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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开科取士以来，至清末，全国共考取有十万多进士。三明境域也出过不少进士。据《三明市志》载：“三明境内各县历代进士共有720人。”其实，查阅《八闽通志》以及乾隆《延平府志》、《汀州府志》和新编《福建省志》还可以补上18人，也就是说三明境域已知进士达738人（包括特奏名和赐进士出身）；其中，有5名状元、3名榜眼、5名探花。
分析一下三明境域各历史时期进士的人数分布分析，往往可以看出地域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一、唐至五代三明境域的进士情况
中国的科举虽然起源于隋代，但由于三明境域地处边远，远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所以三明境域（乃至福建省）没有参加当时的科举。
唐代，由于中原士族的大量涌入三明境域。“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三明境域也渐渐有了“衣冠诗礼”之家。据《三明市志》载：唐代，三明境域共出过10名进士。其分布为：大田（当时分属尤溪、沙县两县）6名，将乐2名，泰宁、宁化各1名。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明代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载，唐代，三明境域仅有伍愿一名进士（闽越共有进士57名）；新编的《福建省志&S226;人物志》进士表中，三明境域的进士也仅有廖广（唐天宝七年进士）和伍愿（唐大中十年进士）二人。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唐代，三明境域文化还是以客迁入闽的中原文化为主，集中于客家入闽的通道闽西北一带。这些江北避乱之民，“备五方之俗”，“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形成独特的客家文化。那时，三明境域的进士大都是中原一带客迁入居的，他们参加科举时的登记籍贯不是三明境域，所以，不为当时史书所载。如大田的范元超（唐咸通八年进士，任御史中丞）、范子高（唐光启三年进士，任礼部尚书）父子省志皆不记。原因就是其原籍不是闽越，只是“遂于昭宗天复二年（901年），双双辞职，且为避朱全忠乱，携眷入闽，寓居建州，专心从教。唐末天祐二年（905年），尤溪县令举荐范子高莅尤溪复政。”才有了“此间，范元超随子在尤溪择地，定居丰城乡小田村（今大田县均溪镇玉田村）。”（见新编《大田县志》）这也可解解释了另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八闽通志》认为闽越科举自唐神龙元年（705年）始，“闽自唐神龙以后，举进士，举明经者接踵而起。”新编《福建省志》也认为“自唐薛令之于神龙二年（706年）首中进士后，福建科举及第者日增，……”。而新编《将乐县志》却载：廖标于唐武德九年（626年）参加科举，中丙戍榜第一名（当时未设状元），官至直阁副相的原因。廖标中进士会比八闽第一进士的薛令整整早了80年。
据《八闽通志》载，在唐代闽越共出过57名进士，仅福州府就有33名，占全省的57.9%；兴化府11名，占19.3%；泉州府6名，占10.53%；福宁府3名，占5.26%；漳州府2名，占3.5%；建宁府、汀州府各一名，各占1.75%。三明境域分属的汀州、延平、邵武三府只有伍愿一名进士。究其原因，当地是因为地域文化薄弱，而客迁文化又刚刚介入，还有待立足与发展。因此，廖标就是像范子高一样是入仕后迁移三明境域。
不过在唐代，三明境域虽然出的进士不多，但其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显赫。如将乐的廖标，官至直阁副相。如大田的范子高。据《大田县志》载：范子高“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登丁末科进士第，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后升侍郎。由于任内政绩显著，受到期皇室宠信，又系朝臣子第，于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晋升为礼部尚书。”如有汀州府第一位进士之称的伍愿。《八闽通志》载：“伍正已，字公谨，旧名伍愿。宁化人。擢甲科，累迁御史中丞。莅官略细故，存大体，尝喻台属曰：‘有言责者，岂特攻人臣小过而已，小善亦不可掩。庙廊有失，犹当救正。’”更难得可贵的是，当朝中正直大臣被邪恶小人攻击时，伍愿总是挺身而出为之营救。还有大田的田奎，官为京师擢右参政事兼枢密院副使；将乐的廖广，官为廉访史；大田的连仲英，官为制置侯。
五代时，三明境域属南唐。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是著名的词人，十分重视科举。尤其是李煜，在李煜十五年二月面临宋军兵临首都金陵城下的危险，仍然坚持开科取士，命江南知贡举户部员外郎伍乔为主考官，进行了南唐最后一期的科考。南唐共开进士科19次，三明境域出了3名进士。其中，沙县的张确就是南唐开科进士以来的最后一名状元。
