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和《论气节》 谨此悼念师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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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章是始终战斗在时代前列的老革命家，也是以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萃集于一身的党中贤哲。时穷节乃见，越是经历困境，身处重围，迎战着各方袭来的恶势力、恶风浪，吴老赤忱的爱国救民之志和长期养蓄的道德力量，就越是光彩照人，熠耀生辉。
　　
　　少年壮志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发生的时候，甫才16岁的吴玉章正在荣县蔡家埝乡下，本“庐墓三年”之制为母亲守孝。
　　吴氏“庆余堂”在荣县是诗书继业，砥行砺节的耕读之家。吴玉章童稚时，就在家学与塾学中，镇日里习孔孟，读经籍，受着系统的儒学之教。14岁时随仲兄永锟到了成都，仲兄因是新科秀才，人尊经书院深造，并决定节省膏火之资将兄弟带人附渎，使少年吴玉章能侧身蜀中最高学府，与正引领着时代风骚的时杰俊秀藏修息游，从而心胸一廓，眼界大开。当时在学院任襄校(山长助理)的是著名的经学家廖平，可是他的治学却一变再变，提倡“素王改制”，为与时俱进的爱国士子托古改制开辟道路。当官府指斥廖“离经叛道”时，又有新繁生员吴虞出而为老师辩护，称赞廖平之变是“秕糠郑玄”，真正的通经致用。从乡鄙之地出来，一下置身在这样爱国忧民，关切时务的学术环境中，吴玉章兄弟神情一震，顿感县中那些空谈性理的儒生猥琐迂执，而这些求新思变的院生才真富心知血性。从而学风丕变，再读经书也是力求从孔盂之学中找振衰起弊之方，膜拜的学人也从昔日的朱程陆王，转而服膺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习斋等既有实学精神，又重道德修养，既有建功立业之志，又具经世纬宙之才的学者了。更兼成都多的是前贤胜迹，如远郊的都江堰和“二王庙”，近郊的诸葛亮祠堂和杜甫草堂等等。与院中学长同道往游时，这些士子每每要指点江山，大发议论，个个都有一当出而问世，必得上靖疆国，下苏民困的英雄气概。贤哲在前，榜样在侧，当然极大地刺激着吴玉章的爱国情怀。一方面在攻读经史中，决心以文天祥、范仲淹为榜样，通过长期的内在自觉，养蓄胸中浩然之气；同时又知“圣贵莫如功”，治世时要学李冰和诸葛亮。既讲“慎独”，又能“兼济”；既富爱民仁心，又具任事铁肩；特别是中日之战爆发，在朝鲜，在黄海不断有败讯传来的时候，更使得吴玉章寝食不安，在读书中暗自激励自己，当此万方多难，国事日非之际，此生一定要以历代的志士仁人为榜样，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为修养准绳，扶大厦之将倾，拯斯民于水火。即使蹈险临难，也将不惜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国难正亟，家难又来。因为要为母丧守制，吴玉章和他二哥只好暂离书院，回到了“庆余堂”深宅之中，他们所关心的甲午战事，则有同学不断地将朝廷邸报和时务新书从成都寄来。可痛复又可恨的是清廷连遭败绩，读到这样的噩耗，吴玉章兄弟真是忧心如焚。
　　吴玉章回忆说：“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坚决，士兵作战也很英勇，但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派的从中破坏，结果中国还是失败得极其悲惨。”
　　当邸报上传来光绪乞和之诏时，两兄弟读罢大哭，痛不欲生。之后，二哥特地找出黄淳耀兄弟的诗文《陶庵集》和《明史儒林传》中的《黄淳耀传》，在痛定思痛中与吴玉章共同披读。
