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和他的后代乔致庸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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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祁县县志办主任、晋商研究专家武殿学说，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
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

　　“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朱秀海说。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曰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曰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曰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央视热播剧《乔家大院》总导演胡玫、编剧朱秀海、总摄影师池小宁、乔致庸第七代传人乔燕和做客新浪与网友在线交流，认真解答网友关心质疑的问题，欢迎网友积极留言。以下为此次聊天实录：

反映晋商题材的作品远远不够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宁。在今天，最新一期的北京晨报上有这样一则消息，正在中央一套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收视率创下今年的新高，因为播出第一周北京地区的收视率达到9.95%，收视份额占到30.1%，今天我们的新浪娱乐也是第一时间邀请到《乔家大院》的四位主创人员来到我们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共同分享，能够创下这么高收视率的《乔家大院》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的网友认识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被称为铁娘子，欢迎您，坐在胡玫女士旁边的这位大姐，她是一位传奇人物，在聊天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猜一猜，先把名字透露给大家，乔燕和，那边的是朱秀海老师，是《乔家大院》的编剧，还有总摄影师池小宁先生，这四位跟大家介绍了以后，相信大家有很多的问题要抛给这四位嘉宾了。

首先想问一下，因为晋商题材的作品已经很多了，尤其这几年的电视荧屏上，那么胡导，这个题材为什么也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胡玫：我觉得反应晋商题材的片子，我觉得媒体或者网络上都提到了，说题材热，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晋商题材，从开始有一些反应和拍摄以来，可能有一些书，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调研和挖掘了一些故事，我觉得远远没有形成一个晋商热，不过就是有那么一两部，两三部片子而已，这是很不够的。

　我喜欢这个片子，进行这个创作主要是在之前做过，我和陈老师一起合作的《汉武大帝》，刚刚拍完本来也是想休息一下，那时候甚至于想找一个现代题材的，这时候在间歇当中，孟凡耀先生找到我，说你要有空的话，你帮我看一个本子，有没有可能我们合作，这个时候我读到最初的那一稿，就是这个作品，首先我被这个故事，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了，这个故事原来的剧本是以感情作为主线开篇的，剧本看下去我觉得非常抓人，而且情节很戏剧化的，跌宕起伏，一下我就被吸引了，我说这个剧本挺好，接下来我慢慢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是涉及到晋商，乔致庸的方方面面，我对情感这条线我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写得相当抓人，很好看。

　在反应晋商文化这块我觉得还不太够，言犹未尽，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晋商这一群人，这个层面。在看的时候我很希望通过这个片子，看到晋商到底是什么，他们那儿发生了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说起来是晋商热的话，就是大家都在口中说起，晋商现在挺火的，晋商是什么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词，完全不知道内涵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朱秀海老师这个剧本，让我第一次揭开了晋商的面纱，走到晋商这个题材中间，我也看到了在那个地面讲述了乔致庸的故事，我们就带着这个故事，我就同意接受了这个片子。

　　等我们到了《乔家大院》，到了山西，面对那样震撼的一系列的大院，和一系列的宏伟建筑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产生了很多的创作的冲动，后来随着拍摄的不断展开，前期工作的不断展开，我和朱秀海老师，有一段时间的切磋，在朱老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朱秀海老师之前做了一两年的研究了，我问了他很多问题。

　　朱秀海：胡导客气了。

　　胡玫：确实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得很愉快，所以这个片子进展得非常顺利，我觉得前期准备当中，这是我们拍的这几部片子中最快的的。

