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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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暲（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敬，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3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面带笑容地在萧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作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二十多篇的作文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互看作文的时候，也不时因为不同意见而争论。萧写的一篇《评〈严先生祠堂记〉》，对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不论光武或者严光都没有范仲淹笔下写的这么好：光武贤君爱才，严光安于淡泊。毛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也不赞成严光的态度，他以为，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就为了这篇文章，两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
　　1915年6月，萧子升在第一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先在修业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又转到楚怡学校，教高年级。楚怡是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校长陈润霖是留日的有名的教育家，所聘教员都是第一流的，刚毕业的师范生很不容易去那里任教。何叔衡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毛是经过萧介绍才认识何的。原先的同学不能朝夕相见了，只得借助于书信联系。现在保存下来的1915和1916两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竟还有12封之多。这些信中多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的事，有论述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长信，也有畅谈时局和国家大事的长信。从这些信里，人们对于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勤奋以及讲求治学的方法，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915年7月，现已残缺不全的信中，毛泽东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从上下文看去，看来这是针对萧子升来信说今后要慎言而发的，但只就所引的这几句看，关于读书和质疑问难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单是读书，而没有友朋之间的切磋讨论质疑问难，所得不免浅陋；而质疑问难，不但可以益智解惑，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反复论难，有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一贯重视自修，以及喜欢组织读书会、学会，都与这一想法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9月6日写的那封长信（约2300字）。信中，他把黎锦熙指导读书门径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萧子升。
　　黎锦熙原在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9月1日，赴北京任职。毛泽东经常向他质疑问难，很重视他的意见。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毛是这样谈到黎的：“闻黎君郡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告诉萧子升，自己阅读斯宾塞《群学肄言》书中“缮性”篇的心得，这是黎锦熙推荐他看的。读过之后，他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群学肄言》是严复译《社会学研究法》的书名。作者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