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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认识的——傅大卣
作者：贾文忠
我1978年底高中毕业即到刚成立不久的座落在东城宽街附近的府学胡同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当时在后院成立了文物复制厂，文物局大院内七十以上的房子都是文革时间抄家文物库房，这是集中了一批从琉璃厂各古玩店、中国书店选拔出思想好、觉悟高、眼力好、知识丰的老专家整理文物，对外称“落实组”，到这里工作后使我亲眼见到了大批文物，也真正接触了很多从解放前琉璃厂学徒出身的老专家（当时都叫师傅或老师或谋谋老），如：李梦东、傅大卣、马宝山、程常新、孙会元、魏隐儒、赵存义、黄镜涵等等二三十位先生，他们也大多是解放前与家父贾玉波在琉璃厂时的朋友，这些先生每个人都有其所长，大多都是河北附近人解放前从小１０来岁琉璃厂学徒，在60—80年代眼力和经验在当时绝对是各方面的权威，我从这些先生处学到了很多很多，从古玩行解放前的故事掌故，到如何接触文物，拿取文物的方法，文物识别鉴定的技巧，历代名家掌故，传拓技法等等。教我最多的有傅大卣、马宝山、程常新、魏隐儒、赵存义等先生。
本人自幼酷爱金石书画、篆刻但以前没有正统学习过，篆刻的方法是在报纸上发表的见什么临什么，无章无法，在傅大卣办公室每天中午先生很少休息不是刻印就是传拓，我也就经常向先生求教，篆刻和传拓是傅大卣先生领我入门的。多少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傅先生手把手指导我刻印，先生说：不要什么都刻，也不能学的太杂，以我学印的经验我建议你从从刻汉印开始临，每天临刻几块，积少成多一年几百方上千方，有二三年你自然能领略到其中的门道。从那时起几块石头从１一２寸长刻了磨，磨了刻没几天就剩几厘米长了。传拓技术最难的么过于立体拓“全形拓”，这是傅先生看家的本领，傅先生也将其中的关键之处告诉了我。由于经常淘教傅先生也就对先生有所了解，先生也经常说起些往是，有些我也记在了心里。傅大卣1917年8月生1994年8月逝世,享年77岁。说起傅大卣不了解的人也就只知道其中一二，有的说：傅先生是做拓片的，在当今无人可比，应当是传拓专家；另有人说：傅先生是鉴定玉器的，他经常在三间房工艺品库房鉴选玉器；还有人说：傅先生是篆刻家他的篆刻和书法在20世纪也是一家；还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就我对傅先生的了解我认为先生是集金石、篆刻、传拓、鉴定为一体的少有的稀世之才。
傅先生走的是一条从学徒到专家的成长道路，学徒生涯是他学者生涯的起点。傅大卣河北三河县人，生于1917年8月，1931年15岁时到北京琉璃厂古光阁学徒。掌柜周康元、字希丁，是京城冶印高手，传拓名家。冶印传拓也是古光阁的主营项目。1921年，北京出现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冰社”取《荀子.劝学》中“冰，水为之而寒於水”之义。冰社成员很复杂有清史馆总篡柯劭忞、有当过溥仪师傅的陈宝深、还有金石家罗振玉、有宣传进步思想的《公言日报》、《新社会报》创办人林白水、有专家学者艺术家，黄季刚、马衡、徐森玉、梅兰芳、尚小云等人。当时冰社成员来自各方，职业五花八门但都是国粹的弘扬者，文物收藏家。每到周未，便各携所藏古器到古光阁后院冰社社址，考释铭文、鉴别年代，并互通学术信息，交流研究心得。傅大卣便是“冰社”的一名学徒。
冰社的研究活动，于后世古文字研究影响最大的要算金石拓本的广泛流传了。古文上的铭文是研究古代历史、制度、艺术、文字的宝贵资料。从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出现铜器传拓，将古器的器形，铭文拓出，刻印成书。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这给了研究者很多方便。从此，传拓日渐兴盛，出现了许多名家高手。焦山僧达受所拓，淡墨如婵翼，陈介祺所拓（实为陈介祺同乡陈佩纲所拓）则重墨如漆，各擅胜扬，风格迥异。
冰社社长周希丁，继承并发展了达陈两家传拓技艺，独辟蹊径，能“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之深浅，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待萛理之吻合”，在原器物上直接以立体拓浊拓出器物全形，为一时传拓之冠。\n
