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

云端

  　　二、吴玉章回忆录的史学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革命史学家，吴玉章一生撰写了大量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这也是我们认识吴玉章史学地位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八一革命》及其史学价值。

　　《八一革命》是吴玉章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写成的呈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于南昌起义的报告。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直到６０多年后，这一事实才得以确认，该书也才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１９９１年正式出版。全书共十余万字，除绪言和附录，另有八章内容。它集中论述了"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爆发的原因、经过、失败的原因以及影响和教训。该书虽名为"八一革命"，实际上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总结。在这本书中，吴玉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剖析和阐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分裂革命、背叛和镇压革命的原因和经过，深刻地检讨了中共当时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对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的领导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无产阶级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动摇、投机，最后叛变革命的行为，作出了极为精辟的分析"［（８）］。

　　《八一革命》诞生在中共六大之前，但吴玉章对中国大革命及南昌起义的分析，今天看来主要观点仍是正确的。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是娴熟的，个人亲身经历的回顾亦增强了该书的可信程度。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开创性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早期著作，它比瞿秋白撰写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对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在时间上稍早，但内容更集中更深刻，"它对研究中共党史、国民党史、国共合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９）］

　　（二）４０年代在延安写成的自述类和史论性回忆录。

　　４０年代吴玉章在延安写成的回忆录，可分为自述和史论两大类。

　　自述类回忆录，以《六十自述》和《吴玉章略传》最具史料价值；《我和共产党》及《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对吴玉章一生革命经历的研究。

　　《六十自述》主要记述了吴玉章从一个爱国青年到他从事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它不仅为我们研究吴玉章革命生涯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和四川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研究。《吴玉章略传》的价值在于将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大革命到抗战中期的革命历程给予了较详实的记述，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在国外从事抗日救亡的真实情况。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失败》及《揭露〈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的谎言》是吴玉章１９４３年在延安撰写的长篇史论。前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概述了中国国民党从１９１２年诞生到１９２７年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对国民党改组前的局限性及改组后革命与反革命路线的激烈斗争情况都作了详尽分析，揭露了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中国革命的罪行。后一篇文章专为驳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而作，阐明了三民主义的真实涵义，揭露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三二○事变"及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具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这两篇文章都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但当时未公开发表，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吴玉章德高望重的特殊身份。从国共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中共中央未将吴玉章批判蒋介石的文章发表。二是从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全局出发，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发动了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何思敬、陈伯达等文化名人，全方位、多角度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予以有力批驳，与吴玉章文章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吕振羽的《国共两党与中国之命运》长篇论文已公开发表，已足以回击蒋介石的谬论。吴玉章这两篇论文当时虽未及时发表，未能发挥其现实作用，但它们仍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国民党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

　　（三）《吴玉章回忆录》的问世。

　　《吴玉章回忆录》是吴玉章在李新、戴逸和胡华、王宗柏等帮助下整理而成的约十八万字的专著。其中既有从甲午战争到解放战争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历程的回顾，也有杨闇公、赵世炎、林伯渠等革命者斗争生涯的记述。约七万余字的《从甲午到辛亥革命的回忆》，颇受史学家推崇，在于它不只是一篇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书中所记吴玉章当时对义和团的认识和态度，特别是对百日维新的评价，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对汪精卫和喻云纪在暗杀活动中的不同表现的描述，既生动感人又颇具理论水平。通过对辛亥革命５０年的反复思考和理论研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吴玉章撰成的长篇论文《论辛亥革命》及其回忆录，将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无论从史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推进到新的阶段。正如著名史学家胡华所说："不但在国内史学界有重大影响，也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至于他的其它回忆录，"不但对研究近现代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１０）］

　　三、吴玉章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吴玉章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重视理论并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也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吴玉章将历史学的作用，提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高度来认识。他认为"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１１）］。在吴玉章革命生涯中，确实是把"历史"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早在同盟会革命时期，他在日本创办的《四川》杂志上用大量篇幅登载中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借以鼓舞人们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的勇气；１９３５年在法国从事抗战救国国际宣传工作中，又广泛联系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６年，在苏联从事中国历史教学过程中，对蒋介石尊孔复古逆流及其反动文人在秦桧和岳飞问题上颠倒黑白的反动行径予以揭露和驳斥；在延安，１９４０年在各界讨汪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革命经历，对汪精卫早年投机革命的行为予以揭露；１９４３年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散布的谎言予以驳斥。