二、宋至元代三明境域进士情况
北宋朝廷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朝廷政权中心仍然以北方士族为主，开科取士自然北方及中原本土人士捷足先登。当然，这里不仅仅是地理因素，还有政治因素。北宋前期的元老重臣多为宋太祖、宋太宗从北周带过来的北方人，对南方读书人普遍存在一种偏见，尤其是南唐旧地，认为其文人浮艳轻靡，不足取。大中样符八年（1015），拟在蔡齐（山东人）和萧贯（江西人）两人中挑选状元之时，连公认正直的知枢密院事寇准都认为“南方下国之人，不宜魁多士。”但是，“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又是一个掩盖不了的事实。方兴未艾的南方学子当然要在科举取士的问题上，与北方学子一争高低。尤其是淳化二年（991年），北宋朝廷接受了莆田人陈靖的建议，采用“糊名考核”的制度（北宋前22科的科举都是不糊名的）后，南方学子在科举上取得了一定的平等竞争的机会。尤其是南宋建都杭州，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江南诸府成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惟一倚重的国土。福建就是倚仗这种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短时间内，使“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八闽通志》说：“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以闽为首称。”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基本属实。宋代，闽越共出了7600多名进士，占宋代全国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三明境域文化教育发展是与福建全省同步的。三明境域各县大力兴办县学。以至，闽中重镇的沙县“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士以诗书相劝，……乘朱轮，曳金紫者不知其凡几也。”连相对辟远的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景象。宋代，三明境域共出了518名进士（北宋155名，南宋363名），占全省的6.8%。其分布为：沙县149名，占三明境域总数的28.76%；尤溪126名，占24.32%；宁化77名，占14.86%；建宁54名，占10.42%；将乐51名，占9.85%；泰宁41名，占7.92%；清流20名，占3.86%。从分布上可以看出，播迁三明境域的中原文化从闽西北的地域逐渐向闽中转移，闽中诸县成了人文荟聚的中心。这种发展，一方面依托于当地“重儒雅，兴学校”的良好风尚。沙县在唐武德七年（624年）创办县学，尤溪也于庆历二年（1042年）创办县学。尤其是北宋后期，河洛理学在游酢、杨时等人的努力下，在南方得到了发展，“四方之士，不远千里往从之游”，形成了著名的理家闽学。另一方面，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学也是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沙县罗氏,自罗周文任沙县县尉，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举家迁居沙县后，罗氏便成了沙县的名门望族，罗氏一门相继出了罗畸、罗从彦等进士。永安贡川的陈氏一族也是如此，自陈雍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举家南徙，落户贡川固发冲后，陈门启创家声，人文鹊起，有“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的美赞，相继出了秘书少监陈世卿、礼部侍郎陈俨、左司谏陈瓘、宗正少卿陈渊、状元陈文龙等名人。
从全省比例上看，三明境域出的进士不算多，但这些进士中挤身于政治中心，所占的份量却不轻。北宋时期，三明境域出了一名状元、两名榜眼、两名探花。熙宁三年（1070年），人杰地灵的泰宁出了状元叶祖洽。叶祖洽（1046～1117年），字敦礼，泰宁城关叶家窠人。熙宁三年（1070年），叶祖洽参加科举，在变法核心人物、宰辅王安石和革新派考官吕惠卿的支持下，被定为状元。及第后，叶祖洽出任奉国军节度判官，继而改授登闻鼓院判官，后调任国子监丞。叶祖洽积极为推行新法，深得宰辅王安石的倚重，成为变法维新的中坚力量。两名榜眼是将乐的廖淳（天禧三年及第，任过洪、抚两州推官）、廖子孟（皇祐元年及第，任过建阳县令、尚书郎，进朝散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两名探花分别为将乐的廖如熏（省志为廖如埙，太平兴国二年及第）、沙县的陈瓘（元丰二年及第）。陈瓘是历史上有名的铁面御史。《八闽通志》载：“陈瓘字莹中，偁子，沙县人，元丰二年第进士甲科，调越州签判。章悙入相，道山杨素闻瓘名，访以当世之务及言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辩，瓘曰：‘公误矣。