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及史学渊源的思考

华婷

  　　中国的文化从其发展之初即是依附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当时中国的所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宗教哲学等等都是政府控制的，所有的几乎全部都属于官学；
　　中国的历史学是从隶属于国家的宗教祭祀的巫史发展而来；巫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渊源，更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中国的宗教哲学，历史，文化，天文，历法，数学以及教育等等都是来源于此；依附于国家的巫史的学术一支史学从中慢慢分离出来，后来演变为国家的档案记录甚至是贵族的私人秘书和记录员，正是这种历史渊源，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依附的烙印，缺少其独立性；由此而造成中国的历史带有浓厚的历史倾向性，政治倾向性，道德批判性。
　　中国的史学从夏商周三代直接演变为国家机器的有效组成部分之一，成为统治贵族的国家机构的有效组成部分，从《尚书》《春秋》和《史记》的记载来看，国家史学的发展对于后来的政治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并且其中关于早期历史文献前辈先贤言论政策的记录也成为后世君主立法的根据和言行礼仪的标准规范，历史纪录的政治性和道德规范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史学在春秋时期是一个飞速发展时期，也正是这时候出现了私人修史。因为周中央政府的极度衰落造成了地方政权的崛起，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的繁荣，官学的分散和衰落，文化的扩散和思想的大解放；孔子删改鲁国的《春秋》更多的是通过对历史的修篡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已，带有明显的个人政治倾向性和道德批判性，特别是宣传孔子自己的大一统正统思想的工具，由此也开启了中国史学大一统正统史学意识和思想先河；当时的孔子思想反映了当时守旧旧贵族的正统意识，但是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对于统一稳定的向往；到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可以说是文化独裁的标志，但是也可以看作中国中央政府意图从历史上来保证大一统正统意识，对于先秦历史和各诸侯国家历史的焚毁其实是为了保证秦帝国历史的绝对地位和权威性，保证秦帝国的权威和统治；西汉建立以后，司马迁的《史记》的写作，真正把大一统正统思想作为中华各统一帝国正统史学的根本思想。虽然司马迁当时也是属于私人修史，但是也是站在维护汉帝国正统地位的立场上。自此开始，各代的正统历史学家就把孔子和司马迁修史的主导思想继承为中国史学的不二法门，中国的历史也就成为了一部各代帝国正统的地位史，各代帝王的世系编年史，王公大臣贵族的事迹史政绩史，帝国的歌颂史；所有非正统的历史在今后各代的修史或流传中，也逐步被大一统思想的各帝国的史学家们慢慢的销毁，篡改，被曲笔掩盖了；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政治宣传史和道德批判史，甚至可以说是儒家的历史规范和道德纪录；
　　中国的历史更多的是一步帝王歌颂赞美诗，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性，肯定性，道德批判性，缺少客观独立全面的记载，其中更多是对帝国的正面的宣传肯定和赞美；即使对前帝国的批判也是建立在新帝国的赞美的基础上的，为新帝国的建立创造宣传舆论；
　　因此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必须学会摈弃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道德批判性，历史的研究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粉饰辉煌的过去！陈伟元