　　乔燕和女士安静地在大厅里等待了一小时，直到约定时间到了，我们才发现彼此几乎对坐了一小时。她说自己一定不会迟到。作为乔家第七代后人，乔燕和虽然一生也没涉足过祖上曾经辉煌两百余年的商业经营，但家族最为看重的“信诺”却似乎与生俱来。虽然已经63岁，却显得精致儒雅。生在天津、长在北京的乔燕和有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昆曲讲究的是水磨腔，这柔软婉转的声音和处事泰然的气度，也许是近50年投身梨园浸淫昆曲，一点点磨出来的。虽然祖上最辉煌时候拥有上千万两白银，但她说自己从没看见过一锭银子，说这话时候，眼神里没有一丝遗憾。她说她直到1990年才和离开乔家大院50多年的父亲第一次回老家。乔家大院并不是乔家拥有过并失去的唯一家园，从民国年间开始，乔燕和的祖父乔映霞为了让后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们送离祁县，半个多世纪里，乔家先后迁徙到天津、上海和北京。无论是今天的乔家大院，还是当年在天津的洋楼，虽然都已成为过去，但都留下了家族的印记，唯独最初在北京的住所，位于今天司法部街的院子，家族中最受尊敬的祖父乔映霞1956年在那里故去，而这院子也因1978年拆迁，和故去祖父一样永远消失了。曾经在清末民初叱咤商界的祖父乔映霞在这所院子度过了他最后寂寞的晚年。时代的变迁，让他重振晋商的理想最终无法实现。好在寂寞中也有美好回忆:“那时候每当国庆节，北京都要在几个地点燃放焰火。我们家位于司法部街的院子内正好是燃放地点之一。”形容起当年那些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举着燃放筒，将震耳欲聋的烟花放到高远的天空，乔燕和似乎还记得当年家中院子里弥散着的呛人气味。“要知道，那时候北京国庆夜晚天安门上空的美丽烟花，就有一些是从我家院子里飞起来的。”乔燕和说，“不过其实只有待在远处，你才能真正看到它的美丽。”乔家第七代乔燕和1943年出生在天津的乔燕和属羊，她说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读到初中却开始为数学不好而犯愁。出身显赫商人世家数学却不灵光，乔燕和说自己当年“总被三角几何之类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到底焦虑到什么程度？反正她用一种逃避式的先斩后奏为自己的人生事业做出了选择。那是1958年9月的一天，乔燕和刚刚15岁。那天她带着弟妹到西单看电影《天仙配》，恰逢当时新成立的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成立后，当时在西单）招生。“北方昆曲剧院是当时周总理为保护昆曲艺术倡导建立的。我看到后就把弟妹安排在一边，偷偷跑去报考。我记得先后考了三次，后来两次就是我自己偷偷去了。”当时的考试要求可以说和昆曲一点都不沾边，而那时的乔燕和甚至连京剧都没有听过，“我记得我弹了钢琴，唱了首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得知自己考上了”。在家教甚严的乔大家族，听戏从祖上乔致庸时代就明令禁止。为避免子弟玩物丧志，乔家历代严禁在家唱戏，甚至用店规禁止店员看戏。乔燕和至今记得自己当时面试时唱了一首苏联歌曲《小路》。两年后，她被“昆曲大王”韩世昌先生收为入室弟子，后来成为北方昆曲剧院著名的昆曲演员。直到乔燕和被北方昆曲剧院录取后，这件事情才被家人知道。“当时那真是翻了天了，我们家所有人都反对，你想，我们家当时是连戏都不让听的，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去当戏子？”好在从小在家里备受宠爱，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的父亲的理解而产生转机。“我的父亲是上过洋学堂的人，过去昆曲的许多著名曲目，比如《牡丹亭》、《西厢记》、《窦娥冤》，他都知道。”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后来就跟家里人说，昆曲和京剧还是不一样，昆曲对古典文化的素养要求很高，燕和既然喜欢文学，就让她去吧。乔燕和也用自己的努力迅速改变了整个家族对她人生选择的态度:“我1958年9月考上昆剧院，第二年1月就初次登台演出。之后报纸上时有关于我演出的小小报道，很快让家里人改变了对于我投身昆曲的态度，除了九大妈还是想不通，别人都觉得，这孩子干得不错啊。”乔燕和还记得那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正是昆曲《双下山》（一出与《思凡》同题材的昆曲经典曲目）。乔家第五代乔映霞乔燕和的祖父乔映霞，是乔致庸的孙子。乔致庸有6个儿子，他最后看中三儿之子乔映霞的能力，于是乔家再次出现隔代掌门。19岁，乔映霞就从乔致庸手里接过乔家的事务。乔映霞早年也受过多年家塾教育。乔燕和说，祖父的少年时期正值康梁维新变法风靡一时，因此他对康有为、梁启超非常崇拜，对西方文化也非常倾慕。