　　黄淳耀，字蕴生，苏州嘉定县人，明崇祯时进士。传称：“先生性纯孝，家居不私蓄一钱，丁母忧，毁瘠骨立，蔬食终其丧。待其弟教爱兼至，读书务根本。”吴玉章读到这段话时，看着身戴重孝，形销骨立的仲兄，恍然若黄淳耀在附体谈话，黄对他弟弟深致感慨，认为明末的没落是和不重视道德人心的教育，进而浸淫及于政事有关的。爱国复又讲究气节的黄淳耀，因而鄙弃禄仕，视宦途为宠辱场，而是与弟弟渊耀(伟恭)一道，“窗虚月白，风急天高，诵诗读史。”目的在“绩学修行，揣摩当世之务。使舍我其谁时，始可一出。”果然，当清兵打过长江，攻掠江南，发生“嘉定三屠”之时，他就号召群众，组织武装，“率乡民坚守嘉定。城破，偕弟渊耀人僧舍。僧曰：‘公未服官，可无死。’淳耀曰：‘城亡与亡，岂以出处二心。’乃索笔大书于壁曰：‘大明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然后再拜就缢。兄弟渊耀见哥哥头帻坠地，复下拾而冠之，然后说：‘哥哥，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相对缢死。七天后，乡人收殡，发现兄弟死时，口血喷壁间，人砖寸许，其迹历久不灭。”
　　为国死节是精神，口血喷壁入砖则已转化成了物质力量。仲兄不仅含泪宣讲黄淳耀兄弟的壮烈殉国，还忿然不顾避讳，将刻本中已经涂抹了的弘光年号和“寇氛复靖”等违禁字样一一注出，嘱吴玉章原文背诵。二哥此时所表现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使吴玉章恍然觉得黄淳耀正髯髻戟张，精气郁勃地从壁间出来。
　　时代如砧，时潮如锤，二哥结合黄淳耀故事为晚明国难太息之后，复又像铁匠将铸件翻了一面似的，特地圈点了黄淳耀《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文，并联带评论吴梅村为《陶庵集》作的序。吴也是崇祯时进士，在晚明有很大文名，但因软弱而降清。他的序在对黄氏兄弟深表钦敬的同时，也扭怩地表示了愧惶内疚。黄淳耀在《见义不为无勇也》中指出：“巽懦出于性生，畏葸积于阅历……，若此者谓之无勇。世岂有无勇之人而可与之慷慨誓死，从容尽节者哉！”真像是预为吴梅村写下的。
　　吴玉章在他《回忆录》中评述道：“在明末的许多名士中，一方面有黄淳耀这样的烈士，另方面也有吴梅村那样的懦夫。吴投降了清朝，后来因怕列入贰臣传而感到悔恨，他临死前在一首《贺新郎》的词中写道：‘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完全道出了一个软骨头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像吴梅村与黄淳耀这两种人，真可谓‘一则放之须臾，而已与草木同腐矣；一则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争光矣!’他们之所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全在乎关键时刻是否受得住严峻的考验。”
　　夜气如磐中，庆余堂的院门呀然一声开了，田间萤火明灭，山村犬声如豹，仲兄不顾夜黑霜重，坚持要去母墓旁寝苫枕块，却又以“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务须“为国珍重”为托，一定不许弟弟随同守墓。在刚刚读罢《黄淳耀传》，痛感外患凌逼，国脉如丝，而又目送着二哥在火炬摇曳中没人暗夜，此时少年吴玉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在搅动，会有什么样的理念在涌生呢?龚定庵在感到时代气压沉重，期盼爱国士子出而救世的《尊隐》一文中这么写道：“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而君子适生之。”他预料在国事临危时所娩出的君子，将会是“从山川来而止于郊”的黎庶之子；然而他却是社会的良心，能澄清寰宇。于是热情呼唤：“夜之漫漫，鹛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从直面甲午战败后的危局开始，吴玉章就立下了报国之志，终其一生，百折不挠，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奋战，实践表明，他真是从心底里听到了时代大声，义无返顾地投入于爱国波涛的山民之子，黎庶之子。在他各革命时期的言行中，总是昭示着民族大义，磅礴着浩然正气。
　　
　　历史为证
　　
　　抗日战争发展至1939年至1940年之间，当时形势真有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方面中华腹地沦于寇手，日寇铁骑侵凌至三峡峡口；另方面由于汪精卫降敌，蒋介石又在大搞反共磨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遭到动摇和破坏的危险。
