的
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
　　官府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
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两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
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
　　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以前三者为主。
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
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
有的官营作坊则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
巧儿"。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
　　随着生产力提高和工匠反抗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
趋向缓和。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
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
　　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
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仅处于副业地位，
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产量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
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表现最为突出。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
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两道稍逊于上述各道。
　　上等丝织品称绫称罗绢和絁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
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
、毫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的绢列第二等。
　　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颍，而且吸收了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
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着进步。传统生产的越窑青瓷，"类冰"、"类玉"晶莹可爱
新产品白瓷开始制造于北方的邢窑，色泽"类银"、"类雪"，质量很高。唐代还出现了
三彩陶俑，即所谓"唐三彩"，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
代彩瓷的产生开闢了道路。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
土金银器二百七十件，经过鉴定，知道当时已出现了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
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及桂州等地，尤
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比魏晋南北朝时显得繁荣。绢帛虽然继续
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
　　唐初，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开
炉九十九处，一年铸钱达三十二万七千馀贯。
　　随着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一些藏镪巨万、邸店遍海内的大商人，他们多从事远地转
运，获取巨额利润。更多的是小本经营、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贩。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
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
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三十里置一驿，全国共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
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的八十六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
区。
　　交通孔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营店肆，备有"驿驴"，供行旅者骑用，倏忽数十里，
相当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城市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诸州、县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
理。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经济比较繁盛的城市。
　　长安的坊为居民区，全城居民约有百万左右。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市内四方珍
奇，皆所积聚。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
"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进行贸易的场所。
　　唐代重要的城市还有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及号称"锦城"的成都。广州则为
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
　　在城市中诸"市"内各业分行序列，从而产生了由同行业者组成的"行"，每行有行
首或行头，负责向国家纳税，执行官府命令。
　　唐朝的工商业虽然空前繁荣，但自然经济仍然居支配地位。长安的东、西两市一共
才占有四坊之地，与全城的百馀坊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加之钱绢兼行，反映了商品
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
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
　　开元天宝之际，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唐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军事
改革。
　　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于是渐渐被破坏。田令
规定永业田只受不还，而且二十亩永业田一般足额，口分田则严重不足额。所以每还受
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
　　其次，从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倾向渐渐明显。尤其是唐朝永业田、口分田在一
定条件下均许出卖，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助长了土地买卖的趋势，这就为土地兼并和均
田制破坏提供了条件。
　　复次，贵族、官僚强买民田，侵夺私地，非法侵占国家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
民间受田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
　　最后，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以来，几经兴废。废而后复的条件是，国家能够不断
掌握大量荒地。
　　这一情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秦汉以来只有黄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得到垦闢，而周围
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还有大片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
　　而且中原每遇战乱，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们到南方很容易"
求田问舍"，故在战乱结束后多不再重返故里认领原有的土地，那些抛荒田的存在，就
成为历届王朝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条件。
　　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唐代，待开垦的沃壤已不多了，避乱逃亡的地主很难在
别处获得未开垦的荒地，在战乱平定后多数要还乡认占旧有土地，因而政府再也不能自
行处理"无主抛荒田"了。
　　这是实行了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叶最后失去生命力、无法继续推行的原因所
在。
　　均田制的最终破坏，标誌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
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课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实行之初，就有不少农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走向破坏的过程中，民户受田
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
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现，故唐朝在
财政上不免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
　　因此，李峤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议，一方面奖劝逃户返旧贯自新另一方面，
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不愿还旧贯者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大概此议为朝廷所采纳，故吐
鲁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文书中分别出现了"括浮逃使"和"括户采访使"等职衔。
　　进入盛唐以后，逃户问题更加严重，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
主持括户，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户凡八十万户，籍外剩田"亦称是"。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
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
　　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
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
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