乔映霞曾经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小学堂，创办童子军，还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国学、新学和武学。乔燕和特别指出，《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借用了乔家宅院，但故事与乔家毫不相关。与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全然相反，乔映霞制定并严格执行所谓“六不准”的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虽然乔家在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但乔映霞对孙中山却颇为推崇，还参加了同盟会，在祁县积极提倡兴办教育，改革陋习，并在民国二年被选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后来甚至为了禁种鸦片，在威吓聚众反抗的农民时行为过激，不慎打死一人，被多方官员敲诈而逃往天津法租界避难，并在后来将家人搬迁到天津。无论是乔燕和还是武殿学、朱秀海等人都公认，乔映霞是乔家继乔致庸后最有光彩和能力的。“早在青年时住在老家乡下，别人都是长袍旗袍，我爷爷早就穿着西式衣裤了。那时乡下的中国人都还穿缅裆裤，大家都笑话他穿着个裤子站着尿尿。”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乔映霞终于摆脱命案的阴影返回老家祁县，开始专心整顿家族事业。在对包头复字号，祁县大德恒、大德通等商号大力整顿后，乔家的生意迎来了最后的辉煌。乔家另一位后人对记者说，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小时候，曾在一本50年代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上看到过对乔映霞和乔氏家族在天津商业界的介绍。多年来，乔氏家族在清光绪十年创办的大德通票号一直设在老家山西祁县，后来迁往北京，并在全国另设分支机构40多处，主营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由于天津分号地处当时北方最繁华的通商口岸，因此全国40多处资金调拨均由天津分号办理。1915年后中国商人的票号迅速衰败，到1921年，更仅有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硕果仅存。当年大德通收缩各地分号，仅留天津一处改为大德通银号继续营业，此银号在30年代又改为钱庄，持续经营到1948年。这座位于今天天津赤峰道74号的大德通分号和乔家旧址，正是乔燕和的出生地。这栋建于20年代的西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乔映霞在1930年购入的。“当时一楼是乔家的大德通分号，我们家就住在二楼”，乔燕和说。而在不远的赤峰道78号，正是张学良在天津的旧居。今天的赤峰道74号大德通分号旧址上还写着“乔铁汉先生旧居”。乔铁汉是乔燕和的大伯。1938年日军入侵山西后，乔映霞把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和大伯乔铁汉——在乔家大院出生并长大的最后一代带到北京、天津等地。200多年历史的山西商家乔家，终于离开了创造了显赫历史的家乡，把根扎向了大城市。乔家第六代乔铁民乔燕和回忆说，乔氏家族特别注重教育，她的父辈一代就有许多就读于知名大学。父亲乔铁民年轻时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工商学院附中等学校。乔燕和说，父亲在读书时就已经出任了大德通银号的董事长。高中毕业后，乔铁民前往北京辅仁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现居天津的刘增褫先生至今保存着1939年原工商学院附中(今实验中学)1939年高中毕业同学录。上面还留有当时只有20岁的乔铁民的标准像。今年85岁的刘增褫先生是乔铁民当年在工商学院附中的同学。而乔铁民当年的另一位同班同学董铁生先生回忆，工商学院附中当时是一所法国私立教会学校，红学家周汝昌、音乐家沈湘等人都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刘增褫的同学录里仅有一张乔铁民的标准像，他没有留下和其他同学的合影。在那张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梳着西式分头的年轻人的照片边上，乔铁民引用辛弃疾那首著名的《贺新郎》中的一句作为自己给同学们的留言:“知我者，二三子。”乔燕和说，父亲是一个沉默内向的人。尽管乔映霞长袖善舞，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动荡和衰微，让乔家的票号和商号最终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山西商人的产业一样纷纷倒闭。