在冰社当学徒的傅大卣，从冰社社员切磋研讨的学术活动中，学得了鉴别文物的本领以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字等方面的学问，又从周希丁处承继了传拓绝艺，这在他以后的生涯中，真是受用不尽。
鉴定文物如不能多识珍器，终属纸上谈兵。作为学徒的傅大卣得到了别人难逢的机缘。冰社社员几乎都有较丰富的收藏，傅大卣得以尽窥，已属眼福不浅，再加上他那一手精湛的传拓技艺，见到许多他人很难一见的珍贵文物。
民国初年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璋，家藏古砚有一千多方，为一时砚石收藏之冠。清康熙朝黄萃田任端州知府，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砚品。大都出自雕砚名师顾德麟和他的儿媳顾二娘之手。在徐世璋的藏品中黄氏贡品便有多方。傅大卣是拓砚高手，据老辈人讲傅先生：“不但能拓全形，而且端砚能拓出眼，歙砚能拓出纹”，徐世璋自然要求到他头上。傅大卣在徐世璋家拓砚前后达六年之久，徐氏的砚品无一漏过他的手。
傅大卣好古甚笃，上自殷墟甲骨文下至元明文物从学徒上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60余年来，先生很少有闲暇时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为人拓砚、拓钟鼎彝器、玉器、印拓，他的传拓作品谈墨轻扑独具风格，全形缀合得当，图纹具细锋芒毕显以经到了炉火纯青前无古人之地。本人最近帮傅大卣之子傅万里先生整理《傅大卣手拓历代铜镜集》时万里兄给我看了一张现存拓片统计表，从现在留下的拓片即可晓知一二：玉器约1500张、甲骨约1000张、金文约2000张、玺印12000方、古镜800张、竹木雕刻80张、篆刻（明清现代）约1000方、陶文约500张、兵器50张、泉范80张、带钩50张、权诏40张、西番片100张、砖瓦80张、古尺符牌50张、铜洗30张、铜杂100张、造像40张、古砚50张、古墨100张，共计：19650张。这也只是傅先生自己留的部分，如果将他必生所拓全部可能是自己保留的一倍或二倍之多？这是一种有何种力量能够办到的事，一年才365天，这些拓片需要多少年？多少天？明天又拓多少张？这种事只有在傅大卣身上才能实现，我想今天或明天的年青人那个能有这种毅力，那个能有这种吃苦精神？
傅先生的另一个嗜好金石篆刻，他的书法取自青铜器金文，有商周金文铸字之琢，圆浑丰润，结体婉转，风姿绰约，疏疏朗朗，井井有条，风格既端庄典雅，又灵动妩媚。先生仿战国古玺及秦汉印，功力极深尽其中之味。白文印深厚古朴、朱文印纤细挺拔，独辟蹊径，自成家。傅先生为人冶印在文物局是出了名的，文物局的老人几呼都有傅先生刻的印章，多少年来我写字画画也一直在用先生治的印。据我所知傅先生曾经为很多大家学者治印如曾为毛泽东刻过一方藏书印、为黄胄、史树青、容庚、于省吾、唐兰等治过印正是有了这种对金石学的功底和苦学实干精神，傅大卣才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大家，他经通青铜器、玉器、杂项等文物鉴定，见多识广造诣极深有时甚至能胜过大方之家有两个小故事即可说明。其一：容庚是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古文字学专家。一次他途经山东到北京，买了一个铜制小钱柜，兴冲冲地对傅大卣说：“我买了一个宝贝，让你开开眼。”傅先生一看笑了“容先生，您交学费了”。容庚不信，傅大卣便指给他看，钱柜的单片虽然都不是假货，但是拼焊而成的，战国时代没有这种样子。这东西是山东刘春甫的，曾想卖给傅大卣，开价40元。容庚这才恍然，连呼上当，因为他买这个钱柜，花了400元。其二：郭沫若是考古界领袖人物。一次，他认定一只商代爵是赝品，原因爵上有一块铜锈剥落，里面呈红色。但傅大卣却说是真品，并告诉郭老，安阳出土的铜器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郭老听后大感惊讶，因为这一点连郭老也忽略了。