　　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
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
所取代。
　　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徵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
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
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着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
控制减弱。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
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迴造
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
　　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
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
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
　　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
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
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
　　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
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
　　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徵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
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
　　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
南诸州的租并"迴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
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韦坚又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北运长
安，显然是"迴造纳布"的继续。
　　唐朝统治者用各地运来的绢、绫、罗、金、银、珠宝等轻货购买关中地主的存粮，
以解决财政问题，显然是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从武周到开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溃的时期。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
少，贫苦农民逐渐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
　　番上宿卫的卫士原系执行侍卫皇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后来被官吏任意驱
使，甚至执僮仆之役，身分大为降低，京师人甚至以"侍官"为辱骂时的用语。
　　高宗时因为军镇增加，仅府兵不足戍边，开始强使征行的部分兵募也充当镇兵。戍
边的府兵和兵募本来规定三年轮换，开元时延长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长征不归，
并且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
　　富人子弟由于勋田逐渐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数想方设
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
　　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旧兵制的崩溃又反转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
逃亡，唐朝统治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面临折冲府"宿卫不给"的严重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兵制的彻底改革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
法。招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骑"，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
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皆免徵镇赋役。
　　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
兵，听家口自随，官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
　　徵兵制已改为募兵制，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
制至此终告废除。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开始产生于近边诸
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
　　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与府兵不
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雇佣职业兵的性质。
　　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
兼领。
　　开元天宝时期兵制的变化和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
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频仍，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
　　自从打败西突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防御线大大延长，再调兵遣将东征
西讨已很不便，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
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
使。
　　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始有节度使之号。
至天宝初年，后突厥兴起，吐蕃、奚、契丹不断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边地形势紧张。
于是全国先后出现了十道节度、经略使，即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
阳、平卢、剑南及岭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
局面，这是造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政府体制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尚书仆射在唐初是当然的宰相，而且是从二
品官，品阶高于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但武周政权结束后，仆射凡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者不再是宰相，称为"空除仆射"。
　　这一变化说明中书省、门下省的地位有相对的提高，尚书省的地位有所下降。
　　其次，政事堂原置于门下省。高宗死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
省。开元中，宰相张说又改政事堂号为"中书门下"，下面设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
房、户房和刑礼房。
　　这一变革对尚书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权和重叠现象，也是动摇旧宰相制度的表现之
一。
　　复次，差遣制逐渐流行，差遣职增加，成为固定职官。差遣制的特点是官与职脱
节，本司官往往判别司事差遣官无定员，无品秩其任命不由吏部和兵部铨选。非三
省最高长官的其他官员，假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使居相位，就是一种差遣官。
　　但在唐初，差遣职务多属临时性质，而且是个别现象。武则天执政时期破格用人，
官员大增，差遣之法逐渐流行起来。到玄宗朝差遣官成为制度。当时带"使"字的职衔均
为差遣官，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差遣官大量出现，不
一而足。
　　最后是翰林学士院的兴起。武则天执政时，为夺宰相之权，引文学之士多人密令参
决奏议疏表，时人号为"北门学士"。玄宗于开元末年置翰林学士院，学士专掌"内制"。
学士也是差遣官的一种，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书省形成部分侵权。
　　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
升平声中，逐步沉溺逸乐，挥霍浪费，用不知节。
　　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
谄媚逢迎，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
也是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馀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
　　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
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
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
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
　　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后期的政治和财政改革
　　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
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
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
　　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馀，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
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中央上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
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
这样的人物。
　　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建议
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卢军事。
　　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安
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