　　为了挽救危局，振奋民心，延安开展了时局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吴老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几乎无一役不从，是中外知名的爱国主义者，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高尚的人格，早就是进步青年景仰的模范，因而也就不顾身体羸弱，到处抱病演讲。由于他对国民党来说是资深前辈，对青年教育能凭事实说话，对于揭露汪精卫的卑劣本质，批驳蒋介石的反共图谋，尤能起到洞隐发微，使人警醒的史鉴作用。
　　汪精卫因在清末参与过刺杀摄政王一案。在国民党中曾是头顶光圈的人物。但吴玉章却是这一行动的实地组织者，他对“素鲜恒德”而又善于邀名的汪精卫的心理人格早有识判。虽然在民元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政府，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参政会中，他都曾与汪精卫共事。但正是本着这种人格之判，一直对汪保持警惕。现在汪氏夫妇外逃，觑颜事敌，吴玉章也就在讨汪群众会上，联系着从同盟会成立直至抗战爆发的种种事实，宣讲邹容、秋瑾、方声洞、喻培伦等先烈，说他们才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对汪陈之流则褫其华衮，指出其人虽曾像茅草一样蓦地烧天，炫目一时，终按其本性沦落，作了狗彘不食，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吴老对青年进行气节教育，史鉴教育，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1966年“文革”爆发，年已88岁但仍担任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老，已艰于行走了。这时的“文革”前台上有两位身披华衮，头顶光圈的人物，一是江青，一是康生。康生更把黑手暗指吴老，诬称人民大学是“二月兵变”的据点。人大师生惶惶不安，有吴廷嘉、沈大德两位学生去到吴老住所，向病中的老人一询究竟。据这两个学生记述，吴老只字未提江与康，但却讲了辛亥革命时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这两个学生记述道——
　　“吴老满含感情，着重讲述了喻云纪，还专门介绍了喻和汪精卫、陈璧君的冲突。吴老说：‘汪精卫参加过辛亥革命，不能全盘否定，但纵观一生，则太不足取。他早年追随孙中山，但从来就好出风头，好走极端。他执意参加暗杀摄政王活动，事泄被捕，成了举国瞩目的大英雄；同盟会员们也都很崇奉他。其实他是对革命失去信心，才会冒险的。而踏踏实实准备这一活动，真正有功的喻云纪，却被陈璧君污蔑为‘怕死’‘害了汪精卫’，‘与之大哭大闹，纠缠不休。’吴老说，当时不少同盟会员也为假象迷惑，对喻产生了怀疑。喻很苦闷，对吴老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会证明的。’果然，在黄花岗起义中，喻云纪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最后英勇就义。吴老赞他‘流芳千古，永垂不朽。’而堕落为汉奸的汪、陈，实‘不齿于人类。’
　　“吴老轻轻地拍着沙发扶手，严肃而又亲切地望着我们，一字一字地沉静地说：‘历史是很复杂的，喻云纪就受过天大的委屈；历史又是很公正的，汪精卫、陈璧君到底还是露了原形。不要看有的人一时多得势，多行时，最后才弄得清楚哩!看问题，就要学会看历史，看历史发展。’说到这里，他拿过倚在扶手旁边的拐杖，点了两下地板。”
　　这手杖两击，不是有如法官临案击锤吗!尽管要十年后康生才褫其华衮，江青才绳上法庭，吴老凭其良知睿智，本着历史的预见性和公正性，早就在人民的道德法庭上，对这两位骄横一时的朱紫丑作了大判。
　　
　　砥柱中流
　　
　　吴老在大敌重围中，言传身教，对身旁的人群进行气节教育，从而形成了铜墙铁壁般的精神营垒，为革命屡建殊功。其中，动人心魄，最值得今人铭记承传的，是1946至1947年问重庆时期的斗争。
　　1946年5月16日，在北碚召开张自忠将军殉国纪念会，在会场灵堂中挂着一幅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