果然，将失天下之望。’遂极论熙宁、元丰之事。悙意虽忤，亦颇惊异。至都，用为太学博士。……微宗即位，召为右正言，迁左司谏，极论京、卞、淳等之恶，所恨又尝撰《遵尧集》，谓修史专据王安石目录不可传信。”宣和六年（1124年）陈瓘病逝，朝廷追赠他为右谏议大夫，谥“忠肃”。北宋时期，三明境域的进士中出了不少名垂青史的名宦，如三明境域最早的史学家郑文宝。郑文宝（953–1013年），字仲贤，宁化水茜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任过试翰林、著作佐郎等职。郑文宝为官不仅勤于政务，而且有志于纂修南唐国史，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历代帝王谱》等著作。而沙县的张若谷有“循良”官吏的美名。张若谷（生卒年不详），字德繇，淳化三年（992年）进士。他曾任过专管铸钱的广宁监，一年余所铸钱币超额30万贯，被提升为处州知州。后调进京城任三司度支、盐铁副使，升左谏议大夫官，至尚书左丞。沙县的陈偁有“以治行闻，善于惠政”之誉。陈偁（1015–1086年），字君举，天圣八年（1030年）榜特奏进士。嘉祐五年（1060年），陈偁任惠州（今广东）知州时，主持开凿丰湖，恢复渔业生产，又教农民种麦，指导推广，百姓受益匪浅，建祠奉祀陈偁。他在开封府任职期间曾动用官币济民，造成府库亏损5000余万缗。受查处后，泉州民众闻讯于3天之内积钱5000余万缗，相与进谒户部使者，为陈偁请命。当然，还有闽学鼻祖杨时。杨时（1053–1135年），字行可，号龟山，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宋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拜理学宗师程颢为师，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杜门10年潜心研究张载的《西铭》之理，为河洛理学“载道南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时不仅是在研究理学上颇有成就，在政治上也有非凡的见识和勇气。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当金兵包围汴京朝廷战和之议不一时，杨时上书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李纲曾赞杨时为：“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南宋时期，三明境域也出了不少名噪一时的历史名人：有敢于直言极谏的陈渊。陈渊（1075-1154年）字知默，沙县城关人，绍兴八年（1138年）赐进士；翌年任监察御史，再升右正言。当秦桧极力主张同金兵议和时，陈渊连上五道奏章，极力主战，反对秦桧等人的投降主张，表现出一个传统儒家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大义凛然的风范。有作《花石纲诗》讽谏朝政的邓肃。邓肃（1091–1132年），字志宏，号栟榈，沙县八都邓墩人。宋徽宗当政时，在开封建艮岳，令各地进贡奇花怪石。邓肃作《花石纲诗》，给予批评。宋靖康元年（1126年）在李纲的举荐下，宋钦宗于便殿召见邓肃，赐以进士，补承务郎，授鸿胪寺主簿。宋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兵灭北宋立楚国时，邓肃“不食楚粟，饥饿殆不能行，万死一生”，奔赴宋高宗赵构行营，被擢为左正言。邓肃身为谏官，忠于职守，3月之内上20余道奏议。宋高宗嘉奖他“论事正当，甚可取”。有闽学发展承前启后的大儒罗从彦。罗从彦（1072–1135年），字仲素，沙县城西洞天岩人。罗从彦潜心钻研理学20余年，“终得杨时不传之秘”，成为“上传伊洛，下授延平”关键人物。有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绍兴二十三年，朱熹拜程颐的三传第子、著名学者李侗为师。因此朱熹受李侗影响和启发，建立“逃禅归儒“思想，承袭“洛学”正统，奠基闽学的基础。朱熹讲学传道，著书立说40余年，创建了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诗集传》、《楚辞集注》等60部400多卷。元、明、清三代列其著述为儒家正宗，开科取士考试，一律以他的注释为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当然，闽西北诸县区域凭作自身悠久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也人才辈出。金溪河畔上“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泰宁，继叶祖洽后又出了一个状元——邹应龙。邹应龙（1173–1245年），字景初，宋庆元二年（1196年）状元。宋嘉定元年（1208年）六月，邹应龙以户部尚书衔出使金国，促使金国归还大散关、濠州等地。宋嘉定三年邹应龙出任泉州知府时，不畏权贵罚处鱼肉商民的恶霸，加固城池，兴学校，敦教化，当时士民为之立碑并祀于名宦祠。宋端平二年元军大举南下围光州。宋理宗诏侍从、两省、台谏诸官各陈方略。邹应龙提出选用贤能，薄徭减赋，培养国力、精兵防北、和睦南夷等十策，理宗认为甚切直而嘉纳行之；并派邹应龙出使安南，安定南疆。宋嘉熙元年（1237年），邹应龙被拜为端明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战事纷起，国难当头，因此十分重视军事人才。据《福建省志》载，南宋时期，福建省参加过39届武举，共出了298名武进士。其中，将乐的汤鷽于绍兴十一年（1154年）中武状元（省志载汤鷽为咸淳十年（1274年）武举第一名）。