鉴定文物，需要学，也需要识。傅大卣可谓学知兼擅。他说，东西放在那儿，不但要知道真假，而且要知道它是什么时代的东西，是什么地方出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取当地玉料磨成，中厚边薄，呈刃形；新莽时期的铜镜，以细线勾轮廓，形状、字体都有其特征；袁世凯当皇帝时，曾烧过三窑居仁堂瓷器，这种洪宪瓷，比道光、咸丰、光绪、宣统四朝的瓷器更为精致……凡此等等，要能识别，均非一日之功。对伪器，也不仅要知道其假，还要懂得什么地方造的伪器是什么锈；什么地方作伪上什么漆，出土的真品与仿造的伪品在轻重、音响上有什么不同……，要能分辨，当然也不是一日之功。然而我认为傅大卣可说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这里有几个故事可证明傅大卣的知识和眼能：其一：文革期间，海外有人要向国家捐赠“传国玉玺”。好读稗官野史的人，对“传国玉玺”几乎都耳熟能详。如果有这么一枚，自然价值连城。当有人征求傅大卣对此事的看法时，他淡然一笑，以为是无稽之谈。因为他知道，虽然朱剑心《金石学》等著作中，都有“传国古玺”的记述，但这实在是一场骗局。肇其端者，乃是宋代的蔡京。大约在公元1098年陕西发现了所谓“传国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此事轰动朝野，宋哲宗为此改元元符，大赦天下。这一闹剧完全是蔡京一手导演的。从那以后，“传国玉玺”屡有所传，但没一件是真的。后来证明，海外那枚也是一件赝品。
其二：1955年，河南有人携一古玺到北京托人请傅大卣鉴别真伪。来人刚将印谱送给傅大卣看，并随手准备打开带来的包袱，傅大卣摆手叫他不必，并说，你这古玺可是复斗形的？可是片形纽上面还残一片？来人见傅大卣如见其物的讲说，呆住了，后来傅大卣告诉他，这是一枚假玺，日伪时河南省长李培基也收藏同样一可方。傅大卣还拿出历代假古玺图谱指证给对方看，使这位河南客人心悦诚服的走了。
正是傅大卣深厚的鉴别功力，不但挡住了许多赝品，也为国家抢救了许多真品、珍品。其一：解放初期，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学徒，从上海买回一个铜虎片，请傅大卣鉴定。傅大卣一看，竟然是一个虎节。节，是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周礼》所谓“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便是说的这东西。虎节少见，价值颇高。傅大卣建议他卖给国家，并告诉了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也就在那段时期，傅大卣在鲜鱼口一个姓万的家里，看到一只残缺鼎耳，重２０余斤。处处留心的傅大卣，马上想到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见过一只缺耳大鼎。他仔细端详，认定这只耳正是那只大鼎的原配，便立即买下，送回历史博物馆，使这只战国时期的大鼎终成“完壁”。
其二：在傅大卣所藏古玉舞人拓片中，有一张汉代舞人拓片，注明是1976年3月12日见北京文物店。拓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此文物局无眼者以处理品调给文物店，该店又以仿品侍之。”傅大卣告诉我，这是他于无意中在一家小文物店发现的。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实在太多了。
其三：1973年广交会期间，北京、天津等四口岸出口公司曾有大批玉器准备出口。傅大卣的两位学生发现其中有些似为古玉，便请傅大卣帮助鉴定。傅大卣从北京外贸出口公司淮备出售的玉器中扣下了2800多件，其中有几件堪称国宝。天津外贸出口公司准备出售的玉器中，傅大卣检出了一块碗大的圆玉透雕。这块西汉的白玉透雕兽纹璧，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竟淮备以一万元100件的低价出售，而当时，这样的透雕兽纹璧，国内也还仅见此一块呢！如果不是傅大卣赶去，这损失将如何估量呢？听说这件玉现已归天津博物馆收藏。其四：1979年，日本一家书店向我外贸部门订购7200方石章，大石章每块6元，小石章每块3元。外贸部门如数备齐，准备出售。傅大卣看后，将其中许多已刻字的旧石章扣了下来。他告诉销售部门，“这不仅是石头，这里有艺术、有流派、有文化！”在扣下的那些石章中，出自吴昌硕、西冷八家和浙派诸大家的都有。这批石章如果售出，又将是我国文化多么巨大的损失呢？
正是傅大卣先生的见多识广，加之他勤奋好学，使他成为造诣极深的文物鉴赏大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财富：精美绝伦的各式传拓、金文书法、功力极深仿战国、秦汉古玺印篆，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文物，应属于中华民族的，傅大卣致力于此，殚思竭虑，所作的贡献很难以笔墨形容。他事业上的成就永示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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