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下署“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此联一出，成了重庆一大新闻，也把复员至南京的蒋介石吓着了。国民党中央电询西南长官公署，责怪他们何以让中共组织公开活动?其时，公署长官一职是由张笃伦代行。他就拿着电报到了曾家岩50号——南方局时期叫周公馆，四川省委时期叫吴公馆——向吴老叫苦，说吴老不办个手续就公开了一级共产党的组织，使他被动，不知如何向南京回复。吴老严正讲道：你们蒋委员长不是在重庆讲过“四大自由”，开放党禁了吗?我们周副主席去南京之前，不是向你们讲明，重庆有中共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吗?有组织就有活动，哪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噎得张笃伦无话可说，中共四川省委也就从此取得了事实上的公开的似不合法却又自行合法的地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木，就是高擎在吴老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在内战爆发前的国统区，只有重庆一直高扬着这面红旗，旗下，除了省委机关之外，还办有《新华日报》。由于蒋政府拒不批准中共在京沪地区办报。重庆《新华日报》也就成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唯一喉舌，事实上起着指导全局的作用。一阵复一阵的法西斯妖风向这面旗帜袭来，就完全是预料中事。重庆是蒋介石经营了多年的老巢，是军统、中统、宪兵特高组和各种内务警察的特务窝子。多年来它们就把中共驻重庆机关和工作人员作为侦察、控制与迫害的对象，没有想到就在蒋政权密锣紧鼓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前夕，中共四川省委竟然轻易地就突破控制公开了。中共的组织一公开，就如磁石吸铁，把呼吁和平、向往民主的各中间党派、各民间团体，全都吸附到它的周围，尽管蒋介石集团叫嚷以警治国，暗颁《剿匪手本》，于重庆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沧白堂暴行之后，又悍然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随即在重庆又出现了取缔劳协事件，出现了凶殴抗暴宣传队和捣毁《新华日报》门市部等系列血案。蒋管区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读《新华日报》，中共四川省委为吴老办寿庆，为《新华日报》办社庆，就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收到成百上千封贺信贺电。反动派官员竟至发出了“究竟重庆谁管”这样的惊呼！
　　对峙和对抗在重庆越来越尖锐，一方面是各阶层人民不顾反动派逮捕、监禁等种种威胁，不断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抗议高潮。另方面是反动政权磨刀霍霍。总想制造事端，对中共机关和报馆猛下狠手。王维舟就因敌方恶意造谣，说他在川制造暴动，被迫先期撤走。吴老和留渝同志鉴于大局日坏，内战随时可能全面爆发，为应付突发事变，遂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了公开与秘密两套班子，帮助他们为可能发生的逆转留出退路或编好被捕时的口供。并教育他们作好精神准备，必要时从容赴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牺牲。关于这场保持气节，临难毋苟免的思想教育，吴老有过这样的回忆：
　　“1946年冬天，我看到环境一天天的险恶，就深深地感到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要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为此，我特地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阱演，把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向大家讲述。这些讲演，也曾在一些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中举行。当我讲到那些英雄烈士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而我自己的情绪也特别激昂，有时不禁声泪俱下。那时我和大家的精神简直已融成一体，彼此都受到深刻的感动。我从人们坚毅的神情里得到这样的信念：只要我自己能以身作则，临危不惧，我们的同志也一定都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因为这是在大敌重围中所进行的特殊党课。吴老也就不是像进行儒教那样讲古圣先贤，而是本着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可资效法的中外贤哲作了提炼和升华。他对诸葛亮“鞠躬尽瘁”精神一向钦佩。但在人民民主革命的今天，诸葛亮扶持阿斗就是囿于一人一姓的愚忠。今天的忠就应该在人民解放这样的大关节上分清真理与狂悖，正义与邪恶，从而才能自觉地为最多数人的最高利益去效忠尽节，像伽利略和布鲁诺那样，即使面刘宗教裁判所的酷刑与烈火都毫无畏怯。敢于为真瑚而斗争，为真理而牺牲。
　　古人说：求经师易，得人师难。吴老为人忠厚诚恳，平素不长于文也不长于演说。但在黑云压城时的重庆，他却是旷代难逢的革命人师。从资历上说，他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见证人；从立德上说，他的革命坚定性光昭史册，早就为毛泽东所称赞，从同盟会创立以迄的反清革命直至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总是犯难履险，无论经何困难总是不变其节操。因而同样的格言、同样的德箴，一经吴老讲出就倍具精神分量，金石可裂，掷地有声。
　　正因为如此，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如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都对吴老有所敬畏，在他面前不敢放肆。民主党派方面的友人，如张澜、胡子昂、邓初民、邵明叔，遇到都乐于向他求教，听取他的建议。省委机关中的同志就更不用说了，只要吴老坐在那儿，大家就觉得有主心骨。当时新华社的记者谢韬写道，他工作中经过吴老住居时，“总想回来多看两眼。”“每次见到吴老，他都是在秋老虎的余威中，穿着简朴衣服，正襟危坐地读书或批阅文件。这时，我就要想起‘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诗句，要想起澹泊宁静、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和胸有正气能抵制沮洳场中孽风鬼火的文天祥。”也正因为这样，张友渔、于江震等省委领导干部向吴老郑重建言，要吴老减少工作量，因为老人是一面旗帜。只要保持康健，稳坐在那里，大家也就能够坚决而沉着了。
