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漫话《百家姓》

wanglang

  　　《百家姓》是中国古代教育用书，是流行很广、流传很久的传统启蒙读物。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其《秋日郊居》诗的第三首自注中说：“农子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以《呻吟语》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明代理学家吕坤也在《社学要略》中写道：“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

“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民众赖以启蒙识字的文化基础，正是这三种读物直至20世纪中期以前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城镇乡村发挥着无以替代的文化普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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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禇卫，蒋沈韩杨------”
只要起个头儿，许多上年纪的中国人都会将这一连串并无实际文义的语句像歌谣一样地续诵下去。无论或短或长、或漏或全，大家往往会心一笑，因为人们骄傲地知道：自己的记忆深处犹然储藏着岁久弥芳的中华根基文化。

通行本《百家姓》仅有472字，可以说是字数最少的一种书，不是“书”的书。这些字尽都是些姓氏的堆积罗列，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也不像其它语句那样能够表达出一种理念上的具体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册薄薄的数页之本，它竟能在历经千百余年的社会动荡变化而犹存、竟能在代代新人换旧人的社会更替过程中拥有继续不断的读者队伍，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饶有学术意味的特殊现象。

《百家姓》每以四字为一断句，以清浊五音调整成序；同时，佐以大致以常见姓居前、稀见姓排后的编排方式。从而使得表面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的姓氏，由于句读的分合排列，由于声调平仄音韵的搭配和谐，又由于凝结固化的历史时间因素影响，便赋予了这些原本单个无序的独立字眼儿以序列化、意象化、集团化、有机化的整合定位。同时，还由于中国所具有的义、形、声的特点，为《百家姓》的联句涂绘上厚重的华夏传统文化色彩。

从《百家姓》中随便抽出一个句子，展示于众，受过教授的人们即会随之产生记忆寻析，感认其内涵文意，不由自主地要读出声来，产生出要续诵下去的欲念。这是因为但凡在童年时期曾经诵读过它的人，其内心深处都郁勃着根深蒂固的、抑扬顿挫的黄口童声时的印记。

“学而优则仕。”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化教育终极目标是培养作官的“栋梁之才”；然而，客观世界不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贵族以外的平民阶层也有了读书识字的需要与可能，教法和教材随之呼应，中国的教育实行着事实上的“双轨制”。要做官儿就得通经籍、应科举，儒家典籍自是士大夫阶级的法定教科书；而农工商等小民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若想略识之无，粗通文字，只得另求简便途径——乡校村学。

《百家姓》作为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之先，从客观上帮助孩子们认知了几百种姓，其中许多不常用的冷僻字也得以熟稔，如“卞”、“贲”、“殳”、“夔”、“訾”等等，虽则当时不解该字的原义、另义，但却由于长久的耳濡目染，得以熟记于心了。

从一般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看：“姓名”，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标志、铭牌、符号；但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姓名又决非仅仅起着字音、字符的普通作用，它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密码功能。因为中国的姓氏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它含有幽深的历史内涵，隐藏着若隐若现的氏族种群特征、姓氏群体遗传，它附载着种族成因、民族迁徙、人文生态、性情生理诸多方面的大量隐秘信息（当代科学界人士已然从姓氏文化中发见了一些遗传学研究的切入点，进而扩展成为社会人文与医学科技相交连的新型边缘科学）。据最新的姓氏研究发现，中国的古今姓氏已经超过了22000个，当代中国人正在使用的汉姓大约在3500左右。虽然通行本《百家姓》中所收的姓氏仅只438个，与中国的实有姓氏相差甚远，而且还遗漏了不少的常见姓，仍是起到了中华姓氏学上的积土成丘、开渠导源的薮聚作用和引领功能。

《百家姓》的原始版本并不多，流传最广泛、最普遍、最常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通行本《百家姓》，亦即总字数为472字者。但是，如同某些作品一样，当它得到大众的青睐喜欢时，也常常会有一些“好事者”采用借题发挥、移花接木、借花献佛的手法对之修改重编，所以《百家姓》也就有着不少名称上、内容上互有差异的改编本、异写本纷纷问世，形成了由表及内的重在内容的补充和变化。