元代，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严重地摧毁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之，元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科举考试中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遭到期许多汉族学子的抵制。元朝统治全国98年，据《元史》、《续通鉴》等书载，共考过16次科考，每次都分“南北榜”。元代，福建省共出过75名进士。三明境域有30名进士，占全省的40%(省志收录元代三明籍进士16名,占21.33%)。其分布为：沙县10名，尤溪9名，建宁5名，将乐3名，清流2名，泰宁1名。元代，三明境域的进士中名人不多，比较有名气的数泰宁的谢英辅。谢英辅（1312-1368年），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谢英辅任御史、枢密副使等职，议论当时政弊，无所顾虑；因此，得罪朝中权贵，遭谗而弃官归隐。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陈友定为福建行省左丞时，谢英辅以枢密副使留福建协赞。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遣汤和攻取福建。谢英辅奉命固守福州。福州被明军攻下后，谢英辅奔守延平。延平又被攻破时，谢英辅尽忠于元朝，自尽身亡。
三、明至清代三明境域的进士情况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也把中国的科举制度推入了鼎盛时期。明王朝十分重视科举取士。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詔：“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举……朕特親試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在明朝，读书成了入仕的惟一经途。尤其是明自英宗以后，朝廷用人，讲究出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因此，全国各地读书人要想有出头之日，就得读书，就得读好书，参加科举。加之，明朝科考，为了打破地域观念，广泛地团结笼络各地区人才，根据各地文化水准不一，南北悬殊过大的现象，特别制订了分地而取的考試录取名額分配制度。明仁宗时，南北录取名额分配为南人占60%，北人占40%；正统年间（1436"1449年）又分南、北、中卷取士。据《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明清进士提名碑录索引》等书载，明朝举行科考89届，共取进士24866名；其中，福建籍进士为2374名，占9.55%。如果仅仅从数量上看，似乎在明代福建的学子登科及第的人数要比宋代少了许多；这是实施考試录取名額分配制度的结果。如果就录取成绩而言，福建省的文化教育在全国还是名列前茅。据有关研究人员统计，明代进士最多的24个城市排列，兴化列全国第一位（533名），泉州列第三（452名），福州列第五（391名）。（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这说明一个问题：在明代，由于地理位置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集中于几个地区，像三明这样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区域，各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滞后,与省城和沿海发达的地区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明代，三明境域共出过81名进士，仅占明代福建省进士总数的3.41%。其具体分布为：清流、大田（嘉靖十四年析尤溪、永安等县部份地而置）各12名，各占明代全境域进士总数的14.81％；建宁11名，占13.58％；沙县、泰宁各10名，各占12.35％；尤溪、宁化各7名，各占8.64％；永安（景泰三年析沙县、尤溪部份地而置）5名，占6.17％；归化（即现明溪县，成化七年析宁化、将乐、清流等5县部份地而置）4名，占4.94％；将乐3名，占3.7％。