　　最为振奋人心、激励斗志的气节教育场面，表现于中共在渝机关撤退时的最后斗争。1947年的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出动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宪特，分别包围了曾家岩50号省委、化龙桥《新华日报》馆和民生路营业部等地，气势汹汹，形同盗匪。从睡梦中惊醒的吴老，立即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行辕官员气为之夺，只好声明他们是奉命办事。前来“保护”共产党机关撤退的。吴老讲：“我们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保持我们革命者的气节。至于军警们不先给公文即破门而入，并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去见孙司令、张市长。”可是电话已经被剪，省委所在地已变成了临时集中营。吴老气愤得血压猛增，想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即已不顾一切，现在偌大年纪，尚有何可惜。为了镇慑军警，一直坚持着不肯上楼休息。直到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到来。孙毫无表情地读了南京政府公文，吴老严正地向孙元良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个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现在和谈虽停顿，但门尚未关死，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知道这种关系吗?”他还利用时间，向同志们讲革命故事，以激励大家斗争的情绪。他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讲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加感动人心。不仅我们的同志都凝神谛听，有感奋而泣下者；连那些监视我们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也都慢慢地围拢来听，有的人也似乎颇受感动。”经过吴老的气节教育，对突发事件早有精神准备的同志们在重围中全都表现得英勇坚定。
　　吴老大义斥敌，率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全师而还，安全撤回延安。无论是解放区军民或国统区人民，无不为之气壮，称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论气节》的来历
　　
　　“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退了。随着蒋介石“戡乱”法令的颁行，重庆成立了特刑庭，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疯狂逮捕。孰知白色恐怖越是严重，吴老率领共产党人在重庆进行的最后斗争，就越是作为英雄故事在人群中流传。吴老进行气节教育时所讲的党课内容，也越是在进步人士中交流传诵，成为他们抵抗恶势力的精神力量。“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重庆，它就赋形成了一篇文章，那就是1947年由陈然署名，发表在《彷徨》五期上的《论气节》。
　　“文革”过后，我曾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工作，开始接触到了陈然的《论气节》，文章开篇就讲：“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当时我就直感这不是陈然这个战时难童的文风，它应该有所本，最大可能当是来自红岩的党课记录。恰也是在这个时候，经济学家蒋一苇和画家王涛应馆长卢光特之邀到了烈士墓，他们一谈就证实了我的预感，这篇文章确实源自吴老所进行的气节教育。
　　党的公开机关在重庆撤走后，蒋一苇、陈然、刘镕铸等正在编一本《科学与生活》杂志，以后又编了一本以青年为对象的《彷徨》。他们一时间得不到党的讯息，失去了组织联系，不免也有所彷徨。幸而因刊物交换的关系，从香港报刊中能得到一些解放区的消息，以后又收录到了新华社电讯，他们就记录编纂，发出了一份地下流传的油印小报。后来和重庆地下党市委接上关系。成立特别支部，这份油印报也就成了市委领导下的《挺进报》。
　　为了教育青年从彷徨走向坚定，也为了在地下斗争中坚定自励，支部成员就回忆了吴老所讲党课的内容，由蒋一苇整理成文。刊发时却用了陈然署名——因为他当时在中粮公司机器厂任职，不常在文化界活动；在《挺进报》支部，也只作机密的印刷工作。
　　吴老讲到，气节虽然是种个人修养，而一旦为正确的政治理念所武装，气节修养就可以转化成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平时能安贫乐道，作好岗位工作；在富贵荣华诱惑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不惊惶失措，直至从容赴义，身殉真理。黄淳耀兄弟尽节时能口血喷墙，人砖寸许；喻云纪在清廷大堂上慨然说“学术是杀不了的。”就是这种力量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有成千上万的先烈牺牲，如杨闻公，如恽代英，他们都是饱读中华典籍又为共产主义思想所武装，他们的精神一旦和千百万人的解放要求相结合，必会排山倒海，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举推翻。表现于重庆的斗争，陈然与《论气节》就绝非具名而已。他是心底里接受了吴老的教诲，在加深修养中化为了呼吸之气，舒张之血。革命需要人干地下工作时，他就于深夜无人之际，悄无声息地油印党刊；当面临牢狱考验时，他能熬住酷刑，坚守组织秘密。据烈士墓档案中最早的《陈然传》：特务们在他身上一无所获，最后又用各种威胁利诱的办法拉他下水，他生气极了，当时就计划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们作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便由楼梯上纵身跳下电网自杀。他之决心自杀，消极的意义是想给特务们一个有力的回答——他决不屈服。积极的意义却是想用他的自杀来鼓舞所有的难友们；因为有些经不起考验的难友们的作为，很使他痛心。倘若陈然真有这么一个机会，以一己的言传身死化为革命一炬，他会说些什么？可以推断，他的讲演一定是一篇《论气节》。