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即有吴沉、刘仲质二人以“朱奉天运，言有万方”开头而编排的《皇明千家姓》，到明末又有黄周星以“尚慕隆古，胥仰盛王，万方弘赖，怀葛虞唐”为开头的《百家姓新笺》；清代之际曾经有以康熙名义编排的《御制百家姓》、咸丰五年（公元1856年）时由山阳人丁晏煞费心思编成的以“咸丰万寿，安广吉康，国家全盛，胡越向方------”、“咸丰万寿，安贺巩昌，国家全盛，边堵向方------”为开头织句的《百家姓三编》。这些刻意之作虽然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它们都经受不住人民的选择，经受不起历史的检验，它们尽管在当时为上层统治阶级首肯推崇并显赫一时，最终仍同星光一瞬、昙花一现般地被淘汰出局，尘封在浩瀚的古籍烟海之中。

《百家姓》按其印刷而言，它的版本有活字印刷本、有木刻雕版本、有石印本、有铅印本；按其形式而言，有线装本、平装本、精装本、普及本，也有袖珍本、手写本。按其内容而言，则有修订本、增订本、合刊本、异写本。林林总总，形制不一。

在我的藏书柜中存有线装本《百家姓考略》，其纸色古黄，抚之绵软，当是较为古旧的版本。此外还有书者不一、规格不一的多册手抄本《百家姓》、有署名“京兆古梁城梦飞刘冠英”书于陪都旅次的《百家姓仿影》、有每页印着单人图的《绘图增注百家姓》，还有广智书局印行的《绘图百家姓》（每页印有三人图）、江东书局发行的《绘图注释百家姓》（每页印有六人图），还存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宋禾麻庄聚义书局刷印”的《五字同音百家姓》、由“北平泰山堂书庄印”的专为“初等学生适用”的《正草隶篆四体百家姓》，版本纷纭，不一而足。

我曾经查阅了国内多家市级、省级以上的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发现它们在《百家姓》之类的藏书方面的品种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老旧一些的版本亦是鲜见无几。这表明了在中国的公共图书收藏方面尚有一些或主观或客观的疏忽和缺漏。也显证着《百家姓》的出身低微和处境平凡。以至于人们就似对待山花野草一般，漠然无睹，只顾奔向那大朵的、鲜艳的芍药、牡丹。

然而，《百家姓》的发行量其实很大，早在192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类的书。我时常想这些书如何还是这样畅销，得了两个缘故：一是长久的历史，二是普遍的分销。”

时至今日，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在新的时代环境里，《百家姓》的出版发行印量仍然是非常的巨大：据我手头所藏的版本而看，单只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这二十来年间，就有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安徽、广东、广西、海南等地58家出版社印行装帧各异的不同版别，规格既有常见的16开、32开、64开的开本，更还有小至256开的微型书。其印刷数量少则一、二万册，多者则又经数次重印而达数十万册，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当今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时期中，代表传统文化的《百家姓》仍然生机盎然地受到了社会大众的热情欢迎。

中国是文化大国，从古而今曾有多少文人学士以其聪明智慧和孜孜不倦的勤苦毅力，创作出无数时新一时的文学作品，写成了多少名噪于世的煌煌巨著。可是随着朝代的迭替，许多许多的书籍，都禁受不住时光的无情荡涤，沉进了深深的历史长河，以至销声灭迹，湮没无闻。

《百家姓》在其产生之初并无任何文学创作时惯有的“登峰”企望，也没有迎合权势、追逐时尚的目的，《百家姓》以不足五百的区区字数，直使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家喻户晓。即便如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也有以其民族文字编就的《蒙古字母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由此可见它的魅力影响。然而《百家姓》却以不是文章、不是文学的特殊文体，以不属于上层、不属于时尚的低微身份得到了历代人民的重视、喜爱，承受住社会文明大浪淘沙般的抉择考验，表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顽强生命力。

《百家姓》原本是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时期的蒙学之书，本属封建文化范畴之列，是一种源于“平民文化”的精神产物。其本身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自是固存，但它与那些煊赫一时的庙堂之文、答题应景的八股文绝然不同，正因为它没有很为具体明确的文意指向，而且它又具有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有着所谓的“大雅”文化难以匹敌的长处和优势；它自始至终植根于民间大众。所以，它在时代列车的加速驰行中，没有被当作多余的负载累赘，更没有被视为过时“垃圾”而遭抛弃。从而使它在传授中华人文基础知识，增加童蒙汉语音韵感受方面的作用功效大大强化，远远超过了《千字文》、《笠翁对韵》、《龙文鞭影》等等。

中国是个书籍如海的文明大国，而《百家姓》竟然能够以极其普通、极其平俗、貌不惊人的风姿，占据了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稀见的“下里巴人”，其现象、其作用可以说是书林之中匍匐大地上的一枝长春藤，生机勃勃，活力迥异，耐人寻味。

　　　　　　　　　　　　　　　　　　　　　　　　　　　　　－－朗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