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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超的原型-李世超
李世超，原名李云山，又名李恩顺，参加革命后，化名李英超、吴德禄。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吉林特支书记，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1936年8月，在安东(丹东)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民政部定为革命烈士。
(一)
李世超1904年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伊丹乡一个小地主家庭。1918年小学毕业，考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到长春读书。
李世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度过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并未使国家富强，给民众带来幸福。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造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痛苦。“五四”运动前后兴起新文化运动，《新青年》、《觉醒》、《学灯》等进步书刊传到东北，李世超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精神为之振奋，求知欲望更加强烈，报国之心也与日俱增。
1921年，李世超于长春师范毕业，回到伊通家乡，在县立第一小学校谋到教员职业。执教四年，对家乡教育事业颇有建树，22岁的李世超便荣升为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这期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已经遵从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成家立业。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风暴席卷南方数省。奉系军阀张作霖羽翼已丰，正向关内扩张。东北地区兵灾匪患，连年饥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李世超不满封建军阀穷兵黩武、渔肉人民的反动政策，于1927年弃职抛家，只身进关，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学习期间，在北平地下党的宣传影响和进步青年的帮助下，李世超的思想有很大进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课余时间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阅读了马列著作和进步报刊，初步确立了革命的思想。
大学毕业前，李世超妻子抛下年幼的女儿，在家乡病故了。李世超悲痛之余，又感到一丝“轻松”。因为，没有家庭的牵挂，他可以一心读书求进了。于是，他写信告诉妹妹：“父母留下的土地、房产，都给你做陪嫁，我要自食其力。”从此，他同封建剥削家庭脱离了关系。
1930年，李世超经朋友介绍，与北平笃志女中学生石正芳相识。居住在北平西城的石家，原是满族官宦世家，颇有些房地产业。石正芳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早亡，只母女俩相依为命。李世超同石正芳结婚，并不是贪恋她家的财产，而是看中了她的人品。石正芳的母亲几次想说服李世超，希望他到石家成亲，但李世超执意不肯。他郑重申明：我决不寄人篱下。最后，他以不“入赘”为先决条件，方才答应同石正芳结婚。婚后，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单独居住，靠自己挣钱生活。
李世超大学毕业后，应在河北某县当县长的同窗好友王某的邀请，到该县去当“帮审”。薪俸自不必说，相当丰厚。在旧中国，天下乌鸦一样黑，贪官污吏到处都有。工作一段时间，李世超发现这位县官“朋友”，也是为虎作伥、搜刮民财的势利小人，于是他不顾个人失业与否，愤然辞职离去。从此，李世超更加厌弃仕途生涯。
(二)
1931年夏，李世超偕爱人石正芳离开北平，回到东北，受聘到长春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国破家亡，东北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李世超对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痛恨已极，决心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2年初，李世超应同乡李静肃女士的邀请，到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和孝经教员。他把家迁到吉林，在秀丽的松花江边天主教堂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居住，把爱人石正芳插班到吉林女师高中部读书。
李世超刚到吉林，人生地疏，没有知心朋友，除了上课教书，平时很少同外人接触、交淡。他，高个子，稍微有些驼背，经常穿长衫，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外表看去。是位派头十足的老夫子。三十年代的吉林，孔孟之道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实行奴化教育，在中学里增设经学和日语课，其目的是强行向青年学生灌输精神鸦片，让你服服贴贴听摆布，丧失反抗性格，从而建立所谓“王道乐土”。吉林女师学生中有许多人富有爱国思想，她们追求真理，渴望民主与妇女解放，具有反抗精神。因此学生们非常厌恶孝经课，对教这门课的李世超也十分反感，认为他无能，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放着令人垂涎的法官不做，却当了孝经教员，是个十足的傻瓜。久而久之，“大傻瓜”的绰号在学生中传开了。李世超知道了，却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他对吉林党组织负责人说：“革命者做地下工作，同敌人不能明争，只能暗斗，我们不能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和面孔，必须善于隐蔽住自己。只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我情愿当傻子，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呢l”从这里可以看到李世超坦荡、高尚的情操和胸怀。