“贫贱双双到白头”－－吴玉章与游丙莲　　吴玉章同志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诞生在四川省荣县双石乡。他七岁丧父，十三岁又失慈母，自此由兄嫂抚养成人。一八九六年，吴玉章与农家姑娘游丙莲结婚。游丙莲自幼缠过脚，不甚识字，年龄比吴玉章大两岁。他们的婚姻虽是按旧式习俗，但婚后却能互敬互爱，感情融洽。吴老几十年奔走革命，颠沛流离，很少能顾及家庭，全赖游丙莲在家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吴老的后顾之忧，因而，更加受到吴老的敬爱。

　　吴玉章在青年时代就怀有救国图强之志。当时，朝廷腐败，国破家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老终日忧心忡忡，苦苦思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九O二年底，吴玉章的二哥从成都回到家，高兴地告诉吴玉章，他已办好了自费去日本留学的手续。吴玉章听说可以自费留学，兴奋极了。他决心跟二哥一道去日本留学。此时，吴玉章与游丙莲结婚已六年多，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儿和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妻贤子幼，怎不令人牵肠挂肚。可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毅然决定舍弃儿女私情，跟二哥一道远离故土。

　　一天晚上，吴玉章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妻子。妻子先是一怔，接着低头不语，禁不住掉下泪来。吴玉章耐心地向妻子讲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丙莲理解了自己的丈夫，便欣然变卖田产，为玉章筹措留学经费，支持丈夫去日本。