明代，由于朝廷开科取士范围广，加之区域建置的不断变化，使闽中诸县的文化比较普及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相反，倒是历史悠久的县域，深厚的文化积淀优势充分突现，人才辈出。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宁化出了一个特赐状元张显宗。张显宗（1363–1409年），字名远，宁化县禾口乡陂下村人。洪武二十四年，张显宗参加殿试，获第二名。在召殿对策后，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张显宗“必有学之士，宜在首选，特赐状元”。明洪武三十年，张显宗任监理国子监学事。他针对监内学风不振的情况，拟定10条整改措施，获得太祖嘉奖，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永乐四年（1406年），张显宗同朱能、张辅领80万大军平定交趾叛乱，因功绩显著，被任为交趾布政使。张显宗安抚军民，免除苛政，发展生产，兴办教育，为交趾人民所爱戴，“显宗抚绥新附，人亲之如父母，交人祠祀之”。嘉靖年间，尤溪新阳镇高士村出了一个著名将领詹荣。詹荣（1500–1551年），字仁甫，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曾任兵部左、右侍郎，两度主持兵部工作。詹荣驻守北方边关重镇——大同十多年,屡屡击退鞑靼军的进犯，为保卫边关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司马高名霄汉间，乞身一疏动龙颜；兵戈已息云中警，剑履仍辞阙下班。”万历年间，清流出了一个“恭靖”尚书裴应章。裴应章（1536–1609年），字元暗，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裴应章任太仆寺少卿时，奉旨出使辽国；回朝后，即呈《防辽表》，提出屯甲砺兵、修明政治、爱护百姓、抵御辽国入侵，为朝廷采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裴应章任吏部尚书。他力持正义，敢陈政见，不惧权势，深得同僚们敬重。万历三十七年元月裴应章在故里病逝后，神宗追赠他为“太子少保”，谥号“恭靖”。天启年间，在“隔河两状元”的泰宁出了个兵部尚书李春烨。李春烨（1571–1637年），字侯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春烨登第后，被选任行人司行人。天启六年（1626年），李春烨擢升为兵部右侍郎。李从担任工部给事中起，就多次上奏要朝廷充实府库，精训兵员、淘汰老弱，加紧京城防卫等建议，多为朝廷所采纳，收效不浅。同年下半年，李春烨升任兵部尚书，并协理京营戎政。但是，因李春烨依附阉党魏忠贤，受到了处罚。
满清入主中原以后虽然也以科举取士，但其科制度与明代大为不同。满清王朝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即使是参加科举也是满、汉不同的，在雍正前朝廷科举分满、汉两榜取士；而旗人的科举只要翻译一篇文章就行，称翻译科。雍正后，虽然科举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然大都是汉族人，因为满人可以通过世袭、特赐等方式取得入仕资格。据《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书载，清代开进士举112次，共取进士26747人；其中，福建籍进士有1371人，占5.13%。在清代，三明境域共出过96名进士，占全省的7%。其分布为：建宁15名，占15.63%；沙县、将乐、宁化各14名，各占14.58%；明溪13名，占13.54%；大田12名，占12.5%；清流5名，占5.21%；永安4名，占4.17%；尤溪3名，占3.13%；泰宁2名，占2.08%。
清代，三明境域进士及第的人中出了两个武探花——沙县的罗英笏和大田的林宜春。罗英笏（1709-1778年），字榗抡，号茂溪，乾隆四年（1739年）殿试赐武探花，点授御前侍卫。乾隆十三年，罗英笏平定金川动乱有功，擢升为贵州定广协副将。乾隆二十二年，罗英笏出任全浙提督，在任所颇有建树。乾隆二十四年，罗英笏任武科会试主考官。罗英笏一生虽然官名显赫，但廉洁持重，颇有儒将风度。乾隆曾两次书赐“福”字给他，并且加授他为武显大夫。林春宜（1859-1898年），学名咸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武探花，录为御前侍卫。林春宜甚为忠孝，光绪二十四年返乡探亲时在他父亲灵地卧地守灵三个多月，因暴发不治之症而身亡，时年仅39岁。虽然，清代三明境域诸进士中名人不多，但有一个人却名气十分的大。他就是宁化的伊秉绶。伊秉绶（1754–1816年），字组似，号墨卿，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伊秉绶曾知惠州、扬州两府，均有德惠政声，为清一代名吏。但他更为留名千古的是有“南伊北邓”（伊秉绶、邓石如）之誉的隶书。他所作隶书，结体则在方正之中，巧作疏密聚散变化，长短方圆，敢于扬抑，故布白宽博，气韵生动，雍容高雅，痛快自然，为隶书别开生面。
注：进士统计表和738名已知进士名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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