　　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
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炖煌王李承
寀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
　　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
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得民心，到处遭
到群众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
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
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以此
为标誌，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当时税源枯竭，开支浩繁。为了维
持统治，必须整顿并改革财政。形势的要求造就了一些理财家，其中最着名的是代宗朝
的刘晏和德宗朝的杨炎。
　　宝应元年，代宗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广德二年(764)，又以
刘晏为河南、江淮以南转运使，以后又兼盐铁使、常平使等职。刘在整顿财政方面的主
要成就是：改革漕运、改进盐政和行常平法。
　　安史之乱使汴河堙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刘晏为整顿漕运采取了
几项措施：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
粮分段运往太仓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扬子制造适用于各河水流的船只
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以盐利充漕佣，雇船
工、水手进行运输大力疏浚运河道，畅通漕运。经此整顿，运量大增，运河沿线的社
会经济亦得到恢复。
　　刘晏在肃宗上元元年(760)任盐铁使后，根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原则，
改革盐法。其主要办法是：国家在产地统购亭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卖给特许的盐
商，任其自运自销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国家用所得的绢制做将士春服离盐乡很
远的地方，转盐官在那里储备食盐，等商绝盐贵时减价出卖，称作"常平盐"。经过整
顿，盐利由每年四十馀万缗增加到六百馀万缗，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刘晏自京师至诸道巡院重价募"疾足"，并根据他们及时汇报的全国各地物价和年
景，实行丰则贵籴、歉则贱的办法，以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常平法。
　　上述改革对唐朝的财政状况虽有所改善，但还没有触及主要的赋税制度。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唐朝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
革。
　　安史之乱后，赋税徵敛也随之紊乱。财政、经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田不足和
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民无力负担只问丁身、不问资产的租庸调和杂徭，占田以千亩、万亩
计的地主积谷无算，却只负担微不足道的丁课。而唐王朝财源枯竭，无法按旧税制加重
"积谷翁"的负担在正税失灵、官禄兵饷日增的条件下，统治者只得加徵苛捐杂税。
　　针对上述问题，代宗时已开始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户税和地税。而到唐德宗
时，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宣布实行两税法。
　　新税制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一切苛杂，各项并入两税。不论土户、
客户，一律就地落籍纳税，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
税。新的税项是户税和地税。户税据户等以钱定税，纳税时可折收绫绢地税按亩徵
收。由于小麦种植推广，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况已比较普遍，遂规定户税与地税都
一年两徵，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因此新税制称作"两税法"。
　　上述内容说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
的社会现实。两税法的改革是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对此后历代的赋税制
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两税法并未彻底贯彻执行。官僚、地主、大商人或则用特权免税、减税，或利用
非法手段逃税漏税加之唐朝后期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时候往往几十年都不
重新定户。结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产去税存之苦。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唐朝的岁入又遇到了困难。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国家
为了从地主手中低价购买谷物，就实施户税尽量多徵钱币，少折纳绫绢。迫使纳税者
多向市场提供商品粮、绢，国家就可一手向纳税者徵钱，一手又从他们手里购买廉价的
实物。其结果是导致市场上供过于求，物价连年跌落。
　　两税法实行四十年后，绢价由每匹值钱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价由每斗二百文降到
五十文。这样，按户等确定的户税钱额虽然如旧，而纳税者的负担却成倍地增加了。由
于一般人看到物价下跌的趋势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就尽量贮藏钱币，甚至用销钱为器的
手段逃避国家对藏钱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时，由于社会生产已经严重衰落，政府对物
价失去控制，才产生了回升的趋势。
　　另外政府还实行榷酤、税茶，即通过流通领域多收间接税的办法增加钱币收入弥
补正税的不足。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任命安
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
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
　　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
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
　　节度使中，虽然大多都服从君命，臣事中央但也有不少割据、半割据的藩镇，其
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
同。
　　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
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乾脆不供王赋，有的
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
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
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求袭
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李、田遂连结淄青节度使李正
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
不允，李纳遂反。
　　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
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
　　德宗一度逃往奉天，后又奔梁州。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
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馀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
权。
　　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
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相当有作为，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
　　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812)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闢、夏绥节度留后杨
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錡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
赋、请官吏。
　　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
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愬于元
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
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无力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
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
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侄刘稹请为留后，武
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
定了泽潞。
　　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而藩镇内部骄兵逐帅也日见频繁，抵消
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新的割据势力又在
酝酿之中。
　　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
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
们就拥护爱戴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
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唐宪宗元和中，朝
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
地主，人民负担也相当沉重。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
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
　　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
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
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