　　一九O三年二月九日，当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欢度春节的时候，吴玉章和他二哥等一行九人，满怀爱国豪情，静悄悄地离开亲人和故乡，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

　　在日本，吴玉章就读于东京成城学校。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他常常拖欠学费。同学们看到这种情形，便要替他申请官费。按吴玉章当时的条件，获得官费也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教育，坚决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主动把官费让给了别人。游丙莲对此毫无怨言，反而在国内更加勤俭节约，清贫自守，不断省出钱来接济吴玉章的留日费用。

　　游丙莲虽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家妇女，但由于常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也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一次，游丙莲写信告诉吴玉章，说女儿已到缠足的年龄了，给她裹上了小脚。吴玉章知道以后，立即写信回家严厉反对。他说，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新旧斗争。游丙莲觉得吴玉章说得对，就把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解放”了，使她成为家乡第一个不缠脚的女子。这一行动开始虽然也曾遭到亲友们的非议，但游丙莲毫不动摇，随后，不缠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O五年，吴玉章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人从日本写信回来说，参加革命党是谋叛大逆，案发后要斩首抄家。游丙莲不为这些流言所动，她相信丈夫从事的工作是正义的，仍然继续支持吴玉章在日本的一切活动。

　　一九一一年，吴玉章回四川组织反清起义，他在双石乡蔡家堰的老家就是个秘密联络点。每有革命同志来会吴玉章，游丙莲总是热情接待，视若家人。辛亥革命以后，吴老因策动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政府通缉，大哥被撤职，二哥悲愤自缢。吴老不得不流亡法国。游丙莲在家安慰寡嫂，抚养子侄，在极度困难中把家务撑持下去，以后，又毅然将儿子震寰送往法国勤工俭学。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暴毙，吴老才由法国回来，先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的四川代表，以后又在成都担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有人劝游丙莲说：“你丈夫在外面当大官，去要一笔钱来买一股田业吧，干大事的人不顾家，你要把后路留宽点。”她却淡然一笑，一个钱也没有向丈夫要。

　　一九二五年二月，吴玉章到北京，结识了赵世炎等同志，后由赵世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吴老已四十六岁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吴老再次受到通缉，反动派包围了蔡家堰吴老的住宅，气势汹汹，扬言要抄没家产。游丙莲镇定自若，带领子侄将吴老留存家中的书信等物转移藏匿，使这次反革命查抄毫无所获。吴老再次流亡国外，先后在苏联和法国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从欧洲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游丙莲由于长期劳累，染病在床，但她仍强撑病体养猪种菜，料理家务。吴老回国后看见阔别多年的病妻，不禁一阵心酸。当他听说家里全靠乡邻的照应，才熬过了艰难的日子时，便提出要办几桌水酒谢客，丙莲问：“钱呢？”吴老说：“钱倒有，但那是公家的，我不能用，圈里不是有肥猪吗!”丙莲笑了笑说：“我知道你要打这个主意，早为你养在那儿了。”

　　吴老这次回来只呆了三天，又离家了。

　　几十年来，吴玉章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忘我战斗，长期奔波在外，不管是早年留学日本，还是以后流亡法国，他总是持身高洁，注意民族道德操守，不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金钱美女所动。他在《六十自述》中赞扬妻子说：“我既从事革命，不能顾及家庭。我有一儿一女，家里又穷，在日本留学时，家曾断炊数日，终赖她勤俭得以使儿女长成。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何忍负之!”又说，“我觉得我生在这新旧过渡时代，以我个人的苦痛来结束旧的道德，过渡到新的道德，使在我以后的人不致再受这种苦痛，就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婚姻道德，如马克思、列宁的婚姻道德一样，以解放今后世界的女子。我很庆幸的是我的妻子比我年龄稍大一点现还健在。世人所羡慕的是‘富贵双双到白头’，而我们所宝贵的是‘贫贱双双到白头’。”

　　一九四六年十月，游丙莲在乡下病重，吴老忙于公务，实在无法分身，就派儿子震寰回荣县照应。当丙莲病逝的消息传来，吴老悲痛万分，立即撰写了一篇祭文—一《哭吾妻游丙莲》。文中写道：

　　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一九O三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家庭免于贫困。满以为革命功成，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四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

　　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吴老的这篇祭文，情深意笃，深切地表达丁一个共产党人热爱祖国，忠于爱情，公而忘私的高尚情操。

　　全国解放前夕，吴老的独生子震寰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当时，吴老的四个孙儿孙女，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还没有出生。解放以后，吴老就把儿媳和孙儿孙女们接到北京居住。十多年来，吴老身居要职，但一直住在东四六条三十九号的几间旧房子里。吴老的卧室，长年不见阳光，白天也要开灯。组织上几次要给吴老调整住房，都被他拒绝了。

　　吴老对儿孙们的要求十分严格，经常教育他们要接近工农群众，不要搞特殊化。他谆谆告诫说：“你们是干部子弟，没有什么可以特殊的。如果说特殊的话，就是要表现得更好。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成为精神贵族，不要成为败家子弟，纨绔子弟。”还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要把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很好地接过去，不通过艰苦的工作是不行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吴老不幸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八岁。他生前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给他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未成器之徒侄YH
　　注：童年时，因姨夫作为官员保护了老师（也是国民党高级领导），有幸向其学习绘画（只是本人不成器，没有坚持下去）。66年师伯去世，文革开始，江青，康生等对师伯的不满，恐移怨恨其亲人，老师便隐蔽民间。原名不是很清楚，只知道笔名角飞、觉非、蛟飞及清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