1860年后，中国和俄罗斯签订条约，俄国商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境内买茶叶，由于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享有比中国茶商优越得多的特权，晋商的茶叶生意迅速萎缩。乔家此后主要依仗的票号汇兑生意，则因为辛亥革命而迅速衰败。“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昌第一个被抢的大商铺就是乔家的。由于国家动荡，乔家的许多欠款无法收回，而为了保证信誉，欠别人的钱却要如数还清。很快乔家在江南的票号就全数关张了。”朱秀海说。长江以北的生意，尤其是包头的复字号是乔家创业和立业的根基。但朱秀海说，1924年冯玉祥和吴佩孚打仗退到绥远和包头地区后，乔家最后的致命打击来临。“他们要求当地商人支援军饷。乔家当时一次被要走了50万吨粮食，加上其他实物现金总共约合150万银元。从此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一蹶不振，200年的商业根基彻底动摇。”朱秀海说，“第三个打击来自曰本人。曰本人打到包头后，把残存的几个乔家商铺收走，最后在曰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当作伪产接收。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然包头不少商铺重新营业，但是乔家的复字号却已经无意经营了。”尽管如此，乔家的恩泽还是绵延很久。朱秀海说:“曰本人入侵后，许多乔家的掌柜和伙计一直都不走，他们相信曰本人一定会离开，他们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1948年，乔铁民在天津解放前把全家人生活了近20年的赤峰路房产售出，辗转上海后又回到天津，很快移居北京。但乔家没有忘记追随多年的掌柜伙计。包头市图书馆地方资料室李海龙先生说，在刚解放的1950年，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多次派人前往绥远包头清理结算乔家的复字号产业，并在当年冬天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李海龙说，1952年乔家清理家产时，乔家的下属都得到很好的安置。乔家从此与乾隆年间就创办的复字号脱离关系，而直到1953年春天，开办了200多年的乔家所有产业才全部清点完毕。乔燕和说，当年叱咤风云的祖父乔映霞，在40年代后期因各方面的压力和变故，得了间歇性精神病。乔燕和还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在一起的情景:“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怒自威。”乔映霞一生充满理想，但最终对于乔家商业的结局却无能为力。乔燕和记得解放初期家庭已陷入困顿中。“当时我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家里人全靠吃股息生活。”到后来股份也没有的时候，乔铁民开始在北京从教，先后换过好几个学校，最后在崇文区李村小学搞总务。“我父亲身体不好，但他对工作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尽心尽责。从小到大，我们家没有一根学校的铅笔和带有学校抬头的纸张。”尾声作为一个延续至今9代人的家族，3代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容易说得清楚的故事。乔燕和先后点燃了好几支烟，她说:“这毛病不好，都是‘文革’留下的习惯。”1966年3月，乔燕和所在的北方昆曲剧院被撤销，仅留一个演出队保留在北京京剧团。“文革”中，北方昆曲这个剧种基本上不复存在。乔燕和说，吸烟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恢复建制，北方昆曲得以复苏，乔燕和重新开始了演出生涯。她所在的北方昆剧院也从西单搬迁到南城，然后再次搬迁。乔燕和说，当年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就希望让她写一本有关自己家族历史的书，把祖先艰难创业的历史告诉后人。其实她自己的故事也像她演绎过的那些曲目一样曲折，但她似乎不愿多提。属羊的乔燕和至今她还在北方昆曲剧院带学生。回忆起当年告别舞台，她说自己其实还有能力再唱，但因为学的是旦角，扮演的是年轻的女子，“要给后面的年轻人机会”。1990年，乔燕和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曲目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乔燕和似乎更在乎晋商精神的传播，对于上代人的某些人生经历和悲剧，她似乎都有些顾虑难提。“上辈人的有些事情也许还是先不说的好，有些事情，也许要等我们这一辈人过去了才好说。”乔燕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