　　正因为吴玉章对历史学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有充分认识，因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自己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活动，而且还大力扶植和精心指导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工作。在延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称《简编》）和许立群的《中国史话》的进一步完善都凝聚了吴玉章大量心血。他在病后不仅为《中国史话》撰写了序言，而且将书稿"前后看了两遍，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帮助改正了许多甚至是很微小的史实的错误"［（１２）］；他虽未参加《简编》的编写，但多次参加了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学术讨论会，特别是该书第一编书稿写成后，他写了一封对《简编》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信。遗憾的是由于书信原稿未注明日期，因而《吴玉章文集》将其写作时间推测为１９４１年，《吴玉章书信集》则标为１９４５年。我们认为这封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写于１９４０年，而不是其它时间。论据有二：一是《简编》第一编部分内容已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开始在《中国文化》上连载［（１３）］，次年５月，范文澜又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同年，《简编》上册已在延安公开出版；二是吴玉章书信的内容，尹达写成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８日的《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一文曾征引过两处，该文于１９４１年６月发表于《中国文化》第３卷第１期。［（１４）］在这封信中，吴玉章指出了《简编》第一编存在的四个具体缺点，并提出了四条颇具建设性的指导意见。［（１５）］随后他又专门就《简编》召集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自己杨家岭的窑洞开了一次讨论会［（１６）］。从这些基本史实，可以明显感受到吴玉章在《简编》修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吴玉章又指导了何干之、李新、胡华等同志撰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史》。［（１７）］

　　注重发挥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是吴玉章史学的又一特点。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家，吴玉章认为"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加强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１８）］。注重探讨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吴玉章二三十年代史学著述的核心。注重历史教育，在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是非常突出的。他曾三次集中从事过历史教学工作，即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６年在苏联，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４９年在华北大学，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史学专题讲座和报告。他认为，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办法。１９４０年，他在百忙中先后参加了延安"二七"、"五四"纪念大会及成吉思汗迎灵活动，又为蔡元培先生的逝世及中共诞生１９周年和抗战三周年发表文章。解放后不顾年事已高，参加过孙中山诞辰９０周年、戊戌变法６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５０周年等学术讨论会。吴玉章注重从历史中发掘现实意义，教育广大人民，这在他多次撰写文章和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６１年，他为辛亥革命所写的纪念文章就有七篇之多。

　　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是吴玉章史学的又一根本特征。吴玉章１９１９年阅读日文《过激派》（布尔什维主义）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２８年开始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大革命和中国封建社会，随后又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用这一理论为指导，开始了较系统的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活动。１９４８年在华北大学时，为了提高广大新干部的理论水平，他修订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程绪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无疑有助于广大干部马列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吴玉章是较早注意到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正确处理唯物史观与具体历史叙述关系的史学家，这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已有明确表现。他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的共同性之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们反对那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道路，但我们并不反对说东方社会发展有它的一些特点。"［（１９）］"我们虽然是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但却不可拿抽象的社会学的公式去代替历史叙述。"［（２０）］应"力求使我们的历史著作不但有丰富的材料，卓越的思想，而且写来有声有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精美"［（２１）］。吴玉章一生，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新中国历史学会一成立，他就强调"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材料作科学的研究"［（２２）］。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２年更大声疾呼："为了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的学风。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要求。历史要求事实完全可靠，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和夸张。"［（２３）］吴玉章将"史实务求其真实，评价务求其公允"作为治史的座右铭［（２４）］，强调学术研究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这些都是有感而发的，实际上是对史学界５０年代后期日益滋长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的批判，表现了吴玉章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深邃的洞察力。此外，他关于史学家的修养、历史著作编撰原则、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和核心也有一系列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