1932年夏，在吉林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学校开展了救灾募捐和反读经运动。李世超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特殊作用。他在讲课中，故意把孔孟之道说得玄乎其玄，矛盾百出。课中如果校长查堂，他更加起劲地重复“女人要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老调，从而激发学生的不满，有的学生把孝经课本扯碎，有的干脆不来上课，达到了抵制孝经课的目的。
后来，经人引荐，李世超结识了中共吉林支部书记李维民。他们一见如故，倾心交谈，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同年秋，李维民介绍李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世超入党后，斗争目标更明确，思想更加敏锐，作为更加豁达。党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起草一篇形势宣传提纲。他在提纲中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是祸国殃民政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还将向关内进攻，妄图灭亡全中国。提纲中还宣传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呼吁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行列。李世超写的宣传提纲很实际，也很有份量，后以吉林支部的名义印刷、散发了。借助李世超当教员的方便条件，党组织让他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他在北平读书时，就是革命互济会员，参加许多活动，很熟悉这项工作。他利用互济会广泛联系、团结爱国进步青年，吸收他们参加互济会组织和活动。然后把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青年，输送给党、团组织。李世超先从吉林女师着手，通过正面谈话、暗中调查或从反面试探，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判断他们是进步的、平庸的、还是落后的，看准了就吸收参加互济会，或介绍加入共青团。
李世超知识渊博，讲话幽默，待人诚挚，和蔼可亲，很得学生的信赖，不仅女师的学生，连吉林一中、吉林一师等校的学生，都愿意到他家探讨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的难题。有时还问及抗日斗争形势和国家命运问题。李世超总是耐心地有问必答，讲些新鲜道理，并捎带介绍抗日义勇军和红军斗争情况，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2年11月，满洲省委根据杨靖宇的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支，直属省委领导。1933年初，吉林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吉林女师、吉林一中和吉林一师都建立了分团支部，这和李世超的积极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结发展组织的经验时说：“发展组织要象铁匠打铁一样，要紧拉风箱勤烧火，等到火候够了再下榔头。不然下榔头早了，就不易成材，你想打把快刀，结果反到是钝的。”
李世超在吉林党团组织发展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因此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和充分信任，说他是吉林党员中的优秀同志，对党对人民极其忠诚，“不但行动无产阶级化，思想也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1933年3月，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改组时，省委巡视员指定李世超担任特支书记。从此，他更加尽心竭力地做好党的工作。4月末，为贯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多次召开党、团特支委员联席会议，学习党的文件，研究部署纪念“红五月”活动方案。当时中共满州省委工作指导上存在“左”倾盲动主义倾向，据此吉林特支也决定5月6日晚(星期六)，全体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统一行动，上街贴标语、撒传单。在李世超的领导和省委巡视员指导下，整个准备工作尽管很严密，但5月6日晚，特支委员金景在撒传单时却被警察逮捕。金景在宪兵队受审时，未等敌人用刑，只是威吓几句，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机密，致使吉林党、团特支遭到破坏。
5月7日清晨，李世超得知金景被捕，又看到日伪宪兵、军警到各学校搜捕抓人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但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如果只顾自己，他可以早点登上火车南下，到北平与娇妻爱子团聚。因为石正芳在寒假期间带着儿子回北平照顾生病的母亲去了。李世超想的是组织的瓦解和被捕同志的不幸，他感到十分内疚。所以，他暂时留下来，同敌人抢时间，把突然的变故，告诉尚未知情的同志，通知他们马上转移，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李世超先到特支委员关芝忱家(他们两家离的很近)，又匆忙赶到省委巡视员张弓的住处，都极简单地交待几句话，然后到宋慎德家里。宋慎德是永吉县中的教员，是李世超培养发展不久的共产党员，同他单线联系，金景不知内情。李世超告诉宋慎德，要他暂停活动，提高警惕，注意隐蔽，将来由他及尚未暴露的党员，重新整顿和恢复吉林的党组织。最后，李世超在宋慎德家换了一套西装，准备去哈尔滨，把吉林党、团组织遭破坏的原因及损失情况，向省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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